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刘半农的一席话，促成了方国瑜做出影响大半生的重要选择。1933年秋，方国瑜回到家乡，立志要揭开东巴象形文字及东巴文化的神秘面纱。

方国瑜知道，要研究东巴象形文字，必须了解东巴教。原来，东巴教流行于丽江一带，其经书用原始的象形文字书写，多数东巴教徒虽会念诵，却不解字义。方国瑜不畏山高水险，深入到金沙江边的石鼓、巨甸等地考察，首次发现了纳西标音哥巴文摩崖。在考察中，他和同乡好友周汝诚、杨品超一起请了祥云的东巴和道宗，仔细了解东巴经典的传说故事，参加了东巴主持的各种大小仪式，虚心向上百名东巴经师求教，潜心研究。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方国瑜完成了《纳西象形文字谱》初稿。并经董作宾先生介绍，到南京跟赵元任、李方桂两位先生学习语音学，用国际音标为纳西象形文字标音，制定了纳西语音标，然后着手编写字典。到1935年，方国瑜终于编成既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翔实、科学的《纳西象形文字谱》。

学术界认为，《纳西象形文字谱》不仅是一本语言文字学的工具书，也是一部关于纳西族社会历史的学术专著。德国科隆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雅纳特教授专程到中国向方国瑜求教，他表示，此前他认为研究东巴文最深入的要数美国，其次是英国，但见到方先生的著作后，他改变了看法，认为方先生堪称“纳西语言与历史学之父”。

治学育才，著作等身学界典范

1936年夏天，方国瑜从边地考察回到昆明，时任云南大学教授的清末状元袁嘉谷先生一再挽留，方国瑜便留在云南大学。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方国瑜在云南大学执教47年，撰写了《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彝族史稿》《汉晋民族史》《滇西论丛》《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等大量传世之作。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成了大后方。方国瑜到云南大学任教后，约了凌沌声、何达、楚图南、闻宥等学者编辑出版《西南边疆》杂志，研究边疆史地民俗，前后共出18期。

抗战胜利后，方国瑜利用到保山的机会，遍访惠通桥、松山、龙陵、芒市、遮放、黑山门、畹町、腾冲等滇西抗日战场，收集战报，走访亲历战事的军民人士，写成了震撼人心的《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六卷，成为国内外关于滇西抗日战争的第一部专著，为研究滇西抗日战争提供了最翔实珍贵的资料。他也因此成为国内外第一位研究考察滇西抗日战争历史的专家。

方先生在回忆中说，“民族学研究工作的一大特色就是要到研究的地方去做深入的调查探索，无论穷乡僻壤，荒山野岭，都要去生活一年以上，只有长时间地深入其中，才能真正彻底地了解你所研究的民族的实情，你撰写的民族志才是可靠的。住在招待所，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是不可能得到真实的资料，也就不可能提出科学的田野研究报告。”

拓荒边疆，终成一代滇史巨擘

1963年，在云南大学40周年校庆大会上，方国瑜作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报告。这是方国瑜30多年深思熟虑的研究成果，打破了王朝史代替中国史的传统观点。

晚年的方国瑜的视力因多年眼疾每况愈下，看书时除戴深度“盲人眼镜”外，还外加高倍放大镜，写字时两眼已看不清楚。但是，他凭着自己数十年练就的“指头有眼”的工夫，历时两年，一本自汉至清的云南史料集大成之作——上百万字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述》硬是用他那有“眼”的指头写成。这部著作成为我国史学著作中著录和评说最完备的史书，为云南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0年，77岁高龄的方国瑜双目几近失明，但他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而是雄心勃勃地开始着手主持800多万字、70辑的《云南史料丛刊》的编纂工作。他理想中的这套丛刊为“得此一部，众本成在”，对编辑工作的要求是“搜集资料，求其完备；校录原文，求其确实。”

然而，方国瑜并没有如期实现自己的心愿。1983年12月23日深夜，方先生突然病倒，次日清晨去世。根据方先生遗愿，他的骨灰被安放在故乡丽江著名的风景名胜区玉泉公园的松树丛林中。

声明：本文系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内容为原作者观点，如有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文字来源：《云南政协报》

责编：李静

往期回顾

【边疆时空】学者之路｜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巨擘

【边疆时空】学者之路｜刘祚昌：新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开拓者

【边疆时空】学者之路｜史念海“有用于世”理念的产生与发展

【边疆时空】学者之路｜心血倾尽求新知——武汉大学朱雷教授的学术人生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