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融媒体时代下人文社会纪录片的风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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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融媒体时代下人文社会纪录片的风格变化

2024-07-11 20:48|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陈令美

【摘要】随着我国的社会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转型期,纪录片行业加速适应融媒体时代是必然趋势。如今,个体的表达不断提高,以快节奏、碎片化为表現形式、个性化算法为推荐机制的短视频构成了储藏社会记忆的一种形态。在此背景下,人文社会纪录片的创作发生了变化,宏大叙事日渐消隐,以个体经验为切口的叙事方式也更契合当下人们的期待,关于融媒体时代下人文社会纪录片的风格转变,本文具体从其发展状况、创作现状以及受众的角度展开探讨。

【关键词】人文社会纪录片;风格;社会记忆;受众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2261(2024)03-0060-03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4.03.019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互联网技术日益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促使纪录片创作环境迅速适应融合媒体的时代趋势。据《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20)》数据显示,2020年网络纪录片上线数量达259部,较2019年的150部增长了70%。在2020年中国纪录片作品融合传播指数前10榜单中,互联网作品就占据了很大比重,包括腾讯视频的《风味人间第二季》(2020)、《早餐中国第三季》(2020)、哔哩哔哩与央视网合作的《人生第一次》(2020)等。这表明,纪录片发展已不可避免地融入媒体环境,正在顺势而上。

一、“再诉社会记忆的价值”

——政策的变迁与选题的扩大

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将记忆研究置于社会框架之下,深入探讨了群体记忆的生成机制,强调了其作为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他认为,社会集体记忆的构建涉及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维系社会团结稳定的重要要素[1]。约翰·格里尔逊将纪录片命名为“documentary”,这个词作为名词,意味着文档、文献,从纪录片诞生之初便包含了真实、客观和存储功能。纪录片以真实性为叙事准则,具有承载社会记忆的文献价值。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也印证了纪录片作为承载社会记忆的重要性。

随着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中国大陆的纪录片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自2010年起,广电总局颁布了《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政策,标志着中国纪录片由事业向产业迈进,政府以产业化思路推动了纪录片事业的发展。媒介融合也迅速推动纪录片适应新媒体传播,与传统电视纪录片相比,网络纪录片的主题和形式更为多元和开放。最近,《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人才发展规划》提出鼓励支持优秀纪录片及其创作者,为推动纪录片内容生产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然而,现在个人表达的重要性越发突显,短视频以快速、碎片化的形式呈现,通过个性化算法推荐,已经成为保存社会记忆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主流人文社会纪录片还是独立人文社会纪录片的创作都发生了变化。在选题方面,以往的主流人文社会纪录片注重宏大叙事,强调展现深刻的集体身份记忆。然而,现今宏大叙事逐渐减少,侧重于个体经验的叙事方式更符合当下人们的期待。以《人间世》(2016)为例,该影片以医院为取材地点,聚焦人们在面临病痛和生死考验时所做的重大选择,真实展现了人间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系列纪录片分为十集,每一集以一个鲜活且深刻的名词命名,分别是救命、理解、团圆、告别、选择、信任、新生、坚持、爱以及最后的回到起点,这十个词概括了人生的各个阶段[2]。《人间世》得名自《庄子》,庄子将生、死视为生命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是死的前提,死是生的延续,它们相辅相成。从具体类型上来看,这部影片可以被归类为医疗纪录片,但它并非只是简单地展现故事,而是通过不断面对“生死抉择”来述说人与人、人与社会应如何相处,以及人在喜怒哀乐、生老病死间应该如何相处。

二、“重塑纪录片表达方式”

——“微”纪录形式与叙事故事化

新媒体的兴起给传统的纪录片叙事方式带来了挑战。传统的叙事方式已不足以满足时代的需求,故事化的叙述更加流畅连贯,通过镜头语言放大生活细节和内涵,使故事更具连续性和感染力。然而,在人文社会纪录片中平衡故事化和真实性至关重要。尽管故事化是一种艺术手法,真实性和纪实性仍然是纪录片的核心。若过于强调故事性,可能影响纪录片的真实性。因此,人文社会纪录片应将客观镜头放在核心位置,并借助旁白和解说词辅助,真实地记录自然、社会和人类活动,以展现最真实的一面给观众。

(一)“微”纪录形式

“微”纪录形式指的是时间更短、叙事更简洁的纪录片形式。在融媒体时代,观众阅读和观看的方式趋向碎片化,他们通过移动设备浏览、观赏感兴趣的内容,但每次浏览都是短暂且碎片化的。因此,在纪录片制作之初,必须深入了解市场现状和观众需求,坚持简短扼要的原则。在新媒体环境下,许多创作团队在制作纪录片时更加严格地控制时长,通常在半小时左右,以迎合观众碎片化的需求。由此,纪录片创作呈现出“微”纪录形式。

在主流人文社会纪录片方面,从《舌尖上的中国》(2012)到《人间世》(2016)再到《人生第一次》(2020),分集时长分别从约50分钟到45分钟再到30分钟,分集时长不断缩短且叙事体量逐渐减少。

(二)叙事故事化

理解纪录片的叙事概念应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纪录片的创作者要根据真实事件本身进行拍摄,客观记录所选故事的人和事。第二,纪录片的创作者要对所选择的故事进行一定的加工和创造,这种加工和创作不是虚构和编写,而是根据选取的题材以及拍摄的内容融入恰当且引人入胜的叙事技巧。如何摆脱日常生活中的平淡与枯燥,加入戏剧性冲突、设置故事的悬念、在真实性和故事性上进行平衡是纪录片创作者需要着重注意的要点。从相互依存的另一方面来看,加入这些故事性的元素,才能让创作者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来展现真实人物背后的社会特征。因此,本文总结了纪录片故事化的范畴如下:在创作纪录片时,保持真实性的同时,关键在于将信息呈现得更加故事化、贴近生活,并加强对事件信息的整合和提炼,使日常生活成为吸引观众的、即便有未知之意也不失真实性的故事。这两个关键特征正是创作者在融媒体时代针对市场和媒体环境所做出的调整和变革。

《一百年很长吗》(2019)采用分集的故事化叙事,聚焦于手艺与传承,该片介绍的是形形色色的手艺人,是具有赤诚坚守的爱好的、踏踏实实工作的普通人群像,主题即他们的坚守、踏实、认真、永不放弃。影片依次展现做琵琶的南方师傅、做酒的老师傅、广东的练拳小伙与他的老婆、新疆做马鞍的老师傅、台湾卖卤肉饭的一家人等,出现的次数少或者最后一集在总结的画面里一闪而过的搭戏台的年轻人、摘松塔的守林人、做刺绣的苏州绣娘等。导演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多样故事与技能、传承相结合,选择他们作为纪录片的拍摄对象,并非仅仅因为他们热衷于一门手艺。很多代代相传的民间手艺,承载着民俗文化甚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绍兴东浦,这里被誉为绍兴黄酒的发源地,而在这个小镇上酿酒最著名的是沈佰和。沈师傅一家自祖辈开始就是当地著名的酿酒大师,家族酿酒历史悠久,技艺代代相传,这不仅仅是酿酒技艺的传承,更是一种民俗文化的传承。日常生活中,沈师傅常常骑着三轮车穿梭于街巷之间,收集酒坛子。他不仅是自己生活故事的主角,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故事中的关键人物,对他而言,每个几块钱的酒坛都象征着他与手艺并肩奋斗的伙伴。他坚信,手艺人应当保持自尊和自律,以确保手艺的传承。

三、纪录片创作与接受的转向

主流人文社会纪录片与独立人文社会纪录片具有不同的创作群体,并且这两种创作群体之间具有明显的分别。从创作内容来看,主流人文社会纪录片指中国大陆官方平台出品或制作的人文社会纪录片,它们将民族记忆作为内容载体进行叙述的人文纪录片,这些民族记忆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元素;独立人文社会纪录片摆脱了对宏大叙事的关注,开始关注和探寻社会底层和社会边缘群体的故事,尊重自由表达的权力,秉承着人道主义的思想关怀这类群体,企图引发人们对社会的全面关注与思考。

(一)形成多视角、平民化的叙事角度

在主流叙事繁荣发展的背景下,独立人文社会纪录片的数量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只是主流体系之外的一种补充。然而,从社会、情感、人文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纪录片是当今时代必须认真铭记的宝贵影像[3],代表着纪录片制作者对社会的坚持和良知,其价值值得重新评估。毫无疑问,几乎所有的纪录片都承载着时代的意蕴,但具体而言,它们选择的案例普遍性、典型性以及情感表达方面有所不同。近年来出现的独立纪录片更加关注普通底层民众,而非边缘群体。早期的独立人文社会纪录片更注重展示个人独特的影响,将个体视为时代发展的微小组成部分,更多关注社会中的边缘人物。

目前的纪录片与之前的独立纪录片相比,在案例选择方面更倾向于呈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陆庆屹导演的《四个春天》(2019)为例,该片选取导演自己家庭生活为主题,叙事节奏轻灵、画面风格清新,运用长镜头客观、充满温情地记录其父母在登山、耕种中的场景,从最普通的生活中探寻出生命的真谛。影片强调以人为核心,聚焦于父亲、母亲这两个平凡的个体,他们过着平凡的生活,但理解着生命的情趣,娴熟地处理时间与挫折,过着朴素又温和的日子,即便历经沧桑,仍然怀有对生活的真挚热爱。每一帧画面皆如诗如画,如泪如诉。《四个春天》见证了四季变迁、姐姐告别、小燕子迁来、蜡梅吐艳。导演镜头下的家乡和家庭充盈着美丽、优雅、生机和活力。父亲在一处破败的废屋中拉着小提琴,母亲邀请父亲在姐姐墓前跳着《青年友谊圆舞曲》,用艺术温暖孤寂,以自嘲疏解沮丧。这些真实且充满诗意的象征,承载着对故土的眷恋情感,同时突显了从平民视角审视生命本质的思索。在人文社会纪录片中,平民化视角的呈现让创作者不再沉溺于以苦难引发共情,而是专注于生活美学的探索,以极为平静、从容的态度追寻人生最纯粹的情感。

(二)“格里尔逊模式+直接电影”的融合

格里尔逊认为纪录片是对现实进行创造性处理。格里尔逊模式代表的是以全知视角展开叙述,通过主流媒体传递社会价值观,纪录客观现实,具有鲜明的观点。这种模式将创作者的观点和内容平铺在观众面前,直接依赖创作者的主观视角,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独白、口述或者与受访者对话,此类影片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它将介入者和被访者的视角重合,由限知视角逐渐流动、积累,变换为全知视角。

媒介融合势在必行,对纪录片内容的整合有着明显影响。在这类影片中,融合叙事已成为自然而然的发展趋势,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格里尔逊模式与直接电影的结合。充分利用真实电影的独特视角和多样时空叙事,以多角度介入事件发展,触动人物情感,唤起观众共鸣。《舌尖上的中国》就是这种融合模式的典范,自第一季至第三季,该片透过味觉体验真实的日常生活,它不仅展现了美食,更呈现了从传统劳作到食物创新再到文化传承的历程,每道美食都凝聚了生活的辛劳和几代人的智慧与努力成果。

(三)主创受众的双向互动

在新媒体时代,纪录片已经摆脱了以往的单向传输,而是与观众在播出平台上进行互动。它的焦点逐渐转向了关注和满足观众需求,尤其是提升年轻一代观众的参与感,实现双向交流和互动传播。比如纪录片《人生第一次》(2020)的总导演和各集导演在哔哩哔哩平台发表弹幕,分享拍摄经验和心得,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甚至透露一些片中未展现的信息或画面,使观看者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创作过程中的细节,拉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此外,哔哩哔哩平台和其他平台有很多关于片中主人公现状的评论,因此在全部12集播放完毕后,制作团队做了跟踪报道,制作了一集人物回访专辑,详细展示了主人公的现状,回应了观众的关注。

这种互动形式使观众更深度地参与其中,产生了更高程度的互动感受。观众不再只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可以与导演进行双向交流,提出问题和建议,更加深入地了解纪录片的深层含义。随着各种媒体平台的兴起,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自己的自媒体。过去由于传播方式的单向性,接收者只能被动接受信息,无法表达个人观点。现在,人文社会纪录片作为社会现实的反映镜子,创作者与观看者之间的双向互动促使纪录片更好地反映社会并引发人们的思考与改变,这才是真正完成整个纪录片创作过程的标志。

四、结语

新媒体的兴起对人文社会纪录片的制作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无论是制作方式,还是传播途径,都经历了巨大的改变。传统的中心化模式已被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网状传播模式所取代,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不再被动接收信息,而是积极寻找内容。这个时代的到来以及新媒体技术的進步给纪录片创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促使创作者重新审视观念、制定变革方案,并在市场中巩固立足。因此,创作者应有意识地跟随新型媒体的发展趋势,进行优化和调整,最终探索出更为理想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赵思超.纪录片国际传播的学术地图(2007—2021年)——基于Cite Space可视化知识图谱的分析[J].国际传播,2022(04):32-42.

[2]赵子琪.纪录片《人间世》的成功及其社会意义[J].现代视听,2021(05):57-60.

[3]顾晓.时代洪流中“暖”与“痛”的珍贵映像——底层社会独立纪录片价值研究[J].新闻爱好者,2021(01):80-82.

[4]马玉博.中国人文社会纪录片的发展趋势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6.

[5]张斌.人文社会纪录片略论[J].山东视听,2004(12):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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