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核心研究命题,尤其对中国而言,近40年高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高强度的资源开发与承载能力严重不足的国土空间耦合带来了人地关系的频繁冲突[1,2,3],如何协调人地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已经成为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科学问题和战略问题。吴传钧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地理学科开展人地关系研究指引了科学路径[4],奠定了人地关系在地理学界的科学地位[5],同时也开启了地理学在满足国家战略需求方面的理论与实证。结合中国地理学“经世致用”的学科宗旨,人地关系相关研究已经在一系列学科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制定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科学支撑和导向作用[6,7],基于地域功能学说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主体功能区划是其中的典型[8,9]。

然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由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两个子系统交错而成的复杂开放巨系统[10],这一特性决定了对其精准把控必将经历长期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积累。时至今日,如何精细认知和科学评价中国人地关系依然面临着理论和方法上的诸多挑战。尤其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保障人地关系持续和谐演进的资源环境基础被撼动,人地关系的核心表征及要素关系迅速偏离了千年历史上的演变路径而变得愈发纷繁复杂,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任务不仅在于如何持续提高近14亿人口的生活标准和财富积累水平,更在于如何稳固支撑这种现代化持续发展所必需的资源环境基础。近年来,人地关系研究的切入点呈现精细化趋势,使人们对人地系统中单要素的把握愈发深化。但值得注意的是,仅仅掌握要素虽然有助于但并不能够把握整个人地系统的行为特征,因为要素之间以及要素与系统之间还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反馈关系,从而使人地系统的行为特征更加复杂[11]。此外,社会发展不断赋予人地关系新的时代内涵[12],新技术、新因素的出现也不断改变着人地互动的方式、广度和深度[13]。无论从人地关系整体还是其内部要素视角,均不断出现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和演进态势。人地关系综合认知是有效进行区域开发和管理,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科学依据[14]。如何从综合视角科学认知新时期中国的人地关系,识别人地关系演进过程中资源环境基础的安全保障能力以及人地核心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寻求国家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有序转变的发展模式以缓解乃至遏制日趋紧张的人地关系,是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和基本前提。

从时间视角看,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人地关系发展史,亦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社会的核心需求及对发展的无限追求是推进人地关系演变的永恒潜在机制,而资源环境则以自身的产出和服务能力决定着人地关系演变活动的空间平台[15]。其中,人类社会需求不仅表现为人口数量的多寡,更表现为生活水平的高低以及为提高生活水平而进行的自我实现能力的提升,所以该空间又同时受到人类自我实现能力的影响而不断改变。人类的需求及自我实现能力提升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人与人之间（合作开发资源、竞争分配资源）、人与地之间（开发利用、支撑约束）、地与地之间（按比例搭配充分体现人对其开发利用的价值,如水土搭配生产粮食）均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联系。长期以来,各种关系之间此消彼长,造就了人地关系的动态演变。

由于“地”能够供给的资源环境要素在数量上具有有限性,在空间上具有地域差异性,相互之间也具有内在关联性（如开采矿产资源可能引起环境破坏）,所以在“人”“地”两者力量的“博弈”过程中,当“地”的这三个特性没有被质变程度的破坏,同时人又能够实现健康、安全和发展目标时,即“人的要素”和“地的要素”都能够按照各自的规律相对平稳且持续发展时,人地关系就会展现出协调状态,在相互交织中向着各自更高的等级演进。反之,两者中任何一方的自我发展规律被扭曲,都将诱导人地关系的紧张状态。“人”“地”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两者之间围绕发展空间的相互“博弈”是人地关系状态不断变化的重要理论机制,这一过程可通过简单的示意图展示（图1）。若将“人”“地”要素从人地系统中剥离出来,理想环境中（空间足够大、食物足够多、没有天敌等）,“人”“地”都将按照相对稳固的路径演进。其中,“人”将遵循J型曲线（根据种群增长理论,即指数型增长）,所以其发展空间也基本呈指数式演变（图1b）;“地”的要素演进路径理论上本应近似于直线,但在人地系统中,由于其外延不断扩展（土地→资源→地理环境→……）,所以其演进路径也将呈现不断增长趋势（图1a）。而在现实中,当“人”“地”发生交互后,由于两者在人地系统中主动和被动的角色分工导致“人”在拓展自我发展空间的过程中,必然不断挤压“地”的发展空间,由此造成“地”的演变路径由f1（地）扭曲为f2（地）,当这种扭曲持续下去几乎到“地”丧失自我恢复能力时,也基本失去对“人”的承载功能,进而波及“人”的演变路径由f1（人）扭曲为f2（人）,“人”的有效活动空间也将被急剧压缩（图1c）。就中国目前的人地关系而言,“地”的自我发展路径已经呈现一定程度的扭曲,由此造成人地关系渐发紧张,究其原因就是“地”因人类过度挤压发展空间而表现出的病态程度。而“地”的这些病态正在成为人类持续发展的短板,引起了人类对旧人地观念的反思和自我行为的修正,在腾退自我发展空间（如退耕还林、设立自然保护区等）以及通过科技手段开拓虚拟空间的过程中寻求人地协调演进,即图1d示意的人地演进路径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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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人地关系演进的理论示意图注：f（地）和f（人）分别代表理想环境下“地”和“人”的发展函数,其与时间横轴组成的封闭面积代表各自的发展空间,分别用V(地)和V(人)表示;a. 反映因“地”的外延在扩展,其发展空间也在适度增加;b. 表明“人”的自我发展在理想环境中遵循J型曲线;c. 显示两者交织之后,“地”的发展空间因“人”的挤压而缩减,偏离自我发展轨道。同时“人”因失去地的支撑,也逐步偏离自我发展轨道;d. 表明“人”为“地”腾退发展空间,人地和谐演进。

Fig. 1   Theoretical sketch on the evolution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中国人地关系步入现代时空之后异化速度明显加快,在不足百年的时间里迅速扭转了千年历史上相对单一的核心特征,而整体表现出人地要素丰富多样,要素联系复杂多元,联系程度步步趋紧的新时代特征。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真正融入人地关系核心内涵的过程中,中国现代人地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比较明显的发展阶段。

一方面人地之间仍然延续着历史时期围绕生存及生存安全需求开展系列粮食生产活动为主的核心作用方式,另一方面也开始陆续萌生为增加财富积累而开展的以能矿资源加工利用为主的工业生产活动。但仍以前者占据主导,83.5%的人口还在从事第一产业生产,仅有不到8%的人口从事第二产业。该阶段人地关系的核心特征可概括为,在历史人地联系基础上的持续加紧,以量变为主,人多粮少特征突出。

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展环境相对平稳,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人口几乎呈现图1b所示的指数增长。这种趋势从20世纪5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此导致人地比率下降甚为明显。这期间,农业生产尚未能借助机械化实现大规模的深耕细耙,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也相对落后,粮食产量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温饱需求,耕地产出压力不断增大。1976年,中国粮食亩产仅为400斤左右,全国仍有约2.5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尚未得到解决[16]。根据国际粮农组织公布的人均营养热值标准推算,人均粮食消费达到400 kg才能满足营养安全需求。若依此标准,直到1996年中国才首次真正满足人口的平均营养需粮量,所以该阶段人多粮少的特征十分突出。为协调人口增长和粮食供给的紧张关系,也是在“增长的极限”思想影响下,中国从1973年开始逐步实行最严格的人口管控政策。80年代中后期相关政策效果初步凸显,人口增长速度略有放缓。但因庞大的人口基数已经形成,人口总数依然以较快速度增长,因人多地少引发的粮食短缺问题是该阶段人地关系的核心表现。

该阶段影响人地关系状态的人类活动重心逐渐从粮食生产转移到工矿开发,工业兴盛为人类打破自然资源分布的地域限制开创了条件,引发了对土地、水、能源、矿产等地类要素的大规模开发,历史上相对单一的人地关系逐渐被多元复杂的人地关系取代。

首先,围绕农业生产的水土资源开发活动仍在继续,且强度不断增加。因农业生产对自然要素的依赖性极强,尤其是土地和淡水资源,“人”和“地”之间通过人与农业、农业与水、土等资源要素之间的联系而变得愈发紧密。因农业生产技术不断进步,单位耕地产出逐年增加,人多粮少的矛盾相对有所缓解。其次,围绕工业生产的能矿资源开发活动日渐兴盛,产业门类不断增多,搭建起人地互联的多个桥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纲领,城市工业兴盛势头大起。到20世纪70年代已基本形成中国自主的工业体系,到80年代末已出现轻、重工业并驾齐驱的局面,1999年的工业总产值比20世纪50年代初增长了810倍（可比价）,如此快速的工业增长在全世界仅此一例。工业发展不能脱离铁、铜、金、锌等矿产资源的原料供给,也不可缺少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的动力支持。1999年,中国已有130多种矿产被开发利用,大约占全部被发现矿产的77%[17],矿产资源开发总规模居世界第三位。城乡工业的大面积发展,为城镇化奠定了基础,也带动了电力、交通和通讯等众多基础支撑行业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人类提供了汽车、家电、娱乐、社会活动等众多非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消费,甚至这种消费已远远超过基本生理需求的部分,成为消耗资源的主要根源。土地、水、能源、矿产资源等多种地类要素逐步被纳入人类多种生产生活活动的支撑体系,中国现代人地关系的表现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开始更多的依赖于自己创造的人为环境,而对自然环境的直接依赖关系被进一步削弱。

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积累,中国从政治体制、精神文化、道德信仰、思维方式到生活追求、社会组织结构等多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开始有意无意的成为独立于自然环境之外的影响自然过程的一种新生的重要力量。“人”与“地”之间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越历史时期[18],多元人地关系向纵深发展。在此过程中,生产力布局与生态安全格局的错配,生产规模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失衡,生产模式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落差等问题日渐凸显,人地关系进入全面紧张期。

3.3.1 生产力布局及资源要素的空间错位,对相对敏感且脆弱的生态安全格局提出严峻挑战

资源要素状态是历史上决定人类活动空间格局的基础所在[19],水土资源条件结合相对较好的河流中下游平原以及东部沿江沿海地区是中国现代人类活动相对集中的区域。新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在依附多年稳定的“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基础上,整体呈现出依托城市群面状布局、核心城市点状集聚的空间特性。多元人地关系背景下,核心经济社会活动通常需要多种资源要素的组合支撑,而这些区域快速发展极度依赖的能矿资源却多分布在千里之隔的西北、西南区域。在大规模机械工具的协助下,历史时期人类活动无法触及的荒山、高原、冰寒等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区域也被纳入人化自然的范畴。但不可忽视,中国的能矿资源布局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脆弱性存在明显的空间耦合关系[20],长期的能矿开发必然加剧这些区域的生态脆弱性。而中国的水土资源格局也存在巨大的空间差异,在交通物流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虽然可通过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人为调配资源的方式增强生产力布局密集区域的资源支撑能力,但这无疑会加剧对生态脆弱区的开发改造。西北、西南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森林、草地、荒漠、湿地等生态系统功能逐步退化,对全国层面的生态安全格局提出了严峻挑战[21,22]。同时高强度人类活动在少数区域的集中布局,也为人地冲突的集聚爆发埋下了伏笔。

3.3.2 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及持续发展需求对承载能力相对有限的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撼动了数千年以来的城乡人口结构,开启了以城镇人口为主的全新人口分布格局。人口总量保持增长,人口生活质量也在快速提升。但是,这些成就和转变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大量资源和劳动力的粗放式投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等消耗最大的国家[2],也是世界碳排放第一大国,环境容纳污染排放的压力与日俱增。而中国是一个“地大物薄”的国家,水、土、能矿、森林等多种资源人均拥有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综合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8%[23]。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仅为35%左右,比国际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由此导致中国的资源环境安全保障系数也远低于世界均值水平,经济社会发展给相对薄弱的资源环境基础带来了巨大压力[24]。未来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持续推进,国民经济继续消耗大量资源要素的趋势很难在短期内扭转,中国仍将持续面临促进生产和保护资源环境的双重压力[3,25]。

3.3.3 “经济逆生态化、生态非经济化”的生产模式相悖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发展目标,引导着中国“经济逆生态化、生态非经济化”的生产模式逐步固化。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时代背景下,这一传统特征愈发明显。这种生产模式明显相悖于生态文明所提倡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理念[26]。进入21世纪,粮食生产已不再仅仅是为满足生存需求,而是作为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生产资料被赋予更多经济含义,农业生产模式朝向“高利润、高效率、高产出”方向发展。耕地的自我修复周期大大被压缩,农药和化肥成为不可或缺的“粮食的粮食”。这些生产模式在实现农业高效高产的同时严重打破了耕地和水资源的良性循环路径,引发耕层变浅、土壤板结严重等土地保肥能力衰退等问题,过频的漫灌活动也是引发地下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27]。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是现代环境污染的主要推手,更是长期食物链恶性循环的潜在威胁。中国工业生产也未能摆脱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模式,呈现出高投入、高能耗、低效率的粗放型特征。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约9.5%,但消耗了超过世界17%的能源、35%的钢铁、40%的煤炭和50%的水泥[2]。粗放的生产模式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从局部点源扩至大范围的面源,从工业污染扩至农业和生活领域。在目前的发展体系下,生态环境仍具有公共资源的特性,各种污染复合叠加却无明确治理主体,使原本严峻的环境问题更加复杂。生态安全格局退化、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的现实正是没有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外在表现。

在继承历史人地关系的基础上,中国现代人地关系演变速度显著加快,整体呈现出多元复杂且步步趋紧的特征。人口总量的飙升及消费追求的改变增加了对耕地产出能力的挤压,而这种生产模式对耕地和水资源的良性循环造成破坏;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是搭建人地多元联系的桥梁,同时也增强了人类改造开发地类要素的能力,是推进人地关系多元复杂走向多元冲突的重要因素;城镇化带来的人口城乡结构的规模性转变对土地利用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以生态服务功能为主的用地类型日渐减少。虽然这些表现是人地关系在特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未来随着中国度过人口峰值,历经经济结构调整,顺利完成城镇化及工业化建设进而真正步入智能信息及生态文明时代后,人的要素对地类要素的依赖性从规模和结构上来说都有可能降低。同时在智能技术的激发下资源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支撑能力也很可能进一步提高。但这并不是一个坐享其成的过程,如何综合集成已有研究成果,将“人”“地”要素的相处模式纠偏到可持续的演进路径上任重道远。尽管在人地关系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应用方面中国已取得长足进展,但尚未建立人地关系综合研究的一般模式。如何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进一步具化到实际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得到人地关系研究的一般模式,进而树立中国地理学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完整理论体系,促使地理学科取得更大的成就值得地理学者重点关注。

近处着眼,生态文明建设与美丽中国建设都要求及时协调人地关系,调整和改变不可持续的人类行为。包括科学布局人类生产生活行为,坚持“点状开发、面状保护”的生态空间格局;加快推进生态文明理念落实,努力提高经济增益;扭转传统生产模式,推行“产业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发展方式;引导人们正确的消费价值观念,不盲目攀比浪费。但为保障人地关系协调演进行稳致远,更需要综合提升人的科学认知。包括对自我在人地系统中的准确定位,对“地类要素”基本状态的科学评价,对人地系统演变过程、机理及特征等方面的综合认知。人是人地系统中的主动因子,更是影响人地关系状态的核心,如何认定自身在人地系统中的位置是协调人地关系的思想根基。运用科学方法评估地类要素的基础状态、人地系统演变的趋势和机理,是深化对人地系统认识的科学基础。在此基础上,人才能主动且科学的平衡“人”“地”两类要素的博弈关系。

基于以上思考,组织了本次专辑。从理论、方法和实践视角,阐述中国人地关系演进的时代特征,关注中国不同空间尺度、不同区域类型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地关系;在方法论层面系统梳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方法,以及资源环境要素投入产出的效率评估测度方法;从现代社会最核心的人类活动工业化和城镇化等视角出发探寻人地核心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及模式。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中国东部沿海地带人地关系状态分析

[本文引用: 1]     

An analysis on man-land relationship of eastern China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中国矿情: 第二卷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及空间分布特征

[本文引用: 1]     

Research on classification methods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regional types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本文引用: 1]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格局的空间耦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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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ce coupling research on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safety pattern in China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主要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安全研究的重要进展

https://doi.org/10.3969/j.issn.0253-9608.2012.05.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介绍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项目“中国主要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生态安全（2009—2013）”执行三年多来的重要研究进展，包括生态系统过程与服务机理、生态系统服务区域综合研究、国家尺度生态系统结构与服务、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与生态安全等四个方面。最后概要介绍了项目的后续研究计划。

Major research progresses on the ecosystem service and ecological safety of main terrestrial eco-systems in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0253-9608.2012.05.003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介绍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项目“中国主要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生态安全（2009—2013）”执行三年多来的重要研究进展，包括生态系统过程与服务机理、生态系统服务区域综合研究、国家尺度生态系统结构与服务、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与生态安全等四个方面。最后概要介绍了项目的后续研究计划。

中国主要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生态安全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 生态系统服务是国际生态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表现出向生态系统服务机理和区域集成方法两大方向发展的趋势。开展陆地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是生态系统恢复、生态功能区划和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国际前沿，以主要陆地生态系统为对象，“中国主要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生态安全”项目拟解决3个科学问题：①生态系统结构—过程—服务功能的相互作用机理；②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尺度特征与多尺度关联；③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的指标与模型。通过上述研究，发展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为国家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提供科学支撑。;

The main terrestrial ecosystem services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n China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 生态系统服务是国际生态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表现出向生态系统服务机理和区域集成方法两大方向发展的趋势。开展陆地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是生态系统恢复、生态功能区划和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国际前沿，以主要陆地生态系统为对象，“中国主要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生态安全”项目拟解决3个科学问题：①生态系统结构—过程—服务功能的相互作用机理；②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尺度特征与多尺度关联；③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的指标与模型。通过上述研究，发展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为国家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提供科学支撑。;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我国现代人地关系与资源环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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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foundation and man-land relationship in modern China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生态文明的理论内涵与计量模型

[本文引用: 1]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its quantitative model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科技支撑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实践与思考

[本文引用: 1]     

Exploration, practice and thinking on the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illaring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本文引用: 1]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应对新思考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Serious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s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中国国家资源环境安全问题初探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02.01.01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An issue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for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02.01.01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本文引用: 1]     

[本文引用: 1]     

论人地关系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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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odern mean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n and th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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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学的领路人、人文地理学的开拓者: 沉痛悼念我国当代杰出的地理学家吴传钧先生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Pioneers of economic geography and human geography: Mournful tribute to our country's outstanding contemporary geographer Wu Chuanjun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地理科学的中国进展与国际趋势

[本文引用: 1]     

Chinese progress and international trends of geography

[本文引用: 1]     

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的科学基础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4.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scientific foundation of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ing in China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04.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2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Draft of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ing of China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2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core of study of geography: Man-land relationship areal system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人地系统可持续过程、格局的前沿探索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8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Frontier approach of the sustainable process and pattern of human-environment system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8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地理学的研究核心: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本文引用: 1]     

Man earth areal system: The core of geographical study: On the geographical thoughts and academic contributions of academician Wu Chuanjun

[本文引用: 1]     

21世纪人地关系研究前瞻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2.01.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Prospects of studies on man-land relation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2.01.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关于地理学的“人—地系统”理论研究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2.0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oretical studies of man-land system as the cor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2.02.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