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医学院各位院士、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世界上有8亿人长期忍饥挨饿，但也有一些国家，70%以上的成年人口属于肥胖或超重。

直到二十世纪末，发展中国家的饮食问题主要聚焦于营养不良的健康后果，特别是儿童的发育迟缓和羸弱，以及育龄妇女的贫血。

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短短几十年里，世界的营养状况已从体重不足的流行率高出肥胖一倍以上，转变到世界上目前有更多的人肥胖而不是体重不足。

肥胖和超重一度被看作是富足社会的象征，现在却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呈上升之势，特别是在其城市地区，升势来得最为迅猛。

1980年代以来，世卫组织估计，世界范围内的肥胖症流行率提高了一倍以上，每一区域都有显著增加。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超重儿童的数量从1990年的400万增加到2012年的1000万。

虽然世界各地的肥胖症都在增加，但流行情况视肥胖流行的年代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北美和欧洲，肥胖流行率最高的是较低收入群体，他们往往生活在被“食品沙漠”围困、遍布快餐店的城市地区。

在最近受肥胖流行病影响的国家，如亚太地区，肥胖始见于富裕的城市居民中，随后开始困扰贫困的农村地区和城市贫民窟。

这种人口整体向肥胖的转变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在墨西哥城，成人肥胖从2000年占城市人口的16%增加到2012年的26%。在2012年，城市5至11岁儿童的35%属于肥胖或超重。就整个国家而言，目前每10名墨西哥人中，就有七人超重，其中三分之一是临床肥胖。

在印度，超重的流行率从接近世纪之交时的9.7%增加到2010年后报告的近20%。就儿童和青少年而言，这些研究表明，肥胖和超重正在快速增加，这不仅仅发生在高收入群体，而且发生在营养不足和体重不足仍然是主要的健康问题的农村贫民中。

其它许多快速发展的国家也显示了类似的模式。肥胖和营养不足可以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社区，甚至同一个家庭中同时发生。

在中国，多年来食品的短缺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饮食的丰足，伴随而来，在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里，肥胖和超重的流行率提升了一倍以上，从饥荒到宴饮只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

2012年，中国的卫生部长估计，在中国的12亿人口中有3亿人肥胖。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正与美国竞争，看谁拥有最大数量的超重公民。

今年早些时候，《柳叶刀》杂志公布了1975年至2014年期间200个国家的成人体重指数趋势的汇总分析。1974年，该研究估计全世界有1.05亿成年人肥胖。到2014年，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6.4亿，六倍于前一数字，也即多出了5亿多肥胖者。

分析得出了令人震惊的总体结论。如果2000年后趋势持续下去，达到世卫组织会员国确定的全球肥胖目标的概率 “几乎为零”。

这一目标本身不算很高：到2025年，将肥胖流行率的提升保持在2010年的水平上。这基本上意味着，只求一个糟糕的局面不致每况愈下。

这确实是一个糟糕的局面，一场缓慢逼近的灾难。

人口整体的体重增加警示我们，大麻烦正在形成中。这还需要时日，但麻烦总是躲不过去的，它将最终演化为一波与生活方式相关的慢性疾病。

心血管疾病现在是全世界的主要杀手。在发展中国家，心脏病发作往往导致猝死，不会给卫生系统带来长久的负担。

至于癌症这个在大多数文化中最具毁灭性的诊断，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下，诊断对70%的患者都来得太迟，以至于缓解疼痛即是唯一的治疗选择。无放疗。无化疗。无手术。没有每名患者每年约15万美元的晚期治疗费用。

肥胖带来心血管疾病和某些癌症风险。但肥胖症作为一个独立的风险因素，对糖尿病影响最强烈。此外，糖尿病及其费用昂贵的并发症，包括失明、截肢和透析，可给卫生预算和家庭财务带来非同小可的长期负担。

在一些亚太国家的农村地区，糖尿病患者的治疗费用可以耗去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一些国家对糖尿病的护理费用可能占用卫生总预算的20%。

国际糖尿病联合会估计，2015年全球糖尿病护理费用至少为6730亿美元。

以这些趋势为背景，我想谈两点。

首先，尽管在多个方面作出了大量努力，但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任一年龄组中扭转肥胖流行趋势。

第二，这些趋势要求我们思索一下二十一世纪的进步究竟意味着什么。

历史上一向与改善健康结果相关联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实际上却大大开启了不健康食品和饮料的全球化营销之门，促成了从积极活动向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的转变。

历史上第一次，迅速增长的繁荣正在使许多以往的穷人罹患疾病。这种现象发生在资源和卫生系统的应对能力低下的国家。听任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像糖尿病一类费用昂贵的疾病将会吞噬经济发展的收益。

女士们、先生们，

糖尿病是二十一世纪面临的最大的全球卫生危机之一。

世卫组织估计，1980年以来，成人糖尿病患者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三倍，从1980年的1.08亿人增加到2014年的4.22亿人。这些人中有一半以上不清楚自己的病情，还有更多的人没有得到治疗。

糖尿病在成年人口中的全球流行率也上升了，从1980年的4.7%上升到2014年的8.5%，几乎翻了一番。

糖尿病不再是一种伴随富足而来的疾病，病例几乎无处不在增加。如同它的前兆——全民普遍肥胖一样，糖尿病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中增加最为显著。

大多数人受二型糖尿病的影响，该病曾经被称为成人期发病型糖尿病，但情况已非如此，因为现在有许多青少年和儿童身受其害。

每年，糖尿病导致约150万人死亡。高血糖则主要是因为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导致另外220万人死亡。这意味着每年有370万例死亡与高血糖水平相关。在这些死亡中，43%是在70岁之前过早死亡。

亚太地区一般被视为糖尿病危机的“震中”。在这些国家，相对于较富裕的国家，患者发病更早，病情更重，死亡也更快。

一些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是否遗传易感性在起作用。其他人则正在探查环境中有哪些因素，可能扩大遗传风险或者自行产生影响，以解释这种独特的流行病学模式。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身体在妊娠期和儿童早期即已编程，可以靠低能量摄入存活，而卡路里摄入甚至略有增加，就会面临代谢问题。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印度和中国人要比欧洲人大约早10年患糖尿病，甚至体重稍稍增加，也会抱病在身，原因就在这里。

在亚洲一些人口众多的国家，一代人在贫困的农村中长大，缺少食物，辛勤劳动，现在生活在城市的高层公寓中，从事案头工作，有低价的汽车代步，饮食环境也充斥着高热量的廉价便餐。

部分由于这些变化，千百万人摆脱贫困，加入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如今发现自己受制于糖尿病以及种种费用昂贵的并发症。

根据国际糖尿病联合会发布的2015年统计数据，印度有近7000万成年糖尿病患者，仅在那一年估计就有100万人死亡。随着超重的流行率接近20%，情况肯定会变得更糟。

最令人担忧的糖尿病消息来自中国。

2013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了中国研究人员关于其国家糖尿病流行率和控制情况的报告。

根据一项大型全国调查的结果，作者估计中国有1.14亿成年人患糖尿病，在中国成人人口中的流行率接近12%。受访者中，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人了解其病情，四分之一的人接受了治疗。

该项调查最令人震惊的结果是，估计中国全体成人人口，近一半处于糖尿病前期，相当于另有4.93亿人面临这种致人衰弱的疾病连同其种种费用昂贵的并发症的风险。

想想这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意味着什么。

至于原因何在，作者认为现代化和收入的提高推动了生活方式的迅速改变，包括从传统的健康饮食转向西化饮食。

对此震撼性报告的广泛的媒体报道，促使一家中国报纸刊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是患者和医生。

“糖尿病有救吗？”心急火燎的患者问道。“有啊，”医生说。“贫穷。”

女士们、先生们，

对糖尿病，可以进行成功管理，特别是在早期发现时。《世卫组织基本药物标准清单》上有指导这样去做的国际指南，包括胰岛素和降血糖药物。

更可喜的是，糖尿病可以通过全人口干预措施来预防。改变人们选择生活方式的环境需要政府格外努力，表明其承诺、勇气和坚持。

2015年《柳叶刀》杂志的肥胖问题系列将国际食品体系视为全球肥胖流行的主要驱动力。

此外，是国际贸易政策、农业补贴、泛滥的广告（同样针对儿童）、大力政治游说、花钱扭曲科学证据等等，营造了引发肥胖的环境。

最近的一份报告讲明了这一点，报告描述了上世纪60年代，糖业如何下功夫劝诱一家著名大学的营养学家淡化糖在疾病中的作用。

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世界食品体系开始集中精力于增加食品生产，降低食品成本。食品生产逐步工业化。

开发了蔬菜无土栽培技术。为满足对廉价肉类和乳制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动物圈养操作迅速发展。

工业化农场动物生产皮尤委员会2005年题为《把肉类摆上餐桌》的报告揭露了工业化养殖场对环境、人类健康、动物福祉和美国农村的可怕后果。

该报告被普遍认为是最深刻地解释了为什么工厂肉类生产极其不健康和不可持续。

遗憾的是，许多中产阶级迅速壮大的中等收入国家，如巴西、中国和印度，已经采用了北美和欧洲的工厂养殖模式，以满足消费者对肉类日益增长的需求，伴随新的繁荣，几乎必然会产生这一需求。

例如，中国现在有单个超大养殖场，每年能够生产超过100万头猪。

肉类生产的稳固无疑提高了食品安全，但它在环境上是不可持续的。

而此时，世卫组织和其它卫生机构正在建议作为预防非传染性疾病的一项战略，人们应减少肉类消费。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目前的食品生产，许多已经背离了提供营养，维持人类健康生命的初衷。

经过一系列高调的并购，农业企业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工业综合体，由一小撮大型跨国公司控制食品链，从种子、饲料和化学品到生产、加工、销售和分配。

这个工业综合体的主导地位和力量其大无比。高度加工的垃圾食品所以成为新的全球主食，原因即在于此。

它们导致了由小农和场院农户维持，长久以来为非洲和亚洲千百万人提供了食品的古老食物系统的式微。市政当局现在认为进口加工食品要比从内陆调运新鲜农产品来得便宜。

食品业抵制世卫组织等卫生机构的干预，它有力量这样做。

在充满如此之多不确定性的世界中，经济、贸易和行业的考虑可以左右国家和国际议程，超越公共卫生的最大利益。

但我们看到了一些进展。

2013年，食品法典委员会在其国际食品标签准则中批准披露总糖、钠和饱和脂肪含量。

世卫组织终止儿童肥胖委员会最强烈的建议之一是要求各国政府对含糖饮料实行有效税收。世卫组织建议，为求得行之有效，税收应至少将价格提高20%。

该委员会的报告进一步敦促各国政府承担保护儿童的责任，包括采取行动的责任，而不考虑对不健康食品和饮料生产者的影响。

人们经常听到的所谓生活方式是个人选择问题的说法，不适用于儿童。儿童肥胖是社会的过错，不能归罪于儿童。

去年，世卫组织发布了新的游离糖指南，建议它们占总能量摄入的不超过10%。还建议进一步减少至低于总能量的5%，以带来更多的健康福利。

该指南促使南非（肥胖症流行）和菲律宾（97%的六岁儿童有蛀牙）寻求世卫组织的指导，以起草适当的立法来对含糖饮料征税。

这些国家加入了伯克利和费城等美国城市的阵营，这些城市对苏打水征税。下个月，另外三个城市将就拟议的税收进行投票。

向消费者提供透明和有用的信息也是有帮助的。我要感谢美国当局作出努力，不仅将总糖，而且将糖也列入了该国的“营养成分”标签。

我祝你们顺利推行这些变革。

女士们、先生们，

我还有最后一点意见。

在制定预防策略时，政府官员必须意识到，在全体人口中广泛发生的肥胖和糖尿病，并不是因为个人意志力薄弱，难以抵制脂肪和甜品，或更多地参加运动。

这是因为没有针对势力强大的经济运营商，如食品和苏打工业显示政治意愿。

如果政府理解这一义务，必将赢得与肥胖和糖尿病的斗争。公众利益必须优先于公司利益。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