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

在回溯纳粹德国的历史时，有不少评论者会认为妇女只是好战的第三帝国的受害者，有历史学家说“德国妇女是纳粹政策的作用对象，而不是实施者”，事实上，妇女们也为纳粹的上台提供了几乎一半的选票，一些女性也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

也许性别观点将有助于解决这场关于女性在第三帝国所扮演的矛盾角色的意识形态争论。

关于军事暴力的新研究提出了“尚武男性气概”（martial masculinity）的概念，用来描述纳粹党和德国国防军强迫男性接受的理想男性士兵形象。对女性军队辅助人员或军需品工厂劳动者工作经历的研究表明，需要有一个类似的概念，诸如“民族女性”（volkish feminity），用以调和母亲式的修辞和女性在第三帝国的施事角色。

由于全面战争模糊了平民和战斗人员之间的界限，妇女成了后方的中坚力量，通过完成传统的家庭任务和参与经济动员做出积极的贡献。因此，她们面临着两种差距越来越大的角色期待：一边是作为妻子和母亲，被认为要负责维持家庭的运转；另一边是为国服务中真实的战时责任。

普通妇女的证词说明了与纳粹独裁统治的勾结如何最终使她们成为受害者。在战前的岁月里，一方面是政府的限制性厌女主义，另一方面是通过响应当局号召获得职业晋升机会，妇女们面临二者之间矛盾的斗争。一定程度上被希特勒保持国内士气的政策所蒙蔽，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当德国国防军的胜利开启了称霸的宏伟前景时，德国妇女压倒性地支持这场战斗。

厌女主义的体制

节选自[美]康拉德·H.雅劳施

《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

01

在和平时期，纳粹对待妇女的态度奇怪地混合了种族主义恐惧和民族理想。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国家的力量立基于不断增长的人口，于是忧心忡忡的希特勒试图通过鼓励妇女生育更多孩子来扭转德国出生率的下降。同时，纳粹恶毒的种族主义认为，应对“反社会”和“有基因缺陷的女性”进行绝育，并防止“低等种族”的成员污染雅利安人的血统。

从文化角度讲，纳粹领导人憎恶魏玛共和国时期“新女性”堕落的城市生活方式，认为那是对她们生物职责的背叛。相反，他们更喜欢世纪之交的生活改革运动的纲要，该运动提倡一种“自然”和“健康”的外表，不使用化妆品。作为下一代的母亲，妇女们还被认为是大肆吹嘘的“民族共同体”的监护人，她们将创造一个真正的民族共同体。

一场借助通俗诗歌形式的过火赞美活动试图从母性的角度重新塑造德国女性的形象。在写给未出生孩子的颂歌中，特奥·舍勒（Theo Scheller）赞美了“名叫德国的永远的母亲”，称其为成长中的生命未来的归宿。一位被认为是女性的诗人以一种民族主义的方式赞扬了出生的奇迹：“我们需要母亲在子宫中孕育/一个仿佛是铁矿石炼成的强硬种族/他们没有奴性和恐惧的怀疑/而是勇敢地攀登以前从未到达的新高度。”这种煽情的韵诗用宗教的语言赞美希特勒把大家从物资匮乏和外国奴役中拯救出来。

同样，一个孩子在诗中说：“向你致敬，希特勒/你是并将是我最好的朋友。”安妮·玛丽·克彭（Anne Marie Koeppen）更高调地赞美女性，她写道：“你承载着荣誉、纯洁和光明。/你的美德使德国变得伟大。/你是人民的面庞。/未来睡在你的子宫里。”因此，许多年轻妇女希望“在妻子和母亲的生活中获得完满”。

电影《帝国的毁灭》

在实际操作中，新的纳粹政权推动了妇女回归家庭，以减少大萧条期间男性户主的失业。具体地说，这意味着逆转魏玛共和国的一些职业进步，当时年轻妇女已经开始从事女售货员或秘书等白领职业。

在决定中学教育时，像雷娜特·芬克这样的女孩被分流到非学术道路上，为她们成为家庭主妇做好准备。在大学里，一项旨在缓解学术道路过于拥挤的新规定为渴望成为专业人士的年轻男性保留了空间，而只留给女性10%的配额。在公共服务方面，1933年以前已经制定了一项法律禁止雇用已婚妇女——如果她的丈夫已经担任政府工作，哪怕只是高中教职。虽然这些限制在30年代后期达到充分就业后逐渐被取消，但最初对妇女的工作能力起了遏制作用。

附属与自信之间同样的矛盾使纳粹党的女性辅助团体“民族社会主义妇女联盟”（NS Frauenschaft）获得了活力。作为“阿道夫·希特勒的卫士”，妇女联盟的“主要职责是并永远是向德国妇女灌输民族社会主义”。在拒绝“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国际妇女运动错误道路”的同时，妇女联盟的原则一方面赞扬“养育整个民族这一身体和精神任务”，另一方面又赞同对未婚妇女进行“培训和职业融合”。

在不质疑该党厌女主义特质的情况下，妇女联盟致力于让“大量女性适应纳粹意识形态并被纳入公共生活”。因此，妇女联盟控制了广泛的福利服务，为被认为是雅利安族的妇女提供职业机会。与此同时，它通过确保“反社会的”妇女不会生育、犹太男子不会与非犹太人德国妇女生儿育女来维持社会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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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青春期的女孩来说，第三帝国提供的活动范围之广令人吃惊。德国少女联盟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组织，在那里她们可以展翅翱翔。少女联盟尤其为中下和下层阶级的女孩提供了领导能力培训和晋升的机会，让她们承担了前所未有的责任。年纪稍大些的少女接受了“保健、育儿、家务技能和自我提高方面的培训，为生儿育女、家庭生活和夫妻相处做好准备”。尽管带有这种母性主义的色彩，参加希特勒青年团还是给了许多女孩一种独立和得到认可的新感受。

参加纳粹青年团体的代价是被灌输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并为战争做准备。但意识形态培训否定人文主义价值观，而穿着制服、列队行军、听演讲和挥舞旗帜则效法了男性青少年的军事化。

德国少女联盟。来源 ：露特·布尔文，《后来的回响》

对许多女青少年来说，“新的女性理想在当时看来是非常进步的”。纳粹领导人利用了年轻人的理想主义、他们克服阶级壁垒的希望，以及对真实经验的探求。当埃娃·彼得斯使用“荣誉、忠诚、勇敢的同志情谊、自由、集体、家庭、斗争、死亡、旗帜、英雄主义、鲜血、土壤、信仰、责任、人民、祖国、元首和追随者”等神奇的词汇时，她的“身体和灵魂都被触动”。作为特殊的“文化载体”，女性被赋予的任务是保存民歌和民族习俗、传统工艺和农民服饰，同时把它们传给自己的孩子。对于年龄大些的青少年，少女联盟成立了一个名为“信仰与美”的高级团体，旨在帮助青少年通过音乐和体操成长为完整的女性。虽然该组织最终是为了让女孩做好当母亲的准备，但这些活动试图在此过程中开辟一个属于女性的世界，这使人们在回忆中留下的“绝大部分是快乐的感觉”。

在家庭和学校里，女孩比同龄男孩享有的自由更少。母亲们对她们看管得更严。在没有佣人的家庭里，不用说，她们要负责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即使她们的年龄堪堪够照顾自己。此外，在大多数普通家庭，女孩必须帮助她们的母亲准备食物、购物和打理花园等。虽然父母愿意为儿子的教育投资，但他们认为女儿的教育不那么重要。尽管乌尔苏拉·马伦多夫成绩优异且有学术志向，但她还是被迫留在小学，因为“你不应该比你更喜欢当学徒的兄弟接受更好的教育”。同样，乌尔苏拉·贝伦伯格的父母也没有信守将她送到商业学校的承诺。几十年后，她充满感慨地谈到对女性的限制：“从很早的时候，我就学会了将就。”

贫家女孩的消遣之一是“儿童下乡”（Kinderlandverschickung）项目，该项目通过把城市儿童送到农村来使他们更加健康。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等福利组织挑选有需要的城市男孩和女孩运送到私人家庭或营地，让他们享受4周至6周新鲜的农村空气、体育活动和更丰富的食物。一些从未离家的女孩与思乡病做着斗争，但友好的接待家庭和新朋友很快就驱散了她们的羞怯。

女性的农场劳动。来源 ：露特·布尔文，《后来的回响》

对于小学毕业生，少女联盟启动了乡训年计划，这种为期一年的志愿工作旨在帮助有民族争议地区的农民缓解劳动力不足。1938年，这项义务变为强制性的，成了女性版的国家劳役团，以便帮助有许多孩子的农村或城市家庭。

03

纳粹规定的这些义务使得对小学毕业后就结束教育的女孩进行职业培训变得更加复杂。有的父母试图引导女儿从事白领工作，但当乌尔苏拉·马伦多夫的母亲建议她成为一名美容师时，她却步了。露特·布尔文运气更好：她被允许在柏林的一家私人学校接受培训，在那里她真的“喜欢上了学习”速记、打字和其他商业技能。安内利泽·胡贝尔甚至更加幸运：她最初在一家犹太人的公司里记账，那家公司最后被雅利安化。为了有一个更安定的未来，她随后申请了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公共卫生保险办公室的“首席秘书”职位。证明自己是雅利安血统后，她得到了这份工作，发现它“既有趣，又内容多样”。埃丽卡·陶布霍恩就没那么幸运了，一个不愿配合的劳动部门官员只让她接受了裁缝培训。这类决定受个人倾向和权宜方便的影响，显示出女性职业选择的有限。

职业培训和第一份工作让青少年得以离家，给予他们独立，让他们逐渐跨入成年。包括星期六在内，工作日长达10小时的劳动意味着几乎没有闲暇时间，但提供了一点可供消遣的收入。

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独立也让她们与异性有了第一次浪漫接触，其中的大多数暂时是无害的。希特勒青年团宣扬“纯洁而干净的同志情谊”，同时让其成员保持足够的忙碌，以防止出现情感上的纠葛。

许多年轻女性把她们的崇拜转移到希特勒身上，用“歇斯底里的狂喜”回应他的魅力。1933年10月，德国少女联盟的领导罗瑞·瓦尔布在她的日记中难掩兴奋地说：“我见到了我们的元首！”在一次集会中，“他站在车里，举着右臂，他是如此严肃，如此强壮，如此伟大”。这位被幸福冲昏头脑的纳粹女孩表示：“这是我14岁生命中最美丽、最感人、最有力量的时刻。”

几年后，持怀疑态度的安内利泽·胡贝尔描绘了类似的反应：当希特勒乘着一辆敞篷汽车沿着街道驶来时，“所有人都向他伸出了手”。令她惊讶的是，元首突然越过其他人的头顶，向她伸出了手：“他的眼睛对我施加了可怕的力量，我不由自主地把我的手伸向他。”当一位年轻的军官描述同样的吸引力时，乌尔苏拉·马伦多夫“被希特勒的眼睛能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这种想法迷住了”。许多女孩子的日记都流露出对一个同时是父亲、情人和救世主的形象的狂热追捧。

电影《帝国的毁灭》

对民族社会主义的这种陶醉强大到足以打消任何对德国犹太人施加暴力的顾忌。时年9岁的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在1938年11月“水晶之夜”的反犹主义暴乱中受到“尖叫、打砸和玻璃破碎声”的惊吓。“我看到和听到我们西里西亚的小城发生的事情，被吓坏了，尽管我不能完全理解它的意义。”当她询问摧毁商店和针对邻居的暴力行为时，母亲回答说：“再也不许你问这个问题。”当少女联盟领导埃娃·彼得斯在她的家乡帕德博恩看到燃烧的犹太教堂时，“对亵渎和毁坏圣所一点也不感到愤慨”。相反，公众的不满更多集中在混乱的过程上，而不是对犹太人的迫害。当女朋友询问他关于暴乱的问题时，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罗尔夫·布尔文承认，他曾被命令参加对一家犹太孤儿院的突袭。但是他被孩子们的恐惧深深触动，于是“直接溜走了”。

纳粹生物政治学的优生计划对许多妇女来说似乎是明智的，只要不涉及她们自己的家庭。一位典型的少女联盟领导人喜欢强调“国家和种族卫生”的必要性，寻求通过预防措施保持政治体的健康。根据1933年的遗传病法，“如果家族中频繁出现精神疾病或身体残疾”，他们“应当被绝育或不结婚”。这些人“对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和国家都是一种负担”。因此，纳粹医生认为，结束他们的痛苦是一种善举。“这就是安乐死，即仁慈地杀人的意义。”只有当大规模绝育和安乐死的实际操作涉及他们认识的人时，无动于衷的人才会意识到其丧失人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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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前的岁月里，即使不关心政治的妇女也确信，对非犹太德国人来说，情况终于有了改善。

在身为冲锋队成员的父亲和妇女联盟成员的母亲的影响下，雷娜特·芬克总结了公众情绪的变化：“因为元首在这里，于是有了‘工作和面包’”，结束了大萧条的危机。“因为元首在这里，‘和平与秩序’回来了”，克服了魏玛共和国的混乱。“因为元首在这里，‘头和心，城市和农村被坚实的纽带联系起来’”，创造了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同体。“因为元首在这里，有许多孩子的母亲不再被鄙视而是被尊敬，”获得了母亲十字勋章，而不是被要求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因为元首在这里，我们又有地位了！”德国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尊重。

像罗瑞·瓦尔布这样的德国少女联盟成员尤其相信在元首的领导下会有更好的未来。乌尔苏拉·马伦多夫回忆道：“我为‘被解放的人民’的欢腾，为参加党集会的人群的追捧所陶醉。”

护士在为受伤士兵包扎。来源 ：普鲁士文化财产基金会

罗瑞·瓦尔布为高中作业所写的9篇文章证明，纳粹在帮助年轻女性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上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功。它们一开始无伤大雅地要求城市和乡村之间相互理解，但她对圣女贞德的讨论已经变成了对元首恢复国家荣誉的赞美。她对艺术角色的看法完全遵循人民路线，在写到空袭防御时，她令人惊讶地预见了大规模轰炸的恐怖。她认为飞机是“最危险的战争武器”，预言“妇女、儿童、老人和那些无法战斗的人”将在家中被消灭。对于人性与荣誉的冲突，她提到了尼伯龙根传奇中的哈根（Hagen）这个阴暗的角色，甚至为此人谋杀齐格弗里德（Siegfried）辩护。她总结说：“元首身上体现了德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正是对战争的英雄化和对希特勒领导的盲目信赖导致了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