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图像”是否如实还原“历史真实”

清高宗75岁时曾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御制南巡记》)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曾经六次南巡江浙。可见他是把南巡当作自己一生中除西部用兵之外的最值得夸耀的大事。对于这两大功绩，乾隆都曾命画家绘制成图。于是，《乾隆南巡图》应运而生。那么，这一“历史图像”是否可以和“历史真实”划等号吗?

《乾隆南巡往返路线示意图》

地图编绘：张洁（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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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巡事件与图绘画卷

清朝乾隆皇帝曾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六次巡幸江南，历时33年。综观乾隆六次南巡，以第一次与最后一次南巡路线为最长，每次都要到江宁府(今南京市)、苏州府、杭州府、扬州府，后四次还巡幸了浙江的海宁。第一次还到绍兴祭禹陵，其他诸次并无此举。

六次南巡时间均在初春之际离京，暮春之前回銮，看似为了躲避北方的天寒地冻，在江南的阳光明媚中享受湖光山色名胜美景。更重要的是此时行动方便便于沿途察访吏治民情、检阅驻军、笼络民心，同时往返途中视察各地河工和浙江海塘治水工程，并且在梅雨季节来临之前，勘查水涝之地的堤防工程和沿海海塘工程。前四次还在途中恭奉母后，游览名胜，以尽孝心，最后一次还携三位皇子同行，增长其政治阅历。

乾隆此举是仿效其祖父康熙帝，以“敬天法祖”为自己的座右铭，言必称“皇祖”，康熙在位期间也曾六次巡视江南。而康熙朝创作的王翚等做的《康熙南巡图》，更是当时宫廷画坛一大盛世。乾隆南巡之举就是效法祖制、精心策划之举，而《乾隆南巡图》的绘制更是以《康熙南巡图》为蓝本绘制。

画卷开始部分云气缭绕，结尾部分同样以云气作结。就是画家从清代宫廷绘画传统中借鉴过来的。此后的每一卷，也都是以这样的形式开始结束。另外，画卷按照南巡时间的先后为顺序，每一卷的内容都表现了一个明确的主题，以皇帝的出场为中心展开，描绘一个重要事件，或南巡中的一个重要驻跸地点。另外，乾隆对南巡图所要描绘的内容有过考虑，从御制诗的选择到地点的取舍，都经过了艺术的提炼与深思熟虑的加工。

首卷末卷遥相呼应，分别描绘以乾隆为核心的仪仗送行图，彰显乾隆南巡出京、回銮时的盛况，形式接近，队列相反，使得画面不但完整对称、结构均衡，还补充了起居注或实录等文献中所缺的部分，使之更加直观化。

第1卷 启跸京师 （局部1）纸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第1卷 启跸京师（局部2） 纸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中间十卷则是选取南巡中典型场景加以绘制，每一卷都有对水的描绘，通过长短不一、弧度不同的淡墨勾勒，描写了沿途黄河、淮河、运河、长江，西湖、南湖等的风景，一则与南巡目的视察河工、勘查堤防工程和治水工程相契和，二来是以此描绘途中美景，突出江南的地域特色，再有就是水在每一卷中穿插出现，增强了画面的气势，使相互独立的画卷有机结合在一起，增强了其整体性和前后呼应性。

其中第2、3、4及第11卷表现内容都与黄河有关，而这其中后三卷都与河工有关。虽然从文献中所记乾隆南巡的日程看，乾隆第一次南巡只是检视河工而已，对河工并没有大的指示，而图卷中浓墨重彩地夸大，表明其对河工看重，另外更加突出南巡目的，突出主题，也可看出此图虽描绘第一次南巡，实则是对历次南巡典型事件进行提炼加工的结果。

第3卷局部《渡黄河》（局部）纸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另外，在第3卷《渡黄河》中描绘的是乾隆渡过黄河，除皇帝所乘龙舟外，河面上航行的多是民家小舟，画面大面积表现黄河宽阔壮丽的河面。据《南巡盛典》中相关的渡河记载，可见史籍中所载的乾隆渡黄河，动用船只达1000多艘。可见，画卷并非对于事件的写实，而是有所人为的加工。还有，第5卷驾渡扬子江中御制诗中最长的一首，充分展现了乾隆在巡幸江南时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场面。而此场景在第6卷《驻跸姑苏》中也可见，在画中表现了君主考察民情、问民疾苦、受民拥戴、君民和谐的理想境界。

第4卷局部阅示黄淮河工（局部）纸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第6卷 驻跸姑苏（局部）绢本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上述可见，画面的组织和场景的选取，都与南巡的目的密切相关，既突出主题，又和谐统一，表现了贤明君主领导下的辉煌盛世，而这种理想境界却不一定与历史真实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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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既是画中人也是参与者

不得不说，画面的精巧构思和画家的艺术才华密不可分。不同于《康熙南巡图》王翚，及有可能是集体作业的结果，《乾隆南巡图》24卷皆由徐扬一人完成。画师选择亦与南巡相关，乾隆十六年(1751年)时年40岁的徐扬在乾隆南巡至苏州，同张宗苍进献画册称旨，同年赴京以“画画人”入职如意馆，以张宗苍弟子相称。徐扬，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字云亭，善画山水人物，且善于文辞，善画舆图，又具政治头脑且擅长构思绘制政治题材长篇巨制。徐扬所具备的这些特长正是绘制《南巡图》这样的大型作品所必须的，因此深受器重，成为绘制南巡图的不二人选。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徐扬开始起稿《乾隆南巡图》一卷，耗时近一年，很显然，这期间，乾隆帝对创作进行过当面指导，并提出了具体要求。画家并于第二年乾隆第四次南巡时伴驾，记录当时当地的人文景物，为创作其它南巡画卷寻找灵感与搜寻素材。从画卷对于景致的写实看，此种推测亦成立。尤其是第8卷驻跸杭州，描绘了从永安门开始到西湖的景致，“与其说是描绘乾隆游览西湖这一事件，不如说是一幅描绘西湖景致的近于舆图性质的山水画”。

第8卷 驻跸杭州（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另徐扬又绘制《南巡纪道图》，高28厘米，长1915厘米，只写景，不画人，用截取景点、连缀拼合的“缩地”之法，记录南巡途中七十八处要地，包括山川风物、城镇地标等，画中未见详细纪年，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乾隆南巡图》前期准备工作时所做，也有专家认为这是景物浓缩本南巡图，便于皇帝闲暇时候“卧游”欣赏。

此图是否为“画样呈览”不得而知，但南巡图每卷创作之前必先做画稿呈览，通过之后方可画成定稿。定稿完成一卷后，立即着手下一卷创作。待十二卷完成后，统一送到如意馆进行装裱。从现存《乾隆南巡图》稿本可见，徐扬先用淡墨或炭笔在纸上起稿，绘出地形，山峦树木，最后添画人物，只是定出大概位置，忽略了面部、服饰等细节。不如《康熙南巡图》稿本那样细致。同时，画稿也可见修改痕迹，此亦表明在画的绘制过程中，画的主人公——乾隆帝与画家不断互动，直接参与了画的创作，体现了其要求与审美趣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通过稿本《乾隆南巡图》第2、第3卷与正本的比较发现，画稿中徐扬强调了皇家巡行队伍的浩大与排场，而经由乾隆指点过的正本力图减少地方官员接驾的人数，体现“力戒纷饰增华”谕令，强调的是皇帝个人的威仪与圣明，而不流于夸耀皇家队伍的铺张奢侈形象。

可见，画家徐扬在创作此图过程中，展现了其写实绘画的才华，驾驭长画卷的能力，又尽显歌功颂德之意，而皇帝既是画中人，又参与画的创作，力图效仿康熙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圣明、仁孝的君主。

第3卷稿本（局部）

北京华辰拍卖公司提供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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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钟爱“大头”“魁梧”像

自清顺治以来，皇帝都重视“御容”画，即以皇帝为主人翁的典礼、巡幸题材的绘画。这也是康雍乾三朝宫廷画院创作的有特色、受重视的画作，《乾隆南巡图》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乾隆南巡图》12卷中，乾隆形象呈现如下几个特征：身着衮服，姿态以骑马、端坐为主，又间以站立，行走;脸部朝向除第5卷《入浙江境到嘉兴烟雨楼》中为正面危坐，第12卷《回銮紫禁城》中为坐轿纯侧面像皆为四分之三侧面像;无论皇帝出现在画卷的中间、前部还是后部位置，总是居于画面最为显眼的区域;乾隆形象总是略大于周围人物形象，同时，头部比例略大。借以体现乾隆帝在国家重大事件中的某个瞬间形象来传达盛世帝王的尊严和风采。

第7卷 入浙江境到嘉兴烟雨楼（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事实上，乾隆皇帝是历代帝王中肖像画数量最多的，其肖像打破了以往帝王造型的单调格局，具丰富性和复杂性，又有规律可循。而上述这些特征也广泛的体现在其它类似历史叙事画作中，它不仅来源于对于传统写实肖像画的继承，亦是乾隆帝审美趣味的体现，和其众多肖像相比，南巡图中皇帝面庞更加饱满，是画家有意迎合皇帝的审美，连传教士画师都知道“最讨乾隆皇帝喜欢的是他的头比一般人大，身躯比一般人魁梧”。同时，单就皇帝个人形象看的话，画家描绘人物透视准确，是一种中西合璧的画法，这是运用西画的科学精神对于中国写实肖像画的一种改造，体现出乾隆时期宫廷绘画的典型特征，引领当时的画坛风尚。

画家徐扬通过此图根据皇帝的旨意塑造了一位圣明君主形象，同时通过艺术加工手法彰显皇帝的地位、权力，又容易让人抓住画面核心。与《清明上河图》劝谏意味不同，宫廷画师徐扬恪守着“御用绘画”之责——“为帝王掌握、直接为帝王服务”，尽其所能表现江南两大城市苏州和杭州繁华市景：为迎驾所搭建的彩棚、戏台以及繁忙的运河，兴盛的商业等。乾隆帝虽喜悦于塑造的盛世，却也提倡节俭，亦如上文所言，对画面迎驾队伍做修改，且从第6卷“牙措春日驻姑苏，为问民风岂自娱。艳舞新歌翻觉闹，老扶幼掣喜相趋。周诸岁计云秋有，旋察官方道弊无。入耳信疑还各半，可诚万众庆恬愉”可见他表现出对于江南民风尚浮华及地方官员清廉与否的思虑。事实上，历次南巡“沿途供给极尽铺张扬厉，豪华奢靡”，乾隆对地方官吏缙绅办差中的斗靡之风采取默许态度，暴露了封建官僚主义的弊端。虽有有识之臣进谏或者暗中抵制，后都收到处分。他陶醉于自己的文治武功，听不进忠谏之言，南巡加之对江南名胜的仿造、用兵等，使一个统一、安定、强盛的国家逐渐衰落。今之读者，可从此图繁华背后窥见一个强盛帝国盛极而衰的转折。

品鉴画中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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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乾隆南巡图》以御制诗为意作图，不难得见诗画相得益彰之意，另外还有梁国治奉命写的御制诗及乾隆皇帝的收藏印，为典型的传统中国画特色。但与一般强调意境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画不同，此图尽显宫廷画师徐扬歌功颂德之意，并极力揣摩诗意，且创作受制于皇帝的意愿。尽管如此，其仍为一幅写实的历史叙事画中的杰出代表。

本图紧紧围绕“南巡”主题展开，不仅描绘了沿途或壮阔、或优美、或繁华的风景世态，亦较明确的传达了南巡的目的，塑造了贤明、仁孝的乾隆皇帝这一形象，也体现出物华天宝的盛世之景。对于经典景点的选择，人为的处理取舍，突出重要主题，且形式感强，气势磅礴，有意增强了其整体性。水边、岸上、城里、乡村、名胜、市井有机结合、穿插在一起，并不杂乱，很好的烘托了主题。可以说一流的宫廷画师殚精竭虑，在有限的自由之内，才能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同时，画家绘画景物繁多，尤其是描绘北京、苏州、杭州街景时候，繁而不乱，又很有秩序，且体现出近大远小的透视，可见画家有很强的组织画面能力，同时又吸收了当时西方的写实手法，它是徐扬一生中重要的代表作，亦是体现当时宫廷绘画的风格面貌和艺术水准，为其最高水平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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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事为图，以图正文

《乾隆南巡图》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作者通过其写实功力，还为后代留下了重要的历史图片资料。画卷记录了18世纪中叶，北京至绍兴沿途的发展变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是研究北京、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的经济、文化、地志、民俗及清廷的典章制度方面不可或缺的图像资料。

画中充分发挥古代风俗画的特点，精细地刻画了河流、名胜、街道以及包罗万象的人物、店铺等，可与文献相互应正。同时，画家对于乾隆时期仪仗队伍写实的描绘，亦补充了文献的不足，为此方面研究提供了直观的视觉资料。徐扬在写实方面也下足了工夫，如表现舟上人物的活动方面，另外在画面中，除了可以辨别的乾隆所乘御舟之外，黄河上航行的多是民家小舟，都是对当时物品的真实写照。另外，第9卷《江宁阅兵》也给我们留下了大清帝王阅兵的盛况。

第10卷局部《江宁阅兵》（局部）纸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结语

六 下江南，有得有失，有利有害。通过南巡，乾隆帝督察河务，检阅军队，礼遇大臣，培植士子，孝敬太后，宣扬圣恩，争取缙绅，安定江浙，了解民情，维系民心，发展生产，丰富文化，创造和延续“大清全盛之势”，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耗资巨大，极尽铺张，豪华奢靡，弊端丛生，劳民伤财，成为大清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乾隆南巡图》画家以御制诗为意，以实景的写实手法描绘了一个繁盛、强大的帝国之景，塑造了圣明智慧天子之像，又避免表现南巡的铺张奢侈。在某些地方，极力表现真实，有时候又在回避真实，表现一种理想的政治境界。多处体现出诗文与图像不直接对应，图像与文献的不对应，呈现出历史真实、画面真实与文献真实之间复杂而多层的关系。历史的真实就蕴含在历史图像与历史文献相应正、相矛盾之中，让人遐想且耐人寻味。

繁华落尽忆江南

——《乾隆南巡图》中的人、事、景

撰文/林 硕

原文刊于《文史知识》2018年第12期

下文有删减

▷皇帝出巡引发的麻烦

乾隆十六年（1751），清高宗弘历奉母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巡幸江浙”，开启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宣风而布化”的南巡。这场被铭记史册的旅行，全程往返约三千二百公里。随行的后宫嫔妃、王公贵胄以及扈从多达三千馀众，共动用马匹六千匹、骆驼八百匹、骡车四百辆运载随行用度，赋役民夫多达万人。皇帝所到之处，自诩“减免租税，增广学额，优礼耆年”“江南三千里之欢呼载道”，实则给各地财政、漕运和民生造成了极大负担，引发了一系列麻烦。

（一）顺流南下——漕运船只的回避

明清时期的江南，其核心范围主要是江苏的镇江、江宁、常州、苏州、松江五府，以及浙江的湖州、嘉兴、杭州三府。陈子龙在《江南父老难北方子弟》中形容其地“殷繁华恣，高訾区”，字里行间流露出一派繁盛景象。南巡队伍抵达江南这片水乡泽国之后，乾隆皇帝自江苏宿迁便弃马登舟，经水路沿大运河南下苏、杭。御舟“安福舻”“翔凤艇”等五船行驶在运河当中，全靠纤夫在左右两岸牵拽挽行，名为“嘏须纤”；光沿途纤夫就足足征调了三千六百人，轮流作业。对于此种凋敝民力的做法，部分江南官员提出了异议。署理苏松太道邵大业认为：“除道增纤必病民，非所以宣上德意”，遂改双纤为单纤，节省了一半民力。然而，正是这位体恤百姓的官员，却因为供圣驾使用的吴江帐殿因连天暴雨没有如期竣工，被两江总督弹劾其办差不利。尽管乾隆车驾到达之时，殿已完备，但邵大业还是被降职。

纤夫牵引着“嘏须纤”

《乾隆南巡图》之《驻跸姑苏》（局部）

不仅地方官员接待不利会被责罚，就连关乎国计民生的漕运粮船，也受到南巡的影响，或被迫改期，或改道停泊。乾隆皇帝下江南之时，多选择在春季。此时的运河当中，正是千帆争渡，大批漕运粮船陆续北上的时节。正所谓“苏湖熟，天下足”，供养京师的漕粮64%出自江南，故漕运绝不可因为南巡而暂停。既然不能停摆，就要制定相关回避制度，以避免漕船惊扰圣驾。早在乾隆首次南巡前一年的五月，即乾隆十五年（1750）五月，两江总督黄廷桂、漕运总督瑚宝奉旨办理漕运船只的回避问题。一方面，提早开始漕运工作。将江浙两省稻米的开征日期提前，把征收和兑运工作同步进行，即“旋征旋兑”“兑竣即令开行”。如此办理，可以较往年赶早十数日，最大限度地减少御舟南下之时运河内的漕船数量。另一方面，御舟在河道中行驶之际，漕船需要在事先划定的区域内停泊。倘若一时回避不及，无法到达欲划泊位，“即于河身宽阔处所挨次停泊一边，恭候御舟过后，统令兼程遄行北上”。所谓“遄行”，即火速北上到达指定粮仓，不得贻误逾期，给漕运工作增大了难度。

繁忙的漕运景象

《乾隆南巡图》之《驻跸姑苏》卷（局部）

（二）穿州过府——误伤人命的“平望火警”事件

非独漕运有回避之事，南巡途中频频引发官民冲突，也大多与回避有关。譬如发生在平望的“火警血案”。

高宗南巡的车驾穿州过府，所到之处都会预先架设起一道蓝色的帷幕，示意闲杂人等回避。同理，皇帝经由水路行进时，地方官办皇差者要在运河两岸之支港汊河、桥头以及村口设立卡兵，禁止民船出入。御舟行时，塘河两岸，左右打纤。每纤道一里，设有值守兵丁。御驾途经之时，男子必须即时回避，否则以惊扰圣驾论处。然而，天恩浩荡，风流皇帝弘历特许包括民妇、命妇在内的女子“跪伏瞻仰”，无需回避圣驾车辇。但此种安排，却引发了“平望火警血案”。

乾隆御驾所到之处架设的帷幕

《乾隆南巡图》之《启跸京师》（局部）

两岸跪迎皇帝和太后的命妇

《乾隆南巡图》之《驻跸姑苏》卷（局部）

平望镇，今属苏州市吴江区，明清以降一直是运河上最繁华的商埠之一，两岸市廛栉比鳞次，南北车舟往来交汇，昼夜不息。乾隆皇帝所乘御舟经过平望之时，正是百姓们家家炊烟、生火煮饭之际。恰在此时，随驾的御前侍卫发现：前方楼上熠烁着飘忽不定的火光，仿佛有刺客藏匿其上，将要危及圣驾安全。于是，侍卫当机立断，遽从舟中射出一箭，“刺客”应弦倒地，当场毙命。事后，有司即刻前往事发地点查验“刺客”的真实身份，却发现中箭而死者是一名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因为无需回避圣驾，她便敞开窗户，在楼上钻石取火，准备烧饭。不想侍卫误以为她是密谋刺驾的奸徒，平白搭上了性命。尽管这是《清稗类钞》中所载，并不见于正史，但是乾隆南巡过程中引发的类似事件，相信绝不仅一桩。

▷ “绿波如镜欲浮天，端午人游锦水边”

（一）广宁门下豹尾班

天子出巡，盛大的卤簿本身就是最好的风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队伍，莫过于担任皇帝扈从的“豹尾班”。“豹尾”自古以来就是威仪的象征。按西晋崔豹在《古今注·舆服》中的说法，早在周代，“军正”就已经乘坐豹尾装饰的“豹尾车”，取义“君子豹变，尾言谦也”。洎两汉之际，在车上垂挂豹尾便成了君主的特权，除非恩赏，任何人不得僭越。每当天子出行，前有先导部队，后有“豹尾车”压阵，御前侍卫居中护驾，共同构成了一座移动的“宫殿”以确保皇帝的人身安全；如有擅闯者，格杀勿论。

清代君主采用豹尾幡、豹尾枪替代了豹尾车。据《清会典·銮仪卫·卤簿》所载，豹尾幡“长八尺，上衔金叶，冒以绿革，高二寸五分，径三寸八分，加金铃系幡”。而豹尾枪则比豹尾幡更长，“长一丈一尺七寸，刃长一尺五寸，冒以木，黄油绘行龙，銎镂垂云文，下缀朱牦，垂镮悬豹尾长三尺三寸，柄长九尺五寸，制如戟”。执持豹尾枪的侍卫被称“豹尾班侍卫”。除了兵器与其他侍卫不同之外，他们还有一项特殊的作用—扈从在皇帝车驾后的最后一道警戒线。换言之，除了遥望皇帝的方伞（黄罗伞），随行的妃嫔、臣工还可以通过“豹尾”判断御驾行进的大概位置。在《乾隆南巡图》第一卷《启跸京师》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广宁门（广安门）城下，有扈从随行的豹尾班侍卫。

豹尾班侍卫

《乾隆南巡图》之《启跸京师》（局部）

有部分细心的读者或许注意到：城门上写的是“广宁门”三字。广宁门，是北京外城西南侧的城门，后因避讳道光皇帝—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的“宁”字，改称“广安门”（以下统称为广宁门）。北京外城共有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宁门、东便门、西便门七座城门，其中后四座门为旁门。按照老北京的规矩，“旁门”“便门”都加儿化音，故有“东便门儿”“西便门儿”“广渠门儿”的叫法，但是，唯有广宁门不加儿化音，原因也与乾隆南巡有关。

京城广宁门

《乾隆南巡图》之《启跸京师》（局部）

通过《启跸京师》卷我们可以看到：皇帝的卤簿仪仗出正阳门（前门）进入外城，由宣武门前经过，浩浩荡荡地从广宁门出城。在画卷左侧，徐扬清晰地描绘出闻名中外的宛平城、卢沟桥。旧时，四郊大多为土路、小道，而北京西南方向却有一条自广宁门绵延至长新店今长辛店的宽阔石道。虽然此路最初修建于雍正六年(1728)，但因乾隆六下江南皆由此离京，故朝廷不断斥资维护桥梁道路。每逢皇帝出巡，各级官吏及百姓们便葺缮、扫除，因此被誉为“日日常新”，始有“长新店（常新店）”之名。同时，卤簿仪仗必经之路广宁门及其城楼亦屡次扩建、修缮，以彰显皇家威仪。由是，广宁门的规模远胜于广渠门、东便门与西便门三门，这便是北京人提及此门不加儿化音的原因。

洒扫中的长新店汛与卢沟桥

《乾隆南巡图》之《启跸京师》（局部）

（二）戏棚高歌迎銮曲

乾隆皇帝一行自京师启跸南下苏杭，除了三千馀人的饮食用度之外，还在沿途修缮、兴建多处行在，巡幸费用以中央财政划拨与地方政府支出为主，即所谓“正帑”。由于相当一部分臣工反对皇帝南巡之举，故弘历反复申斥地方官员，南巡绝不可扰民，更不可借此层层盘剥。然而，天子出巡，倘若处处捉襟见肘，未免有损威仪。于是，乾隆皇帝想起了一个乐于捐款、襄助南巡盛典的群体—两淮盐商。若是盐商们“出于至诚”，发自内心地愿意出其馀资、捐献银两，朕也不好严令禁止。如此一来，“商捐”便堂而皇之地成为“正帑”之外的“点缀”。对于盐商的输捐行为，弘历颇为满意，屡屡嘉奖，给予其各项优惠政策。譬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降旨每引食盐加赏十斤。

投桃报李，盐商们对于皇帝的南巡也是极尽逢迎之能事：御驾所过街巷悬挂的“香灯悬彩”、运河当中五光十色的“灯船台阁”，皆出自其手笔。除此之外，各地盐商还高价延请文人，组织编写、排演反映乾隆南巡情节的新戏—迎銮承应戏，用以歌颂圣德，兼祝崇庆皇太后六十千秋。在弘历巡幸所到之处，盐商们聘请能工巧匠于沿途搭建奢华的戏台，请“名角”在台上轮番演出蒋士铨的《西江祝嘏》、吴城的《群仙祝寿》，以及厉鹗的《百灵效瑞》等等。其中吴城、厉鹗均系钱塘人士，两人为乾隆首次南巡度身打造的剧本又被合称为《迎銮新曲》，在此后历次下江南的过程中不断“回放”，唱响了皇帝巡幸江南的最强音。

演奏《迎銮新曲》的戏台

《乾隆南巡图》之《驻跸姑苏》卷（局部）

（三）出资万金假剃度

当然，光是谱写新曲，搭棚唱戏，未免让人感觉贵为一国之君的弘历沉溺逸乐，过于肤浅。为了迎合君主造访名山古刹，与高僧大德参禅论道的精神需求，在盐商们的操纵之下，江南各地上演了一幕“假剃度”的戏码，足见其为讨好乾隆皇帝已经达到了搜肠刮肚、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镇江的金山寺，到姑苏的寒山寺，再到金陵的鸡鸣寺，杭州的灵隐寺、净慈寺，江南历来不缺乏名山古刹。然而，并非每座寺院内都有能与乾隆皇帝坐而论道的高僧。如何才能使天子乘兴而来，满意而归，成为摆在盐商面前的棘手问题。无奈之下，商人们只得再次祭出“阿堵物”。他们在文人当中找寻通晓三藏内典之人，进行“假剃度”，充作僧人迎驾，待事成之后，酬以千金，任凭其还俗。

苏州名胜虎丘塔与虎丘寺（虎阜禅寺）

《乾隆南巡图》之《驻跸姑苏》卷（局部）

如此瞒天过海的做法看似稳妥，实则不然。因为乾隆皇帝一旦与某位“假剃度”的士子相谈甚欢，很可能当场赐予法号。此人既蒙恩旨，就不能再行还俗，只得假戏真做、皈依三宝，否则便是欺君之罪。可是，寒门士子参与到盐商设计的骗局之中，都是盼着得到千金回去贴补家用，养儿育女；若是一朝被天子赐名，则终生常伴青灯古佛，再也无缘天伦。为了打消文人士子们的顾虑，盐商信誓旦旦地保证：凡是被赐法号之人，将给予万馀金进行补偿。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时间，江南各地的贫寒书生闻风而动，往昔清净的净土变得异常喧嚣。

苏州街头等候迎驾的僧人

《乾隆南巡图》之《驻跸姑苏》卷（局部）

盐商在为皇帝打造南巡盛景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朝廷的信任。随着乾隆南巡盛典的持续进行，两淮盐商的地位日益提升。清政府在江南执行以商抑文的政策，产生了两种影响。一方面，相对抬高盐商的地位，借此削弱江南文人的话语权。从某种程度上说，实现了乾隆南巡的重要目标之一——抑制以文人为主的“明朝遗民”在南方的影响力。然而，另一方面，弘历也被盐商们打造的奢靡之风所染，在此后历次南巡以及河工、赈济、军需等诸多领域愈加倚重“商捐”。这种势头并没有因为乾隆南巡的完结而中止，反而持续上升，并在清代后期达到了顶峰，出现了“红顶商人”胡雪岩，这是乾隆皇帝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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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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