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滇池流域开发重心的转移

第一节 唐宋时期滇池水域的变迁

第二节 南诏筑拓东城与滇池北岸平原的初步开发

第三节 唐拓东城文物古迹与滇池的人地关系

第四节 大理时期的善阐城与滇池北岸平原水利起步

第六章 元代的滇池水利及其影响

第一节 元初滇池水域扩大的拟测

第二节 元代滇池水利工程

第七章 明代滇池控制性水利工程与水环境变化

第一节 明代滇池“海口河”的深挖与疏浚

第二节 盘龙江分水河渠控制性工程——“南坝闸”

第三节 西湖与龙院村“横山水洞”灌溉工程

第四节 松华坝加筑与松花闸修建

第五节 金汁河灌溉体系的发展

第六节 银汁河灌溉区的形成

第七节 明代移民与滇池北部平原地区的开发

第八章 清代滇池流域的水系与水利

第一节 清代滇池流域的水灾与河道疏浚

第二节 盘龙江、金汁河的水系与水利

第三节 银汁河、海源河的水系与水利

第四节 宝象河、马料河的水系与水利

第五节 滇池盆地的水陆变迁

第九章 清代滇池流域东南部的人地关系

第一节 清代滇池东南岸的人口及分布

第二节 清代滇池东南岸的土地垦殖

第三节 清代滇池东南岸的聚落发展与人地关系

第四节 清代滇池东南岸的土地利用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导 论

一 研究缘起

本书在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历史时期滇池流域人地关系及生态环境演变研究＂的结项成果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滇池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是人地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历史时期云贵高原众多湖盆地区由经济开发、人口压力增大向生态压力转化，甚至生态恶化演进的典型。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吴传钧院士提出了现代地理学应重点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这是协调人口增长、资源供求、环境保护之间关系，达到各地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命题。而历史时期滇池地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则是历史学，特别是历史地理学、人口史、生态史综合研究责无旁贷的重大课题。

以滇池流域为地域单元进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示范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滇池流域的城市化进程加快，特别是2008年后昆明市环滇池“一湖四片”和呈贡新城的开发发展战略提出，滇池逐渐成为昆明市的内湖。本书依据2015年统计探讨滇池流域的基本情况，滇池流域面积292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06.86万人，滇池流域面积占云南省面积的1.3%，人口占全省的11.2%，创造了云南省25%的社会财富，人口密度达393人/平方公里，高于同时期的洞庭湖流域（373人/平方公里）和鄱阳湖流域（389人/平方公里）；滇池流域有云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昆明市；滇池流域仅有耕地面积50.91万亩，其中60％以上是旱地，农业人口人均耕地不足半亩，有限的土地资源严重制约着其发展；滇池流域经济开发、人口压力向生态压力甚至生态恶化的演变是历史的累积效应。

滇池地区人类活动具有典型特点，历史时期滇池流域的开发及其变迁是农业时代条件下的变迁。但是，滇池最大的变迁发生在晚近30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1000年）至20世纪80年代，滇池流域用3000年的时间，完成了全面的、高度的农业化过程；90年代开始，大约只需30年将全面完成城市化过程，滇池环湖地区的农业生态将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即便今天具备了卫星遥感、GPS和科学的土地利用等先进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也不可能重现滇池地区农业时代的景观。文献记载的不详和城镇化进程带来不可逆转的景观变迁，就使我们今天对滇池流域人力干预下的农业开发过程研究束手无策、无所作为了吗？元明清时期人力干预下农业开发的“沧海桑田”，如今的高楼林立，其变迁令人叹愕，也让研究备感艰难。

历史时期滇池流域的民族与人口构成、农业生产方式、土地利用、开发重点区域和社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迁。最早活动于这一地区的是当地世居民族，然而今天滇池流域人口中95％以上是汉族，这是从明代以降持续600余年的移民运动及其移民人口发展的结果；滇池地区的农业生态从游牧与“耕田邑聚”相结合生产方式向坝区（湖盆地区）精耕细作和山区半山区大面积旱作农业相结合演变；土地利用从点状零散农业垦殖和聚落分布向全流域全面开发，乃至向与水争田和向山要地演进；开发重点从滇池东南湖岸向北部湖盆转移，位于滇池北部湖盆的昆明已经成为云贵高原上的特大城市。滇池流域的历史发展是云贵高原众多湖盆地区的典型代表，对其进行人地关系研究是抓住西南地区经济开发——人口压力——人地矛盾——生态压力——生态恶化这一历史演进过程的核心问题进行研究，并可对云贵高原上与滇池流域类似的众多湖盆地区、云南乃至西南的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二 相关研究综述

1、关于滇池研究的阶段性特征

滇池流域是云南省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人类在滇池流域的生存、开发已超过3000年，在本课题立项的时候，笔者曾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资料室编《中国湖泊科学文献目录》进行检索，《中国湖泊科学文献目录》是中国湖泊研究的重要工具书，以分省的方式收录了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近130多年来国内外公开出版物上发表各类有关自然湖泊、水库等的沉积地貌、地质地震、水文气象、生物生态、水产渔业、农业水利、资源开发、制图新论等研究文献目录5000余条。对云南省湖泊和水库的研究涉及以滇池、洱海为代表的九大高原湖泊和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重要水库研究。据《中国湖泊科学文献目录》统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关于滇池的研究论文共计143篇。在本课题立项时，又以“滇池”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共发现800余篇关于滇池研究的论文。至本研究结束的2014年底，我们再次以“滇池”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竟达到1200篇。由此可见，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约130年间关于滇池的研究仅143篇论文，10余年后的2008年达到800余篇，再到2014年的1200篇，近20年来对滇池研究论文的增长恰巧与滇池污染加剧及其各方重视呈正相关，因此，仅凭滇池研究论文数量的增长和滇池研究成为热点来判断滇池流域人地关系及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的深化和达到研究高度，是难以成立的。因为，2014年底在“中国知网”上关于滇池研究的1200余篇论文中，1150多篇是关于现代滇池污染和治污研究的论文，仅有不到50篇论文是研究历史时期滇池变迁和滇池开发的，所以，学界对本课题涉及的历史时期滇池人地关系及其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仍然相对较少，并且比较局限。但是，前辈学者对滇池变迁和开发的研究，颇有积累，对本课题多有启发，仅在此梳理现代学科体系下各学科滇池的相关研究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抗日战争时期，是现代科学意义上对滇池的研究最重要的起步阶段。主要研究者是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和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国情普查所的学者们，他们在1938~1945年对滇池流域集中进行了地理、地质和人口调查，奠定了现代科学体系下滇池研究的开端，主要有：

1、（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鲍觉民 张景哲：《云南省呈贡县落龙河区土地利用初步调查报告》，《地理学报》，1944年1期。

2、王云亭：《昆明南郊湖滨地理》，《地理学报》1941年。

3、范金台、孙承烈：《昆明银汁河区的灌溉及土地利用》，《地理学报》1941年。

4、冯绳武：《滇池西北岸水道考》，《地学集刊》1943年。

5、冯绳武：《滇池西北岸平原区之人地景》，《地理》1943年第1－2合刊。

6、（资源委员会）程潞、陈述彭、宋铭奎、黄秉成：《云南滇池区域之土地利用》，《地理学报》1947年2期。

7、李孝芳《滇池水位之季节变迁》，《西南边疆》，1943年6月，第十七期。

8、陈述彭：《云南螳螂川流域之地文》，《地理学报》第十五卷二、三、四合期，1948年。

9、史立常：《滇池之水运与渔业》，《地理》1943年3期。

10、许德佑 、边兆祥：《云南呈贡附近之地质》，《地质评论》1940年，第5卷，第5期，399~413页。

11、杜修昌：《云南呈贡106农家经济之调查》，《中农月刊》九卷四期，1948年4月。

12、陈达著：《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

13、戴世光、陈旭光编著：《1942－1982年昆明环湖县区人口的变动与发展》，云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

若以流域或地区而言，或许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没有第二个湖泊和地域有如此集中、详尽、多学科的现代科学调查研究，也没有任何湖泊地区保留着如此详尽的农业开发最后状况的记录和研究。从这个角度看，这是滇池流域研究在特殊时代的幸运，可以说40年代西南联大学者的调查研究反映历史时期滇池农业时代最高境界和最完整状况。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除了“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在滇池北岸进行过“围海造田”外，滇池地区农业开发与40年代相比，几乎没有较大规模的农田开发的变化，1949年以后主要是对原有农田灌溉体系的完善和技术的提升。所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学者对滇池地区的地理、生态、水利、土地利用、人口、农业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代表着滇池地区农业开发和人地关系发展的最高阶段的基本情况和达到的境界。依据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学者的科学调查研究成果，滇池地区最终的农业开发情况以及人地关系就能够基本研究清楚。但遗憾的是这批宝贵的代表着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对滇池流域研究起步的研究成果，长期被遗忘和封存，致使1949年以来的学者很少利用，也导致滇池流域人地关系和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难有突破。

第二阶段，抗日战争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与新中国加强和完善自然科学体系的发展进程一致，对滇池的研究主要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从地理学、湖泊学、地质学、水文气象和生物生态等学科全面展开。这方面的成就集中汇编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资料室编《中国湖泊科学文献目录》中，基本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滇池研究的成就和特点，自然科学对滇池的研究约占1993年编印的《中国湖泊科学文献目录》中关于滇池143篇论文的绝大多数，近120篇，主要发表在《海洋湖沼通报》《海洋与湖沼》《生态学报》《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动物学杂志》《中国地质科学院院报》《地球化学》等刊物上。如，中科院南京地理研究所郑苏长《滇池的成因与演变》、苏守德《滇池的演化阶段》等，从湖泊地质学的角度对滇池成因和演变进行研究；罗建宁《滇池湖盆第四系沉积相、古地磁和孢粉的初步研究》、潘云唐《滇池第四纪沉积物中腹足动物化石演化与环境之关系》、王银珠《滇池湖流特性的初步研究》、云南气象台黄静珍《滇池湖泊效应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张克映《昆明滇池对其周围地区温度的贡献及其特征》、罗建宁《昆明盆地盘龙江三角洲平原及滇池湖区第四纪沉积相的研究》、程致远《云南滇池现代沉积物210Pb法的CF 模式年龄研究》、夏武平《滇池西岸螺蛳属的亚化石及其演化的探讨》为滇池古地质学的研究；普为民《云南高原淡水湖泊的微生物区分调查 I.滇池水域中的细菌数量及其种群分布》、姜成林《云南滇池、洱海及泸沽湖的放线菌》、邓新晏《昆明滇池轮藻植物的变化》、藏全裕《云南滇池水生植被的观察与分析》、李恒《滇池植被变迁和生态条件的关系》等则为滇池水利和渔业研究。除了自然科学的研究论文外，还有大约10篇论文属于滇池历史变迁的研究，如永贤《古代滇池区的水利建设》 、樊西宁《滇池水利小史》，于希谦、于希贤《滇池地区水利发展简史》、陈培康《云南滇池水体现状与渔业》等。总之，这一阶段的研究从地质、地理、气象、湖泊学、地球化学、生物、微生物、生态学、水利学以及渔业科学等多学科展开了对滇池的全面研究，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滇池尚未被严重污染的滇池全貌和多学科基础研究取得的重要成就，这143篇多学科研究可贵之处在于让后人能够基本认识滇池被严重污染前基本概貌，也为后来滇池治理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甚至是不可复现的原貌。

第三阶段，1995年至今，在滇池污染加重的情况下，滇池治污研究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主流。虽然对滇池研究不断深化，但是滇池污染也不断加深。在滇池遭受污染的早期，云南的地理、农业和环境学者组成滇池地区生态环境和经济考察课题组，对滇池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系统的滇池现状调查，可视为继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学者调查后的一次最重要的滇池现状调查，并出版《滇池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考察文集》，保留了“文革围海造田”后80年代滇池的基本状况和科学系统的资料。而王苏民、窦鸿身主编的《中国湖泊志》对滇池情况进行系统论述。在研究论文方面，据笔者2014年12月15日“中国知网”检索“滇池”关键词，关于滇池研究论文竟达到1200余篇，其中约1150篇为滇池污染和治污研究方面的论文，主要发表在《环境保护》《湖泊科学》《第四纪研究》《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地球科学研究进展》《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海洋与湖泊》等刊物上，如杨树华等《滇池流域土地利用结构及其生态评价的初步研究》、郑丙辉等《滇池流域生态环境动态变化研究》、鲁韦坤等《滇池流域景观格局变化研究》《滇池流域环境变迁及环境修复的社会机制研究》；王彦斌《滇池环境保护中的个人态度与行为》等。由于学科差异，此不一一列举，这些研究集中在以滇池治污和滇池污染对生态环境影响为主，与本课题研究关系不大。而以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视角对滇池历史时期变迁的研究所占比例不大，大约为54篇，人文社会科学对滇池变迁和滇池流域开发研究力度也在逐渐加大，见下文的具体评述。

总之，关于滇池的研究，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学科构成完整，涉及面广泛，虽然基本是对当代滇池的研究，但可为认识历史时期的滇池提供了科学依据，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学者对滇池的考察，运用现代地理学、地质学、水文学、土地利用等现代科学手段和方法对滇池流域第一次最完整的考察和研究，而且记录了滇池流域城市化之前滇池在农业社会时代的状况，这批考察研究距今已经60余年，可视为滇池变迁研究最翔实的史料，值得充分重视。

2、人文社会科学对滇池变迁及经济开发的研究

在现代科学体系下，人文社会科学对滇池的研究较之自然科学方面滇池研究起步稍晚，研究成果数量有限，但是仍出现了一批具有影响力历史地理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滇池变迁研究成果，值得充分重视。与本课题关系密切的有四个方面。

第一，历史地理学对历史时期滇池流域经济开发与滇池水体变化的研究。历史地理学对滇池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方国瑜的《滇池水域的变迁》，可称之为最早以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对滇池水域变迁的研究。该论文对汉晋至明清滇池水域范围变化进行了详细考证，提出了滇池水域变迁具有魏晋、唐宋和元明清等阶段性特征；论文指出滇池水体变化与滇池流域的农业开发关系密切等重要观点至今仍对滇池变迁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在方国瑜著《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方国瑜、林超民《云南郡县两千年》、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等重要历史地理学论著中，也对历史时期滇池流域的政区设置、行政区划演变、民族分布、城镇聚落定位进行了全面研究。1981年昆明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室编《滇池地区历史地理》一书，篇幅有限，仅120页，主要基于文献资料对滇池地区的自然环境变迁、聚落分布、城市选址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1990年于希贤发表了《滇池历史地理初步研究》论文，初步探讨了地质时代滇池的形成，历史时期滇池及周围的环境演变过程等重要问题，对元明时期滇池的古西湖区域和滇池海埂的形成进行了复原研究并绘制了相关地图。在此基础上，于希贤教授结合我国历史时期农业开发对湖泊影响研究，于2002年出版了《沧海桑田：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渐变与突变》一书，提出了我国湖泊演变除了人为的农业开发影响外，由于自然环境变迁影响，存在着“渐变与突变”两种方式，滇池变迁中这两种方式都存在，这一重要认识对后来的滇池变迁研究者具有重要启发，该书“第五章历史时期滇池自然环境变迁”中讨论了滇池流域的动物、物候变化特点。朱惠荣教授在《徐霞客游记校注》中认真考察和论证了379年前徐霞客环滇池旅游的记载，指出徐霞客的记载复原了379年前明末的滇池面貌及滇池流域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是研究滇池流域变迁具有标尺性的文献。杨煜达的《清代云南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研究》从历史地理学气候研究的角度，探讨了云南气候特点以及气候影响下生态环境的演变，对本课题滇池变迁颇有启发。2010年刘灵坪完成了《明清以来滇池南缘地区的乡村聚落与人地关系》硕士学位论文，用历史地理学方法对滇池南部的聚落和环境变迁进行了研究，随后发表了《16—20世纪滇池流域的乡村聚落与人地关系——以柴河三角洲为例》，选取滇池南缘的柴河三角洲进行小尺度的乡村聚落发展研究，是探讨和揭示明清以来滇池流域人地互动关系的典范研究。在本课题进行过程中，孟雅南、唐国莉作为课题组成员，在陆韧教授指导下，完成了两篇滇池研究硕士论文，孟雅南《清代滇池北岸六河区域水利研究》和唐国莉《清代滇池东南缘人口、聚落与土地利用研究》，特别是作为课题组成员的唐国莉研究了明清以来滇池东南部移民分布、人口发展和土地利用问题，揭示了明清以来滇池东南部地区的人地关系具有经济开发—人口压力—人地矛盾加剧的特点。胡淑《人水争地——滇池水域变迁的主要历史动因》揭示了滇池水域面积缩小的主要原因是人水争地，围海造田的结果。此外，于希贤《昆明历史文化名城的文脉景观特征》、陈庆江《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研究》等都对滇池流域的城市地理有较强的研究。

第二，从考古学的角度对滇池流域的早期人类活动、世居民族及滇国的历史进行研究。滇池流域人类活动很早，至今已经发现了几十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考古遗址，时间跨度起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3世纪，这一时期滇池变迁和人地关系情况，在历史文献上记录较少，只能主要依据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进行阐释，所以滇池考古是认识早期滇池流域人类活动及其人地关系的最重要的资料和成果。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中国考古学对滇池流域早期人类活动研究突破巨大，如黄展岳、赵学谦《云南滇池东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记》、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滇池周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呈贡天子庙古墓群的清理》、云南省博物馆《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呈贡七步场东汉墓》、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云南滇池地区聚落遗址2008年调查简报》、胡绍锦《昆明城区南诏文化遗址调查报告》等，均弥补了文献记载不足，成为研究唐代以前滇池变迁和人地关系演进的最重要资料和成果。在这些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汪宁生《云南考古》探讨了滇池流域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李昆声主编《云南考古学论集》、方国瑜《古滇国》、方国瑜《从秦楚争霸看庄蹻开滇》、张增祺著《滇文化》、杨文顺《从〈西南夷列传〉和考古资料看两汉时期的滇国社会》、尹绍亭、尹仑《生态与历史——从滇国青铜器动物图像看“滇人”对动物的认知与利用》等共同研究了先秦至西汉时期滇池流域的部族活动与开发。

第三，滇池流域的开发研究，涉及移民、农业开发、城市发展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等。在滇池流域开发中的移民人口研究方面，方国瑜《汉晋时期在云南的汉族移民》《唐宋时期在云南的汉族移民》考察了汉晋至唐宋时期进入滇池流域的外来人口情况及其土著民族化过程；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考察了清代滇池流域云南府人口数以及人口超常增长的驱动机制；林超民《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讨论了历代云南汉族移民对云南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和滇池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原因。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着力研究和考证了明代滇池地区卫所制度和军事移民的来源、数量及其在滇池周围的屯田分布。近年来滇池研究的另一重要拓展是关注了滇池流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如云南大学何明博士学位论文《历史时期滇池流域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指出明清依以来滇池流域人口增长，促使对滇池出湖河流深挖水利建设，增大湖水的排出量和排出速度，降低水位，扩大耕地面积，打破了生态资源的相对“守衡”格局，使滇池水体面积朝逐渐缩小，造成生态恶化的趋势。董学荣 吴瑛编著《滇池沧桑——千年环境史的视野》一书共三篇十章，上篇为滇池水环境形成的历史意象；中篇为滇池水环境改造的认知轨迹；下篇为滇池水环境利用与保护的现代图景。讨论千百年来，滇池环境变迁的特点和总体趋势，指出人口增长以及农业开发，形成了“人进水退”的趋势，从农业社会的“涸水谋田”到“围海造田”，从内地化到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影响下滇池污染形成和加重。此外还有太丽琼《清代滇池流域农业垦殖与环境破坏》、王瑞红《元明清云南高原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变迁》、王振刚、崔志敏《元代云南行政中心重返滇池地区之考察》、云南大学白龙飞博士学位论文《当代滇池流域生态环境变迁与昆明城市发展研究（1949—2009）》等，都是以断代的方式，从农业开发和城市发展的角度研究了滇池环境变迁及其恶化的原因和特点，缺乏长时段的整体研究成果。

第四，滇池流域水利研究。早期对滇池区域水利的研究是在历代滇池水利发展史视角下进行的，有于希廉、于希贤《滇池地区水利发展简史》 探讨指出考古发现晋宁石寨山有凿用的古井，东汉文齐(约公元21年)在益州郡造陂池与灌溉，以及元代赛典赤兴修松华坝和海口河的疏浚等基本状况。云南学者研究最集中的是滇池出湖水系海口河的开挖与疏浚水利工程，特别是元代赛典赤治滇时期的松华坝修筑和海口河疏挖等重要水利工程的研究，如方铁、方慧《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等论著、诸锡彬《赛典赤赡思丁与云南水利开发》和吴连才《清代滇池海口治理研究》等关于滇池海口河水利工程的相关论文不下30篇，在此不一一枚举，总体看，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下对滇池水利研究过分偏重于滇池出湖水系海口河工程研究，基本忽略了滇池湖盆农业灌溉体系的研究。对滇池湖盆水利灌溉体系的研究，仅有我国著名水利学家郑肇经在其所著中国最早的全国水利史著作的《中国水利史》中，在分省区讨论清代以前各省灌溉水利时，“第六章 灌溉”下的“第十七节 云贵灌溉”中撰写了600字关于云南明清时期农业灌溉水利情况，而这600字的明清云南农业灌溉恰巧讨论的是滇池北岸六河灌溉体系。这说明在全国视角下的早期水利史研究中云南灌溉水利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但却注意到明清时期滇池农业灌溉水利体系称得上云南灌溉水利的典型代表，在全国水利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此后，对滇池流域灌溉水利的研究，在《水利史话：西南的明珠——滇池水利》、《中国水利史稿》和昆明市志办编《昆明市水利志》，以及在《昆明市五华文史资料》、《昆明市官渡区文史资料》、《昆明市盘龙区文史资料》中常有局部区域水利的资料汇集和短篇研究文章等，主要是以汇集史料为主，记述了昆明市水利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缺乏系统研究。直到本课题立项后，在课题负责人陆韧指导下，硕士生孟雅南2010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清代滇池北岸六河区域水利研究》，用历史地理学方法专题探讨了滇池北岸地区河流分布、变迁和水利灌溉特点。近年以来，对滇池水利建设的研究逐渐向滇池湖盆分区域水利的探讨以及水利与农业开发、昆明城市发展、区域开发等综合问题研究推进，李波《元明清时期滇池水利的修建与昆明城的发展》、吴强《半个世纪前滇池流域开发计划》从历史时期的水利、农业和昆明城市发展进行了研究。

虽然，在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下，对滇池研究已经历时百年，成果丰硕，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论著和论文都还只是从地理学、生态学和历史学等不同学科对滇池流域的水体演变、资源利用、当代人地关系、经济开发、历史人口、城市化等单一要素和问题的分散的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从整体上对滇池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历史演进的系统论述的专著。特别是缺乏真正把人的活动、人地关系演变作为滇池流域变迁核心要素进行的研究；缺乏人口与经济同自然资源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深度考察；缺乏在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土地利用、地名分析等历史地理新手段的综合研究。

三 研究内容

本书研究历史时期滇池流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历史时期指新石器时期至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前。滇池流域，按目前学术界通用的流域区与行政区划相结合的界定，为今昆明市的六区一县，即位于滇池西岸和北岸的昆明市西山区、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和滇池北部的嵩明县，滇池东岸的呈贡区，滇池南岸的晋宁区，近35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

据地理学家考察， “滇池流域是滇东高原的一个组成部分，位于一级地貌区—滇中湖盆高原的北部。由于构造作用的不均匀，高原面上有相对隆起的山丘，有海拔较低的湖积平原及湖泊，又受到河流切割及地下水的溶蚀侵蚀，所以形成了多种小地貌类型。”“该区以滇池为中心，形成一个独立的环状立体生态系统，按土地类型的分类系统划分，由内向外，从低至高分别由湖面、坝平地、台地丘陵和山地四个层次构成。”在早期滇池水域辽阔，滇池水域与台地丘陵和山地自然相接，降水的汇集无需河流，直接从丘陵和山地溪流汇集到滇池，因此，滇池地区早期并没有河流存在，滇池地区的入湖河流是随着水位下降，水域面积缩小，湖岸周围的坝子平原和三角洲陆地逐渐发育形成和延伸，丘陵山地降水被约束汇集到狭窄的径流里，形成河流再汇入滇池，因此，从理论上说，滇池流域最早根本没有河流，入湖河道是伴随着滇池湖盆平原的发育、形成和扩大而逐渐形成的。因此，本书特别对前人研究较少的滇池河流问题重点关注和研究。

1、滇池河流与滇池变迁的关系

也就是说今天的滇池较远古的滇池水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滇池河流的面貌就是远古滇池河流的面貌吗？还是有其发展演变的特殊性。以往学者对此问题缺乏思考和研究。比较今天滇池水系图和滇池水域变迁图，可看出今天滇池河流大部分河道均流经滇池北部、东部平原，而远古的滇池这些平原还淹没在滇池之下，滇池流域的地形具有湖面、湖盆坝子、台地和丘陵山地四种地貌立体分布的特征，滇池水是汇集周边降雨积聚而来的。滇池水域在远古时代是相当广大的，滇池直接与台地、丘陵和山地相接，雨水直接汇集到滇池水域，无需河流连通。只有当滇池水域退缩后，台地、山区的雨水才需要汇集到相对低洼的地区，然后切割为河道，再汇集于滇池，所以，滇池河流是滇池退缩后的产物，最初滇池周围可能没有河流，或者至少最初的滇池河流是相当短促的，不是今天的滇池河流的景观，那么这些滇池河流如何发育发展的呢？搞清楚滇池河流的发育形成和发展是解析滇池湖盆平原形成和农田开发的关键。

2、滇池水位下降和水域退缩能否导致滇池北岸和东岸广大的湖盆平原立即形成

在滇池北岸逐渐成陆的过程中，与农业开发进程中互动关系等重要问题都没有得到细致的研究，历史文献也缺乏这方面的细致记载。不过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地理学家对滇池的湖滨考察和研究，曾用湖泊理论科学的方法推演了滇池湖盆成陆与水体变化的基本状况。也就是说滇池水位下降和水域退缩后，北岸地区的湖盆平原至少需要经历“幼年时期”、“少年时期”、“壮年时期”和“暮年时期”才形成今天的景观，这个研究虽然没有说明各时期与历史年代的对应关系，但至少告诉我们不可简单地以海口水利工程修建导致水位下降、水域退缩，滇池湖盆平原就马上形成，进而立刻开发成农田，得出这样的简单结论，而是应当根据滇池湖盆平原发展的规律，通过历史文献记载和现代科学推演，探讨元、明、清各代滇池湖盆形成的规律和河流发展的特点。因此，需要考虑滇池水系的复杂性。尽管今天我们将滇池周边的河流都称之为入湖河道，但是，这些水系的功能和形成情况是复杂的，在昆明当地民众中对这些水系有特殊的称谓，值得研究。如有的称为“河”，有的称为“海沟”，有的称之为“河渠”，既然称谓不同，可能其功能也大相径庭。王云亭《昆明南郊湖滨地理》专门对滇池特殊的海沟现象进行了研究和总结：“海沟是滇池水域退缩过程中滇池湖盆成陆时，退缩中的水域残留的现象，在湖盆成陆的早期，海沟宽阔，水域面积较大；随着湖盆平原的扩大，海沟逐渐萎缩并消失，但某些海沟现象一直残存到今天，如不加辨析的都说成是入湖河流，对滇池湖盆平原的形成将造成巨大的误解”。

3、滇池湖岸成陆的特征及其农田开发

这一问题是解析滇池地区人地关系的重点。今天滇池北部是其流域最大的坝子，其成陆时间各不相同，东部和西部各异，例如昆明西部“北抵黄土坡，西濒赤鼻山(普平村、车家壁一带)，东抵会垣(今小西门一带)”，明代为滇池的“西湖”，还是一片水域与湖沼交织的区域，《徐霞客游记》有清晰的记载。又如滇池北岸地区更北部的地区成陆较早，南部地区成陆较晚，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地理学家冯绳武考察了滇池西北部地区，1943年发表了《滇池西北岸平原区之人地景》一文，说滇池北部的靠南地区，“草海沿岸区 即昆明市区以西草海诸海沟所抵达之地区，约占张家乡全部及土堆大渔二乡各一部，此区地势低洼，南北略近水平，故海沟之水多北流，而河渠之水南流，海沟低于地面，概呈树枝状分布于河渠间，赖人工之疏浚取肥，未至淤塞；河渠则高于地面，为防雨季泛滥，两岸筑堤，堤端每为各村通道，各农村概沿河渠分布，几无例外，乃此区人地关系上之特殊反映。诸河渠入草海处，以其洪水时所挟泥沙较多，恒有发育完善之三角洲，陆面岁有增加，水面逐渐退缩，例如积善村及大河尾诸聚落之历史，距今不过百年，因知百年以前，此带不为沼泽，即属卑隰不堪住居之地，此三角洲及诸海沟附近之‘海田’，每值雨季，多遭淹没”。他推测到今昆明南部“积善村及大河尾诸聚落之历史，距今不过百年”，说明滇池湖盆平原有的形成很晚，其农业开发自然更晚，所以必须对湖盆平原地区成陆的时间进行适当的考量，才能通过研究得出更为接近事实的结论，也才能解析清楚人地关系的变动。

4、滇池入湖河流是滇池主要的水源，更是滇池湖盆平原农业生产的主要灌溉水源

滇池地区具有干湿不均的季节降水变化，也有强烈的年度降水变化，要在滇池地区进行农业生产，必须发展水利，自然要充分利用滇池入湖河流的来水进行分水灌溉河渠的修筑，形成特殊的灌溉体系。今天汇入滇池各河属金沙江水系。海口以上的集水面积为2920平方公里，为普渡河的上源。滇池承受10条主要入湖河流的水量补给，其中以盘龙江最大；昆明以上的集水面积为847平方公里，占总流域面积30％左右。年平均来水量为2.4亿立方米，占湖泊总补给水量的34％。其余的主要入湖河流有柴河、宝象河、东大河、呈贡大河、西白沙河及梁王河等。海口河是滇池唯一的出湖河流，河口有沙滩分布，形似螳螂，亦称螳螂川；河流坡陡流急，蕴藏了丰富的水力资源。1901年在这里建起了中国第一座水电站，发电量为6000千瓦。例如滇池最大的来水河流盘龙江，到清代以后即有“一源十尾” 之说，所谓“一源”即盘龙江主河道的来水，所谓“十尾”则是明代南坝闸修建后，在盘龙江下游形成的多条分水灌溉河渠，而滇池北岸的“六河”共同形成了清代滇池地区最发达的灌溉体系，所以分别研究各条河流与滇池灌溉体系的关系，是解答滇池湖盆平原农业开发的重点。

5，滇池地区人口来源和滇池开发的关系

唐代滇池开发重心由东南部向北岸转移就是以外来人口在滇池开发中发挥作用的。元明清时代均有大量的外来人口进入滇池流域，成为滇池地区的开发主力。分别研究不同时期的移民及其移民农业发展、移民定居等问题，是考察滇池流域人地关系和人地矛盾的关键。这个问题可借助移民史、历史地理的聚落研究等方法进行研究。可看出滇池流域经过元明清的开发发展具有的特点：滇池水域的缩小，开垦农田，兴修水利；竭尽水利于农业；城北、城东，由金汁河与银汁河进行灌溉；城西，由海源河灌溉；城南，由盘龙江、金汁河等分支灌溉；滨湖地带，为海沟提水灌溉。用尽地利为耕地，聚落分布呈现聚居性减少土地占用的特征。

四 研究思路

我们认为，滇池变迁过程中的人地关系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从滇池流域人类活动大的方面讲，共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在滇池流域完全依靠采集渔猎活动而生存；第二阶段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唐宋南诏大理国时期，人类在滇池流域依靠自然环境，进行选择与适应性的农业和渔猎活动，虽然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的水利灌溉，但对滇池水域并未造成人工干预和影响；第三阶段是元代以后800多年的历史中，人类依靠水利工程对滇池水域进行人工干预性的农业开发，表现出“向水要田，与山谋地”的人地关系。而前两个阶段人类对滇池的干预和利用都是有限的，对滇池流域的生态环境影响较小，人地矛盾的解决主要靠利用滇池水域自然变迁所提供的土地进行农业生产开发；而自元代以来，则表现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对滇池水域进行人工干预，依赖降低滇池水位，在滇池湖岸周边涸出大量土地，扩大可耕地面积进行农业开发；同时在滇池流域发展灌溉体系和约束河渠，进行灌溉农业生产。基于这样的阶段性特征，滇池变迁、农业开发和人地关系，展现出唐宋以前与元明清以来截然不同的境况。

滇池变迁与人地关系的阶段性表明，在滇池流域开发和人地关系演变过程中的前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人类在滇池流域完全依靠采集渔猎活动而生存，第二阶段人类在滇池流域依靠自然环境进行选择与适应性的农业和渔猎活动，这些人类活动均未对滇池水体造成人工干预式的变迁，在这两个阶段滇池流域及其水体的变迁，基本上是自然的变迁，人类对滇池的干预和利用都是有限的，对滇池流域的生态环境影响较小，人地矛盾的解决主要靠利用滇池水域自然变迁所提供的土地进行农业生产开发。但第三阶段，即元明清时期，人类对滇池流域的开发和人地关系则表现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对滇池水域进行人工干预，依赖降低滇池水位，在滇池湖岸周边涸出大量土地，扩大可耕地面积进行农业开发。人类依靠水利工程对滇池水域进行人工干预性的农业开发，表现为“向水要田，与山谋地”的人地关系；同时在滇池流域发展灌溉体系和约束河渠，进行灌溉农业生产。基于这样的阶段性特征，滇池变迁、农业开发和人地关系，展现出唐宋以前与元明清以来截然不同的境况。

五 研究的难点和资料运用说明

滇池作为湖泊生态系统，与其他生态系统一样，具有“集合性、相关性、环境适应性、相对稳定性以及发展变化的性质”。这种相对稳定性和发展变化性伴随滇池的全部历史，不过，按照滇池的成湖年代看，滇池形成至今约有300多万年前。而本课题研究的历史时期滇池流域环境变迁与人地关系的历史仅5000多年，在滇池的生命长河中，是非常短暂的，但是滇池在人类活动的影响和干预下发生的变迁则相当巨大。正如前所说滇池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1000年）至20世纪80年代，滇池流域用3000年的时间，完成了全面的、高度的农业化过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约只需30年将全面完成城市化过程，滇池环湖地区的农业生态将不复存在。

问题是3000年的滇池地区农业开发是什么样的过程？滇池水位从元代以来在人力干预下的变迁如何影响其湖岸地区的平原形成和农业开发？如今我们说滇池有17条或20余条入湖河道，都是在远古时代早已形成的吗？还是在人力干预滇池水位下降的过程中，伴随着湖岸内缩和湖滨平原的形成而发育形成的呢？入湖河流集中在农耕面积最大的北岸、东岸地带，它们全是入湖河流呢，还是具有滇池北岸干涸过程中的遗迹特征和人工开挖的灌溉河渠特征？为什么今天已知的20条滇池河流，在元明及其以前的文献中基本没有记载，而在清代文献中集中完整表现出来了呢？

因而本书研究最大的难点是滇池变迁5000年历史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有完整的资料可以利用。如何运用资料，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作为，因此，对前人和多学科对滇池的研究和认识成果进行综合性地运用，是本项研究成功的关键。

首先，滇池是自然湖泊，在现代科学手段测绘之前，虽然历史上多有对滇池的描述，但基本上是不够精确的，如著名的大观楼长联所谓“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仅仅是清代著名诗人孙髯翁主观的目测和形象的描述，不能作为确切的滇池水体资料运用。有了现代科学测绘后，对滇池的测量表述才比较精准。但是滇池是不断变迁的水体，在云贵高原的气候条件下，滇池水体每年都有差异；滇池沿湖地区的农业开发也不断影响着滇池的湖岸水体变化。这些都不是我们课题组成员用历史地理的方法能够精确测绘的，因此，本课题对滇池水体和湖盆区域面积、地貌、水系等的基本数据，全部利用了地理学、湖泊学、水利学、农业科学等自然科学手段测绘得出的数据资料，我们在研究中尽可能地加以注明。还有一些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已经成为公共知识的滇池基本情况论述，为撰写的流畅，有部分材料未加引注，特此说明。

第二，对滇池变迁的第一阶段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在滇池流域完全依靠采集渔猎活动而生存阶段，是没有文字记录的时期。好在滇池流域是云南人类活动较早和较集中的地区，目前已有几十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被发现，特别是国内少有的完整的内湖区域的“滇池贝丘遗址”的考古发现，为研究滇池区域早期人类生存、生产和生活方式提供了基础资料，所以，对第一阶段滇池流域新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只能在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利用相应的考古报告和遗址调查报告等，进行综合性的概括，并将其转化为本课题研究的基础资料。考古材料具有零散和不确定性，运用考古材料对滇池流域早期人类活动进行分析，必须尊重考古专业的发掘报告。但每个考古点的专业考古报告仅仅反映该具体考古地点的情况，对于散落在滇池流域50余个考古点来说，单一的考古报告很难说明滇池流域的变迁和人类活动特点，在运用考古材料时，很难就某个考古点做出新的解析，而是通过串联起散落在滇池周围的考古点情况，将考古材料反映滇池早期人类活动的共同特点与滇池自然水体变迁有机地结合，通过考古专家的专业解析，运用考古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等时间序列，探讨滇池流域早期人类各个时代活动及其滇池变迁的特点。所以在考古资料运用上，采用尊重考古专家的分析和研究，对他们研究已经形成体系的，可能作为资料大段引用，然后再进行串联考古材料的历史地理学分析。

第三，滇池变迁的第二阶段，即滇池流域开发早期的战国、两汉、魏晋至隋唐时期，滇池流域的人类活动，逐渐进入有文字记录阶段，但是，相关文献记载十分有限。据粗略统计，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的滇池，在《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西南夷列传》中仅有300~500字的文献记录；魏晋时代，在《三国志》和《华阳国志》等文献中，也不过聊聊数百字；唐宋时期，即云南的南诏大理国时代，是滇池流域开发的重要阶段，有关滇池的记载保存在樊绰《云南志》、《旧唐书》、《新唐书》和其他碑刻文献中，全部文献材料加起来也不超过5000字。因此仅凭不足1万字的文献记载研究战国至隋唐时期1200年的滇池变迁及其开发，几乎是不可能的。与之相应的是这一阶段，特别是滇池人类作为西南夷的滇人部落、滇国青铜器时代和三国魏晋、隋唐农业开发时代，在1949年后的新中国考古中，取得了多项重大发现，甚至很多成为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以及20世纪初等各年代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如石寨山遗址、滇国遗址发掘出几万件文物，这些考古发现文物件数远远超过文献记载字数，如1955—1960年云南省考古工作者对晋宁石寨山进行了14次考古，总共出土文物4000余件，海贝数十万枚，仅从文物的数量上就超过了两汉至魏晋期间文字记载的总和，再现了滇池流域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基本面貌；除了地下考古外，很多文献没有记载或语焉不详的重要历史建筑依然保留至今，成为今天昆明历史文化名城标志性建筑或名胜古迹，如南诏拓东城的东、西寺塔、官渡古镇等等名胜古迹，这类名胜古迹伫立于滇池流域上千年，成为滇池和昆明地区人们耳熟能详标志性建筑，外地游客必到的旅游著名景点，对这些名胜古迹，无需专业的文博解析，而早已成为旅游知识和公共知识，对这些网络和各类通俗读物连篇累牍，而专业刊物已没有相关专业研究论文的实体尚在的滇池流域开发的标志性的名胜古迹的定点和基本情况叙述，往往采用目前已经认可的公共知识。因此，在文献资料严重缺乏，考古成就突出和名胜古迹实体尚在，考古资料和名胜实体在研究中就将其作为资料引用，极大地扩大了本课题的资料来源，较好地解决了文献资料严重不足的问题，通过对考古和名胜古迹的串联式解析，探讨两汉至唐宋时期滇池变迁和滇池地区的人地关系。考古学的研究需要专门知识和技能，而且滇池考古成果大量发表在《考古》《文物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对滇池流域文物古迹的研究准确深入，所以本课题研究时尽可能采用考古研究成果作为基本资料。而今存文物古迹，考古文物工作者的描述更为专业和精准，特别是唐宋时期的东、西寺塔等均已成为今天著名的旅游景点，因其文物实体今存，文字介绍皆为考古文物工作者的研究成果，本课题学者无力进行新的解析，故在研究中借用为相关问题的描述，特此说明。

第四，元明清水利时期，滇池流域开发和水利建设的文献逐渐增多，但是极不平衡。例如人为地进行水利建设干预滇池水体的最重要时期元代，关于赛典赤、张立道开创滇池水利建设的文字记载不过500余字，明代滇池重要的控制性水利建设的资料达5000余字，清代就已经有了关于滇池水利和河流情况的专书，如清雍正时期黄士杰的《云南省城六河图说》，此外还有上万字的滇池水利碑刻记载。但这类文献记载大多是对具体问题的描述，缺乏科学实测性，对滇池流域的农业开发、水利工程、人地关系均缺乏系统性。尽管依据这些资料，对这一时期在人力干预下的滇池变迁基本概貌可以梳理清楚，但是，滇池变迁的地理过程和面貌，是非常模糊的，前人也基本没有研究。

滇池流域传统农业开发的最后，抑或为最高阶段在清代后期和民国时期，但是文献记载比较清晰的主要为雍正年间黄士杰所撰《云南省城六河图说》，清代中后期和民国时期则无系统记载。幸运的是，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在昆明汇集了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地理学家、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带着与世界同步的国际学术水准，在国家危亡的艰难岁月，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依靠最拮据的经费支持，因地因时，就近选择昆明附近的滇池环湖地区，进行了滇池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农业土地利用、人口、地质和社会经济等研究，大批研究成果，纷纷在抗日战争及其战后的国内国际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如前所列，若以流域或地区而言，或许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没有第二个地区有如此集中、详尽、多学科的现代科学调查研究，没有任何湖泊地区保留着如此清楚的农业开发最后状况的记录和研究。从另一个角度而言，20世纪40年代的滇池地区土地利用、人地关系代表着元明清以来人力干预下滇池地区农业开发的最高境界和最完整状况，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除了“文化大革命”中滇池北岸“围海造田”外，滇池地区几乎没有更大规模的农田开发和水利工程变化，只是对原有农田灌溉体系的完善和技术的提升。所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学者对滇池地区的地理、生态、水利、土地利用、人口、农业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代表着滇池地区农业开发和人地关系发展的最高境界。因此，在本课题研究中，首次利用这批宝贵的资料，将其作为清代后期和民国时期滇池流域基本史料，甚至看作追溯元、明时代滇池变迁的科学拟测资料来使用。依靠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学者的科学调查研究，滇池地区最终的农业开发情况以及人地关系也是基本清楚的，问题是元明清时代的阶段性特征，特别是滇池北岸、东岸地带的农业开发是水利灌溉体系建设的过程则不清。如何找到一条有效合理并科学的研究途径和方法，将其演进过程展现出来，是本书对滇池水利时代生态环境变迁和人地关系研究的重大挑战性问题。

第五，借助考古、文献和抗战时期的记载，进行相关的实地调查和地名学研究，基本厘清和复原滇池流域人地关系概貌。本课题研究过程中，针对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学者对滇池地区的地理、生态、水利、土地利用、人口、农业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进行多次实地调查研究，发现1940年代初滇池银汁河灌区土地利用图与2011年昆明银汁河源头地区房地产开发景象图的比较，原为银汁河源头地带为今云南农业大学、昆明重机厂和各类楼盘居民小区；银汁河灌区中部为昆明卷烟厂、云南财经大学、昆八中、云南大学教工住宅区、贵金属研究所及其各类楼盘和住宅区；银汁河的下段为昆明小菜园立交桥、云南大学校区、云南大学东二院学生教师住宅区、园西路电子一条街。仅存清代银汁河下游的水利调节堰塘——莲花池，因清吴三桂宠爱的陈圆圆在吴三桂败亡时跳莲花池自杀而闻名于世，今被特意保留并修复为莲花池公园。今天滇池北岸地区的金汁河、银汁河、海源河、宝象河等灌区已经看不到任何稻作农业的景观。又对重点研究的滇池东岸呈贡区域进行的实地考察，据此形成清晰的地理认识。

第六，首次对滇池流域灌溉水利体系的古地图进行了研究，结合现代高分辨率的大比例尺地图，对滇池流域部分区域的聚落、水利网络以及开发进程进行复原研究。

后 记

滇池是云贵高原湖泊的代表，滇池坝区是云南的核心经济区，研究历史时期滇池流域的水土资源利用过程，是理解云贵高原人地关系与生态环境演变的典型样本，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滇池地处西南边陲，历史文献资料缺乏，当今滇池研究更多侧重于现代滇池污染及其治理，研究历史时期滇池问题面临资料不足和前人研究成果缺乏的难题，故本书的研究长达8年之久。

本书全面梳理了历史时期滇池水系和坝区农业的发展过程，从河、湖、湖盆平原、人口、垦殖、灌溉、聚落等方面论述了滇池流域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阶段性特征，并发掘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者对滇池流域的实地调查及研究资料。当然，本书的出版并不意味着历史时期滇池流域人地关系和生态环境研究的终结。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非我们现在能够解答。例如历史时期滇池流域水系变迁、水体自净能力、水利体系与灌溉制度对滇池环境的影响，以及滇池生态环境演变的定量分析等问题。希望随着新资料的发掘和研究技术的进步，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历史时期滇池流域人地关系和生态环境的认知。

感谢为本书写作提供帮助的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张轲风副教授、刘灵坪博士和贵州师范学院凌永忠教授；感谢周晴博士热心帮助；感谢孟雅南、魏万平、曹洪刚等在云南大学历史地理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做的大量资料工作；感谢在读博士生余华的帮助；特别感谢本书责任编辑认真负责和专业精湛的辛勤工作。

本书由三位作者合作完成，陆韧教授负责导论、结语和第一、二、三、四、五、六、七章的撰写，第八章、第九章分别由马琦和唐国莉撰写。当然由于我们的学识局限，书中错漏在所难免，敬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云南大学科学馆503室

2018年8月28日

作者介绍

陆韧 教授：女，汉族，1955年6月生于云南昆明，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教授，历史地理学博士生导师，担任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学术顾问。1979-1986年就读于云南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历史学学士，历史文献学硕士。1999年获云南大学专门史（中国民族史）博士学位。2001年9月－2002年8月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

长期从事中国西南历史人文地理、西南边疆史地研究，在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移民史和西南边疆历史政治地理等领域多有建树，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云南对外交通史》《高原通途——云南民族交通》《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元明时期西南边疆军政管控研究》《元明清西南边疆特殊政区研究》《历史时期滇池流域人地关系及生态环境演变研究》等著作，主编译著《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

承担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获教育部和云南省奖项多项。现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汉民族学会常务理事、海交史学会理事和云南史学会理事，并担任昆明市地名街名命名办顾问。

马琦 副教授：男，汉族，1978年出生，陕西周至人。2001年获历史学学士，2007年、2011年分别获历史地理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2011年进入云南大学任教，2014年晋升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边疆史地、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9月至2009年7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17年9月至2018年6月北京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

博士论文《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获教育部2013年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同名专著获云南省第十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科基金6项，出版著作《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多维视野下的清代黔铅开发》《东川铜矿开发史》《西南近代经济地理》等，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唐国莉：1985年生，云南人，2007年至2010年在云南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攻读研究生，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职于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景哈哈尼族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