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渐严格的反垄断法下，胶片和胶片相机行业的柯达公司提出“企业内部研究是柯达多样化发展和业绩增长的途径”；化工行业的杜邦公司行动得更早一些，在1913年的反垄断决议颁布之前，他们就利用企业内部研究发展除了黑色火药、无烟火药之外的市场，从而在反垄断决议限制杜邦在这两款主打产品的市场份额后依然保持规模和利润。

熊彼特在论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范式时，提出“企业内部研发”已经替代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的“发明家——企业家”模式。可见，工业企业把精力投入充满不确定性且造价昂贵的研究与开发，还要拜反垄断法所赐。换句话说，如果能完全地禁止垄断，企业会丧失创新的动力。

反垄断法歪打正着地推进了科技革命的车轮，同时，它也最终以南辕北辙收场：从此之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部分发明，都将直接或间接地从这些垄断企业的厂房里出生；同时，1921-1946年间，从事研发职业的人数增加，美国制造业中的前200家企业的排名变动的可能性也更加减小。

也就是说，20世纪垄断企业纷纷成为技术创新的中心之一，恰恰是因为技术创新成为了获取垄断的唯一合法途径。而这反而有利于垄断企业的生存，在工业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寡头垄断市场格局。

二、石化行业垄断者的创新

垄断利润除了构成企业创新的激励之外，也为企业的研发提供资金。熊彼特认为，在金融市场不健全情况下，研发资金存在短缺，这一短缺可以由垄断利润弥补。

垄断企业更有优势去创新，这在美国的石化行业身上得到了体现。石化工业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成果，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和塑料都是石化工业的产品。

活跃在这一行业创新史上的公司，无外乎标准石油公司、杜邦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和帝国化工，他们都是垄断行业的寡头。他们的垄断地位，一方面因为石化行业的技术特点使其存在自然垄断的倾向，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在技术创新上的领先地位。这些创新均出自他们的工业研究室和大学机构的“产学结合”。

“产学结合”尤其体现了大企业的优势。麻省理工学院得到了石化巨头的投资，开创了化学工程学科，教学与研究范围更加贴近化学生产实际，并且大学中的学者直接投入产品研发。在1927年，MIT化学工程学院的负责人哈斯拉姆从学院中挑选了21名研究者，在标准石油公司设立在巴吞鲁日的大型精炼厂建立了一个研究机构。这个精炼厂孕育了1940年前美国绝大部分的重要化学研究。

三、治不好的“福特病”

熊彼特认为，垄断有利于创新，并且垄断不会长久，总会有新的技术挑战垄断。但是在另一位大师阿罗的分析里，有垄断地位的企业往往乐于享受平静的生活，从而失去创新的动力。福特公司和上文出现的柯达公司将作为反面教材，不思进取造成了他们的困顿乃至破产。

凭借流水线技术和1908年的T型车的引进，福特成功地把四汽缸型汽车投入市场，这一新型汽车不再是上层人士的玩具，而是价格亲民的耐用消费品。同时，美国汽车的产量也大幅增长，在1916年福特公司一年仅能生产50万辆汽车，到1923年美国汽车产量已经上升到360万辆。

美国成为世界汽车的总部，福特则是美国汽车的领军。福特公司接下来做的，是把流水线工艺延伸到T汽车的原材料的生产中，其重点就是提高单一产品——T型车的制造效率。所以，从1908年问世以来，福特汽车的整体设计就没有什么改变了。

汽车在设计和功能上的停滞不前终结在20世纪20年代，通用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进入这一市场。艾尔弗雷德·P·斯隆联合福特公司的生产部经理威廉·克鲁森建立了通用汽车公司。他们的车型更富有变化，这让福特公司几乎濒临破产。在1928年，福特公司关闭了里弗鲁日装配厂，停止了T型车的生产，集中全力开发一种新产品，并为工厂重新装备大型的联合生产设备。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间，汽车市场呈现明显的垄断趋势。1910-1920年间，市场上有150多家汽车厂商，到了20年代仅仅有90家，到30年代仅有30家。两家公司能够进入汽车业，是非常不易的，也体现他们的创新实力。

与汽车工业发展初期产品设计方面的较快速发展相对照，二战之后，美国汽车工业几乎或者根本没有重大的产品，呈现出一幅典型的产业集中的现象。汽车在1925年初具框架，即一个内燃机加上安装在底盘上的封闭钢铁空间。但是从此之后，对产品特性的改进几乎陷入停滞，1970年有学者吐槽当时的汽车与1946年没有本质区别，实际上21世纪的今天也一样。当然，在这一段时间，汽车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并且跑赢了美国的平均水平；后来伴随着电子技术革命，汽车也的的确确增加了电子元件的使用，但是这些技术进步都是来自于其原料或中间产品的供应商，而不是汽车公司本身。

在二战之后，汽车产品的设计创新都是迟缓的。如果把福特在T型车上停滞不前的现象比喻成“福特病”，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病被两家竞争对手短暂地治好了，后来又传染到整个汽车行业上。在其它行业，柯达公司也病得不轻，最后一病不起，淡出舞台。

柯达是一家历史悠久的以胶卷与胶片相机的巨头。柯达凭借伊士曼发明的这两项技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930年时，柯达已占据世界摄影器材市场75%的份额，独揽90%的利润；1996年，柯达已经是无可匹敌的垄断者，他控制了80%以上的胶卷与相机市场。他们拥有最雄厚的研发实力，也是最早研发出数码相机的相机厂家，但是当时的柯达管理层知道，这一颠覆性产品的上市和成熟将意味着胶卷相机市场的萎缩。因此他们决定雪藏这一新发明。

关于柯达公司是怎样雪藏数码相机的细节，大家可以轻松的搜索到各种版本。数码相机一经推出就见证了井喷式的销量增长和技术革新。而在这个新兴的行业里，已经见不到柯达的身影。2013年，柯达正式寻求破产保护。垄断者对于既得市场地位的安于现状，让这个旧世界的巨人、新时代的开拓人变成了旧时代的遗老。

创新即是“创造性破坏”，新技术打破了原有的市场均衡，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因此上文提到的垄断者愿意屈从于安静平稳的生活，而懒于推动“创造性毁灭”。这种“福特病”造成的效率损失，最终会由整个经济体承担。

四、第三次工业革命

让垄断与创新和解了吗？

二战之后，美国的创新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反垄断政策非同寻常的严格，为了限制垄断，技术专利保护被放松了，另一方面，冷战背景下美国政府大规模把资金投入与国防有关的研发，许多军用技术得到发展并溢出到民用行业上。这一时期两大最重要的技术革新，生化制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其创新体系都呈现出新的特点，即新建企业开始在研发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新老公司或者大小公司之间又形成了一种新的分工合作关系。

在生化制药行业，得益于大学广泛提供人才作为企业顾问，并且有良好的风险资金金融体系的支持，新企业能够比较容易地将新技术商品化，并进入市场，并占据一个主导地位。在1995年，生化制药公司中只有20%公开上市，可见小企业的地位。

在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的那些年，不断涌现的新产品创造计算机市场的新的分支领域，小企业经常大量涌入计算机市场挑战垄断企业的地位。到1986年，当时美国10个最大的计算机厂商中新企业占了5个。台式机的发展还加速了老牌企业群体的衰落，严重削弱了1986年5个最大的厂商中的4家。IBM公司在此前主导市场的产品，IBM360与IBM370并没有被直接竞争所推翻，而是随着台式计算机市场的扩张丧失了主导地位。

这并不意味着垄断不存在了。经历生化医药与计算机行业的相对成熟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正如我们所见，生化医药与计算机、互联网领域的市场格局已经高度稳定，无论是辉瑞公司还是默克公司；IBM还是谷歌、脸书，这些巨头的势力之大，前所未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两个行业仍然是最高精尖、最有创新活力的两个行业。例如，1984-1994年间，医药行业的研发投资占公司销售额的9%，这一比例在美国所有的制造业中是比例最高的。

小企业具有创新精神，更善于将新技术运用在医药制造领域；而老牌公司则有着广泛的销售分配网络、丰富的市场营销经验、大批能够组织临床试验以应对苛刻而冗长的药品准核程序的专家。对于计算机行业来说，巨头的优势则表现为最强大的营销实力、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和有号召力的品牌。

事实证明，规模较大的老牌公司与初创的小型公司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分工合作，小企业提出创意，孵化成型，再把创新成果待价而沽；老牌企业只需购买新的技术，或者直接收购新公司，然后指挥外包出去的供应链加以生产，再动用营销资源出售。如果说垄断对于创新的阻碍作用的确占据主流的话，这种分工方式似乎达成了垄断与创新的某种和解，大小企业分别发挥比较优势，技术创新得以继续推进。

五、结语：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它是从技术到商品的不懈的攻关过程，包括“研究”与“开发”，不仅仅是科技的进步。而企业是产品开发的摇篮，是创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

关于垄断对创新的影响，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理论讨论。熊彼特认为垄断能促进创新，阿罗认为垄断消磨创新的动力，阿吉翁提出垄断与创新呈现倒U形关系，产业集中到达某一个程度后创新活力被激发，之后随垄断率提高不断下降。

回溯历史，20世纪美国的技术创新对这一议题提供了多样的案例。企业内部研发的兴起与石化工业的进步符合熊彼特的预言，治不好的“福特病”印证阿罗的主张，高新技术产业则展现了垄断企业与新兴企业在创新研发上的分工合作。

在当下，怎么应对垄断问题？我们看到，严格的反垄断法可能反而巩固了垄断厂商的地位，单纯的拆分也并没有一劳永逸，必须将经济问题放在经济学的思路下解决。值得关注的是，丰富的高素质人才、促进新科技流动的宽松知识产权制度和高效的金融体系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创业企业的活力被充分激发，而没有被稳固的垄断格局所掩盖。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最主要的技术革新，都是借助创业企业实现商品化、市场化的。这一创新体系的特征对今天提倡创业创新、换道超车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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