为政之要，在于得人。人才对于国家事业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本讲向大家介绍的这部书，堪称中国古代第一部人才学专著，它就是《人物志》。

　　《人物志》的作者是三国时期魏国学者刘劭，这部书共三卷十二篇。一经行世，便得到广泛青睐。晚唐名相李德裕说：“余尝览《人物志》，观其索隐精微，研几玄妙，实天下奇才。”清末名臣曾国藩更是将《人物志》置于案头，朝夕钻研。到了现当代，人们对这本书的关注程度及评价，丝毫不亚于古人。著名哲学家汤用彤就曾指出，从《人物志》中可以看出曹魏初期学术杂取儒名法道诸家的特点，“故甚具历史上之价值”。20世纪3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施赖奥克还将此书翻译成英文，取名为《人类能力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近几年来，市面上注释整理《人物志》的书籍更是不下十几种。

　　那么，《人物志》究竟有何魅力而能受到如此推崇呢？

　　原来，三国时代，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日趋完善。与秦汉相比，这一时期的人才管理理念和模式也基本上走向稳定和成熟。像在人才选拔方面，从笼统的“贤”到具体的“德”“才”或“德才兼备”；在人才使用上，从单纯重外在才能到关注人的心理特征，从只顾选拔、任用，不重效果，转向注重业绩的考察，使对人才的了解更全面，使用更科学。

　　《人物志》这本书正是总结了三国时期以前人才管理的历史经验，针对三国时期发生的人才管理理念和模式的变化，系统阐述了人才本质，人才分类，鉴别与使用人才的标准、原则等问题。比如，书中首次提出运用“八观”“五视”“七缪”等方法识别人才；第一次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人才进行素质测评；强调选拔人才要坚持德才并重；强调君主要与人才互动，一方面执政者要善于发掘、识别、任用人才，同时，人才也要积极表现，充分发挥自已的优势。

　　此外，《人物志》的作者刘劭也非空谈理论的学者，他写这部书是建立在自己学识、才能、地位、专业和工作经历的基础上。因此，书中关于人才选拔、人物评价等问题都是作者从实际出发写就的。

　　可以说，《人物志》这部书是顺应时代的作品，书中提出的关于人才管理的理念和模式颇具实用性和普遍性，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的人才选拔和培养，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人称其为中国人才学的第一部著作，实不为过。

　　《人物志》问世近二百年后，十六国时期西凉学者刘昞为这本书作了注释。此后历代刊行的《人物志》，都附有刘昞的注文，直到今天，仍是如此。也就是说，刘昞的注释已经被视为《人物志》的一部分了。那么，刘昞的注释为什么能够得到后世的广泛认可呢？

　　首先，是解题得体。解题是古代书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时代隔阂，前人流传下来的典籍中一些篇章题目的含义难以理解，需要用当代的语言做一番解释。《人物志》十二篇的题目，诸如《九征》《体别》《流业》，孤立地看，有不知所云之感。刘昞则为十二个标题作了注解，如《九征》，刘昞解释为“人物性情，志气不同；征神见貌，形验有九”，点名了该篇是论述人物性情志气的九种特征。

　　其次，是注句深邃。刘昞注《人物志》采取随文作解的方法，注句为主，释词为辅，使注释与原文相互呼应、浑然一体。从注释的内容来看，主要是解说每句话的意思，如《九征》开篇讲到：“盖人物之本，出乎性情。”刘昞解释说：“性质禀之自然，情变由于染习。是以观人察物，当寻其性质也。”这样的解释不仅是用一种较为浅近的语言来对译艰深的文字，而且表达了注释者对原文的见解。此外，刘昞注《人物志》的主要目的是为当时统治者提供一套发现和使用人才的良策。因此，注文更侧重于他对历史及其所处时代的认识。

　　第三，是补史精当。讲历史离不开历史人物，历史人物的活动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人生智慧。而《人物志》一书多数情况下只讲理论，读起来较为空洞和吃力。刘昞则增补史实，延伸其思绪，使人能更好地把握书中要义。比如，“夫幼智之人，才智精达，然其在童髦，

　　皆有端绪”一句，刘昞并没有逐字作解，而是寻其源，增补“仲尼戏言俎豆，邓艾指图军旅”的例子，说明历史上确实有早智速成的人才。特别是刘昞在补充历史资料的同时，还很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后人提供借鉴，即所谓经世致用，这大大提高了《人物志》一书的实用价值。

　　由此可见，刘昞的注不仅仅是对《人物志》书中晦涩难懂字词做梳理，而是立足经世致用，并把自己的观点融入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昞的注文与《人物志》的原文已融为一体。《人物志》能够得到后世的认可和广泛传播，刘昞也功不可没。

　　作为一部系统阐述人才理论的专著，《人物志》不仅在古代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能从中得到启发。

　　首先是如何认识人才。人才观是关于认识发现人才的根本指导思想和理论。《人物志》中所体现的人才观主要有：才德并重不可偏废；人的能力有大有小，但都值得重视、认识并发现；要广纳各方面人才；应该辩证地认识人才。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今天重视和吸取的。

　　其次是如何发现人才。如果说如何认识人才是人才观，那么如何发现人才就是方法论。《人物志》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有益总结。一方面是由表及里地发现人才。刘劭认为从人的外部表现可以发现其内在的品质。比如安逸悠闲的仪容风度可以反映平和有条理的内在精神。为此，刘劭提出了“八观”识人法：一是观察一个人性情中反面侵夺正面和正面补救反面的情况，就能明晓性情的似是而非和错综复杂；二是观察一个人在遇到各种突发事件后言辞和应对能力的变化，就能知晓他性情最基本的特征。三是观察一个人身上所具有的各种本质特征，从而了解他的名声。四是观察一个人性情表现的方式，就能辨明他的真相。五是观察一个人慈爱和礼敬的真诚程度，就能推知他和别人交流是流畅还是阻塞。六是观察一个人性情微妙的变化及原由，就能辨明他对人是宽容还是猜忌。七是观察一个人的短处，以推知他的长处。八是观察一个人的聪明智慧，以了解他的能力和水平。此外，刘劭还指出，认识一个人不能只凭众人对他的评价，不能只凭自己的好恶，而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一个人，考察人才不能凭主观臆断，也不能没有自己的主见，等等。这些总结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最后是如何使用人才。在《流业》一章中，刘劭认为清节家、法家、术家、臧否、文章、儒学、口辩、雄杰等都是人才。在《材能》一章中，刘劭又认为担任高级职务的是人才，担任低级职务的也是人才。可见，人才类型不同，能力大小各异，因此只有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才能使其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从而给国家的治理带来好处。反之，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刘劭还举了一系列例子，如刚猛的人适合讨伐叛乱，让他们治理善良的百姓，往往会对百姓残暴不仁。这些论述体现了“量才适用”的原则，也是今天选人用人中应该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