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闫一帆 新天地NewEra

在这个信息速食的时代，我们鼓励学生通过毕设，深入接触人与事，用多元的视角呈现复杂的真实，书写当下，记录历史的片段。

此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毕业设计系列展示（三）

作者 | 闫一帆 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2016级本科生

指导老师 | 白净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1909年，五道口因京张铁路而得名。

在五道口方圆两三公里内，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语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以及北大科技园和清华科技园。

2000年北京四环路通车，五道口经历了大规模的拆迁改造。除了教育资源五道口还聚集了娱乐、商业、科技资源。此外，五道口还聚集大量外国留学生。

于是，五道口被戏称为“宇宙中心”。

“宇宙中心”的“乌托邦”被清退

北京初春的天气忽晴忽阴，2020年3月25日晚，邬方荣在706青年社区群内发布了一张昏暗模糊的照片。

706本部偌大的客厅里，平时围坐看电影、办沙龙、玩狼人杀的长木桌上摆满了一排排蜡烛。断裂酒馆吧台上的酒具也不见了，只有微弱的烛光照亮了房内的海报、家具和搬家师傅。

“2007（房号）搬家进行中。”一石激起千层浪。

“搬去哪里？”

“真的不众筹保住了吗？”

“被物业切断电源，只能点蜡烛。”

“应该不只是众筹能解决的事情吧……”

“本部没了？”大多数人仍震惊于706青年空间本部突然关闭的消息。

虽然疫情期间北京有不少独立经营的文化场馆消失，但没有人预料到，在“宇宙中心”北京五道口发展了近十年的706青年空间有一天也会关闭。

当晚的微信群里，706团队、住客、活动参与者围绕这件事讨论到深夜，有人悲观唏嘘，有人努力打气，更多的人沉浸在莫名的困惑中。每个人都有很多疑问，又不愿意被别人口中的答案说服。

邬方荣是706青年空间的负责人，他忙着带师傅们搬家。除了在群里发照片简单说明情况，他还需要找到一个可以救急放书的地方。

706二楼图书馆的4000多册图书，是从2012年706创立之初逐渐积累起来的。有民间教育公益组织捐书，有创始人把自己的藏书放在这里，还有一些讲座嘉宾、住客、周边高校学者的捐书。现在，所有的书都要被转移到一个可以暂时收留它们的地方。

北京超长待机的供暖期即将结束，倒春寒蠢蠢欲动，疫情期间出入管制尤为严格。群里众说纷纭，跟多抓鱼仓库联系？跟北京的出版社联系？按照统一价格寄给706的朋友们？夜深后，人们纷纷沉默。

两天之后，邬方荣在电话里回答：“我们后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已经找到了一个暂存的地方。”

这似乎折射出706青年空间与生俱来的某种优势和痛点。它聚集起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年轻人，他们愿意出力共建这个“乌托邦”，但它略显不足的风险应对能力也承受着“宇宙中心”的巨大压力。

当706承载着一群青年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里对诗与远方的想象时，人们不希望它消失，但是当现实的困难摆在面前，706宣布关停本部时，蜂拥而至的错愕和关怀好像又显得力不从心。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几年里，706受到的任何打击都没有这次疫情带来的并发因素多。从春节前钟南山肯定“人传人”开始，北京大小药房里口罩、消毒液迅速售空，各个小区也纷纷组织社区工作人员排查住户的居住史。

究竟是706小管家核对住客信息时的失误，还是这位有湖北居住史的住客存在过多侥幸心理，似乎已经不再重要。高价房租的压力、社区邻居长期的不满，再加上 “导火索”湖北住客，706的生存问题远比大多数人想象得复杂难解——他们选择离开。用邬方荣的话来说：“不只是房租和疫情这么简单，离开是综合因素的结果，也不是众筹能解决的问题。硬要再留下来，其实也没什么意义。”

大多数人心中的706青年空间，是一个高于生活、寄托理想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回到最自然坦诚的状态，发现志同道合的朋友或针锋相对的观点。“发现这里的人都很有意思。”不止一个人这样回忆第一次来的感受。

跨年是706青年空间的传统活动，不少706的老朋友都会自发回到这里。作家宗城是706前新媒体主编，他最难忘的场景之一就是本部关闭之前的最后一次元旦跨年晚会。

在灯光、音乐、啤酒和食物之间，深夜食堂、断裂酒馆、音乐会、青年圆桌等活动同时进行。人群渐渐安静下来，有人弹起吉他，有人打起拍子，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围过来，不约而同地跟唱起《国际歌》。这是706本部的最后一次跨年大合唱。

“祝愿彼此，其实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压抑氛围下的互相打气。因为当时大家都调侃说，2019年是最糟的一年，但它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宗城说，“大家希望今后越来越好，但没想到2020年来了个新冠疫情，直接把本部关掉了。”

“宇宙中心”的“乌托邦”往事

2010年，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新世纪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这一年，邬方荣和朋友创办了ICU（Inter-Culture Union）跨文化交流协会。

ICU开放大学希望通过和高校合作开展直播教育，以此促进二三线城市教育，但就像象牙塔里大多数无疾而终的理想泡沫一样，缺乏经验和资金支持的ICU很快失败了。

随后，他们开始探索青年空间。2012年，12位大学生创始人，每人出资3000元到1万元，租下了五道口华清嘉园甲15号楼706室，要做中国第一家青年空间，名字就叫“706青年空间”。

那是一个公共议题讨论氛围热烈的时期。年轻人还在热情洋溢地讨论着“谷歌退出大陆”“郭美美事件”“药家鑫案”，微信、快手、抖音也还存在于久远的将来。

2012年9月，原人人网内知名思想平台北斗网的《七星人物》专访邬方荣，简介写的是“中国青年公益交流组织ICU、706青年空间创始人和主办人之一，北京邮电大学移动通信专业研究生肄业。”

“肄业”在高学历云集的706并不常见，但邬方荣的回答平静不失幽默：“因为觉得读硕士也挺无聊的，毕业了也找不到工作啊。”

邬方荣在苏南的一个乡村里长大。从小学到中学，他自称经历的教育都是“比较普普通通的那种”，并未涉及公益和教育活动。

他的想法是来北京之后改变的。本科毕业后，他在北京读研期间接触了公益圈、教育圈的一些活动，又由于认识一些韩国朋友，渐渐走上了跨文化公益教育的道路：“专业跟想象的不太一样，后来觉得做工程师也没啥意思。”

706的第一场活动邀请了国际性和平组织World Outside My Shoes的创始人，谈“卢旺达大屠杀给我们的启示”。706最初的定位是：一个跨文化青年交流领域的品牌，合作对象包括海外学生组织和公益教育组织。

2012年秋天，706和房东的租赁合同到期。高校、金融圈层交汇的五道口房租很高，一些创始人也没有打算一直做下去——他们大多就读于北京的高校，会继续深造或进入更好的工作平台。

8月清退房子的那个夜晚，邬方荣最迟离开。同年10月，他召集创始人再次相聚——他们与追梦网取得联系，发起了名为 “寻找1001位主人，再造有书有灵魂的706独立青年空间”的众筹项目，筹款目标是10万元。12月，437位主人汇来了127875元。

在那篇众筹文章中，邬方荣写道：“我们需要在北京五道口附近做一个足够温暖的独立青年空间……通过彼此，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发掘更多的价值观，和发现更多的生活的可能性。”

2013年，重启的706变成了一套100平方米的大二居，拥有两个活动空间。通过每周一次的文化沙龙，706邀请了北京文化圈的大量知名学者和知识分子来到这里讲座。公共空间的活跃氛围也在互联网上发酵，豆瓣同城有人整理了北京的文艺、科技、旅行等各类公共空间，706赫然在列。

2014年，706又聚集了一批高校志愿者，还主编了第一本文集。邬方荣回忆起当时的“一窝疯”活动，不同身份背景的人聚在一起生活、聊天、享受电影和音乐。尽管短暂，但这段经历成为了不少参与者频频追忆的时光。

2015年，706增加到1000平方米。这一年，他们在华清嘉园新租了3个住宿空间，提出了“生活实验室”概念：“我们希望让空间有更好的主题分类，空间和活动契合，通过塑造空间改造生活方式。”创客、剧场、健身、图书馆等空间模式的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反响。

2016年，706迎来了媒体报道的黄金时期。706孵化的人文旅行项目Treep和中国政法大学合作，在3月25日去山海关“找寻海子”。生活实验室作为706的长期住宿项目，也开始尝试发展自治模式。

他们在这一时期获得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关注。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盖琪开展了将706模式向全国推广的政府课题。除了第一财经周刊、纽约时报中文网等媒体的文字报道，706还联合清华清新时报、北大《此间》杂志发起“五道口的日与夜”活动，拍摄了系列短片。

2017年底的北京大兴火灾事故后，政府对群租房的管制政策更加严格。2018年，706迫于压力进行了时隔6年的第2次众筹，用于生活实验室的筹建。

2018年，706牵头举办了第二届青年空间论坛，国内不少青年空间都参与了此次分享。“青年空间，理想何以可能”论坛上，有熊青年空间、绍兴小猪青年聚等有着相似理想主义和不同发展模式的空间被更多人熟知。

2019年开始，706在空间形态、组织模式、社群方面进行了更多新尝试，成立生活实验室共治委员会，重启空间研究小组，也开始着手拓展线下据点。

目前，706已经在上海、广州、北美拥有分部，它们既由本部支持孵化，又独立运营特色活动。疫情之前，邬方荣的原计划是2020年将分部在线下拓展到南京、杭州等更多二线城市，同时发展线上社群。

在迎来2020的跨年总结中，706写道：“这样一帮青年群体，在过往的中国的固有价值已经无法同化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共同来寻找，706就是为这个寻找而准备的。”

“乌托邦”并不拥有想象中的庞大市场

2014年10月，706发起了一场“全国青年聚”活动。全国各地也有不同类型的青年空间建立起来，因地制宜探索发展模式。然而好景不长，广州的叁楼青年空间、厦门的碧山青年空间、南昌的知行青年空间……不少曾一度蓬勃发展的空间纷纷停业。

在706本部被清退之前，这里有不少长住的租客，也时不时增加一些慕名而来的新面孔。

在南京某高校读研的女生嘉嘉就是新面孔之一。2020年1月底，她来北京游玩时住在706。她三天安排了床铺、沙发、地铺三种过夜方式，要充分体验一遍“春节避难所”。

早上7点多她发朋友圈，配图是706的大猫麻圆：“这只坏蛋蹲在我枕头边上把我喵醒了。”白天她出门游玩，晚上回到706，还可以加入到各种文学艺术、政治哲学的讨论中。

“我感觉自己水平不够，他们说没关系，能听进去就行了。”嘉嘉是个开朗的北方姑娘，离开706的那天早上，她把带来的肉桂茶分给大家品尝。

然而，并非每个人都像她这样体验良好。在某互联网公司实习的女生晓婧就遇到了和706小管家的沟通矛盾，甚至对他们的管理规范产生了质疑。

入住女生宿舍之后，由于不适应本部的频繁活动，她希望能换一个地方。然而小管家带她看房却引发了原住客的不满。根据生活实验室的规定，这里的入住不同于其他青旅，除了交租金，也要提交简历信息供原住客双向选择。由于小管家违反了规定，原住客初对晓婧并不欢迎。

让晓婧更加担心的是，706并没有开正规的收据给她，这就让退租和换房等操作变成了纯粹的人际沟通。虽然最后小管家平息了双方的矛盾，但706本身在住宿管理方面的问题仍旧十分明显。离开706时，她还没有融入这里的氛围，入住体验不佳。

财务管理不足一直是困扰706团队的老大难问题。“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专业的财务人员。”全职在706工作的杨树坦诚相告。

2015年，邬方荣曾注册柒零六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但他称这是“为了做事方便而已”，是为了应对租房审查等流程，实际上完全不是一个盈利公司。

到底要商业化还是做公益，是要有价值倾向还是偏向中立？这些关于706内部价值观理念的争论，从2013年706品牌初步形成期就已经存在，中间也有人员因此出走。

2016年706的商业化转型失败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发展方向。他们和引进的Wecafe咖啡馆团队发生多次纠纷，双方围绕赔偿金僵持不下，最终由706方面赔偿。“因为我们同时做租房、活动和咖啡馆，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就容易产生矛盾。住客要不要必须付费才能使用咖啡馆呢？这种基本问题很难解决。”邬方荣认为这给706的运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在2017年夏天的两次会议对谈中，参与者对“在宇宙中心五道口办一家青年空间，到底是为了什么？”以及“凛冬将至，青年空间路在何方？”这两个核心问题进行了讨论，但并未达成统一意见。

706仍表示不考虑走商业模式，而是做“一个基于未来价值预期的空间集合体”。比起青旅、乌托邦、嬉皮公社这些外界赋予的标签，邬方荣始终坚持：“706应该去创造一个行业，而不是归类到某个行业里面去。”

但理想终究容易被现实的冷水浇头，一个时代的结束有时或许就像706的两只猫“卡门”“年糕”从天台意外坠亡一样，无法预料和改变。

“卡门”和“年糕”是在706生活了5年的两只大猫，2018年那个夏天，它们一起从天台掉下去摔死了。两周后，706没有逃过损失一半空间的命运。

706本部选址在居民楼，参与活动的年轻人免不了频繁进出小区，到晚上就更有扰民之嫌。住客的作息也让周围居民十分不满，早在2015年夏天，就有邻居将投诉电话打到附近派出所。用邬方荣的话来说：“面临投诉是常态了。”

宗城也见证了那段迷茫的时期：“706并不拥有自己想象的那个庞大市场。管理团队也曾试过线上教育，但大多以失败告终。706最主要的收入还是几个生活实验室的租金。”

疫情下北京群租房的管制政策收紧，意味着706无法运营大规模的住宿活动。截止到2020年3月底，706在北京的生活实验室关了7个，本部一个月4万元的房租也是无法回避的难题。

高房租让青年空间难以为继，而盖琪更认为，706的生存和运营模式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公共性本身应该和商业属性和政治属性保持距离，这才是公共性的真意所在，但是本身要运营发展，需要一种好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当前的中国社会里可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乌邦托”的种子

北京某高校的大四女生圆圆从大一开始接触706，她正在计划到日本留学。

“706的人也多是毕业或实习时在北京暂住，或者某段工作中相对困顿，又或者gap year给自己充电，”圆圆回忆起本部夜晚的活动，“很难想象一个西装革履的上班族晚上在这里弹古筝琵琶，清北数学系的理工男晚上在这里吟诗唱歌……是另一个自己，或许真实或许不真实。”

尽管有些话题显得阳春白雪，但她仍然坚持青年人有自己的思考：“我平时觉得人们可能对周遭世界漠不关心，只过自己眼前的小日子，但在这里讨论会觉得并不是这样，大家关心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各个方面。”

杨树是“同学社”的负责人，从2017年开始全职在706工作，先后担任过活动策划、住宿管家、社群运营等。理工科专业研究生时期阅读的一本《哲学与人生》，让杨树和人文社科教育结缘。与朋友合伙失利、不习惯公司制度，再加上对706理念的认同，他选择全职在这里工作。他的理想状态是，等到同学社项目完全可以线上运营，他就回山东老家开一个青少年图书室：“回到家乡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和其他后辈的文化环境永远贫瘠。”

毕业一年以来，宗城始终住在北京的706“书屋”实验室从事自由写作。

在宗城看来，青年空间在中国仍有前景。他习惯用西方更早的嬉皮士作比，当时的公社运动就是一群摇滚青年自主自治的尝试。而今天，中国城市的年轻人从应试教育中走出来，又被驱赶进入竞争激烈的职场，在城市里租房，缺乏精神方面的互动空间，这无疑给了青年空间巨大的市场。宗城认为：“大型商场等消费主义空间兴建的背后，是培育思考的公共空间的消亡，一旦文化环境放松，线下空间的发展潜力是更大的。”

首都师范大学研究员盖琪也认为：“现在的青年人其实缺的并不是社交，而是更高质量的社交，当前的社会能不能给青年人提供这样一种社交呢？这次疫情使得各种直播软件越来越普及了，但我认为这些并不能完全取代面对面的交往、人们在一个空间中交流的那种‘场’的感觉。”

谈到搬家，邬方荣反而很平静：“很多人说失去了本部就意味着公共空间的消亡，但是可能我们自己经历比较多了，其实倒还好。”

这几天，他给706的几千册书找到了安置的地方，把大猫麻圆安顿在唯一没有关闭的生活实验室，清理物品让大家认领，最后拆房前还找人测绘吧台，希望有机会还原出同样的场景。

“邬方荣是个很乐观的人，虽然有时候我们也不好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宗城对邬方荣和706有肯定也有无奈，“当然要有情怀，但是作为一个运营团队，不会赚钱，只靠众筹肯定是没办法长久的。”

“目前706没有一个元帅，但有很多军师。”在杨树看来，邬方荣有时并不能严格把控工作时间和质量，严格奖惩制度。

杨树记得工作的第一天，规定上午11点上班，但下午2点邬方荣和其他人才来。“还有一次，706的一个管家做错了事，大家本以为方荣作为管理者会批评这个下属，但他当时对管家说，如果你做不了这个事，那我来做吧。”这让杨树有点无奈。

近十年过去了，邬方荣会带领706走向何方？讨论从未停止，没人给出答案。2012年他曾“期望一个好的社会”，而今天再次谈起对青年空间的期待，他的关注点已有所不同：“可能现在的目标会更具体，比如之前想的是思想方面的启蒙，关注公共议题，现在更多是关注某一个群体，然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改善。”

2018年7月，706组织的一次郊游中，邬方荣独自一人走在十三陵水库的独木桥上。在圆圆的印象里，那张照片让她有点心酸：“不与外人言啊。”

社会和家庭的经济压力，也是706成员的一个普遍存在的痛点。“我见过很多人来做一个项目，做完就走。刚毕业或者在间隔年的人没有经济压力，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做好一直这样的心理准备。”全职工作的杨树坦言自己也曾经有过迷茫的阶段，“二十七、八岁本来应该事业处于相对稳定、逐渐上升的时期，但在706大部分人比较容易焦虑。”

但他更看重706的潜力：“如果看商业价值的话，706是一个宝藏。”作为中国第一家，也是最成功的一家青年空间，706已经有一定社群基础，商业化转型并不是毫无可能。在706的人脉基础上，更短时间就可以做出同学社这样成型的项目。

2020年4月11日晚，706青年空间和南都观察合作发起了《尘肺：矿民、病人和我们的社会》线上沙龙，嘉宾为大爱清尘公益组织的创始人王克勤和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的导演蒋能杰。这次讲座共有数百人参加，同时在腾讯会议和B站平台免费直播——这也是706第一次尝试线上直播。蒋能杰在结束时表示：“感谢老朋友方荣，感谢706这个平台。”

尽管部分工资还没付清，不少项目仍前途未卜，但邬方荣又活跃起来了：“摆脱了债务压力，我们反而可能会更轻松一些，等到疫情过去，我们会找一个更理想的本部——远离居民区，提供和之前一样的线下活动据点。”

宗城看来，尽管青年空间在国内仍是一个小众话题，但当下处于探索阶段的706，正是组成历史的重要一步：“很多东西的历史建构很有趣，可能等到哪一天，中国又有一批的新的空间出来，不管多久，总会做出更成熟的产物。”

宗城目前已经从706“书屋”实验室搬了出来，但仍保持着每日阅读的习惯。他自然而然地讲到了现代诗。

“比如说写现代诗，最开始写的人，胡适那些其实也不怎么好，但占了先机，文学史上就有它的地位，对吧？”

*文中嘉嘉、晓婧、圆圆为化名，图片由受访对象提供。

本文节选自闫一帆的毕业设计

原标题：《毕设 | “宇宙中心”的“乌托邦”，北京五道口706青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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