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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古代开国帝王，多是前朝王侯将相亦或是累世公卿，白手起家的草根皇帝屈指可数。而其中能够开创大一统王朝的更是只有西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二人而已。

与勉强算是管理一方治安的基层公务员刘季相比，同样出身沛县的朱重八的人生显然更加传奇。从乞丐到皇帝，朱元璋完成了封建时期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身份转变。

“朕本淮右布衣”，对于过往的艰苦岁月，朱元璋从来没有刻意掩饰。他做过行童、做过云游和尚，自此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

称帝后的朱元璋曾回到寺庙供养参拜。做过和尚的朱元璋按佛家戒律自然应当跪拜佛祖，但皇帝的身份似乎又不应屈膝。

于是朱元璋将这个难题抛给了寺庙方丈，方丈只一句话便化解难题，也救了全寺人。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元末政治黑暗、天灾频发、民不聊生，百姓“剥树食其皮，掘草食其根”。白莲教利用“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等谶语组织起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然而，这一切和濠州的朱重八一家无关。

旱灾和蝗灾让农家吃饱饭的愿望成了奢求，紧随大灾而来的大疫则根本不给农家留活路。十七岁的朱重八在一个月内失去了父亲、大哥、母亲。

面对亲人的尸体，朱重八和二哥、大嫂甚至找不到一块土地来埋葬，更不用说置办棺椁器材。在乡邻帮助下，草草葬了亲人，朱重八只得和仅剩的亲人们分离，各寻生路。

失了土地、又无亲戚照应，朱重八只得选择唯一能吃得上饭的去处——去寺庙当和尚。剃度出家当了供寺庙使唤的小和尚，受打骂训斥，好歹也能吃上饱饭。

只可惜造化弄人，没过多久战乱和饥荒四起，寺庙没人供奉，和尚们只得离开寺庙云游化缘。

说是云游化缘，其实就是要饭。朱元璋一路游一路讨，吃饱饭的同时，也知道了各地纷起的农民起义形势，也听到了“明王出世，普度众生”的宣传口号。

游历三年，朱重八回到皇觉寺。儿时伙伴汤和此时正在一支义军首领郭子兴手下，于是向朱重八发出了邀请，这一年朱重八二十五岁。

投入郭子兴帐下后，作战勇猛，头脑灵活的朱重八很快得到了郭子兴的赏识，做了心腹，娶了郭子兴的养女马氏，还有了全新的名字——朱元璋。

投军的朱元璋仿佛重生一般。为了躲避内斗也为了开拓新的领土，郭子兴死后朱元璋拉出自己的队伍单干。

滁州、和州、吉庆、南京……一座座南方城池成了朱元璋的掌中物，张士诚、陈友谅、郭天叙……一个个义军首领成了朱元璋的垫脚石。

机敏谨慎、勇猛果断，穷苦的少年和云游的经历让朱元璋领悟了什么是坚韧不拔。多年的行伍锻炼了朱元璋的用兵和任贤之能。

统一南方，朱元璋向已经残破的元廷开刀。取山东、攻汴梁、堵潼关、讨大都，元廷节节败退，正式退出长城以内，朱元璋又先后北伐北元以绝后患。

终于，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建元洪武。当年那个无力葬亲的穷小子，成了万人景仰的皇帝了。

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对于自己的布衣出身没有避讳，但对那段僧侣岁月多少仍心存芥蒂。作为庙宇中的行童，终日受人役使、供人差遣；作为云游化缘的行僧，每日食不果腹。想起过去岁月朱元璋都百感交集。

天下大定之后，洪武二年，朱元璋来到寺庙准备参拜礼佛。全寺人都紧张无比，生怕怠慢。每个人都知道当今天子之前做过和尚、受过使唤和刁难。更何况天威不可测，若有失言或接待不周，全寺人恐怕都性命难保。

朱元璋进到大殿之内，看着眼前庄严的佛像，思绪仿佛又回到在后院洒扫、后厨做饭的时光。

作为和尚，他自然应当跪拜佛陀；可作为天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向佛下跪，岂不是失了天子尊严？于是，朱元璋朝寺庙的方丈问了一句：“朕需下跪吗？”

此言看似平淡，实则暗藏玄机。在僧人心中，佛祖当然是最大的，参拜之人无论身份高低、官职大小当然应该跪拜。

可朱元璋问出此话，实际上是为了表示自己已经是九五之尊，手中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身份早已不是往日的小沙弥，无需跪拜。问方丈无非是想借方丈之口说出自己无需跪拜的现状，同时保住自己的颜面。

方丈当然也读出了此话中的玄机。出家人不打诳语，但为了全寺人的身家性命，方丈出口说道：“见在佛不拜过去佛”。

方丈的回答非常巧妙，没有直言朱元璋过去的和尚身份和现在的帝王身份，而是化用佛教中现在佛（即见在佛）与过去佛的典故。

大乘佛法中有三世佛，即过去佛燃灯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未来佛弥勒尊佛。三世佛皆为尊者，世代不同，更不必互相参拜。

方丈将已经身为天子的朱元璋比作现在佛，功德无量，甚至超过庙中供奉的佛祖，身为现在佛自然不需要参拜庙中的佛陀。

另一方面，也点出朱元璋已经位为至尊，天下尽在手中，杀伐听于一人，在信奉佛祖的僧人心中，哪怕是佛祖都无法与皇帝相提并论。

果然，朱元璋对于方丈的回答非常受用。既解了自己的疑惑，也显示了自己的权威。朱元璋离开寺庙后，方丈长舒一口气，总算是躲过一劫

朱元璋年轻时出家为僧，因此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对佛教的发展多秉持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不过对于僧人的数量、游行都有限制。其实，朱元璋对佛教的态度基本上也可以代表封建王朝对佛教的态度。

佛教传入中国最早源于东汉，进入中国后，佛教与中国本土的儒、道相互杂糅，最终诞生了本土化的佛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乱世中人们生存都成了难题，便想寻求精神的避难所。此外，与朝不保夕的农耕生活相比，出家为僧起码能有一口饱饭。

因此，佛教在此时达到了鼎盛。从平民到皇帝，每个人都成了佛教的拥趸，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然而，佛教不是空中楼阁，不是纯粹的精神产物。越来越多的寺庙和僧人，打着佛教名义侵占土地、掳走壮丁。

僧侣们不事耕作、不服劳役，还鱼肉百姓。国家的赋税和徭役减少，财政和军事实力下降，佛教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正常发展。

由此，诞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跨越数百年的四位帝王纷纷选择灭佛，拆佛庙、释僧侣，国家实力均得到了提高。

然而，乱世之中佛教总会死灰复燃，也总有皇帝选择信奉佛教。到了元朝，君主对佛教无感，选择了放任发展。因此元朝的佛教再次兴盛，种类的纷繁复杂。

明朝时，依照朱元璋的祖训，对佛教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方针。一方面，肯定了佛教教化人心的作用，有利于对百姓的思想控制；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前朝佛教发展威胁国家的情况，又严格限制僧侣数量的扩张。

客观来讲，佛教对文化融合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但是一旦佛教威胁到封建王朝统治，统治者就会对其加以限制，产生一系列灭佛事件。

因此，我国的宗教一直是处于世俗政权控制之下的，没有出现中世纪西欧教权凌驾于王权的情况。

参考资料：《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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