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同盟国阵营中，法国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惨遭灭国厄运的大国。这个不幸遭遇是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继普法战争的惨败与一战的惨胜之后，所遭遇的第三次灾难性事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因此覆灭，其苦心经营的马其诺防线（也译作“马奇诺防线”）更沦为世人的笑柄。正因为法国在1940年的战役中败得如此之惨，以致后人几乎无人尝试站在法国的立场上，去探究马其诺防线背后的深层谋划。威廉·夏伊勒所著《第三共和国的崩溃》，虽有史诗之恢宏，无奈作者实不知兵，只能泛泛而论，小细节有之，大道理有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则未见之。另外，因为受到李德哈特（被奉为20世纪的克劳塞维茨、'军事理论教皇”）的影响，谋略论者往往简单地将法军败因归结为德军巧妙地绕过了马其诺防线；唯武器论者满足于用集中和分散使用坦克的区别，来解释法军之败与德军之胜；精神论者热衷于谴责法军的士气低迷、高层的政争不断。实际上，这些都是浮云遮目、管中窥豹，未见其中窍奥所在。本文站在法国的立场上，从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技战术互动的角度，再探其间得失。

世人在对马其诺防线冷嘲热讽了70年后，居然无人提出这样一个质疑：一战中，按施里芬计划行动的德军并未将主攻方向放在法德边境，而是放在了北部的比利时走廊。一战后，德军总参谋部的对法作战构想，仍是以实现施里芬计划为主流。英法联军的判断也认为，比利时方向最有可能成为主要交战区。在整个上世纪30年代，比利时更是一再呼吁法军强化该方向的筑垒工程。既然如此，本着“攻敌不守，守敌必攻”的原则，假如法军迷信防御的威力，认为要靠不破防线粉碎新一轮德军入侵，又明知自身资源有限，就理当将防线修筑在东北方向的法比边境，而绝不应该修筑在明知道不会有敌主力来攻的次要方向——东南的法德边境上。难道法军高层比我们以往认为的还要愚不可及？当然不是，恰恰相反，这里隐藏着一个法兰西式的苦心孤诣。要理解这一点，就要拉长历史的尺度，站在大战略而非技战术的高度，方能切中肯綮。

提到1500年来的欧洲大国争霸史，不得不说的自然是英法争霸。甚至有人说，去掉英国人如何对付法国人，法国人如何对付英国人的内容后，欧洲国际关系史就不剩下多少内容了。很显然，英法争霸是欧洲国际关系史中的一条明线。在其背后的一条暗线——法德竞争，却往往被世人遗忘。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法德是天然的地缘竞争对手。作为一个半岛国家，法国有海陆两个战略正面，因而常常面临两线作战的危机。好在德意志长期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从而让法国得以全力与英国争雄。正因为看到了这个事实，自黎塞留以来的法国战略家，无不以维持德意志的分裂为头号战略任务。同样是看到了这个事实，英国长期以普鲁士作为其欧陆铁拳，牵制法俄。但是，自拿破仑战争后，法国在人口、工业的增长速度，以及军事转型的步伐上，均远逊于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普法战争就是这种长期历史落差的明证：在一场单打独斗的战争中，法国毫无胜算。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战争的主战场恰在法德边境附近，最终决定胜负的色当会战，则背靠比利时的国境线展开。正是这条国境线让法军丧失了机动空间，从而让毛奇顺势调整部署，进行了一次卓越的外线合围。而这一切的源头均在于，这是一场仅发生在法德之间的战争，而非一场多国、多边的联盟战争。借着1870年的辉煌胜利，德意志实现了历史性统一，法国的东方政策自此土崩瓦解。

但同时，德国的崛起是如此迅猛，开始对欧洲传统权力格局产生深刻冲击，尤其是威廉二世不成熟的外交政策，加剧了英俄等列强对德国的恐惧。意识到已无法独立战胜德国的法国趁势而为，终于一步步地编织了一个巨大的对德包围圈。在外交上大获全胜的同时，法军在技战术上则犯了严重错误。法军忘记了克劳塞维茨的教诲，防御永远是一种较强的战斗方式，更忽视了自动火器的发展，没有看到一战时期的战术防御体系相对于战术攻击体系尤其具有压倒性优势。过于迷信攻势主义的法军流尽了鲜血，付出了大量毫无意义的伤亡，直到筋疲力尽、人口结构失衡的那一刻，才猛然醒悟这个事实。

与此同时，一战又是一场破坏巨大的总体战争。作为主战场的法国东北部，正是法国工业的心脏地带。很不幸，在战争一开始，这里就被德军抢占先机。此后，双方展开的一连串攻防战斗，让法兰西的心脏伤痕累累。对法国来说，一战是一场教训深刻的惨胜。法国已无法再承受类似的“胜利”，更不要说失败了。故而，法国高层在深刻反思历史的基础上，得出了如下结论：

1.未来战争要竭力避免与德国进行单打独斗的对决，而要竭力形成多强合击德国的联盟战争态势，尤其要注重与英国的结盟。

2.未来战争破坏力更大，要竭力在国境线外展开战场，尤其要竭力避免在东北工业区附近战斗。

3.未来战争仍是一场防御占优的战争，故而要竭力发挥防御优势。

先不论法军的判断是对是错，很显然，其中第二和第三条之间带有某种矛盾性。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只有攻势行动才能将战场展开于国境线外。因而，法国要考虑的是如何将防御的战术优势与攻击的战略优势相结合，谨慎地选择推进的方向和时机。第一条则很难做到。因为当年收获惨胜苦果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法国，大英帝国也是其中一员。因而，包括李德哈特在内的诸多英国战略家，纷纷高呼放弃欧陆责任，反对组建大规模陆军，不再卷入欧洲大陆的战争，英国民众更是不断掀起反战浪潮。在现实主义阵营中，则不乏认为德国威胁已经远去，现在要警惕新拿破仑帝国的声音。当此之际，英国政府在制定欧陆政策时，难免瞻前顾后，顾虑重重。

但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居然同时兼顾了如上三条，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战略态势，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于马其诺防线的修筑。

马其诺防线首先是对防御占优原则的回归，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之所以修筑在法德边境线上，正是要逼迫德军日后重启施里芬计划。假如战争在法德边境上展开，则很可能打成一场纯粹的法德战争。这种战争，无论是持久还是速决，法国都胜算甚微。但是，假如德军被迫重启施里芬计划，就将践踏低地国家的主权，从而威胁大英帝国的安全底线，这样才有希望将法德战争变成反德同盟的战争。相反，如果法国将防线修在法比边境，不仅将横穿工业精华地区，而且等于逼迫德军从南路进攻。这不利于法国达成外交目的，更何况，这一带土质松软，也不便于修筑重型混凝土工事。到1938年的春天，大英帝国防御委员会已经意识到，法比边境的虚弱状态是一种“蓄意的引诱”，目的在于“迫使我们为了保护多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视为关键的一个地区而进行陆上干涉”。因而，法国在法德边境上斥巨资修筑马其诺防线的同时，又组建了用于法比边境地区作战的精锐野战兵团（第1集团军和第7集团军）。一旦德军越过德比边境，该野战集群就会和英国远征军一起迅速前出，进入比利时境内，沿戴尔河一线抢占有利地形，形成坚固防线。这样一来，比利时就会一分为二，沦为下次大战的主战场。而英法联军将形成自比利时至法德边境的坚固防御正面，锁死德军的机动空间。接着，战争就会进入持久状态。英国将发挥海权优势，让德国逐渐失血而亡。一战的胜利将重演，但英法联军付出的代价却会大大降低。假如苏联趁机在东欧展开行动，第三帝国还会败得更迅速一些。

当然，自古没有完美无缺的防线。这一次也不例外。马其诺防线有两大缺陷，但法国都已找到应对之策。第一个缺陷存在于国家战略层级。一战后，法国出于遏制德国的目的，不仅阻挠德奥合并，而且在德俄之间扶植了一大批新生国家。其中，波兰是铁杆的既反苏又反德的国家，法国非常注重与波兰的联合，以形成夹击德国的态势。但是，马其诺防线的修筑，意味着一旦德军进攻波兰，法军无法提供有效的援助。相反，如果德军进攻法国，反而需要相对弱小的波兰发起牵制性进攻。也可以说，法国和波兰的联盟，对法国是无责任联盟，对波兰则是高风险联盟。好在波兰高层多是有勇无谋之辈，长期奉行攻势国防，甘心承担联盟风险。希特勒就是看穿了这一点，所以要抢在西线开战前先打倒波兰。“否则，波兰一定会趁我们在西线作战之机，对我们的后方发起突袭。”

实战证明，法军果然不愿越过马其诺防线去攻击德国，波兰因此被毫无悬念地消灭掉。对法国而言，这个结果固然遗憾，但仍属于可承受的损失。法国自信，只要英国参战，仍可击败德国。

第二个缺陷则存在于作战层级。在法军南北两条防线的接合部——阿登-默兹河-色当地区，有一个相对防御脆弱的缺口，这里的法军（第2与第9集团军）的战斗力也相对较弱。不过，在法军高层眼中，这个地区与其说是一个缺陷，不如说是一个精心挖掘的陷阱。首先，从大兵团运动的角度看，当时的内燃机机动只能在作战和战术层面发挥作用，战略机动仍依赖铁路体系。阿登山区远离铁路枢纽，又崎岖难行，极不利于大兵团进出。其次，就算德军通过奇袭，在战争初期突然集中其装甲矛头越过阿登山区，紧接着又会撞上默兹河天险，法军在此早已深沟高垒以待之，而德军的重炮、辎重、步兵单位却很难及时跟上。结果就是，德军在默兹河前将出现一个五到六天的停顿。这个时间足够英法联军从西、北、南3个方向调集援军，对德军进行一次毁灭性反击。

作为反击的拳头，法军在色当之南部署了一个强大的21军，包括第3预备装甲师、第3轻机械化师、第5轻骑兵师，具备强大的反击能力。其中，第3预备装甲师下辖4个坦克营（其中两个是重坦克营）、1个牵引式炮兵团，还配有卡车机动的机械化步兵，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必要的时候，联军还可以从北方和西方抽调生力军增援。这个空隙，可以看作一个绞肉机。德军一旦钻进来，就将面向大河，背靠死地，进则被联军半渡而击，退则自我瓦解。所以，从法军宿将贝当元帅到前沿各集团军长官，没有一个人认为默兹河方向有致命威胁。第2集团军司令昂齐杰，甚至盼望着愚蠢的德军在这里发起主攻。更有意思的是，“行家所见略同”。在二战前，这不仅是法军的结论，也是德军总参谋部精英们的共识。

这就是为什么德军高层一直反对西线攻势作战，德军名将博克直到开战前夕仍坚持反对将主攻方向放在阿登山区，因为那是一个太过明显的陷阱。当希特勒坚持要在西线攻击时，总参谋部也只好硬着头皮重走施里芬计划的老路，寄希望能发挥德军装甲部队的作战-战术机动优势，抢在英法联军在比利时境内形成坚固防线之前实现突破，进入法国东北部工业地区，然后转攻为守，等待政治解决。因为除此之外，实在无路可走。

对于这个方案，一向追求彻底胜利的希特勒非常不满。他在1939年11月初，曾指着地图上的阿登山区问：“可不可以从这里进攻？”对这个充满元首式直觉力的提议，参谋总部和陆军司令部都不敢怠慢，他们迅速咨询了相关专家。在得知装甲部队可以通过这个地区后，他们准备有限度地修订原计划，在阿登山区增加一个主要依靠装甲兵力的助攻行动，以配合北方的主攻，力争尽快突破戴尔河防线。但是，这个计划成功的机率究竟有多大？德国内部普遍弥漫着悲观情绪。

而法军虽不清楚德军的具体谋划，但确信自己苦心经营的战略态势坚不可摧。法军正是在这样一种高度自信中，迎来了1940年的西线之战。

当战斗在1940年5月10日打响时，联军上下一片处之泰然的气氛。联军总司令甘末林神气活现地在司令部里来回走动，甚至哼起了军歌，他自信“我将逮住他们”。一位目击者称，他从未见过甘末林如此开心和振奋。法国陆军部长对甘末林则深表信任：“一切都在甘末林的控制之下，他正将计划付诸实施。”某位法国将军欣喜地说：“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时刻。”即便是德军装甲兵团在阿登山区突然出现，也并未让法军高层手足无措，因为一切皆在预料之中，某些法军高级将领甚至会生出“没想到德军会蠢到这步田地”的想法。

当第三天的战斗结束时，阿登方向德军的前锋已经横扫了默兹河以东、阿登山区边缘的法军前哨部队，顺利抵达默兹河畔。这与德军战前的预计完全一样，和法军战前的预计也一样。法军虽然在前哨战中遭遇奇袭，但残余部队仍顺利撤到河西，并炸掉了所有的桥梁。这天（5月12日）晚上，法军东北战区总司令乔治得出如下结论：整个默兹河防线的防御，似乎已经得到彻底巩固。

而北方的激战更让联军上下有吃下定心丸的感觉。5月12日、13日，在开阔的比利时平原上，法军的两个轻机械化师（轻机2师、轻机3师）和德军的两个精锐装甲师（装3师、装4师）展开激战。虽然后世史家一边倒地承认，德军在军事转型的步伐上领先于法军，德国的装甲师远胜于法军的轻机械化师。无奈战场空间有限，而法军对迟滞性的缠斗战极其精熟。战斗的结果是，德军装甲师的前进步伐大大放缓。法国第1集团军的6个主力师顺利抵达戴尔河一线，开始构筑防线。在边境交战中一败涂地的比利时军残部，也得以与德军脱离接触，前往戴尔河与联军主力会合。

当5月13日的斜阳消失在天地之间时，似乎一切都在按着法军的预想发展，德军即将遭遇自耶拿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可是，事实上，13日的下午，形势早已急转直下。法军高层处之泰然，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及时得知前线发生的剧变。那天下午和接下来几天内发生的事情，宛如不可抗拒的魔法施加于凡人之身。阿登山区的德军居然没有停顿，在13日下午于行进间强渡了默兹河。渡河后再次没有停顿，而是以惊人的速度直冲法国腹地。其前进的速度是如此惊人，以至于奉命阻击的法军一次又一次地发现，阻击线早就被德军突破！由于没有及时收到来自默兹河一线的战报，直到13日晚上，乔治仍保持着盲目的乐观，可是，到次日上午，随着战报的抵达，这种乐观便荡然无存了。日后成为著名战略家的博弗尔将军，当年还只是一个普通参谋。5月14日，他陪同甘末林的参谋长杜芒克将军前往东北战区司令部，因而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屋子昏暗，气氛就像是死了人的家庭在守夜。只有某人讲电话的声音打破沉寂。（乔治将军的）参谋长颓废地跌坐在椅子上，乔治脸色苍白地迎向杜芒克，悲喊道：‘我们的色当防线已经被突破了！部队已经崩溃！’他坐了下来，哽咽着抽泣起来。”

恐慌情绪迅速蔓延开来。原来还歌舞升平的巴黎忽然有了战争的气氛。短短一小时内，出租车和公交车就一扫而光，全部被征用去疏散难民、运输军队，私家车主们则拼命逃离这似乎即将沦陷的绝地。外交部率先开始焚烧文件。“每个窗口都有文件和卷宗倾泻而下，海事部的水手将该部文件弃至海中，慌张的职员忙将纸张投入柴火堆。大火堆终日焚烧，焦黑的残片在惊愕的路过者间飘落。”（约翰·威廉《1940：法国之夏》）甘末林竭力保持镇定，却完全找不到翻盘之策。

德军究竟是如何把阿登的死路，变成了打破僵局的蹊径？何以法军的种种预防全部失效？5月13至14日的默兹河畔，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

对于这一连串的疑问，当年的局中之人固然是如坠五里迷雾之中。70多年后，事实上还是没有几个人真正清楚当年西线剧变的真相所在。甘末林对匆匆赶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沮丧地总结道：“量不如敌，质不如敌，术不如敌。”但是，联军除了飞机数量略少外，总兵力、坦克、火炮等关键指标的数量均在德军之上。就武器平台本身的质量而言，联军亦不弱于德军。甘末林的总结，正表明联军将领完全没有搞清楚德军之所以能赢得胜利的关键。

直到战争结束，甘末林仍拒不相信德军在默兹河的突破及随后的纵深挺进是计划性行动：“那是一个杰出的行动，但是否事前即已完全预知呢？我不相信是如此的——最多是不会超过拿破仑对于耶拿会战所能预料的程度，或是老毛奇于1870年的色当会战。那是一种对环境的完美利用。”

但是，至少后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次，德军的胜利确实是计划的胜利。只不过，这计划不来自最高统帅，也不来自参谋总部，而来自基层，来自两个大名鼎鼎却一直被国人雾里看花的军事奇才——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

如果说古德里安继承的是塞德利茨的传统，曼施坦因继承的则是老毛奇的衣钵。前者是机动战大师，一战后德国装甲部队的主要缔造者。后者则是德国参谋总部培养的精英，精通军事战略和作战协调。早在1935年，曼施坦因就已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作战处长，次年又升任参谋次长，只是被德军高层的人事纠纷殃及，才如星宿下凡一般，进入基层参谋群体。曼施坦因对总参的西线计划丝毫不抱幻想。

他深知，德军的优势在于作战层级的机动力，以及大型会战的策划、执行能力，如仅从战术角度讲，联军的机动力和火力甚至超越了德军。比利时走廊空间过于狭小，德军的优势被缩小，联军的优势则被放大。这种情况下，德军很难快速突进法国的东北工业区。即便实现了突破，只怕也是损失惨重，后劲全无。

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施里芬计划”的要点从来不在奇袭，而是借助敌人错误的机动，进行反作用力打击。一战时的法军，迷信攻势主义，又急于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失地，从而在法德边境方向发起了著名的“第17号作战”。德军顺势利用这个错误的冲力，取道比利时走廊，本着“攻敌不守”的原则，长驱直入，

一锤砸在法军的背上。法军越是深入德国境内，损失就越惨重。当年德军的一大错误就在于修改了“施里芬计划”的精髓，把旋转打击搞成了大而无当的钳形攻势。法德边境的德军攻势越猛，越是把法军赶出了包围圈，使之可以发挥内线优势将德军的攻势逐个击破。

同样的道理，这一次的大战，德军要想低成本获胜，就要充分利用联军向比利时境内的推进。假如德军拘泥于“施里芬计划”的形式，仍将主攻方向设定在比利时，就等于重犯当年在法德边境以攻对攻、正面迎击法军第17号计划的错误。

德军现在要利用马其诺防线无法移动的特点，以及联军深入比利时的冲力，加剧这个南北向的张力，一面在马其诺防线当面仅以少数兵力钳制守军（实战中，德军在法德边境上只放了17个师，就牵制了对面3倍于己的法军），一面在比利时发起佯攻，像铁砧一样吸引住联军的主力兵团，然后，德军的主力从中央突入，撕裂联军的防线。故而，成功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取道阿登山区，突破默兹河，迅速进入开阔地带，横扫联军的后方，将法国腰斩为二。借助不断的机动，联军将无法重建固定战线。这个时候，联军越是深入比利时，就越是深入陷进德军的陷阱。

一旦消灭了北部的联军，接着就会出现一条从英吉利海峡直达默兹河的东西向防线。这条防线与南北向的马其诺防线相接，联军已没有充足的兵力同时守住这两条防线。德军剩下的工作就是长驱直入，横扫残敌，分别以海岸线和马其诺防线为铁砧，压迫围歼残余法军。关键就在于，如何解决德军在默兹河前的停顿期问题，从而打敌军一个时间差。

如果说“施里芬计划”的关键在于空间的出敌不意，“曼施坦因计划”的要领则在于时间的出敌不意。对现代化的大兵团作战而言，这是一个高度专业的技术问题，而不能简单地诉诸士气、意志和铤而走险。古德里安正是曼施坦因所要咨询的专业人士。

在一战中，二人都曾在这一地区作战，对这里的地形有切身感受。在了解了“曼施坦因计划”的要领后，古德里安立即进行了图上作业。经过反复的推演，古德里安得出结论，这个计划如要成功，必须满足如下4个条件：

1.要集中足够数量的装甲师在阿登山区方向。

2.空中力量要密切支援地面行动，从而弥补重炮部队的缺位。

3.要善用专业战斗工兵，步兵和装甲兵单位应于战前反复训练敌前强渡作业。

4.突破默兹河后，绝不能停下来等待后续步兵、辎重单位，而是让装甲矛头充分发挥内燃机机动优势，长驱直入，彻底击溃对手的防御体系，打乱对手的战争时间表。

最终，希特勒戏剧性地采纳了“曼施坦因计划”，而法军上下仍活在另一个时空之中。对德军尤其有利的是，在开战前夕，联军总司令甘末林又进一步修订了作战计划。由于预见到这次德军将不仅攻击比利时，也将攻击荷兰，他决定将北部战线进一步延伸到荷兰南部。这一举动进一步绷紧了联军的战线，并且使得4个师级机械化单位和3个精锐步兵师远离阿登山区，这更便于德军突破默兹河后长驱直入。于是，也就有了1940年的那个悲惨之夏。

实战证明，1940年5月13日是德国参谋作业的丰收之日，也是德国步兵、工兵及“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辉煌之日。在密切协作下，德军在多个地点突破了法军防线。正如英国战史名家伦恩·戴顿指出的那样：“在色当，法军的防守比较严密，但德军的攻击也同样周全。三处渡河地点都是德军根据地形事先选定的，德国攻击部队还曾经在类似的地形演练过，并且由有关单位提供空中侦测照片及很详细的法军防线地图，详细到每个碉堡的位置都有。

但这些照片和地图并没有令第十装甲师的步兵和工兵好过一点，他们必须涉水经过水深及膝的青草地，在抵达河边后，才能放下他们的橡皮艇，因为法军据守在林木茂盛的马菲高地，可以轻松地歼灭大部分的攻击部队。”“第十装甲师的步兵虽然在左岸遭遇重大伤亡，但他们最后终于能够成功攻抵法国的阵地，并加以占领，然后继续攻向马菲高地的法军据点。不过，除了他们自己的英勇之外，德国空军的功劳也不小。

”正是这些空中炮队弥补了地面重炮的缺陷，为渡河作战提供了有力支援。同样值得注目的，还有德国工兵：“5月13日下午，在第一波攻击行动展开后，德国工兵就在默兹河的东北河岸架设浮桥……正是靠着这座浮桥，几乎全部的第十九装甲军的战车和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机动步兵师都过了河。”“德国工兵的表现相当杰出——第一艘渡船不到三十八分钟就组合完成。到了午夜，一道可以负重十六吨的浮桥已经横跨在流经葛莱尔的默兹河上。”（伦恩·戴顿，《第三帝国闪击战》）于是，也就有了1940年5月14日上午乔治将军（法军东北战区总司令）老泪横流的一幕。

杜芒克（时任甘末林的参谋长）竭力让乔治将军冷静下来。在他的建议下，一帮法军将领走到地图前，开始反思破敌之策。在杜芒克的策划下，乔治当即决定，命21军立即自南向北发起反击。同时，还将从其他战场抽调两个预备装甲师前来增援——已进入比利时境内的第一预备装甲师，现在奉命自北向南攻击；正在赶往戴尔河途中的第二预备装甲师，也奉命转变进军路线，自西向东攻击。这就形成3个装甲铁拳、600余辆坦克分进合击德军桥头堡的态势。这也是当时法国可动用的所有3个师级装甲单位。法兰西的国运、法国陆军的命运，均将由这场装甲大战所决定。但是，法军的装甲师和德军的装甲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产物。

法军的3个预备装甲师直到1940年初才组建，尚未形成合理的兵种结构，也没有成熟的军事学说予以支撑。当时，法军的师级装甲单位分为两种，一种是轻机械化师，一种是预备装甲师。前者的任务设定是侦搜、警戒、迟滞，后者的任务则是充当攻坚、反击的铁拳。前者具备作战层级的远程机动能力，但攻击力相对较弱。后者有较强的攻击力，却不具备作战层级的远程机动能力。按照法军战前的设想，预备装甲师的任务在于小范围内进行有限机动，或部署在固定防线后反击敌军的突破，或者攻击敌军的固定防线。因而，从武器设计到兵种组合，法军的装甲师都不适合在广大空间内与德国装甲师进行机动战。接下来的几天，既是法国装甲部队的黑日，又是德国装甲部队的传奇之日。由于后勤保障的脱节，更由于对德军前进速度的一再判断错误，法军的3个装甲师在前出途中相继趴窝。

不仅这3个师从未能形成一个大拳头，每个师自身也从未能实现集中反击，所有的力量都被零敲碎打地应付新情况、新危机了。它们就像一股洪流，在荒原上奔驰，逐渐分流、瓦解、干涸。大多数法军装甲部队或自毁于后勤的脱节，或瓦解于德军的空袭，或在与德国装甲单位的混战中被逐个击破。

至5月15日，德军已全面突破默兹河防线。而法军根本来不及增援，也来不及形成新的防线。所有反击全部无效。现在，马其诺防线的侧后，北部联军的退路，通往巴黎的坦途，以及直达英吉利海峡的大道，同时暴露在德军的装甲铁骑面前。手足无措的法军已经不知道该在哪个方向上优先形成新防线。昂齐杰一再催问上峰，最后得到的回答竟是：自己判断。

有组织的抵抗渐趋瓦解。默兹河上德军装甲前锋的箭头，开始化为一个巨大的死神镰刀，将法兰西一切为二！英军主力虽然侥幸在敦刻尔克逃回本土，但法国的战败结局却已经注定。

战败面前，法兰西不仅在空间上被德军分割了，其内部在未来道路的选择上也随之被分割。一批法国人认定战争已经结束，甚至认为英国的战败也已进入倒计时状态，法国应该趁自己手上还有些筹码的时候，尽快与希特勒媾和。他们选择了上次大战的老英雄贝当，寄望其能将损失降到最低。

另一批法国人则认为战争才刚刚开始，第三帝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敌国，而是全人类的公敌。对付他们，只能是不胜利毋宁死。他们追随了贝当的爱徒，6月10日刚被任命为国防次长的戴高乐。戴高乐将军坚持抵抗，愿意与英国并肩战斗，直到第三帝国灰飞烟灭。于是，他去了伦敦，将战争进行到底。

6月17日，贝当发表了重要广播讲话：“法国人，共和国总统请求你们，今天我设想着法国政府的方向……我把自己献给法国，来减轻它的痛苦……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布，我们必须停止战斗。昨晚，我征询我们的对手，问他是否准备好和我一起，像战士对战士那样，在战役之后，寻找停止对抗的体面方式。”

第二天，戴高乐在海峡另一边也发表了一篇重要广播讲话：“这场战争的胜败并不取决于法国战场的局势。这场战争是一次世界大战……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的抵抗火焰绝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师徒二人的选择虽然不同，事先也没有协商——至少目前找不到相关史料的佐证，但客观上却确实起到了“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的效果，最后无论哪个阵营获胜，法国都有善后之策。

但是，这两条路都不好走。等待贝当的是空前苛刻的城下之盟：“贝当政府将维持统治，但是巴黎，北法，法国与比利时、瑞典和大西洋的交界地区将成为德国占领区；意大利要占有法国东南部地区，停战条款将与墨索里尼讨论。法国军队将缩减为10万人，‘占领费’根据过高的法郎对马克汇率确定，将从法国预算中支出。

法兰西帝国——在北非、西非和印度支那——仍将由法国政府（不久首都设在维希）控制，法国海军也由法国政府控制，不过要被解除军备。战争中所有战俘，包括马其诺防线的守备部队，尽管他们还没投降，将会落到德国人手中。简而言之，法国将遭到削弱，受到羞辱，正如希特勒认为德国在1918年受辱一样。事实上，这些条款远比22年前在雷通德强加给德国的那些条款严苛。

那时，德国还剩下大部分领土，德国士兵还有重新回归平民生活的自由。现在，法国领土中最富饶的部分将被占领，200万法国人将被德国囚禁，而且没有规定替代这些刑罚的条款，这200万人占法国人口的5%，但也许占正常的法国成年男子的四分之一。”（约翰·基根，《二战史》）

等待戴高乐的则是空前恶劣的抗战环境。失去本土的法国，空有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却丧失了支持现代战争的工业基础。再加上传统的反英情绪作祟，很多法国人把戴高乐的“自由法国”看成是一个英国走狗组织。

在他们看来，英德之间的战争已与法国无关，大可高高挂起，坐观成败。逆境中，戴高乐没有向困难屈服。

1940年7月21日，应戴高乐的坚决要求，几名“自由法国”的飞行员跟随英国空军，参加了对德国鲁尔工业区的轰炸。

戴高乐将之宣布为“自由法国”战斗的开始。这个开始，显然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戴高乐和他的部队似乎只是一个新闻噱头。德国人称他们是恐怖组织，联军则将之与波兰流亡军等量齐观。直到1942年夏季，“自由法国”才忽然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那个炎热的夏季，隆美尔向贾扎拉防线发起了猛攻。位于防线南端的“自由法国”第一轻装师，在柯尼格的率领下，死守比尔哈希姆。开战之初，他们的苦战并未能及时得到媒体应有的关注。直到人们突然发现，比尔哈希姆不仅是一个亮点，更是一个重点。

对“自由法国”的士兵们而言，这是一场彻底的苦战。事后，以步兵战术专家起家的隆美尔，也不得不承认，这里的守军是高度顽强且高度专业的：“战斗十分惨烈，一连打了十天十夜。在非洲战役中，像这样艰苦的决斗还是很少见的。法国守军的防御阵地布置得十分精巧，遍地都是小型防御工事——堑壕、碉堡、机关枪掩体和战防炮阵地等等——外面又都加上厚密的雷阵。

对于炮兵和空军的炸射，这种防线具有特别好的抵抗能力……在我们向比尔哈希姆进攻的前几天当中，英军的主力竟按兵不动，这实在令人不解……法国守军与外界的联系此时已完全切断了，而仍能如此苦战不屈，实在是可钦可佩……6月11日清晨，第90轻装师开始进占比尔哈希姆。差不多有500名法军战俘落入我们手里，大多数都已身负重伤。那天上午，我亲自去视察这个要塞，不禁感慨万千。这是我在非洲沙漠中的头号苦战。”（李德哈特编，《隆美尔战时文件集》）

戴高乐在回忆录中更是浓墨重彩地说：“这时许多国家的公众对此开始注意起来，比尔哈希姆的法军越来越成为大家谈论和报纸新闻的中心。舆论已准备作出判断。问题是我们的战士是否还能光荣地坚持下去。”“6月7日，比尔哈希姆的包围完成……‘再坚守六天’，联军司令部在6月1日这样命令柯尼格。六天过去了。‘再守48小时’，李奇将军这样要求。当时面临的事实是，由于敌人的打击对第8军所造成的损失和混乱是这样严重，任何救济或帮助都是不可能的了，而隆美尔却急于乘英军陷于混乱状态的机会冲进埃及，所以对于牵制他们的后方、搅乱他的运输线的抵抗感到极端不耐烦。比尔哈希姆变成了他的最大顾虑和主要目标，他已到战场上视察过好几次，准备再一次发动攻击。”

“猛烈的攻击在8日开始了。敌人的步兵在重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好几次想冲破我们这一段或那一段的防线，他们虽很勇敢却没有成功。白天我们要艰苦战斗，夜晚也也得艰苦地整理阵地。9日又恢复了攻击。敌人炮兵以更大口径的重炮增援。面对这样强大的炮火，劳伦-张伯罗塞上校的75毫米口径的炮火实难抵御。

我们的人每24小时只能得到不超过2公升的水，在这样酷热的气候中显然是不够的，但还是必须坚守下去。由于英军各部逐渐陷于混乱，柯尼格的抵抗就更为重要。所有在伦敦、纽约、蒙特利尔、开罗、里约热内卢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闻号角，都震天动地地响了起来：‘法军的英勇防御！’‘辉煌的战绩！’‘在比尔哈希姆战线上德国人被打败了！’我们已经接近一直所向往的目的，那就是为我们的‘自由法国’军队——虽然他们数量有限——取得一个伟大时期的伟大任务。比尔哈希姆的炮火向全世界宣布了法国复兴的开端。”

当联军全线溃败，伦敦媒体都开始为这些勇士默哀时，他们又一路杀出重围，保留了复兴的火种。听到守军突围成功的消息时，戴高乐忍不住喜极而泣。他们曾经被人忽略，视为累赘，当作噱头。但现在，他们成为全世界瞩目的英雄！

比“自由法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更传奇的，是戴高乐在外交领域的成就。相对于法国，美国总统罗斯福更看好中国。他有一个独特的历史观，认为世界文明中心在经历了地中海时代、大西洋时代后，正步入太平洋时代。中美两大国隔洋相望，是未来全球稳定的关键所在。同时，一个与美国维持特殊关系的中国，显然有助于美国对付苏联和英国。所以，罗斯福极力提携中国，赋予其战后四强之一的地位。

对此，丘吉尔和斯大林自然是极其不快，乃至嗤之以鼻。戴高乐及时抓住了这种不满，努力周旋在三强之间。丘吉尔发自内心地希望拉上法国，来平衡中国的国际影响。因而，丘吉尔不仅极力抬高“自由法国”的影响力，并且大力协助戴高乐和斯大林建立直接外交关系。

而斯大林也乐于拉上法国，变美国构想的四强格局为五强格局。对英苏的这些小动作，罗斯福一度非常反感，甚至直到联军在西北非登陆，展开大举反攻的那一刻，美国外交界仍在寻找“自由法国”的替代品。在发现做到这一点很难后，美国又退而求其次，努力在“自由法国”内部打入楔子，制造分裂，培植戴高乐的替代品。但是，美国的种种努力最后终于全部失效。在英苏的帮助下，戴高乐取得了双重胜利，他迫使美国接受法国重返大国俱乐部，同时令各大国承认是他而非别人代表法国的正统。

就这样，戴高乐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也拯救了自己的祖国。从诺曼底到巴黎的道路，血腥而曲折。“自由法国”一路走来，更显漫长。虽然对德作战尚未结束，但显然大局已定。还都巴黎后的新政府宣判贝当死刑，戴高乐接受了这个宣判，却随之又将之特赦。这就是法国式的智慧，一如他们当初设计马其诺防线时的玄机暗藏。

这是一个长期搏斗在大国争霸第一线的老牌国家应有的战略底蕴，正值得国人抛开成见，丢下陈说，细细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