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静静

    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国内学者潜心探索的重大问题，也是国际学界持续关注的研究领域。如何理解、阐释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中国形象，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文史哲》杂志自创刊伊始即着意于“古文”“古史”“古哲”，力求让古典学术与时代精神深度互动，对文明起源问题的追寻已经伴随她走过了七十余载春秋。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强调了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必要性，肯定了《文史哲》杂志在弘扬中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工作成绩，表达了对于整个学界的期待。值此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两周年之际，恰逢层累说提出一百周年暨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文史哲》编辑部以“层累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为主题，于2023年5月7日举办了第十一次人文高端论坛，与学界一起就相关问题进行交流，以期结合历史与现实，从更长时段理解古史辨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刺激、推动作用，进而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一种有益的观察视角。

    “小规模、高层次、大影响”是《文史哲》杂志系列论坛的设计理念。来自史学、文学、哲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领域的近30位学者聚首济南，给予了本次会议最大的支持。已经83岁高龄的汪荣祖先生特地从台北赶来，会前还在完善发言内容；沈长云先生、葛剑雄先生与陈淳先生均已年逾古稀，仍不辞辛劳，欣然赴会；罗志田先生所乘航班延误，直至半夜方下榻酒店；西山尚志先生与陈学然先生则分别从日本、香港飞来，睡眠时间被严重压缩。所有嘉宾皆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会，是对《文史哲》杂志最深的信任。

    百家争鸣是学术会议之所以为学术会议的根本，也是人文论坛高端性的保证。近20场学术报告，虽然每一场的时间只有15至20分钟，但每一位学者都奉献了最精深的见解。从中可以感受到不同学者的学术气质与治学气象；也能够体会到学问之大，非一人一时所能轻易成就；亦有某些瞬间直击心灵，不禁令人发出要做真学人、真学问便当如是的慨叹。一位学者最需要的是时间，而学术的代际传递同样如此。老中青三代同堂论学似乎成为了一种通例。中青年学者的朝气、勇气、锐气与年长者的笃定、沉潜、厚重相得益彰，使得原本紧张严肃的会议从容活泼了许多。现在，我们将镜头转向会议现场，且看诸位学者的高才卓识。

    一、层累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多向度推进

    “五四”以降，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逐渐从传统经学中分离出来，进入了一个以张扬理性精神、崇尚科学方法为标帜的新阶段。而全面开启新阶段之门者，非顾颉刚及其所提出的层累说莫属。倏忽间百年已过，今日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已经成为由多学科学者共同发力，影响远及海外的重要学术领域。层累说则退居幕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甚至被视作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对立面，承受了不少原本不属于它的批评。如何理解其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关系？ 如何在新语境中估定其地位？ 的确是摆在学者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王学典教授常说，20世纪中国学界没有一种假说能够与层累说媲美。早在2006年，他便指出层累说是整个20世纪中国学界最富学术含量的一个大命题、一个有巨大阐释力和覆盖率的大预设。如此震撼人心的层累说何以会受到冷遇？ 看来发掘其时代价值势在必行。在此次会议中，王学典教授首先给出了回答：层累说至今仍是中华文明范畴内的关键命题，其核心在于将如何理解中华文明放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刺激、推动了对中华文明的探讨，由此我们可以说，顾颉刚及古史辨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功臣。仅此寥寥数语，王学典教授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也点出了论坛的主题。

    古史辨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辨伪经书，其中关于《左传》真伪的考辨贯穿了顾颉刚的后半生。作为透视上古历史的窗口，《左传》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当占有一席之地。汪荣祖教授的发言由此出发，坚持认为《左传》非伪，由古史辨开启的疑《左》之风早就应该画上句点了。沿此思路，他援引何炳棣先生之说，坚信中国文明源出本土。汪先生年已耄耋，但风采不减当年。在座的不少学者，是读着汪先生的著作成长起来的。作为本场主持的王学典教授即如是说：汪先生的《史传通说》一书是他们那一代人常读的经典。此次济南之行，汪先生偕夫人陆善仪同至。无论是在会场、餐厅还是在校园，总能看到贤伉俪的身影，让人心里泛起些许暖意。

    文献与考古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双重驱动力，二者之间的关系向来引人注意。孟祥才教授指出，将文献与考古对应起来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我们不必强行把传说坐实为信史，也坐不了实，让神话的归神话、历史的归历史，这才是探索文明起源正确的打开方式。曾主持济南大辛庄殷商遗址发掘并发现大辛庄甲骨文的方辉教授从区域系统调查的角度，谈到了关于早期国家形成的几个问题，在承认历史地理文献是论证文明起源重要合法性资源的同时，强调了考古实践在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研究中的作用。身兼考古学、民族学与人类学背景的郭立新教授则对多元一体的民族史范式进行了检视，并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考古发现验证了顾颉刚有关打破民族和地域一元论断的先见之明，中国文明在起源上的多元论已经成为主流认识，但有关文化多元的认识止步于公元前2000年，此后时期仍由夏商周三代一体论主导。我们应当回到顾颉刚之呼吁，了解和辨识文献中的地层，在历史脉络中思考文本的形成过程、文本书写的动机与时代背景、历史语言学的变化、版本流传造成的歧异；用一手资料复原历史框架，并在此框架内辨识文献中碎片信息的真实性与可信度。孟教授精神矍铄，方教授温文尔雅，郭教授从容自若。每位学者皆具个性，个性中又可见其对于学术问题的不同关怀。

    尽管层累说存在种种不足，但其并未过时，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会议上的绝大多数学者都赞同这一点，分别从史学、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等不同角度为之做了脚注。在传世文献、神话传说、民族习俗与口传文学中，蕴藏着中华文明起始阶段的基因密码，而考古学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让材料说话，并与其他学科一起，将文明形成时期的社会架构、文化观念等内容呈现在人们眼前。因此，若要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需要多学科的投入与发力。

    二、上古史重建的路径与方法

    古史辨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共同指向古史重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指责古史辨只重破坏而无建设，这对顾颉刚来说是不客观、不公正的。翻翻《顾颉刚全集》便可明了，顾颉刚的最终目标是重建古史，而所做的工作是为此铺路而非挡路。层累说与古史重建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对立关系，反之，今日之古史重建仍有赖于重审层累说之学术价值。

    陈淳教授主要从科学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的学术传统大抵是一种缺乏理论的直觉研究，缺乏理性主义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这对古史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古史辨可以说是古史研究的分水岭，因为顾颉刚将现代科学的文献批判精神引入了古史领域，为科学考古学的传入铺平了道路。这种精神应当成为古史重建的前提，而且古史重建需要有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作为指导。在发言的最后，他再次强调了科学态度、怀疑精神之于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满头银发，戴一副茶色眼镜，陈淳先生是让人一眼便能记在心里的学者。作为开一代学风的前辈，他一直以怀疑和批判作为考古学者的天职，所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深度常能予人别样启发。作为本场主持的仲伟民教授非常赞成陈教授的观点，认为陈教授从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肯定了疑古，并承认了顾颉刚的贡献，给大家呈现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仲教授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层累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绕不过去的高峰，堪称中国版的后现代理论。怀疑与批判是一位学者必须具备的特质，也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首要环节。两位教授及在座学者的发言为此做了绝佳的注脚。

    汪晖教授另辟蹊径，将《故事新编》与《古史辨》对读，从二者之间的互文关系出发，比较分析了鲁迅的拟古史叙述与顾颉刚的层累说框架，以及他们表现在历史观上的差异。汪教授同意疑古史学是现代史学诞生的标志。以此为前提，他提出了两点还可以继续思考的问题：疑古史学将过去纳入历史的范畴来作为绝对的过去，这是接受了进化时间观的结果，但过去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被历史收缩的东西，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其中的复杂性？ 由实证方法得出的结论同样不能摆脱被层累的命运，我们在承认层累说具有普遍意义的同时，又当如何看待其限度呢？ 这些问题都与文明起源研究息息相关。王学典教授给予了汪教授发言很高的评价，认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将这两部书对读，并从中得出重大发现。

    对于如何重建古史，王震中教授谈到自己不赞成用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来解决这一问题，而应该整合多种学科，即在清楚史学、考古学、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各自优势与局限的基础上，以所解决问题的所属学科为主体去整合其他学科。具体说来，古史重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整合多学科在具体问题研究上取得的新进展与新突破，二是做出理论创新，三是在前二者的基础上重新撰写中国上古史。沈长云教授表示了不一样的看法，认为应当保留三皇五帝的提法，从具体的研究层面来解决古史的相关问题，而不应笼统地否定之。此外，沈长云教授还认为夏朝不仅存在，而且其所处地理位置在豫东、鲁西而非考古学界致力于寻找“夏都”的豫西、晋南一带。两位教授是古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均对古史辨的贡献与不足进行了辩证分析，在古史重建问题上给出了真诚建议。

    陈泳超教授立足于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指出在层累说这样一个大的理论框架下，我们应在区分不同话语的基础上，共同描述古史发展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先把各自的话语体系理清楚，再去看不同的话语体系在哪些环节上可以相互对话而不是强行对应。并从具体研究出发，以上古神话从感生向帝系的转折这一问题为例，对层累说作了精细化处理，使得此范式更具解释力。

    17年前，曹峰教授曾参加过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及《文史哲》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忆起当时的情形，曹峰教授感慨良多：顾颉刚先生和古史辨派是永远鲜活的人物和永远鲜活的学派！ 时隔近20年，曹峰教授的感受发生了些许变化，但有一点感受却是一以贯之的，即顾颉刚及古史辨的影响实在太大了，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大方向、大问题与大框架，让我们时刻感受到顾颉刚是鼻祖式、奠基式、开创式的人物。在对顾颉刚及古史辨予以同情理解的同时，他也提出应严肃反思、优化层累说，要从是真还是伪转向何处为真、何处为伪，转向为何有真、为何有伪，转向真是哪个时代的真、伪是出于什么动机的伪。

    古史重建与中国文明起源遥相呼应，同样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参与。作为我国学者独立提出的理论命题，层累说已被当下的考古实践与基础研究证明仍有独特的学术价值。正如不少与会学者所提到的那样，如何优化、细化层累说，如何合理地发挥层累说之于古史重建及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作用，不仅有助于古史辨走出困境，也有助于在新语境中衡估、刷新顾颉刚的学术地位与学术形象。

    三、顾颉刚与中国现代学术

    顾颉刚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创者之一，这样的定位应当是恰切的。无论是在历史地理学、民俗学还是文献学领域，都可以看到顾颉刚的身影。“正是在这些领域的开拓与创辟之功，使顾颉刚成为中国古典学术的终结者和现代学术的先驱”，“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古典学界不可绕过的巨大存在”。这一点总能成为参会嘉宾热议的话题。

    在历史地理学界，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被称为“三驾马车”，而他们均为顾颉刚的学生。作为顾颉刚的再传弟子，葛剑雄教授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科就是在顾颉刚的学说及其学风的指引下才发展起来的，若是没有顾颉刚，这个学科的出现和形成恐怕要推迟很多年。在追述历史地理学科诞生的艰难历程之余，葛先生还与大家分享了顾颉刚与其弟子们的几桩轶事。其中一件是顾颉刚瞒着张维华，拿自己的钱作为奖学金，帮助张维华渡过了经济难关，即便是在二人关系破裂时，顾颉刚也没有向张维华透露实情，这让晚年才得知真相的张维华感动不已，最后师生和好如初。在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之际，葛剑雄教授的分享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顾先生人格的熠熠光辉。

    与顾颉刚共事了12年的孟祥才教授也讲述了顾颉刚的故事。在孟先生看来，顾颉刚有着超常的智商与超常的勤奋，是民国史学家中最显著的一面旗帜，其所留下的2200万字的全集便是最好的证明。其中，《顾颉刚日记》可以说是顾颉刚的心灵发展史，虽然有些记录因年老误记而有失真实，但总体上还是实事求是的。与此同时，《顾颉刚日记》作为社会史的史料也颇具参考价值，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比如他曾记下三年困难时期肉、鸡蛋等的价格，让我们了解到那个年代困难到何种程度；也曾在日记中直抒胸臆，绝不隐藏自己的想法，以致因言获罪，屡遭批判。讲起往事，孟先生的双眼明显带着光芒。奈何斯人已逝，天人两隔，身处此情此景再忆故人，心中该是何等光景呢？“我过去做了对不起老人家的事，但是实际上从内心来讲一直非常敬仰这位老人家，他对我的一些事的记载，基本上都是实事求是的，顾老先生的日记能给我留下这么一笔，我还是非常感激他。”孟先生以此作为对顾颉刚先生的纪念，在这样的日子里显得格外珍贵。

    回到主题上来。罗志田教授从晚周秦汉间的祛魅倾向与“全神堂”构建问题入手，就层累说中的一个环节进行了反思。晚周秦汉时期出现的整齐故事行为是历史的大转变，大家自此开始重视自己的记忆认同问题。这种整齐故事的努力是双向的，表现为祛魅与构建“全神堂”这两种并行但又相互对立的倾向。双方的竞争及“全神堂”的获胜需要得到解释，而这很能表现出那个过渡时代的风尚。

    成祖明教授以“回到顾颉刚重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为题，旗帜鲜明地提出顾颉刚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奠基者之一，其所建立的总体框架的科学性至今无法被动摇。要让古史辨走出现代之困，须在观念上认识到经典的价值不在经典之外；应以科学的求真为前提，走出二重证据法，使经学与史学各自独立，分任合进，以建立现代新经学与新儒学，转向一个开放多元的经典世界的意义阐释。成祖明教授气魄宏大，素有“明成祖”的雅号。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具有相当的感染力，在他周围的人都能感到其满满的热情与真诚。那种带有信仰式的坚定，让每一个初见成教授的人都会印象深刻吧。

    郑吉雄教授以易学的经传分离说为个案，反思了百年前古史辨运动有关易学的讨论。通过梳理崔述的怀疑方法及其论《易》的七个证据、钱穆《论十翼非孔子作》的观点等，并借助库恩的典范转移理论，为重新理解易学史上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新角度。郑先生所撰新著《周易郑解》将会在今年出版，写作此书的背景即以检讨20世纪初的易学经传分离说为起点。这让我们又多了一份期待。再次回到母校的徐建委教授发现顾颉刚的古史理论关注了现在非常新潮的一个方向：历史的结构、生成与叙事。由此出发，徐教授以战汉之际政治制度的变革和两汉之际社会文化的嬗变为问题，探索了在物质文明和政治社会变迁中观念体系的发展轨迹、思想特征与深层动力。徐教授讲到自己的博士论文与刘向有关，所以对刘向歆父子之间的差异特别敏感，而这一点可以说是观察两汉变革的一个窗口。徐教授在早期文本与学术思想的关系等问题上有着独到的看法，很能刷新人们的既有认识。

    陈学然副教授坦言自己接触顾颉刚是2006年左右的事情了。因其本身以研究章太炎为主，所以最初是从章太炎的角度去看顾颉刚及古史辨的。在本次会议上，陈先生主要就1939年前后顾颉刚的思想变化展开分析，认为其变化受到了战争、时局的影响，而此影响直接关系到顾颉刚对民族起源等问题的认识，从中可以看到经世传统对现代知识人群体的强大作用。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其中的关节错综复杂，但相关研究却略显薄弱，陈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考。时隔三年半再回山东大学的西山尚志副教授，则对日本史家白鸟库吉与津田左右吉研究古史、神话的学术方法及其所持的学术观点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他们二人都认为日本神话与中国神话相同，皆非历史事实；无论日本、韩国还是中国，其神话都是后世思想的反映。而二人观念不一致的地方在于日本神话是否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西山先生在读书期间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认真与严谨的特点在其文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要有科学精神，要敢于怀疑与批判，是他一以贯之的坚持，也是他最常对学生们说的话。

    李政君副研究员的发言涉及三个问题：顾颉刚考辨古史的核心旨趣是考察古史学说或观念的流变；顾颉刚对层累演变的解释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由历代时势推演所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历时性演变，另一种是由古史神话与传说在跨地域流布过程中所带来的共时性多元地域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的转化；顾颉刚最终还是建构起了自己关于古史层累的叙述体系。李政君副研究员细致梳理了顾颉刚的古史观念，有助于大家增进对此问题的理解。李长银研究员指出顾颉刚的诗学研究打击了传统诗学，初步实现了《诗经》由经学向文学的变革，推进了诗学研究新路径的生成。李长银研究员致力于古史辨研究多年，在具体问题层面推进了此一研究。作为新生代力量，两位青年学者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顾颉刚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王学典教授总结说，我们常用史学革命来概括顾颉刚的贡献，这是远远不够的。顾先生实际上发起了一场带有全局性的学术革命，在各个领域都造成了革命性影响。今日重新考虑顾颉刚在现代学术中的位置，对我们进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同样重要。

    整场会议下来，令人意犹未尽，从头至尾都保持着相当的高度，非常饱满、丰富。《文史哲》编辑部李扬眉副主编在闭幕致辞中向所有的与会学者表示了衷心感谢，并说：“常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但一时代之学术究竟如何，还是要看每个时代的参与者究竟在思考些什么问题、产出了什么样的成果。在这方面，我们是与顾颉刚先生同在的。”王学典主编最后总结，会议实现了“小规模、高层次、大影响”的设计初衷，跨学科从多个方面呈现了顾颉刚先生的治学面貌，与会学者的专业结构与顾颉刚先生发起的学术革命大致吻合，而且在学术争鸣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有助于学术的繁荣。

    会上，《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第八次联袂发布了“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其中，第三条热点“远古历史无法‘自证其身’，中华文明探源仍需多方发力”与本次论坛的主题直接相关。

    为了纪念层累说提出一百周年暨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也为了悼念离世不久的顾潮女士，《文史哲》杂志与中华书局合作，特地举行了《顾颉刚殷履安抗战家书》新书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俞国林先生讲述了他与顾潮老师的学术交往及编辑此书的经过。这本书从发起到编辑的整个过程，都是俞先生和顾老师共同完成的。遗憾的是，2023年3月27日，顾潮老师因病去世，没能看到这本书的出版。

    葛剑雄先生说，顾潮老师是值得尊敬的，她的坦荡胸怀、坦诚态度都承自顾颉刚先生。“顾潮老师是最像顾颉刚先生的人”，受教于顾老师颇多的李扬眉副主编至今仍悲恸于顾老师的离开。谈起对顾老师的感谢，她说：“作为顾颉刚先生的女儿，她的名字和身影很有可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甚至在将来，都会被她父亲的巨大光芒所掩盖，但凡是与她交往过的人，都能感受她高尚的品格。她在医院住了很久，被病痛折磨了很久，这样的形象已经被我自动屏蔽掉了，现在留在我脑海中的就是她那优雅温和的声音，这将一直伴随着我，可能一直到我生命的终结为止。”谨以此书作为对顾潮老师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