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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李治亭，痛斥美国的“新清史”是“新帝国主义史学”。

　　李治亭在其《“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 》中认为，持“新清史”说的美国学者，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以帝国主义的观点、帝国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历史，把“传统”中国看作“帝国”，把清朝视为“清朝帝国主义”。在他们的言论与论著中，充斥着一股帝国主义的霸气。为与20世纪的帝国主义史学相区别，故称为“新帝国主义史学”。“新清史”就是它的一个活标本。

　　“新清史”是指美国的中国史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 以重构清朝历史叙事体系为目的的一种学术思潮，出现了一批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被称作“新清史”研究“四书”的著作——柯娇燕的《透镜清朝皇室意识形态的历史与认同》、罗友枝的《清代宫廷社会史》、路康乐的《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欧立德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

　　1994年夏，美国学者在密歇根大学召开会议，会后由米华健、邓如萍、欧立德和傅雷等人主编出版论文集《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新清帝国史”(简称“新清史”)一词从此成为这个清史研究学派的被公认的名称。

　　“新清史”研究的出现，为清史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新的研究范式，但其背后所隐含的否定清朝中国性质的因素，所以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警惕。从最早美国罗友枝与何炳棣的争论，到后来台湾省史学家汪荣祖和复旦大学历史系姚大力教授的论战，使得新清史研究成为引人注目的话题。

　　李治亭是批判者里边最着重于意识形态的，基本上是政治批判书了。在李治亭看来，“新清史”肆意歪曲清史，篡改、污蔑中国历史，已经超出学术讨论的底线。新清史”必将给中国造成严重伤害，并把中国史学引向歧途！

　　李治亭自己说，“我们是搞学术、搞真理、搞理论的，不能用政治性的语言来评价人物，不能用政治性的语言来分析人物，这是不妥的。”可是李治亭对新清史的批判就是典型的政治语言，学术争论不能简单政治化。

　　李治亭是清史专家，在所编《清史》一书中称要代表“一种清史观”,以新思维、新观念重新审视清朝历史，以“大一统”作为认识、评价清史之基本准则，以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看待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并以此清史观贯穿全书，旨在成“一家之言”“自成体系”。

　　李治廷认为，”从民族融合和中华民族由汉、满、蒙、回、藏等五十六个民族的角度来看，对尚可喜就不能以狭隘的汉族民族主义的价值观进行评判。在这个问题的争论上，与尚可喜相同的还有抵抗异族侵略的岳飞、文天祥是否是民族英雄。”（李治亭《微言集》）

　　吴三桂、尚可喜、洪承畴等等这些人投降清朝不是汉奸是功臣，这就是李治亭的清史观。

　　李治亭在《吴三桂大传.结束语》中言，“吴三桂发动内战一事，不足取，亦不足以称道，但他为满清统一中国，不能认为是罪过吧！长期以来，论定三桂是个大汉奸，这不是满清的观点，而是近世汉人给的一个新称呼。”

　　李治亭认为洪承畴是功臣，“从中国的统一、社会的发展而论，承畴参与治乱、统一中国，其功不可没，在清开国史上，应居前列之位。”（李治廷·《微言集：明清史考辨》）

　　李治亭在《在纪念尚可喜四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上更是为尚可喜摆功，“总结尚可喜的一生，其功在国家统一，坚决反对分裂，维护汉满和睦的民族关系”。

　　李治亭还提出，所谓“汉奸论”“叛徒论”的种种说法，不符合中国历史国情，在理论上颠倒是非。

　　在李治亭看来，“清政权是一个新生的有作为的政治势力，它要取明而代之，亦属必然之势。所以，在历史转变及两代王朝鼎革之际，一些人乃至相当多的汉人涌入清政权，亦是历史大势所趋。我们对此无须大惊小怪，也无须去指责他们，甚至给戴一顶汉奸帽子。”（《吴三桂大传.结束语》）

　　“300年前的明清之争，双方互相敌对我们怎么可以站在一个王朝的立场反对另一个王朝？我们怎么可以站在一个民族的立场反对另一个民族？”（《在纪念尚可喜四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李治亭的历史逻辑就是识时务为俊杰，谁厉害就投降谁，骂吴三桂、尚可喜、洪承畴是汉奸属于狭隘民族主义者。按照李治亭的逻辑，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都成了阻碍民族统一的历史罪人了，吴三桂、尚可喜、洪承畴都是统一的功臣了。

　　李治亭的历史理论简单粗暴，政治正确宏大叙事的背后是对历史的冷漠和对人性的无情。

　　清朝入关就搞起“剃发易服”，强迫关内各族人民满化。顺治二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

　　李治亭在《清代满洲文化发展阶段论》里居然称赞“剃发易服”是一个奇迹，“存清以前，也曾有多个少数民族，如元、如辽、如金、如北魏，或—-统天下，或建半壁江山，都没有做到变易广大汉人的服饰与发式，清朝却做到了！这不能不说是满洲文化发展的一个奇迹。”

　　李治廷难道不知道这个奇迹是怎么来的吗？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江阴八十一日广州大屠杀，这个奇迹是大清朝用屠刀砍出来的无数人的生命累积的。

　　李治廷还肉麻地称赞乾隆，“乾隆一生创作诗之多，达五万余首，直逼全唐诗，不仅为清代之最，也为中国历史之第一”。乾隆写五万首诗歌能和全唐诗比吗？这样的历史第一有什么价值，乾隆有一首诗歌能载入史册吗？乾隆五万首加起来也没有南唐后主李煜的一首有价值。

　　李治亭批评美国新清史那是慷慨陈词，给人感觉的多么大义凛然；可是一转脸到大清朝，好像换了一副面孔，简直就要跪拜大清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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