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安稳,北京太平,天津陷落,举国沉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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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陈益民 瞭望智库特约宏观观察员 天津,“天子之渡津也”。 这句话道尽了这个城市在地理与历史上的双重重要性——与京城沉浮互动,与国运安危相系。 七百年前的漕运,六百年前的建城,一百年前的近代化,五十年前的直辖市…… 波澜壮阔的历程使“天津”二字注定成为金石汗青上熠熠闪光的铭刻。 1 天津安稳,天下太平 这个城市的发展起步于漕运。 元明清三代,都城要从江南运粮,主要通过海上和运河运输。北上粮船都要经过天津,在大直沽转运,遂在大直沽形成囤粮、装卸体系,也形成了天津的聚居村落。 海神庙(天后宫)建起来了,祈祷天后保佑海船平安; 三岔河口繁盛起来了,这里渐次成为五方杂处、舟车辐辏之地。 漕运图 “天津”这个名字的由来,一向众说纷纭,比较靠谱的说法是来源于朱棣。 据明嘉靖《重修三官庙碑记》记载:“我朝成祖文皇帝入靖内难,圣驾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天津。” 明初靖难之役,燕王朱棣起兵南下,初始在沿途迭遭抗击,多有不顺。后来,他从天津直沽渡河下沧州,一路势如破竹,攻克南京。 得了天下的朱棣认为此地是自己的福地,遂赐名天津——“天子之渡津也”。 定都北京后,明成祖深感天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又于1403年在此设卫建城。 卫是明朝的一种军事体系,一般是几个府为一个防区,设卫。 天津区域不大,却设了三卫,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天津卫”的俗称就是来源于此。 自天津北部的蓟州到山西大同,之间有长城相连,作为京师北面的屏障;蓟州往东至山海关亦有长城,拱卫着京师东部。戚继光驻守蓟州时,大大强化了该地的防务。 正德年间,大学士李东阳途经天津,登城楼北望,感慨“百尺高楼拱帝庭,北山秋望八空冥”,写下了《拱北遥岑》诗,其中“太行西带城烟碧,碣石东连海树青”之句,道出了天津西接太行、东连碣石的重要地理位置。 其拱卫帝京的作用,明清两代政权及其重视。 明代与清代中期以前,首都防务主要针对来自北方、东北方和西北方的危胁。到了晚清,危机主要来自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天津的大沽口海防,关系着京师的安危。 2 天津陷落,举国沉沦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克广州,朝廷虽然震惊,但并未惴惴不安,仍将英法两国提出的修改条约要求置若罔闻。 于是,联军舰船北上,直逼天津大沽口。历经三年、三次大沽口大战,清军最终战败,清廷只能全盘答应列强的种种屈辱要求,签定了《北京条约》。 随着西风东渐,天津成为中国最先受西洋文化熏染的大都会。两种不同文明,在这里率先发生了剧烈碰撞。 1870年,天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火烧望海楼大案,便是这种文明冲突的一个典型表现。 望海楼 望海楼为法国传教士建的天主教堂,谣传教堂残害婴儿,早已心怀不满的天津民众在一些官绅的暗中鼓动下,火烧教堂、杀戮教士,引发法、英、美、俄、普、比、西七国联衔向清政府抗议,并调集军舰至大沽口进行威胁。 清廷无奈,急调镇压太平天国的重臣曾国藩到天津处理此,既要安抚列强之怒,避免与之重启战端,又要顶住纸上谈兵的“清议派”的舆论高压。 最后,杀首犯16人,流放天津知府、知县等25人,派大臣向法方谢罪,赔偿白银50万两。 如此憋屈的结局使这位人情练达、铁腕强势的“中兴之臣”悲愤难言: “内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 创办于1867年的天津机器局 曾国藩之后,又一位左右晚清大局的人物坐镇天津,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李鸿章以天津为大本营,开启了洋务运动。 天津机器局、大沽造船厂、开滦矿务局……一家家官办或官督商办的近代化大企业兴起,商贸、邮政通讯(中国最早的邮政总局,最早发行的大龙邮票,最早架设的津京、津沪电话电报线等)、金融(中外各大银行在天津设总部)等领域的突飞猛进,使天津迅速成为那个时代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变革前沿城市。 然而,清廷烂到了骨子里,天津再繁华,也只能成为外人刀俎下的一块肥肉。 庚子事变,又是大沽口失守,天津沦陷,清廷同样岌岌可危,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不得不出逃西安,于是又有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前后四次大沽口战斗,都成了天津护卫首都的海疆保卫战。一旦天津失守,北京就门户洞开,摆在这个腐朽朝廷面前的,就只有求和、签订屈辱条约这一条路。 列强为绝后患,不仅拆毁了大沽口炮台和天津城垣、捣毁最大的军工企业天津机器局及北洋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还驻扎军队于此,而不允许中国军队驻扎在天津城周边20里内。 自此,随着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的演进,天津成了不设防的城市。 独撑危局的李鸿章 1901年,李鸿章临终前,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3 袁世凯干的好事 与六大古都比,天津建城的历史才600余年,真是“小巫见大巫”;作为一个在国内举足轻重的大都市,历史就更短了,不过百余年。 然而,就是这百余年的光景,却让天津迅速崛起、高居时代潮头。谈近代中国史,天津是绕不过去的重镇。 作为大清最后一位重臣,袁世凯虽然以身败名裂的结局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从其在天津的一番作为来看,也不无可褒奖之处。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抛弃传统的八旗、绿营和湘军淮军旧制,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借鉴德国军制严格实施新法训练,建立起了北洋新军,开中国近代陆军建立之先河。 袁世凯小站练兵 条约规定,天津不得驻扎中国军队。袁世凯动起了脑筋,在天津拉起了一支3000人的警察队伍,让列强无话可说。而近代警察制度的建立,推进了中国近代城市化的进程。 当时天津的巡警管的事非常宽,除了治安、司法、交通、户籍、消防之外,连卫生防疫、纠纷调解乃至疏通下水道之类事都要管,重要性可见一斑。 慈禧太后为此下旨,让全国学天津,建立警察队伍。 法租界中的老龙头火车站 天津的老龙头火车站在法国租界内,由洋人掌控。袁世凯很生气:在自家地盘上,还要受洋人掣肘,简直是岂有此理! 于是,他在直隶总督的驻扎地天津河北区另建立起铁路天津总站,与租界火车站分庭抗礼。 在《天津建造总局禀》中,他说:“因津埠铁路将通,商务必盛,近日各国租界经营不遗余力,若不早为抵制,将来商务必为租界垄断,而中国商务受亏匪浅。” 北洋新政时期的直隶工艺总局 不仅如此,在他督理直隶期间,经过艰苦的外交努力,裁撤了八国联军统治天津的都统衙门; 创办北洋银元局,发行银两银元,稳定天津金融; 创办直隶工艺总局,促进工商业发展,一时公私工商企业大兴; 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当时直隶的学堂数、学员人数,均居各省之首,而直隶的教育集中地就在天津。 4 左右“前台”局势的“大幕后” 谈中国近代化,活色生香的上海似乎毫不逊色于天津。然而,有一点是上海比不了的,那就是天津与政治的关联。 如果说,北京是政治舞台的中心,那么天津就是大幕之后。有太多前台发生的事,都可以在幕后见其发端。 天津有九国租界,这是国内任何城市所没有的现象。列强图的是此处离北京近,便于与当政者打交道;这里又是交通要道,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也利于通过租界攫取经济利益。 列国均把租界当作自己的领地进行开发与建设,虽然在主权上是对中国的侵夺,但在客观上也给天津城市发展带来了巨变。 劝业场 租界占地面积,差不多是天津旧城的8倍!至今天津犹能见到成片的西式建筑群,既有劝业场大楼、回力球场、花旗银行大楼、利顺德饭店、起士林餐厅那一类的西洋公共建筑,也有大量的小洋楼公寓。 在夕阳余晖中,这些楼宇尽显异国情调。 而在这些洋楼中,曾发生多少密谋与暗斗呢! 清朝的覆灭,北洋政权的动荡,派生了一大批清朝遗老和北洋寓公。 政客往来,名流穿梭,他们纷纷到天津“隐居”,等待时机——一旦北京有变,即从天津东山再起。 因此,翻开那些小洋楼主人的名册,我们可以看到一长串大佬的名字:溥仪、罗振玉、陈宝琛、郑孝胥、徐世昌、曹锟、冯国璋、段祺瑞、张勋、吴佩孚、孙传芳、徐树铮、张绍曾…… 有人试图重振旗鼓、再坐江山,在日本特务策动下,溥仪借夜幕从天津潜逃往长春,干起了成立伪满洲国的卖国勾当。 溥仪在天津 也有人在天津造成过一些震惊轰动事件,如大军阀孙传芳被仇家施剑翘刺杀于居士林,吴佩孚因拒绝与日寇合作而遭毒杀,等等。 天津还是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许多侵华密谋,就是在这里进行的。“七七事变”发生之初,日方犹以在天津进行高层谈判作为调兵增援的缓兵之计。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军”以层层碉堡壕沟构筑起天津城防,按原计划,可以坚守三个月到半年,足以熬到战局的转机。 然而,1949年初,解放军仅仅用了29个小时就攻克了天津,活捉“国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为和平解放北平打下坚实基础。 5 “十个京油子斗不过一个卫嘴子” 如果你想给天津文化下个定义,恐怕很难。 移民文化、商埠文化、军旅文化、码头文化、漕运文化、租界文化……说法太多,并且,实际上,每种说法只能反映出天津文化的一个小侧面,无法总览全局。 天津是个移民城市,作为一个水陆枢纽之地,几百年来,随着漕运的持续、商贸的发展,这里云集了南北各地的人: 有最擅长经商的晋商、徽商、浙商、闽商、粤商; 有设天津卫后从南北各地调来的兵勇,尤其戚继光戍守蓟州后从浙江调来的大批兵丁,有李鸿章留下来的淮军; 还有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的流民…… 八方辐辏之地,难免鱼龙混杂,形成了这地方独特的文化氛围和天津人独特的秉性。 19世纪下叶,处在商贸迅速发展、流动人口迅速膨胀的天津,曾因一些游手好闲之徒的恶劣行径而败坏了名声。 那时,天津“混混儿”结帮拉派、欺行霸市,甚至于到外地去依然蛮狠,以致于华中一些城市的茶馆曾挂起这样的牌子:“天津人不得入内。” 有人说,天津话难听。确实,天津人讲话没有吴侬软语的温柔,也没有京腔的字正腔圆,最大特点就是有不少字词,普通话中的第一声(阳平)、第二声(阴平),天津话读成阴平声的低平调,尾音直往下坠,齿音字又多,如“春天”“鲜花”“风光”,普通话声调高扬清和,显得明朗,用天津话一说则像冲锋陷阵,备显跌宕起伏。” 语调间,还带着些许沾着市井味道的“痞气”,以及见过大世面、经历过大风雨的玩世不恭。因此,“京油子,卫嘴子”的说法风靡全国。其实,还有一个版本是:“十个京油子斗不过一个卫嘴子”。 这种能言善逗的性格特征,形成了这个城市乐观、幽默的文化氛围,使天津成为全国知名的曲艺之都。 旧时梨园流行一句话:“北京学艺,天津唱红,上海赚钱。”这话在只有唱红于天津才算出名这一点上,至今依然如故。 相声名家马三立 戏曲、相声、评书都是让天津人骄傲的看家本事,尤其是相声,可谓名家辈出!从马三立到郭德纲,天津人给全国观众带来了太多笑声。 天津有对传统艺术最投入的票友群,如果在看京剧听到超强的唱腔,或看到精彩身手的表演,而不随口当堂大吼一声“好!”那肯定不是天津票友。 这就是天津人的性子,无论场合,高兴了就喊出来,不憋着。 天津方言,还体现出天津人的热情和爽快。无论对熟人还是陌生人,天津人见面就直呼大哥、姐姐、伯伯、大娘,一开口便把人的关系拉得很近。 “有嘛事言语一声。”天津人这么说话,是真的告诉你有困难就说出来,我真的会帮你。 在天津住久了,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一听到有人说天津话,一种亲切感觉就会油然而生。 6 “天津人穷、真穷、不露穷” 新中国成立以后,天津成为三大直辖市之一。 作为重要的工商业大都市,许多工商业品牌产生在这里。 天津地毯厂女工(1981年) 中国第一台电视机在天津诞生,有趣的是,它名叫“北京牌”; 改革开放前,年轻人结婚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中,天津的海鸥表(中国最早的机械手表)、飞鸽牌自行车,均是最受欢迎的品牌之一。 纺织、机械、造船、钢铁、化工、盐业……众多产业,树立了天津的工商大都市形象。 那时候,“京津沪”的名号可是响当当的!国家不少重大事情都由这三大都市协作进行,其他省区无缘介入。 如70年代初,年迈的毛泽东主席视力不好,而他又喜读二十四史,于是中央决定做一批大字本线装二十四史,由京津沪三地的出版社接受此任务。 然而,时过境迁,计划经济时代结束后,几大城市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改革开放的前20年,天津虽然也在发展,但与深圳、广州、上海的发展速度相比,差距迅速拉大。 “北上广”的提法强势来袭,“京津沪”从此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这让天津人感到心痛:它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天津退出了中国超一流城市的队列,曾经的三大直辖市之一的地位轰然坍塌! 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呼风唤雨的大都会,如今将要沦落到中国都市第二方阵中去,无论天津人有多不情愿,现实就这样严酷地摆在面前。 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来看,天津无可争辩地退出了“第一方阵”,已完全无力与 “北上广”争锋。 无论是城市GDP总值,还是人口流动数,还是在全国的关注度,天津都逊色于前四个城市。 从2016年GDP总值(亿元)看:上海2.74万,北京2.49万,广州1.96万,深圳1.95万,天津1.79万; 从城市月平均工资看,情况更糟,2017年前4名:北京9240元,上海8962元,深圳8315元,广州7409元,而天津的排名非常靠后,处于第21名,仅6178元。 尽管近年来天津正奋起直追,努力缩小差距,但排名至今未见动摇。 无怪乎有天津人自嘲: “上海人富,真富,不露富;天津人穷,真穷,不露穷!” 好在生性乐观的天津人并不气馁,并且赶上了当下新的大发展机遇,正在重振旗鼓。 天津被中央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滨海新区定位为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换基地,数百项国家重大工业项目落户于此,中国新型的火箭制造基地也在天津。 有了国家这样的经济战略调整,天津已发出了这样的豪言:将建成全国大城市中现代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城市! 目前,天津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越北京,接下来还有超越上海、广州、深圳、苏州等大城市的雄心与霸气。 当这一目标实现之日,必将是天津重返一线超级都市阵营之时。 (本文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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