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后向参与度则表示一国从全球进口需求中间品占GDP的比重，其值越高表明它在需求角度对全球价值链的依赖程度越大。图中各个行业代码与图1相同。注：后向参与度则表示一国从全球进口需求中间品占GDP的比重，其值越高表明它在需求角度对全球价值链的依赖程度越大。图中各个行业代码与图1相同。 

　　数据来源：作者参考Wang、Wei、Yu and Zhu（2017a）的方法，[9] 利用WIOD2016数据计算而来。 

　　虽然我国产业不断向中高端升级，但是总体上我国产业附加值还有待提高，与制造强国的差距还十分明显。2017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为24.56%，而美、日、德、英等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率均在45%以上，与其存在较大差距。在制造业内部，以中国较具国际竞争力的纺织、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两大类产业为例，它们的附加值率远远低于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2017年中国纺织业的附加值率为22.41%，而其他主要工业国家多在30%以上，甚至超过40%；中国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附加值率仅为19.36%，略大于墨西哥（17.18%），而美国的附加值率高达49.56%。由于产品的附加价值相对低，中国并没有充分分享到全球化的利益。以麦肯锡对iPad和iPhone的价值构成分析为例，其中原材料成本占比为31%，分销和零售成本占比为15%，苹果公司获取的利润占比为30%，中国大陆的劳动力投入成本却只占2%，而对于一部iPhone，苹果公司的利润占比为 58.5%，而中国大陆的劳动力投入成本占比仅为1.8%。 

　　3.以“工业四基”为代表的产业基础还比较薄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现状短期难以改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巨大的市场规模、后发模仿技术、低成本要素供给等比较优势，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这种发展是一种后发赶超的“快车道”，但是也带来产业基础能力积累不够。这造成高端产业发展不足，易处于产业价值链中低端环节，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的水平低，关键装备设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等高度依赖国进口和外资企业，产品档次偏低，标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的供给不足。工业基础能力薄弱一直是制约中国工业发展的最大短板，包括计量、标准、认证、信息服务等的基础服务体系不完善，信息化背景下的基础软件、操作系统、算法等产业的核心基础主要依赖国外。基于中国国的制造强国战略，希望到2025 年，70%以上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关键基础材料能实现自主保障，80 种标志性先进基础工艺进行推广应用，一些已达到甚至超过国际领先水平，形成较为成熟的产业技术基础服务体系，逐步建成整机牵引和基础支撑互动协调的产业创新发展新格局。2016年工信部等部委联合发布《“工业四基”发展目录（2016-2020）》，提出信息技术、数据机床和机器人、航天航空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业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和其它共11个领域的46项行业技术基础、81项先进基础工艺、268项关键基础原材料和287项核心零部件（元器件）（如表2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产业基础短板还比较突出。

表2 我国产业基础“短板”的基本情况（2016年，项数）

　　资料来源：根据工信部等《“工业四基”发展目录（2016-2020）》整理，http://www.cm2025.org/uploadfile/2016/1122/20161122053929266.pdf，2016年11月22日。

　　2018年，《科技日报》在“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的系列报道中，列举了35项“卡脖子”技术（如表3所示），以及中国与之差距。这些“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掌握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手中。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和关键元器件等的自给率仅为三分之一。高端数控机床、芯片、光刻机、操作系统、医疗器械、发动机、高端传感器等等，存在卡脖子的问题，中国制造在这些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依然存在亟需攻破的技术难关。工业信息化部对中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结果表明，32%的关键材料仍为空白，52%的关键材料依赖进口，大部分计算机和服务器的95%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部分存储芯片依赖从外国进口。2019年，芯片进口总额为3040亿美元，自给率不足3%。由于产业基础能力薄弱，当前中国许多产业存在“缺芯”“少核”“弱基”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打造国际知名品牌，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也就无从谈起。总之，核心基础零部件设计能力不强、先进制造工艺应用不足、关键基础材料缺乏和基础工业制造软件自主性差等，都是中国现在产业基础能力薄弱具体表现。

表3  我国产业基础“卡脖子”情况列举

　　资料来源：根据《科技日报》2018年4月19日开始的系列专栏“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共35期）整理。这里归类为笔者主观划分。

　　4.中国产业链受到了逆全球化、新工业革命和新冠疫情冲击，未来发展面临着极大挑战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暗流涌动趋势，单边主义盛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主要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断出现，严重阻碍了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以及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在2017年7月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支出，2008年11月—2017年6月，20国集团（G20）的19个成员国（不包括欧盟）总共出台了6616项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相对而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措施仅为2254项。尤其是美国成为全球保护主义措施的主要推手。相关数据显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累计出台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1191项，位居全球首位，占G20成员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总数比重为18%，比排名第二位的印度还多462项，是中国的4.5倍。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蓬勃兴起，制造业向着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方向发展，催生了新产业和新模式，使得像纺织服装、化工建材等传统行业的部分回流到发达国家的概率增大。近期OECD研究指出，虽然回流尚未取代外包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导范式，但是越来越多的新增制造业投资流向发达国家。

　　受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发展的影响，近年来全球产业链表现出本地化和区域化的趋势。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又对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产生新的冲击，催化全球供应链重构，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安全稳定和地位受到冲击。虽然疫情不会完全改变各国的生产成本和技术能力，但中国自身的要素成本和中美经贸摩擦演变趋势仍将是影响中国产业链分工地位的最核心因素。疫情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是威胁我国供应链安全，还在于疫情强化了欧美企业家和政策制定者对调整目前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主张和决心，因而会对中国供应链的优势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也是未来中国战略调整和政策部署需要关注的焦点。因此，中国须从长期角度重新思考如何平衡产业链安全和产业链效率的关系。

　　四、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的路径与政策

　　（一）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大局”高度认识其必要性（一）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大局”高度认识其必要性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百年”目标看，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必须的。长期以来，中国的产业体系与低成本要素、模仿型技术、庞大低端目标市场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相适应，产业处于低端锁定状态，但结构性问题突出，经济发展质量亟待提高。从提高产业链高级化和现代化水平，中国产业基础能力难以适应产业发展和需求变化的矛盾已成为供给侧的突出矛盾，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从产业安全角度考虑，该矛盾更为突出。破解这个矛盾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任务。具体来说，一方面，补齐产业基础的“短板”，提高“工业四基”能力，完善产业发展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计量、标准和检验检测等）、配套能力、硬软件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工业化国家上百年的历程，工业基础并不牢固，需要通过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进一步强化相关产业基础，进而提高产业高级化和合理化水平，以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另一方面，抢抓信息化时代的巨大机遇，全面强化以工业软件、数据库、操作系统、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为核心内容的现代信息产业的基础能力，以促进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支撑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最终促进传统经济体系转向现代化经济体系（黄群慧，2019,2020a)。[10-11]

　　从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是形成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新一轮大变革大调整，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深度调整，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形成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中国已经具备了国内经济循环主导的基础条件。从消费需求看，我国具有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但是，当前我国消费市场的供给侧水平与国际消费市场相比较低，国内中高端商品和服务的供应仍然滞后于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需要从供给侧角度来推动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增加国内中高端和新兴消费市场商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大力引进国外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倪红福和冀承，2020）。[12]从供给角度来看，中国拥有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总体而言，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消费市场具有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特征，具备依靠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经济效率基础，近些年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物流行业、平台模式等大发展，进一步实现了消费便利、生产流通的规模经济，提高了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的能力。但是，中国经济还存在制约国内经济循环、尤其是国内经济高质量循环的一些问题，而产业基础能力薄弱、产业链水平有待提升就是一个关键问题。尤其是要强调的是，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不再重视国际经济循环和经济内卷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在积极拓展和保持国际循环的流量增长的前提下，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国内巨大消费潜力、提高经济供给质量，从而形成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经济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实现这样的国内循环为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继续坚持对外开放、进一步拓展外资外贸工作前提下，在提高中国国内自我经济循环量的同时，提升国外产业对中国供应链和产业链的依赖程度。这就更加要求提高我国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黄群慧，2020b）。[13]

　　（二）从战略上区分不同路径有效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有针对性地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治理能力和实现转型升级

　　以上我们对产业基本能力和产业链的分析还是总体上，并没有具体到不同类型的产业。实际上，产业类型不同，其全球价值链特征以及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会不同，进而要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的路径也就不同。基于对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治理主导权的企业类型，可以区分以下三类提升价值链地位的路径。

　　一是生产者驱动路径。一是生产者驱动路径。这适用于在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中，而所谓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是其主要战略环节在研发和生产领域，生产企业因拥有核心技术优势而掌握对全球价值链的构建和治理能力。对于大多数制造业而言，都属于这种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一直以来，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多是这类价值链的控制者。近些年我国也发展出一些企业具有这方面实力，诸如华为、大疆等。2019年，华为作为世界上5G专利的企业，占据了世界5G无线接入设备的28%；大疆创新依靠对核心技术的掌握占据全球70%左右的消费级无人机份额。但是，这类企业还凤毛麟角。中国现在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量已经超越美国居第一位，但这些超大型企业还都不强，缺少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无疑这类企业应该选择生产者驱动路径，加大研发投入，培育核心技术，提高对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能力。。

　　二是购买者驱动路径。这适应于购买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中，所谓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企业因拥有掌握较大国际市场的份额的优势而主导价值链的治理，这类企业一般是国际品牌零售商和国际品牌生产商，通过全球采购采购或者委托代工制造（OEM）、研发设计制造(ODM)等方式组织国际商品流通。采用购买者驱动路径，中国企业要充分利用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塑造自己的品牌，进一步开拓国际品牌战略，占据较大世界份额。例如在智能手机领域，依靠中国市场成长起来的华为、小米、OPPO、VIVO等手机品牌也逐渐具有国际影响力，可以凭借其掌握的国际市场份额，在全球组织零部件的采购。但是因为产业基础能力短板突出，拥有全球治理能力的中国企业并不常见。

　　三是“隐形冠军”驱动路径。“隐形冠军”是产品趋于集中化、专业化，且高度瞄准单一的产品/服务市场的优秀中小企业。这类“隐形冠军”由于其“聚焦”战略，逐步形成在全球价值链中某个关键环节的控制权力。中国应该不断培育产业基础能力，使得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隐形冠军”，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治理能力，促进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实际上，“工业四基”并不一定都是大型企业掌握，很多“工业四基”都是依靠“隐形冠军”。这意味着，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条件和基础培育更多“隐形冠军”，这是中国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的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

　　对于具体一个企业而言，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路径可以具体包括四类，一是流程或者工序升级，就是在生产工艺或者技术方法上进行创新，对生产系统进行重组，从而实现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率。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大量的中国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实现了流程升级，从而逐渐成长起来；二是产品升级，就是通过引入更为先进和复杂的产品生产线实现产品升级，生产出具有更高附加值的新产品。中国企业通过产品升级路径，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的高技术含量产品贴上“中国制造”标签，；三是企业功能升级或价值链环节攀升，是指通过拓展和延伸全球价值链参与环节，使得企业功能从低价值链环节向高价值链环节升级，比如从生产环节向研发设计和自主营销环节拓展，这是一种典型的价值链攀升路径，从一个委托加工企业（OEM）逐步发展成为研发设计制造(ODM)企业，进一步发展成为原始品牌制造商（OBM）；四是价值链跃迁或者跨产业升级，这意味着企业利用积累的知识实现从一个行业向另一个行业的经营战略转型，比如如在制造业电子产品获得知识可以被用在航天航空领域，或者从纺织等低技术行业转向纺织机械设备等行业转型，这有利于企业向高精尖技术行业进军，跨产业链发展，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链主”，实现产业链在生产领域的最高水平。另外，企业首次嵌入区域全球价值链，拓展价值链中与本国投入的后向联系，以及在产业链末端实现最终市场的高端化和多元化，都是产业链现代化拓展路径。如表4所示，为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产业链水平的具体路径列举。

表4  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提升产业链水平的具体路径列举

　　资料来源：毛蕴诗：《重构全球价值链——中国企业升级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14]

　　（三）完善产业创新发展整体环境，构建有利于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的产业创新生态 

　　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水平现代化，是要摆脱我国长期以来高速工业化的增长模式，的确需要一个“再造工程”。这就要求从整体上革命性改变产业发展的环境，打造一个有利于产业创新发展、有利于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的产业生态系统。尤其是对于制造业而言，近些年我国经济呈现“脱实向虚”的趋势，制造业发展环境亟待改善。完善产业创新发展环境，不仅要增加研发资金和人才投入等要素，还要改善整个产业生态系统，优化产业创新要素、系统与环境之间动态关系，这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任务。围绕产业基础能力再造，应该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完善产业创新生态：（1）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前瞻技术和战略性技术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健全需求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2）努力完善产业基础服务体系。相比国外发达工业国，中国产业基础服务体系水平还存在差距，一定程度上存在管理软、体系乱、水平低的问题。推进计量、标准和检验检测工作，创新政府质量治理体制。（3）构建产业创新网络。受体制机制约束，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各类组织，在创新信息分享、科技人才使用以及创新资本流动等方面的开放协同性差。强化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等各方面创新主体的交流互动，促进信息、人才和资金的有效流动，形成开放合作的产业创新网络。（4）完善中小企业创新的“生态位”。国际经验表明，在制造创新生态系统中，中小企业不仅是科研成果转化的主力，而且众多颠覆式技术创新的来源。但是，中国的中小企业创新“生态位”的位势低，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需要不断完善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完善制度环境，进而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在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提升中的作用。（黄群慧，2016）。[15]  　

　　（四）充分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不断完善我国新型举国体制，对于投入巨大、技术难度高，市场主体单独难以攻克的重大的、战略性、基础性技术问题进行攻关 

　　在新形势下的新型举国优势，即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也是产业链现代化新举国优势。新举国优势在产业链发展中作为矫正市场失灵的工具。新举国的体制优势主要体现对于投入巨大、技术难度高，市场主体单独难以攻克的重大战略性基础技术问题由政府投资集中攻关。如表5所示，列举了比较适应举国攻关的重大科技项目类型。

表5 比较适应举国体制攻关的重大科技项目

　　资料来源：冯身洪、刘瑞同：《重大科技计划组织管理模式分析及对我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启示》，《中国软科学》2011年第11期。［16］

为更好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和日益严峻的“卡脖子”技术和产业化攻关形势，我国正在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实施组织一系列重大项目创新。新型举国体制是一种重大的科研组织管理模式创新，须不断积极探索。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改善我国新型举国体制组织实施效率。一是加强统一管理和促进部门合作，重视打造核心平台和发挥行政垂直管理体系的协调作用。这具体要求突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以及其他国家重大科技和产业化项目的核心平台作用，充分发挥国家领导人和领导小组在这些项目中的部际协调作用，建立更加常态化的跨部门对话机制，明确各部门的工作接口（特别是工信部、科技部、发改委在重大项目实施中的工作界面和接口），避免各部委在重大项目的多头管理和重复建设。二是明确主要权利人和责任人职责，导入成熟的项目管理流程，进一步提升重大项目的组织实施效率。三是根据新的国际竞争形势，国家重大科技和产业化项目在战略部署方面进行调整。 

　　（五）正确处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关系，充分发挥竞争政策在提升产业基础能力与产业链水平的基础性作用 

　　正确处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关系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一项重要任务。从工业化阶段看，接下来中国总体上处于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过渡、开始高质量工业化深化时期，产业结构的日益完备、产业技术水平逐步向全球技术前沿靠近，长期以来与我国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相适应的选择性产业政策主导的政策体系越来越不适用了，产业政策应该从选择性向功能性转型，竞争政策和功能性产业政策应该越占据主导。产业政策资源应更多地导向了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而竞争政策将越来越发挥基础性作用。从国际竞争规则看，当前面对全球化的“大变局”，全球贸易规则和竞争秩序正处于不断变化甚至秩序重构过程中，各国大国都在努力掌握和增强其在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领域的主导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通过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竞争政策等积极融入新的多边贸易投资规则。以WTO协定为核心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宗旨在于维持自由、公平、透明的全球市场秩序，致力于形成一套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则。因此，我国产业政策不应违背WTO协定所确立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透明度原则，我国政府或公共机构对企业或行业给予的补贴应避免具有专向性。唯有如此，我国产业政策特别是补贴政策才能获得国际法上的合法性。总之，无论是从我国工业化阶段看，还是从适国际竞争的要求看，推进产业政策从选择性向功能性转型和真正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是非常必要的。迭代性技术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存在路径差异，迭代性技术易存在路径依赖，难以实现技术重大突破，面对新工业革命的机遇，要创造有利环境激发颠覆性技术创新。在颠覆性创新方面中小企业具有重要意义，须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支持力度。必须认识到，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确立是保证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根本有效的制度环境。

　　推动产业政策转型的关键在于产业政策制定程序与组织机制的再造，以及如何将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嵌入到产业政策的制定机制中去。基于此我们建议，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协调的组织保障可以考虑以下方案：组建国家竞争政策与产业发展委员会，负责管理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集中制定，各相关部委负责相关产业政策建议和具体实施。该方案与目前我国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治理体系的区别，一是将政策制定部门与政策执行部门分离，二是将政策协调的重心由政策出台后的事后协调调整为政策出台时的事前协调。

　　（六）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十四五”期间应该围绕提升产业基础能力进行一系列有效政策安排 

　　“十四五”时期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开局起步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变革期，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加速拓展期。站在“两个大局”角度思考，“十四五”时期需要在产业基础能力寻求突破。

　　一是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中国已经初步构建了工业基础能力强化的制度体系，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指南》、《工业“四基”发展目录》等文件，为建设工业基础体系提供了政策指引。但顶层设计仍需进一步的加强和完善，形成清晰准确、完整配套、可持续推进的机制，特别是针对工业基础体系建设路径的指导文件、强化方案的实施意见等。在政府层面，要综合政府在引导方面的作用和市场在主导方面的作用，兼顾产业基础体系的当前急需和长远发展。加大财政支持，落实税收政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激励产业创新。在产业层面，要依托多种研发机构重点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加快构建重点工业产业的共性技术研发创新体系，成立产业层面的创新中心，集中力量、联合攻关，以突破关键共性技术为着力点实现产业层面的工业基础提升。在企业层面，明确市场主体的创新角色分工，推动基础研究成果加速向市场收益转化，深化国有企业和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和科研院所攻坚克难，促进中小企业在颠覆性创新发挥更大作用。

　　二是建设完善的共性技术基础研发体系。鉴于共性技术研发周期长、应用前景不明朗的特征，共性技术的研发需要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企业等主体共同合作，共担研发风险。具体而言，可以考虑根据不同共性技术的特点，实行差异化的组织形式，以财政资金为主支持研发，或采用专项计划的方式。

　　三是建设工业基础能力再造的核心工厂和产业基础能力评估制度。“母工厂”是在本国建立的在制造体系中发挥开发试制、技术支持和维护本国技术先进性地位的企业载体和现代工厂，具有在生产制造层面不断优化技术、改进能力的功能，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关键核心技术和工艺集成并能不断自我优化的现代核心工厂。而境外的工厂一般是“母工厂”的技术和管理的应用复制。企业应该在境内建造覆盖产业链和产业关键环节“母工厂”，使之成为一个提高工业基础能力的核心工厂。一是有利于在生产制造层面围绕“工业四基”集成要素、培育人才、优化流程，从而在专业集成、久久为功下提升中国的工业基础能力；二是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也可以降低制造业外迁对产业安全的负面影响。积极推动构建产业基础能力评估体系，基于该评估体系对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进行全面调查评估，每年进行两次，准确把握和评估我国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关键技术的现状、问题和发展趋势，分析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布局，这不仅对产业基础再造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掌握主动，积极应对美国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和技术创新的“卡脖子”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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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倪红福、冀承，2020：《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变迁及其趋势——基于中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消费经济》第1期。

[13]黄群慧，2020b：《从当前经济形势看“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学习时报》，2020年。

[14]毛蕴诗：《重构全球价值链——中国企业升级理论与实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5]黄群慧，2016：《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制造业创新生态》，《光明日报》，4月27日。

[16]冯身洪、刘瑞同：《重大科技计划组织管理模式分析及对我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启示》，《中国软科学》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