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中，儒家和道家的经典特别值得关注，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根脉。读经典，首先应该阅读的就是儒家的经典《四书》和道家的经典《老子》《庄子》。但是，要读好儒家经典《四书》中的第一部——《大学》，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如何理解《大学》中“大学”的内涵

    众所周知，《大学》是儒家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四书》之一。朱熹认为，“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是修身治人底规模。如人起屋相似，须先打个地盘。地盘既成，则可举而行之矣”。朱熹《大学章句序》称之为“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程颐称之为“初学入德之门”。由此可见其地位及重要性。但是，如何理解文章中“大学”的内涵，却是首先需要予以讨论的问题。因为在古代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那么该如何理解当时“大学”的涵义呢？

    在古代中国，学校只分“大学”和“小学”，没有“中学”。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可见，中国古代的“大学”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小学”的学习内容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学习时间是从8岁到15岁；而“大学”的学习内容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以，也将“小学”称为“小学问”或“小孩（小人）之学”，而将“大学”称为“大学问”或“大人之学”。而这就是古代中国“大学”的涵义：“大学问”“大人之学”。

    但是，此处还需对“大人”的涵义予以解释。因为“大人”不只是强调其相对于“小孩”在年龄上的区分，而更加强调在地位和道德上的区分，指居高位且有德者。《论语·季氏》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其中的“大人”指的就是居高位者；《易传·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孟子·告子》说：“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又《孟子·离娄》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其中的“大人”指的是有德者。所以，《大学》讨论的不仅仅是“治国平天下”的帝王之学，更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道德之学。当然，最理想的是将二者完美结合的“内圣外王”（“内德外功”）之学。这才是《大学》中“大学”的真正涵义，也是我们在学习《大学》这部经典时首先要明确的概念。

    关于《大学》的版本和阅读方法

    《大学》有古本和改本之分。所谓“古本”，就是由东汉郑玄注、唐代孔颖达疏，存于《礼记》中的被称之为“礼记本”的版本；所谓“改本”，就是后代学者修改而成的版本，其数量众多，从宋代以来层出不穷，直到今天，以致有人将其称之为“变动不居的经典”。至于真正的“原本”是否存在则无人知晓。

    中国台湾学者李纪祥《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一书提供了《大学》文本变迁的大致情况。根据现有资料，《大学》出自小戴《礼记》的第四十二篇。一般认为，小戴《礼记》是由汉宣帝时期的戴圣收集整理而成（与此相应，其叔戴德收集整理的《礼记》则被称为大戴《礼记》）。东汉时，郑玄为之作注；唐代时，孔颖达领撰《五经正义》，用皇侃所作疏，于是有了称为“古本”的“礼记本”。后由于韩愈的表彰，《大学》受到重视。北宋时，得到程颢、程颐兄弟进一步推崇。但程氏兄弟在推崇的同时，发现了其存在的问题，因此都对“古本”进行了修改。

    基于以上介绍，本人认为，今天的我们在阅读《大学》时，应该首先了解“古本”，然后再阅读“朱熹改本”；从而既了解“古本”的原意，也理解“改本”的意图。

    如何准确理解《大学》中的第一句话

    《大学》中的第一句话，按古本（即《礼记》本），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它是《大学》的核心思想，非常重要，需要仔细体会才能准确理解。朱熹在其《大学章句》中的注释是：

    程子曰：“亲，当作‘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物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

    由此可见，朱熹认为，这句话阐述的就是“大学”的“三纲领”。从此，这一说法就被普遍接受和广泛应用了。但是，我认为，此处有两点值得讨论：一是究竟应该是“明明德”还是“明德”？二是这句话阐述的究竟是“三纲领”还是“一纲领”？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究竟应该是“明明德”还是“明德”？要准确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回到后面阐述“明明德”的原文——“《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顾(言/是)是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其中谈到“德”时都只有一个“明”字，均作动词，为“彰明”的意思：“克明德”即“要彰明道德”，“克明峻德”即“要彰明大德”。这样的表述，文意已足，根本没有必要再添加一个“明”字；后文也没有再区分和论述“明德”和“暗德”。所以，“明明德”的表述是没有必要也没有根据的，当为流传中的讹变所致，应予以更正，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因为是古已有之就不能更正。

    再讨论第二个问题：究竟是“三纲领”还是“一纲领”？说“三纲领”，是将“明明德”“新民”和“止于至善”三者并列。但是，问题在于：这三者能并列吗？很明显，如果说，“新民”从表面上看，似乎还可以和“明明德”并列的话；那么，“止于至善”是不可与“明明德”和“新民”并列的，因为其只是强调程度，而不是一件具体的事情。进一步，从《大学》的全文看，其论述的核心思想就是“德”，是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扩展，是儒家“德本位”（“以德为本”）思想的体现。所以文中接下来马上强调：“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这意味着，“新民”的所有事情：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以“明明德”为前提、为指导，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明明德”的具体应用而已。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学》强调的只是“一纲领”而不是“三纲领”，就是“以德为纲”。如此一来，“止于至善”就可以与之连成一体了，从而《大学》中的第一句话就应该理解为：要成为一个大人的大学问的根本，在彰明道德，在用道德去新民，在将彰明道德不断做到最好才能停止。这才是其应有的准确解读。

    如何准确理解《大学》中的“八条目”

    《大学》中的核心思想，除了上一篇文章中强调的“三纲领”（实为“一纲领”：以德为纲）外，就是“八条目”了，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称“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所以称为“目”，是因为相对于前面的“纲”而言；“目”是为“纲”服务的，是做到“纲”的方法、途径；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之为“纲举目张”“目举纲张”,二者相辅相成。但是,该如何理解这“八条目”内部的关系呢？

    朱熹认为：“‘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大学章句》）这样的理解准确吗？我认为值得商榷。因为“格物、致知”具有自身的独立性，是人生的基础；既是“明德”的基础，也是“新民”的基础。所以，我将其分为三部分：“格物、致知”是第一部分，强调的是学习；“诚意、正心、修身”是第二部分，强调的是“明德”；“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第三部分，强调的是“新民”。

    可是，宋、明的著名学者朱熹和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解读却并非如此。朱熹的解读是：“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大学章句》）王阳明的解读则是：“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传习录》上）也曾以“正念头”释“格物”，同样认为“物即事也。”（《传习录》中）这样的解读，均是从自己学说，即理学和心学的立场出发而做出的，并不符合《大学》的原意。我认为，对于“格”字的解读，还是应该体会它的本义为好。《说文解字》说：“格，木长貌。”即树木生长的样子。《康熙字典》说：“格，穷究也。穷之而得曰格。”由此可见，如果用当今的语言，“格”的基本涵义应该是“研究”。所以，“格物致知”的涵义就应该是：研究事物，达到认知。这里的“物”，既指“事”，也指“物”；这里的“知”，既指科学上的“知识”，也指道德上的“良知”。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合内外，一天人”，既重视“内外合一”，也重视“天人合一”。我认为，《大学》更重视“内外合一”，“诚于中（中者，内也）而形于外”（“诚意”“慎独”的本质）；而《中庸》更重视“天人合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如何理解《大学》中“知本”的内涵

    《大学》开篇在论述了其纲领之后，又强调了“知本”的重要：“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那么，在《大学》中，“知本”的内涵是什么呢？这就需要我们好好地对《大学》的文本进行一番梳理和辨识了。

    第一，首先应该认识到，在开篇的所谓“三纲领”（实为“一纲领”）中，“明德”为本，“新民”为末。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内本外末，因为“明德”为内，“新民”为外；而且很多人都将其理解为“内圣外王”（《庄子·天下》）。

    第二，在“八条目”中，“修身”为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修身”以“诚意”为本，“诚意”又以“慎独”为本。

    第三，在“听讼”中，以“无讼”为本。

    第四，在“知止”中，以“仁、敬、孝、慈、信”为本：“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第五，在“切磋琢磨”中，以“琢磨”为本：“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第六，在“修身正心”中，以“正心”为本：“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第七，在“齐家修身”中，以“修身”为本：“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第八，在“治国齐家”中，以“齐家”为本：“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第九，在“治国平天下”中，以“德”为本：“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以“义”为本：“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以上各点，均为《大学》所重视、所强调，但其根本是“以德为本”。这是《大学》的精髓所在，也是儒家“德本位”思想的集中体现。借用孟子的说法，可以用“知本”的概念将“八条目”中各条目之间的关系表述为：平天下以治国为本，治国以齐家为本，齐家以修身为本，修身以明德为本，明德以诚意为本，诚意以慎独为本。此点需仔细体会。

    如何理解“慎独”的内涵

    众所周知，“慎独”是儒家非常重视的一个道德要求，可是，如何准确理解其内涵，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慎独”一词首先出现在《大学》中的“诚意”章中，人们将其内涵理解为：“当一个人独处、无人看见时，要高度谨慎，不要做不好的事。”这是不准确的。我认为，“慎独”的最重要内涵应该在《中庸》的论述中。

    《中庸》的开篇论述的是“道”的内涵及其重要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历来的学者对这段话的理解是有偏颇的。

    偏颇之一在于，对其中被称为“《中庸》三句教”的理解，没有充分认识到“道”的性质和内涵。该“三句教”强调的是：天所赋予的使命就是“人性”；遵循这样的“人性”就是“道”；修炼这样的“道”就是“教”（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修道”）。偏颇之二在于，对“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主语的理解，多认为是“人”，即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即使再隐蔽、再微小，也没有不表现出来、不显示出来的，所以君子需要慎独。其实，此处的主语应该是“道”，因为其是和上一句一气呵成的，都是强调“道也者”的性质：不能离、无处不在。从而，后面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主语也应该是“道”。从而“故君子慎其独也”中的“其”指的就不应该是君子，而应该是“道”；其中的“独”就不是自己独在、没人看见，而应该是“道”的独特性：无处不在。从而，“慎独”的根本原因就不是有人看见与否，而在于是否合于“道”：“道”既须臾不可离，也须臾不可违背，因为它无处不在。我认为，这才是“慎独”的最重要内涵。

    “慎独”的这种根据，显然要高于是否有人看见。这也正是《中庸》对“慎独”内涵的重要发展：“中庸”是“道”，是“天人合一”之道，是天所赋予的使命，其实现一定要基于“慎独”；而“慎独”就是“诚”的最基本内涵，所以才有后面所强调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于是，儒家的“天人合一”就成为基于“诚”的“天人合一”之道。

    （《国际儒学》2022年第3期 陈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