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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摄于1941年东线，具体时间及地点不详，一名德军士兵正走过被苏军遗弃的众多运输车辆。

注：本文译自《Militar & Geschichte 2021 Nr.5》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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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罗曼·托普（Roman Töppel）采访了俄罗斯历史学家鲍里斯·瓦季莫维奇·索科洛夫（Boris Vadimovich Sokolov/Борис Вадимович Соколов），后者在访谈中简单讨论了他对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数据的研究。

鲍里斯·索科洛夫博士是文学研究者及历史学家，他出版了许多书籍，其中就包括饱受争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秘密（ТАЙН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中译版名为）》一书。

罗曼·托普：索科洛夫教授，20世纪90年代初，您是首批站出来对 苏联官方所公布的苏联于第二次世界中的伤亡数据 进行批评的俄罗斯历史研究者之一。早在1991年，您就出版了《胜利的代价（Цена победы）》一书。当时，那些历经了苏联当局长达数十年的宣传的俄罗斯民众是如何看待您的研究的？

鲍里斯·索科洛夫：《胜利的代价》一书于1991年5月出版，时间恰好是在苏联解体前的几个月。我对于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研究表明，在东线战场，二战苏联红军的伤亡人数是二战德军的伤亡人数的十倍[1]。然而，许多俄罗斯人并不愿意接受这一数字，因为10：1的损失比强烈地刺激到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在第二次世界的所有参战国中，苏联蒙受了最严重的伤亡，这一数字甚至高于其他国家的损失总和。

罗曼·托普：为何难以确认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确切的损失数据？

鲍里斯·索科洛夫：苏军的伤亡报告存在着极其不可靠的情况，这使得研究者们难以对苏军的损失进行估计。苏军的连长有时甚至连他部队里的士兵都没法认全。大多数的苏军阵亡者并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识别牌[2]，由于无法确认他们的身份，大量的阵亡者被记录为“在战斗中失踪”。此外，部分苏军的指挥官还存在故意不上报失踪报告的习惯，因为上级会认为那些失踪的士兵其实是当了逃兵。

罗曼·托普：那么，确认 苏联平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数据 是否也像 确认苏军的二战伤亡数据 那样存在着同样的困难？

鲍里斯·索科洛夫：当时，并没有人去准确地统计究竟有多少苏联平民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伤亡。因此，今日的我们只能使用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人口损失总数 减去 苏军的损失数量 来估算 苏联平民的损失数据。据我的估计，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人口损失总数 约为4010万至4190万，其中包括 2690万名军人，那么平民损失数 约为1320至1400万。我使用了苏联红军 自1942年开始记录的“不可恢复损失”的月度报告 以及 二战期间的苏军每月伤员数字 来估算苏军的损失数据。

罗曼·托普：在您出版的书籍中，您曾多次提到，由于担心遭受上级的惩罚，一些苏军指挥官在上报损失数据时，刻意压低了部队的损失数量。这种情况是否很常见？

鲍里斯·索科洛夫：是的，这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苏军指挥官通常会上报比实际数据要低得多的损失数据，因为他们害怕上级会因实际的损失数据而发怒。

罗曼·托普：现如今，越来越多的苏联档案得以公布，这些档案当然也包括了伤亡报告。那么这些报告的可信度有多高？

鲍里斯·索科洛夫：实际上，苏军在1941年、1942年及1943年前八九个月的师级伤亡报告十分可靠。自1943年底开始，在苏军解放许多曾被二战德国占领的地区时，一些苏军部队将这些地区中的许多人作为补充兵员直接编入了战斗部队中。这些补充兵并没有被集中登记信息，因此苏军指挥官轻易便能利用这些补充兵来填补部队的损失。因此，自1943年底开始，苏军的师级伤亡报告逐渐变得不再可靠。

罗曼·托普：1941年的乌曼战役结束之后，德军俘虏了两名苏军集团军司令。1950年时，斯大林将这两人中的一员处决，而另一人却并没有受到惩罚，他在战后仍能继续留在苏联红军之中。这种待遇上的明显差异很难不令人大吃一惊。

鲍里斯·索科洛夫：对于这些被俘虏的苏联将军而言，他们之中的哪些人会受到惩罚，而哪些人又会获得奖励，其实完全取决于他的个人运气。

举一个例子，1941年10月，德军在维亚济马-布良斯克口袋俘虏了米哈伊尔·卢金（Михаил Фёдорович Лукин）将军。卢金选择与德国人合作，向德国提议组建一支由俄罗斯人组成的反布尔什维克军队。尽管如此，在被美军解救之后，卢金仍能继续留在苏联红军之中服役，他并没有受到惩罚。相比之下，斯大林处决了在乌曼战役中被德军俘虏的帕维尔·博尼季林（Павел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Понеделин）将军，我个人认为这一惩罚是基于斯大林于1941年8月16日发布的第270号命令，在这份命令中，斯大林宣布博尼季林是一个自愿向敌军投降的懦夫。后来，斯大林并不愿意承认自己对此所犯下的错误[3]。

罗曼·托普：今日，在俄罗斯国内谈论我们上述提到的这些问题是否会比20世纪90年代时更加容易？

鲍里斯·索科洛夫：今日，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探讨这些与伟大的卫国战争相关的问题会遭遇到更强的阻力。在普京的统治之下，与这场战争的相关的历史已成为被俄罗斯官方所认可的公民宗教[4]的一部分。

^“我提供一种统计苏联武装力量在卫国战争中伤亡人数的方法供大家选择。它是基于分析战争中伤员每月的变化情况而确定1942年每月的受伤和阵亡人数间的对比关系，这样的数据比较可靠。我的计算结果是，红军在1941年至1945年间在红军战场上阵亡、伤病及意外死亡和不幸被俘的人数为2240万人。另有约400万官兵死于被俘。苏联武装力量的死亡总数达到了2640万人。与此同时，被动员加入红军队伍的人员总数与苏联总人口的百分比同德军被动员加入法西斯武装力量的人员总数与德国总人口的百分比是一样的。德国人在东线战场上阵亡、由于伤病和被俘及其他种种原因死亡的人数大约为260万人。10∶1的比例关系并不对我们有利。” —— 《二战秘密档案》

^与二战时期的美军采用金属制身份识别牌不同，出于兵员数量以及制造成本等多方面的考虑，二战时期苏军的身份识别牌是一种装在小小木质胶囊里的小纸条，上书持有胶囊苏军士兵的名字、年龄、所属部队及一些个人信息等。 这种木质胶囊相较于金属制身份识别牌不但不易保存，且在当时文化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苏军一线部队当中，有相当多的基层士兵都不愿意在这张纸条上留下自己的个人信息亦或是名字。认为在这张纸条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以后会“加速”自己在战场上的死亡，就像是给死神发去了请柬一样的道理。 

http://m.paoshubaxs.com/10580/591571.html

^”12月12日，卢金将军和与他一起被囚禁的将军们向德国方面提出建议，要求建立俄罗斯反政府武装，以此向苏联人民和军队证明，他们完全可以向”可恶的布尔什维克制度”发起进攻，同时，他们也还是维护自己祖国利益的。当时，卢金对审讯他的德国军官说：”苏联人民面临着一个很特殊的形势：虽然俄罗斯人拥护所谓的’敌人’，好像是投奔了他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背叛了祖国，而是远离了那种制度……甚至许多著名的苏联政治家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是衷心维护共产主义制度的。”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卢金1970年去世时，被公认为是战斗英雄。但是仅仅过了14年，约阿希姆·霍夫曼在《弗拉索夫军队史》一书中，公布了卢金被审讯的记录中的一个片段。如果这些记录落到斯大林的特工手中的话，这位将军肯定会被枪毙。要知道，战后波涅杰林将军之所以被枪毙，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仅仅因为有人告密说，他似乎暴露出准备与敌人合作的企图。在随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如果宣读德军对卢金将军的审讯记录，那么卢金肯定会被撤销将军称号，而他的名字也会从卫国战争的历史中一笔勾销。” —— 《二战秘密档案》

^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是一个起源于法国的政治概念，是指通过公共仪式、符号（如国旗）、节日、圣地（如纪念碑）等表达一个民族的隐含的宗教性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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