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汇校比对散落于海内、外几种主要高书刊本的基础之上，经方志、诗文集等关联文献的交叉考察，对高颖的生平交谊进行考证。通过其交游群体的人文生态，以射艺交流为切入点，尝试呈现晚明社会多元化发展后江南士人群体的生活状貌，以及明代射艺在技术、器材、专门化等方面的部分特征，进而厘清该书的文本价值与所能体现的社会价值，为进一步梳理中国古代射书的结构，特别是摸清明清射箭文献的内容与构成提供相应的文献学研究例证。同时，也为体育文献学的基础建设抛砖引玉。

1 高颖及其交游考证

高颖，字叔英，嘉定（今上海市）人，隆庆四年（1570）生，卒年不详，万历三十一年（1603）武举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应试京师。自弱冠之年就喜好射箭，后一生研习射法，45岁后右臂因弊病累害，不得已改右射为左射，撰有《武经射学正宗》《指迷集》等。

明末嘉定的著名节烈名士黄淳耀的《高叔英先生像赞》（1986）729中形容高颖：“崒然而见者，高子之骨遒苍；穆然而藏者，高子之神清泚。前观百世者高子之洞晓壬奇，捷中秋毫者，高子之精能弓矢。若此者举非高子也？必也风光本地，描之不成面目本来，画之不似夫然后谓之高子。”从描述可知，高颖精通射术，且擅长六壬奇门一类的数术，诗文所绘是其晚年状貌。黄淳耀在《陆翼王〈思诚录〉序》（1986）637-638中还提及与高颖、陆元辅等人结识于嘉定当地的“直言社”，社中人员“平居自考，咸有日记。赴会之日，各出所记相质。显而威仪之际，微而心术之间。大而君父之伦，小而日用之节，讲论切偲，必求至当之归而后已。诸子奋志进修，日新月异。”陆元辅是黄淳耀的弟子，亦记此事，还在“避地娄东，得晤朱昭芑、陆道载、盛圣传、王石隐、江虔九、王登善、陈圣因诸子，不胜先师友之感，赋诗为赠”一诗中提及高颖，云“辟我支离结，高子老成人谓叔英”（《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2010）。

结社是明代士人群体常见的交友与论学方式（谢国桢，2004）。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更是成为有闲阶级与知识群体相互作用的中心区域。受此风气影响，高颖与嘉定文人结社，内省切磋，进修学业。上述记载反映出高颖并非一般的武人，而是一位具有较高文化水平，技艺专精，在当地文人群体中具有影响力的长者。围绕他的交友圈，与射艺相关最紧密的人物主要有以下几位。

1.1 钱世桢

钱世桢是高颖在射艺方面十分推崇的乡贤，视此人为邑中的先达贤豪，不但登门求教，在书中还屡次赞赏其对射艺的见解，对钱世桢所著《射评》一书更是推许有加，可惜此书已佚，后世著录亦未见。

钱世桢，字士兴①，又字士孙②，号三持③，本为诸生，善于骑射，骁勇过人。万历十年（1582）中武举人，万历十七年（1589）中武进士。万历二十年（1592）官至御倭防海都司佥书管经略标下游击将军事，署都指挥佥事，赴朝鲜参与抗倭军事。后历任浙江军门营左游击、苏镇防海参将、金山参将等，统兵海上防倭。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月，升江西总兵官，未任，随后告老归家。著有《射评》《征东实纪》（陈观圻，1992）。晚明江南知名的节烈之士侯峒曾、黄淳耀都曾为《射评》撰序（程其珏，1882），由此可知他与高颖一样，与江南士人群体有广泛交往，可惜的是二序均未能流存。

从唐时升所云“于是取古人之论与今世之射法一一精思而尝试之，以审其得失。于是著为《射评》”（《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1997），娄坚所叙“以自老特以其所自得于射者，与世之所习闻者异，不得已而笔之于书”④，可知《射评》书中确存在不少对从古流传于时的当世射法的批判。程其珏（1882）也指出：“世桢善射，取古人之论与今世射法，评其得失。”而高书《指迷集》序中写道：“夫射之正法，前《射学入门》已详具之矣，此又录诸说之利弊，而条著之。庶几天下后世不为邪说所惑，而直趋正道，故名其集为《射学正宗指迷》云。”可见，这种寄希望于用实践来反证常识性错谬的思路，应是受到钱氏启发。

高书共有4处提及钱世桢。第1处，万历二十九年（1601），高颖上门谒见钱世桢请教射艺，得钱世桢《射评》研读其中，射艺日渐精进。第2处，高颖回忆钱世桢曾亲试木箭、竹箭的射中效果，并指出竹箭相较于木箭穿透力更强，而这与时人的常识相左。第3处，书中探讨有关骑射中带箭上身的技术细节，高颖指出戚继光所言“一矢掛弦，二矢连弓弝握”的控箭方式实为武科考试所需，而实际作战中应遵照《射评》所述，将箭服与弓室置于腰间，如此“方可容百技，乃能射敌杀贼”。第4处，关于射箭时改动左右足对于技术动作的干扰问题，高颖转述钱世桢的话：“假令骑射，足亦可移乎？”由此反证“改足”在实践应用中并不可取。

钱世桢是有着丰富战争经历的职业军人，而高颖则更多是民间射师，如其在书中对有关站位、箭材、骑射发箭方式等论见的引述，恰体现出军旅射艺与民间射艺的一些具体差异。相较于军旅射艺对实用性的专注，民间射艺则更受武科应试需要的影响。同时，规范训练与实践场景的缺乏，往往使武艺在民间口耳相传、言传身受的传播模式陷入教条，进而以讹传讹，失了分寸。高颖关注到这些问题，并通过交流与实践不断修正自身的射艺水平，也说明了其自身的造诣。有趣的是，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时至今日仍然存在，书中钱世桢对于竹木箭挠度与飞行特性的描述，以及射位改足的训练思路，对于探讨东亚反曲复合弓的制作与相应的技术特征都还有比较明确的指导作用（Li et al.，2020；Mariani et al.，2020）。

①唐时升是钱世桢的友人，所记钱世桢“字士兴”应不误，清光绪《月浦志》沿用。详见：唐时升著，1997.《三易集》卷九《〈射评〉序》，《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78册影印明崇祯谢三宾刻清康熙三十三年陆廷灿补修嘉定四先生集本［M］.北京：北京出版社：121。

②娄坚亦是钱世桢的友人，《钱士孙〈射评〉序》出现十一处“士孙”，钱世桢字士孙明确无疑。清人纂《石冈广福合志》《（光绪）嘉定县志》《月浦里志》沿用。详见：娄坚撰，1986.《学古绪言》卷二《钱士孙〈射评〉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5册［M］.中国台北：商务印书馆：25-26。

③钱世桢“号三持”的记载见于《明练音续集》《（康熙）嘉定县志》《石冈广福合志》，也有“字三持”的记载，见于《啸古堂诗集》《（光绪）嘉定县志》。从时间上看，前者的记载在清嘉庆前，后者的记载则在清光绪。故此处采纳钱世桢“号三持”的记载。

④详见：娄坚撰，1986.《学古绪言》卷二《钱士孙〈射评〉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5册［M］.中国台北：商务印书馆。

1.2 孙履正、孙履和、李茂修

高颖年轻时一同切磋射艺的同伴主要有孙履正、孙履和、李茂修等人。他在《武经射学正宗·辨惑门》中提及：“弱冠时，辄与邑中善射者游，而孙履正、孙履和、李茂修其选也。时与之讲道肄业，而射日益进。然履和之力居多焉。其人豪爽慈惠，多大节，朴而能文，仁而能断。颖深师之，敢云友也。”娄坚文集中还记载了钱世桢也曾与孙氏兄弟一同习射，探讨技术细节①。

有趣的是，孙履正、孙履和、李茂修均为程嘉燧的友人。程嘉燧是明代著名书画家、诗人，新安画派的创始人，其所著《松圆浪淘集》《松圆偈庵集》《耦耕堂集》对3人均有记载。孙履和，六安人，少时起学剑、读经，文武兼备②，少有学佛之志，曾在东林别庄躬耕③。孙履正是履和之兄，二人在程嘉燧诗文中被称为孙二、孙三。孙履和的生年大致在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前后，结合《祭孙履和》一文，卒年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享年52岁，长子孙介、次子孙会。

万历十九年（1591）十月，孙氏兄弟参加武乡试。程嘉燧赋诗相送，诗文中，程嘉燧对二人的武艺做“直将天上攙枪落”“抛鞚身过一鸟轻，鸣弓舞槊好横行”的描述，可见对二人武艺水平的认可。尽管如此，二人还是落选了。明代武科考试前有骑射、步射考核，骑射35步（约55 m），步射80步（128 m），均为射9箭中1箭者及格；后做武经论策考核。最终成绩则以射艺及格者中武经论策的优劣来判定（黄群昂，2017）。由此可知，武艺高下在明代武科中并非核心。

举业失利后，孙履和选择了与汪汝泽在淮阴、庐江一带从商④。闲来则与嘉定士人交谊相聚。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的二十余年中，孙氏兄弟与程嘉燧、李茂修等人保持频繁联系。交谊中时常显露出与射箭、武艺相关的书剑情怀。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就曾在程氏故里山上读书论学⑤。《茅斋行》诗中“同调李生亦殊绝，勇气森沉鸷鸟羽。朝游挟弹担强弩，谷口夜归冲乳虎”，由此可知，同行的好友李茂修也是勇力沉毅，猿臂善射之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孙履和再同程嘉燧游历。万历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596—1597），二人皆闲居，同张应武、唐时升、娄坚相会（上海市嘉定区地方志办公室，2015）⑥。唐时升、娄坚、李流芳、程嘉燧在晚明同称“嘉定四先生”，所著《嘉定四先生集》对钱谦益影响颇深（刘延乾，2010）。张应武，字茂仁，昆山人，则是明代大学者归有光的弟子，著有《水利论》，曾纂修万历《常熟县志》，也是一位好击剑，能文工书的同类人（上海市嘉定区地方志办公室，2015）。万历二十六年（1598）或万历二十七年（1599），孙氏兄弟北上寻求高官门第的幕客职务⑦，程嘉燧作诗相送，一句“壮心簸荡功名疎，剑歌萧条风雨至”的感慨，颇为动情。总而言之，孙履正、孙履和二人一生终未取得功名，不为世用。

对于高颖的另一位射艺同伴李茂修，可寻之迹甚少。《松圆浪淘集》卷六有两首诗对李茂修有所介绍，分别是《送李茂修还山省母》和《醉中走笔送茂修赴留京督府幕》。从《送李茂修还山省母》中“男儿远图几年志，未得引领弯弧向属国。秋风辞家今始归，颜状惨淡气抑塞”可知，李茂修与孙履和相似，因不得志而屈居微下，终日抑郁。抑郁在下位。从“忆昨荐士尚书郎，□□知尔善射闻。四方中丞侧耳识，名字辕门长揖生。□光西秦猛士产，灵夏□□□李大□五十斤长弓大刀仍善马。令与较射藂万人，齐声其呼出君下。来趋幕府何逡巡，报国无阶自致身”可知，李茂修可能是西秦人氏，也以善射闻名。从《醉中走笔送茂修赴留京督府幕》中“少年好文兼爱武，一朝破产谁比数”，知李茂修文武兼备，家道中落；“得君昂藏未可轻，不用人看尚如虎。嚣然材气凌万夫，安能低头事拜趋”，知李茂修在境况不顺时仍意气不减，投奔督府军幕，这一点也与孙履和相似。

①详见：娄坚撰，1986.《学古绪言》卷二《钱士孙〈射评〉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5册［M］.中国台北：商务印书馆。

②程嘉燧《送孙三履和二绝》云“故园俱在万山中，学剑传经事事同。君自还家我留滞，愁心明日满江东。”似两人乡里近。《溪堂卷七》云“壬寅春，同刘价伯、孙履和归，留溪堂，孙始赴六安”，诗题《除夜书怀寄履和六安》，《松圆偈庵集》中《祭孙履和》云“余喜题诗寄兄，由六安达”三处，推定孙氏兄弟是六安人。另，孙履和逝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八月，此前他已在养病，四月程嘉燧题诗寄去六安，则六安想必是履和故里。详见：程嘉燧编，1975.松圆浪淘集1［M］.中国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③从《别孙三》：“南市行买药，东林曾种田。同悲失路日，于子见贞贤。”知孙履和曾在东林别庄躬耕。详见：程嘉燧编，1975.松圆浪淘集1［M］.中国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④详见：程嘉燧，1996.耦耕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41。

⑤详见：程嘉燧编，1975.松圆浪淘集1［M］.中国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80。

⑥卷四：“乙未正月，葬毕还吴.同孙三履和至梁、宋间.丙申、丁酉，皆闲居，日从丘、张二丈、唐、娄二兄晤言，有蓬户诗.买田城南未成。”

⑦详见：程嘉燧编，1975.松圆浪淘集1［M］.中国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21-223。

1.3 小结

从相关考证和高颖所谈及的人物来看，高颖、钱世桢、黄淳耀、侯峒曾、程嘉燧、唐时升、娄坚、陆元辅、孙履正、孙履和、李茂修、严衍等人形成了稳定而活跃的交友圈子。其间的领袖型角色在万历、天启年间主要以嘉定诗人唐时升、娄坚、程嘉燧合称的“练川三老”为代表，至崇祯年间则以唐时升、娄坚、程嘉燧、李流芳所构成的“嘉定四先生”为主；而后又延展至黄淳耀及其门人陆元辅等所组织的文社“直言社”。直言社中“以学行互相咨考，不以暗昧自欺，不以软媚之谈相取”（黄淳耀，1892），提倡“读书须一言一句自求己身，方见古人用心处”（黄淳耀，1761）。高颖作为“社中前辈”，与“三老”和“四先生”所不同的是，除诗词作赋、谈古论今的文事以外，借射艺而表现出的对武事的崇尚与交流无疑是他在这一群体中的人格特征。而他与钱世桢、孙氏兄弟、李茂修的交往则更多是因武结缘，进而发展至文武同好。

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两个方面原因可循。从具体思潮的关联与发展来看，据《明史》载，唐时升、娄坚、程嘉燧等人均师从或私淑于明代大学者归有光（刘蕾，2013）。唐时升的父亲唐钦尧更是归有光的挚友（归有光，2007）。归有光是与唐荆川齐名的晚明学者，好武艺，与王慎之三人被后世称之为“嘉靖三大家”。他在嘉靖中期8次落第后徙居嘉定，讲学授徒，门人众多，对于嘉定读书人的影响很深；嘉靖后期他曾参与昆山地区抗倭，作有《御倭议》《备倭事略》等。这一学统与思想传承无疑对其门人普遍关注武艺与兵学有着深刻影响。从大的社会变迁来看，晚明的江南，政治腐败与经济繁荣的逆向作用力赋予了文化多元发展的可能，士人群体一方面怀揣“知行合一”的社会责任感，却又往往不得志，不得已陷入“不乐仕进、优游林泉”的无助与挣扎。在这个圈子中，文士、武人、商人的身份并没有区分得特别明显，文士重视武功，武人亦趋文事，这恰恰反映了晚明江南一带普遍存在的文武兼崇的士风。

2 《武经射学入门正宗》版本考述与比较

从《武经射学入门正宗后叙》可知，作该书时为崇祯十年（1637），时高颖已66岁。天启四年（1624），高颖为教授徒弟毛广作《射略》。因友人严衍觉得《射略》过于简略，天启七年（1627）后，高颖“作《射法》三十余条，分之为三门，则各自为始终，而为一小成，合之为一门，则共为始终而为一大成。自表及里，由粗入细，肢节相承，各有其序。如四时之代谢，不可紊也；如脏腑之相因，不可缺也。使学者得望道而趋，历阶而进，故总名之为《射学入门》。”由此可推断，《射学入门》为《武经射学入门正宗》的最初文本，从前者到后者，高颖花费了十年工夫继续完善。

此书不见于中国大陆馆藏，长时期不为大陆学者所了解，更不见有相关研究专著或论文。1940年，唐豪在《中国武艺图籍考》（2008年影印再版）一文中提及未见原书，不知是否还有此本流传。然而，据明郑大郁（1621）《经国雄略》中《武备考卷五·弓矢指机》全文摘录《武经射学正宗》下卷《择物门》的内容、清李塨《学射录》卷一之末两段引文亦出自《武经射学正宗》可知，明末清初学者将此书中部分内容作为射法圭臬，相当重视。由此可知，此书在明末清初仍流行，后渐在国内失传。

实际上，高书至今仍有明刻本藏于日本，且在日本弓道文化圈中颇为流行。该书得以传存与日本江户中期著名学者荻生徂徕有密切关系。荻生徂徕（1666—1728），熟读汉籍，崇尚儒学，后热衷于《韩非子》研究和韩非思想复兴，形成具有“新法家”特点的“徂徕学派”，成为日本近代化前期的重要思想准备之一（韩东育，2003）。荻生徂徕对中国的射书深有兴趣，将平生所集中国射书辑合为《射书类聚国字解》。这是一部中国明代多种射书的汇编本。通过深入阅读分析，荻生徂徕认为中国流行的射书，特别是明代射书，多为几部古代射书的辗转稗贩，切实可用的内容不多。相比之下，高颖的书是少数几部内容实在而确有见地的书。1924年，荻生徂徕版本被收入浅野正亲的《射学杂纂》中（王侃良，2019）。1926年，日本三轮闲水将《武经射学正宗》中文译成日文，出版了中日文并列的《和训武经射学正宗》。此书受到日本武士的追捧，被广泛认可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射箭技术类书籍，并对后来日本弓道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1985年，中国台湾学者林忠明出版《武经射学正宗》整理本，收入《中华民国射箭协会丛书》，此整理本是《和训武经射学正宗》中文部分的过录本，并非严谨的古籍整理本。黄志洲等（2004）据此合撰《明本〈武经射学正宗〉简说》一文，但其中对于文献上的讨论不免偏颇，第4部分也只是对全书内容的摘录，很难称作是具体规范的学术论文。

2.1 版本考述

在过去十年之中，笔者在日本、中国台湾寻访到5个版本①，分别是明崇祯金阊刻本、明崇祯金陵刻本、日本大正十三年（1924）浅野正亲《射学杂纂》本、日本大正十五年（1926）《和训武经射学正宗》本、1985年中国台湾林明忠排印本，前4个版本皆藏于日本。

①《中国古籍总目》对高颖《武经射学入门正宗》失载，此可补之。

2.1.1 明崇祯刻本

目前所知最早刊本是明崇祯金阊刻本、明崇祯金陵刻本，两书经校后，可知金阊刻本刻于金陵刻本之前。

金阊本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四周单边，每半叶八行，每行二十字，双行小字，每行二十字，白口，无鱼尾。扉页刊“高氏箭谱大全、大司马杨修龄定、武经射学正宗、一集射学入门、一集射谱指迷、金阊翁得所、童心华梓”。有朱文圆印图章一方，朱文方印“云衢□□”一方。金阊，即苏州。翁得所，明天启间苏州人，业书坊于金阊，刻印过谭元春《谭子诗归》十卷（瞿冕良，2009）。序首钤朱文方印“□□政□□图书”。卷首是崇祯十年（1637）江起龙、高颖的两篇序言，后有崇祯十年高颖《武经射学入门正宗后叙》《武经射学正宗指迷集序》《武经射学正宗指迷集后序》。江起龙、高颖序之后紧接《捷径门》正文，再是《武经射学正宗指迷集目录》《武经射学正宗指迷集圈点凡例》，紧接着是《辨惑门》正文，《辨惑门》正文后是《择物门目录》。金阊本不见《武经射学入门正宗目录》。可见，此本目次和正文排序上出现紊乱，装订稍显粗略。另外，从《武经射学正宗指迷集序》第六页断板来看，此本应是后印本。

金陵本藏于日本宫内厅。四周单边，每半叶八行，每行二十字，双行小字，每行二十字，白口，无鱼尾。序首钤朱文方印“帝室图书之章”，朱文方印“□□卷楼章”，朱文方印图章。扉页刊“高氏箭谱大全、大司马杨修龄定、武经射学正宗、一集射学入门、一集射谱指迷、登龙馆李泰所梓”。有朱文圆印图章一方，朱文方印图章一方。登龙馆是明代金陵李氏书坊，万历间曾刻《西汉通俗演义》八卷、《新镌重订出像注释通俗演义东汉志题评》十卷，以刊刻小说著称（韩锡铎 等，1987）。金陵刻书业发达，登龙馆从万历至崇祯经营未断，《武经射学正宗》内十三幅插图可见登龙馆较为精湛的版画刊刻基础。卷首亦是崇祯十年江起龙、高颖的两篇序言，后有崇祯十年高颖《武经射学入门正宗后叙》《武经射学正宗指迷集序》《武经射学正宗指迷集后序》。江起龙、高颖序之后是《武经射学正宗指迷集圈点凡例》《武经射学入门正宗目录》《武经射学正宗指迷集目录》，接着是《捷径门》正文。此本个别误字被描红，《捷径门序》“所公正路者何”的“公”，金阊本作“云”；“比此皆是”的“此”，金阊本亦作“此”，金陵本的“公”“此”被描红。

在字体风格上，金阊本、金陵本非常相似，若不仔细察看很容易误为同一版刻。这说明两本刊刻的时间相差应不远，且刊刻地苏州、南京相距较近，有较为一致的字体风格。通过比对可以发现，二本是初刻与重刻的关系，金阊本虽后印且装订粗略，但刊刻时间无疑要早于金陵本。理由有三：

首先，金阊本比金陵本误字较少，校订精良。在两个刻本35处异文中，金陵本除7处破损外，另外出现20处误字，这在金阊本中都不误。

其次，二者并非挖补刊刻关系。在扉页板片上，相同的字体，但刊刻笔法存在较大区别，例如，金陵本作“脩”，金阊本作“修”；金陵本作“射”，金阊本作“䠶”。另“氏”“谱”“大”“修”“龄”“经”“射”“集”等字笔法差异较大。正文板片上，二者刊刻笔法略有差异，比较明显的是金陵本三点水多为行书，金阊本三点水多为楷书。除金陵本5处原本破损外，两本出现29处异文。

最后，更重要的是，金阊本与金陵本的两处异文反映了金阊本先于金陵本的刊刻信息。金陵本《辨惑序》“知病终不能去，又不忍弃置，于是更为尤射”中的“尤射”，金阊本作“左射”。金陵本《辨惑门·前拳握弓徒紧之惑第六》“犹人患外症，药后可攻，针砭可施也”中的“药后”，金阊本作“药石”。从原文理解上，显然“左”“石”二字正确。由此可知，金阊本刊刻在前，金陵本是以金阊本为底本的重刻本。相对应，金陵本误字增多，不及金阊本校订精良。

2.1.2 射学杂纂本、合训本、中国台湾本

射学杂纂本为日本大正十三年（1924）浅野正亲《射学杂纂》本所收《武经射学正宗》，由物茂卿国读、南总宇惠子迪校。物茂卿是荻生徂徕的笔名（安宣邦，2017）。此书左右双边，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双行小字，每行二十字，白口，单黑鱼尾，版心下有“文刻堂梓”，天头有若干处整理者校语。所收集的此本，缺《武经射学正宗》的《捷径门》和《择物门》。

和训本为日本大正十五年（1926），三轮闲水以物茂卿国读本《武经射学正宗》为底本，译出日文，中日文编排，并由迹部定次郎作序，东洋精版株式会社藏版。1985年，中国台湾林明忠以日本小沼先生所藏“中日文相杂之藏书”为底本，先行编印出版其中的中文部分，收录在台湾《中华民国射箭协会丛书》内，遂成中国台湾本。

2.2 各版本对比

综上所述，明代两个刻本中，金阊刻本早于金陵刻本。射学杂纂本是在明崇祯刻本的基础上综合其他本子形成的校本，出现异于两个明崇祯刻本的若干异文，可能来自其他本子。但其他本子的具体文本内容目前未能得知。射学杂纂本、和训本的底本可追溯至荻生徂徕的整理本，故二者出现异于明刻本的部分内容。中国台湾本源自于和训本，但过录中出现较多异文，当是整理不谨所致。

3 《武经射学正宗》的文献价值与文化价值

3.1 对明清射书的影响

《武经射学正宗》一书对明清射书的影响甚为深远。明清两朝最为流行的武闱用书，如明代黄献臣辑《武经开宗》、清代朱墉辑注《武经七书汇解》附《武经汇解末卷》等，多有摘录该书的技术内容。明末的重要史籍《经国雄略》的射箭内容《武备攷卷五·弓矢指机》也全文摘录《武经射学正宗》的下卷《择物门》（郑大郁，1621）。清初代表性射书《学射录》也节录了部分内容。《学射录》作者李塨是颜李学派的代表性学者，影响巨大，故《学射录》为《清史稿艺文志》子部兵家、《中国古籍总目》子部兵家类等著录，并收在《畿辅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丛书之中。有趣的是，《学射录》卷一末所引《射学正宗》“练头面法”和“练气之法”（李塨，1985）等内容并不见于明刊本的《武经射学正宗》，也未见于其他射书。明清书籍传抄杂录之风盛行，不排除高书有其他抄本存在，又或是丁公凿井、鲁鱼帝虎的讹传之作也不为怪。

如前文述，高书多次提及钱世桢及其《射评》一书，当时江南的名士唐时升、娄坚、黄淳耀等人都曾为《射评》作序，又引出徽州著名书法家、诗人程嘉燧与孙履正、孙履和兄弟相交，而孙氏兄弟又是钱世桢的射艺同伴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交关系，林林总总都生动地反映出晚明江南文武士子相知相交的交游活动，特别是文人群体所具有的尚武习气。虽然从字里行间可以清晰看出当时明代社会江南武士子的生活状态与官场际遇：高颖中武举后两次入京参加会试却不得录，唯撰此书以传射艺；前辈钱世桢中会试后，官至游击将军援朝御倭却被北方将士没功排挤；友人孙履正、孙履和兄弟虽射艺精湛，却始终未获功名，最终选择流于商贾。但这种以交谊为基础、以著述为载体的文化交流活动，实际上为射艺这类实则小众的文化形式在社会精英群体中的传播提供了基础性的知识温床。后世学人也借由书本的参阅与复抄达成了相关知识的延续与传播。

从现存明清射书的整体质量来看，明代射书明显优于清代。高颖《武经射学正宗》则是明清射书的巅峰之作。清代虽以“骑射国语”为立国之本，然射书相较于明朝，创新之处有限，多为续辑前朝，内容流于笼统宽泛的论理之作。是否存在严格限制在满清八旗内部的射箭训练体系，我们不得而知。从清弓自身明显有别于明朝的长弰重箭，大拉骑射的基本形制特征与技术特点来看（Dekker，2008），并不排除这一可能性。但从目前可见唯一一部满文射书，即乾隆年间常钧的《射的》来看，也无非是摘录了康雍之间江南人顾镐的《射说》而已（马明达，2003），并无新意。毕竟，有清一朝，射艺渐弭，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清初八旗训练以射箭为主，八旗汉军训练以火器为主，兼习弓矢，考核严格有序。但至乾隆朝，射箭考核的标准不断下降（耿之矗，2013），以至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嘉庆随乾隆往杭州阅兵，见八旗子弟箭箭虚发，驰马堕地，当时人以为笑谈（中华书局，1986）。雍正、乾隆都曾三令五申命八旗子弟要勤于习射，但实收效甚微，每况愈下。概而述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应是清代射箭水平不断下滑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则是火器的主导作用使弓箭的存在变得极为不合时宜。清代科举长时间的存在使射箭作为军事技能的传承与制度性准入的基本功能得以保留，但其实际重要性与严肃度已不能与清初相较，进而逐渐弱化为象征性的存在。这一点实际上从清代射书大都偏于简易、重在速成的内容结构上可见一斑。如《武经射学正宗》般细致详尽的钻深之作，确已不合时宜，显得过时了。

在此，对唐豪先生的研究做一处补正。唐豪在《中国武艺图籍考》（2008）中著录戚继光《纪效新书》时，提出其《射法篇》为“日人平山潜刻《纪效新书》，尝以《正气堂集》、王琚《射经》《射学正宗》三书校之。查戚书第一至第十六条，出《正气堂集》；第十七条出王琚《射经》。则其余十八条当出《射学正宗》”。戚氏《射法》为辑录之书实无异议，但高颖《射学正宗》比戚书晚出，戚氏不可能取材于高书，故唐说有误。另，高颖《武经射学正宗》内收《指迷集》录《纪效新书》射法共十七段，则是高颖据《纪效新书》录入。而《射法篇》末八条来源不明，就其内容而言，对眼力专注、步法改移、身法挺直等动作的强调，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针对武举考试练习所提出的训练建议，这些内容可能是戚继光的个人心得，具体出处待考。

3.2 晚明士人群体的尚武之风与射箭的体育化发展

晚明中国，纲纪松弛，内忧外患，却因此迎来了社会氛围的宽松与多元发展。商传（2015）将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形容为“推进了人文主义萌芽的发展”。中国人的社会价值观与个体人生观也由此打破“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路，名士之风盛行。在“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之下，文人尚武之风盛起。明末著名学者陈继儒（1922）用“将军翔文章之府，书生践戎马之场”来形容当时文人尚武、武人尚文的社会新风尚。在明代中国经济与文化中心的江南，印刷业随商品经济的崛起也获得空前发展（大庭脩，1997）。当世所见的武学类书籍很大部分都产生于这一阶段。顾颉刚在研究明清兵书时就指出（新编，1990），明清两代的兵书绝大多数为明本，且多为万历后所作。他指出“明代一困于也先，再困于满洲，三困于倭，四困于流寇，士大夫皆有用兵之心，故就古籍论兵及纪兵事者加以讨究，遂成巨帙。《武经射学正宗》就是这一社会氛围下的产物。

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内容，成弘以降，明初“重本抑末”的观念逐渐动摇，百年承平的社会转型为国家积累了大量民间财富，加之政府控制力日渐弱化，风气渐开，亦学亦官或亦学亦商的多元价值观推动了晚明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社会精英群体对多元文化发展需求上升，也为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空间。在主导和引领明代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江南地区，以南京、苏州为中心的士人群体、在野官员、商贾富户等，在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开始发力，在包括文学、艺术、技艺、游戏等诸多领域引领风尚，成为推动明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Ryor（2009）就曾明确指出，晚明武官群体与士人群体的文化交互以所谓“休闲活动”的形式存在，这里既包括当时流行于社会的书法、绘画、诗歌等，也包括满足民间人士尚武与军事兴趣需要的武艺等内容。

从军事科技发展的角度来看，明代是中国古代火器发展的繁荣期，火器技术与装备均获得长足发展。相对应，弓弩一类远射冷武器的发展则趋于缓慢并逐步迈入淘汰期。这不但表现在单兵弩机的结构与制作水平远不如前朝，且弓箭装备的比例也显著下降，弓箭形制也已不如前朝丰富。对应的兵种也日渐衰微。杜志明的《明代弓兵述论》（2015）指出，弓箭在明代军事建制中始终得不到足够重视，地位卑微，相关兵种名存而实亡。弓兵不得招募“民间有善射者，免其小罪，使充弓兵之选，练成数十人，寇盗闻风必不敢入境”（陈龙正，1996）。

弓箭军事功能的这种时代性弱化则恰好推动了其从军旅武艺向具有游艺和竞技性质的民间武艺的过度。于是，民间习射成为江南士子们满足尚武气质的培养与填充余暇时间的新选择，且因地制宜，各放异彩。步射、骑射、弹弓等活动也顺势成为民间流行的游艺活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与拳械武艺在民间逐步走向文艺化的道路不同，射箭自始至终保留着其“射准”与“射远”两个基本的客观衡量标准，又得益于在明代武考中所占据的位置，因此，明代射箭在民间的发展始终没有脱离器材制作、训练方法、比赛模式等具体内容。加之儒家文化对射箭自《礼记》起就已明确的哲学定位，明代射箭运动得以获得更大发展，某种意义上完成了从封闭的军事技能向开放的专业技能的转变，从单一的武人技能向多元的士人爱好的延展，这也更好地履行了射箭活动自始至终都具有的社会教化与娱乐功能。从Guttmann（2004）“体育是‘游戏性’的身体竞争”的观点来看，不妨大胆的假设，晚明江南民间广泛开展的射箭活动实则已从单纯的军事技能转化为娱情与竞赛并举的社会体育活动，其专业水平，无论从装备、训练、竞赛模式以及相应的价值评判上，甚至对应的专有术语，都已形成完整系统与相对固定的社会阶层。这一结构在过去的体育史案例性研究中并不多见，而且对于我们研究中国本土体育的早期形态意义重大。

3.3 对明代弓箭技术发展与相关其他知识体系的反映

从射箭技术上来对比研究，《武经射法正宗》从身体发展的基本步骤与技术形成的内在规律入手，分“审、彀、匀、轻、注”5个重点，勾勒出明代射箭技术体系的基本构成。恰如高颖在《后序》（1985）中所言：“乃予四十余年射癖所钟，要皆考集四方射家之精意。”可见，高书详尽程度为所有古代射艺著作中最高的，特别是许多内容与现代射箭训练高度相似，以至于林明忠在中国台湾版序言中写道“发现美籍华尔教练所授者，大部分符合我古书所载”。同时，高书又以问答方式从射箭技术细节、弓箭制作等多个方面列举评点当时习射之人的种种优劣。可以说，这是一部明代中国射箭运动的总结性著作。特别是《指迷集》部分，通过对元朝与当时射箭相关主要论著的点评，对射箭技术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均进行了详论。其中大量出现的射箭用语，如形容站立姿态的“大架子”“小架子”，形容勾弦手的“大鹰爪”“小鹰爪”，形容箭镞形态的轻箭“牛奶头”与重箭“蝴蜂翅头”，以及形容扳指形态的“一盏灯”“荷新样”“四捷机”等，一方面填补了我们对于明代射箭相关术语认知的基本需要，另一方面则为复原明代弓箭文化提供了具体的参考，且不少训练内容至今仍具有实践价值。例如，针对勾弦手大拇指过紧这一初学入门的常见问题，提出“射时用小草稍一寸，用无名指小指共掐於手心”的调整办法，这是至今仍存在于日本弓道中的专项训练方式（Acker，2011），近些年也成为国内传统射箭专项训练方法。

同时，《武经射法正宗》是目前唯一可见明确提出预防和治疗射箭相关职业性损伤的古代射书。古代健康与医疗相关语境中对于人体筋骨关系的形容大都限于“骨正筋柔、筋顺骨正”一类的空泛描绘，多是对《黄帝内经》所述“骨正筋柔氣血以流”段落的引述（王冰，1989），而在各类军事训练与身体练习图书中，切实可行、确有针对的描绘几不可见。高颖用自身经历描绘了早年练习不当所导致的伤痛，分析了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高颖书中所述“当其年少初习时，病骨节不直之病未入骨，筋力强，神气锐，引弓可彀，机势一熟，便可中的。习射既久，病骨节不直之病根一深，不过数年，精神未及衰老，引弓遽尔难彀。射愈久而矢离的愈远，回视昔年中的时，若两截人物”，从训练学的角度来看，是典型的由于初学期不重视规范，急于求成而导致的技术动作失规，肌肉参与代偿，久而久之形成劳损并最终引致技术水平下降，更甚者如笔者自己最终丧失右侧的技术能力。更加有趣的是，高颖在书中指出，这在当时江南的射手中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可见当时民间习射对于训练合理性的认知水平。

不但如此，该书对于弓箭制作的选材、制作、养护，再到实践交流的各种细碎记载，从科技史和人类学的角度，生动地搭建起明代弓箭物质文化与相关人文环境变迁的立体关系。弓箭因地域性差异及应用场景的区分而存在制式与工艺等多方面的区别，甚至对应的技术都会存在差异。这早在唐代王琚的《射经》中就有所描绘，其中对于步射与马射、汉射与骑射的区分，以及对技术的动作的总结唐以后被射家奉为射学圭臬，历代射书多有引述（马明达，2003）。以明末军事巨著《武备志》中所载具体弓形为例，包括开元弓、小稍弓、西番木弓等，虽外形有别故应用技术略有差异，但实际上更多的是由于制作材料来源和使用地域自然条件等因素所引发的差异。高颖书中所载大稍弓既为开元弓，明代兵书皆载其主要装备于边军，“其制强大耐久”；而高颖所使用的当为产于南京、扬州的小稍弓，兵书多形容这是一种“皆窄面短身、天少热则多滚矢，缓急难恃”的小弓，且“发矢不能出百步之外”（陈梦雷，1977）。从存世实物与当代复原的明小稍弓的性能来看，如按须严谨制作，手艺精湛，这可以是一种发射效能比很高的弓，但确存在养护成本高、使用注意事项细节繁多等弊病；其设计巧妙、做工要求高的结构特性也说明这并非适合大量装备军队的弓，更像是一种适合把玩钻研的器物，而江南地区或许是极少数可满足制作这种优异小稍弓各种条件的地区。

明代商品经济的发达促使来自各地的优质材料通过航运汇聚于江南，经良匠制作成优秀的弓箭。高书所载“镇江弓”，即为一种在镇江制作的筋角复合弓，而其特殊之处在于所用江西弓胎竹，这应是明代专供制作弓胎的竹材，所造之弓“弦口声清”，可见这是一种回弹速度高、能量转化效率好的良弓。明代周鉴的《金湯借箸》（1995）在描述江南水兵装备时也提及镇江弓，称之是与“宁波弓”一同装备于船上的弓箭。王昶的《太仓志》（1802）也指出，弓人擅名江南首推镇江次太仓。在《择物门》一节中还专门指出制作筋角弓所需的鱼胶“须用麻布绞得细腻白净为美。黄鱼胶可用，米鱼胶不可用。薄而白者为黄鱼胶，粗而白者为米鱼胶，不粘。”黄鱼与米鱼均为我国东海自古以来的主要海产。在制作箭支时“箭竹惟出广中者最佳，江西次之。”而“北人多用木箭，南人多用竹箭，非北人好木而南人好竹也。木产于北边，竹产于江南，各因其土之所产而用之耳。木箭有三，桦杆为上，楸杆次之，柳杆又次之。”，且实验证明竹箭的穿透性更好。这些记载为进一步分析地域差异所导致的技术差别与对应的器物差别，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从物质史研究的角度为深度认知中国古代弓箭的制作工艺以及对应的选材和训练步骤，提供了重要例证。

3.4 明清之际《武经射学正宗》东传及其影响

鉴于前述《武经射学正宗》一书的成书时间为崇祯十年（1637），而荻生徂徕编纂《射書類聚国字解》的刊印时间为宽正元年（1789）。而目前日本著录可查最早的抄本是南葵文庫藏本，为安永三年（1774）据李泰登龍館刊本的抄本，即前述日本宫内厅藏明崇祯金陵刻本。其他抄本如长谷川如是闲所藏残本则均为江户中晚期抄本（杨修龄 校，2018）。由此可推测，《武经射学正宗》应是清初传入日本，后辗转复抄至各处。

《武经射学正宗》的东传与受重视有其深刻关联的时代背景。日本藏汉籍之富庶驰名已久。自公元607年（推古十五）日本对华委派“遣隋使”起，至1868年（明治元年）明治维新长达1 200余年间，汉籍东传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对于此，古今中日学者都进行过深入研究，成果斐然。日本平安时代早期（公元9世纪）的著名学者藤原佐世编纂《本朝见在书目录》中著录的汉籍就达1 500余种，17 000余卷之多（李红英，1999）。至近世，日本学者大庭修与中国学者严绍璗等也进行了大量研究。

明末至清同治前期是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德川幕府结束了战国纷争，完成国家统一，从而使日本进入一个长期和平而稳定的发展时期。在治国理念上，德川幕府1615年颁布“元和令”，以“武家诸法度”来规范和惩戒分封于各地的大名，首要求就是“常习文武弓马之道”，强调“弓马之事乃武家之要项”（张荫桐，1957）。同时，积极倡导儒家文化，立朱子学为官学，借儒家“五纲”思想来维系其武士政权在道德伦理上的合法性，进而强化统治。随着江户时期日本在经济与社会各方面的不断进步，社会各阶层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日益增高，各地官学、私学丛生，对于汉籍图书的需求亦随之加大。尽管德川幕府在政治上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国人出海，加之中国沿海倭患时发，两国间并未建立稳定的正式往来，但得益于学术与教育上对儒学的贯彻，促使大量汉籍通过贸易、走私等各种渠道被输入日本，获得广泛传播，使江户时代的汉学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特别是各地官学与私学不遗余力收藏图书，致日藏汉籍愈益丰富（黄仁生，2014）。而以武士阶级为统治基础的江户时代，引入中国兵学著作更是备受重视，大量明代兵书如《武编》《登坛必究》《纪效新书》《武备志》等多为这一时期传入日本。赵凤翔（2016）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统计出，明清之际东传日本的中国兵学著作达180部，其中明人所著兵书达136部之多。由此可见，明清之际中国兵学著作东传的兴盛。

荻生徂徕是江户时代中期的学者，其学术思想对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影响甚大，被现代日本学者看作“日本的戴震”（林少阳，2012）。徂徕早年从朱子学，中年后则倡“古文辞学”，认为朱熹的“理”观念空泛无物，与孔孟的“先王之道”背道而驰（王青，2005）。他提出突破朱子学说“天性之道”禁锢，认为“道”应涉及“诸子百家，九流之言，佛老之颇”（源了圆，1973）。这种应时代而变的实用主义思维在当时的日本获得广泛认同，乃至于荻生祖徕死后的三十年间，其思想仍占据日本思想界的主流，形成了著名的“徂徕学派”。

徂徕学派的理念对于日本武士阶级完成“武道”与“士道”思想的整合，终而形成日本武士道精神，都有深远的影响。荻生祖徕曾指责江户时代的武士“因国泰民安而日渐孱弱，进而荒废武艺，热衷于谈论抽象的武艺理论和美化自创的招式，甚至发明面具用以减轻竹剑对抗时的痛感。越来越多武士轻视技术，而空谈理论：就如同和平年代的游戏般”（Newman，2015）。他认为，武士道整体而言是战国的遗俗，其内核与江户时代所倡行的儒家的“士道论”并不融洽兼容。歌舞升平的太平岁月中，武士的职责应完成从武士向文武兼备的社会管理者角色的转变（营野觉明，2005）。因此，旧式武艺系统的生存急需觅得新的社会依托点，而教育则无疑是最适合的契合点。他编纂《射書類聚国字解》将《武经射学正宗》等中国射学著作汇总于一体，从本质上来讲是在通过进一步借用中国儒家文化生态中的内容来丰富和完善日本武士道，是向以武士道精神为主导的军事教育以及其后的日本式体育教育的过渡。

这一点与朝鲜半岛的状况颇为不同，受明代两次抗倭援朝战争影响，朝鲜武艺的形态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明代中国的样貌（马明达，1980），特别是射箭技术及其相关制作工艺。尽管如此，高颖的著作产生很晚，直接引入朝鲜半岛的可能性很低，从目前韩国的中文古籍中也尚未发现相关信息。加之韩国传统射箭的制度性恢复与发展始自于20世纪70年代，在此之前，其射箭传统同样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因此，笔者以为高颖及其著作对朝鲜传统射箭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二十世纪初日据时期日本人武道教育的结果。

4 余论

总而言之，作为一部内容明晰而讲求实效的射书，高书确是中国古代众多射书中难得的佳作。明代是射书出版最多的朝代，据笔者收集统计的海内外现存64种射书来看，明代射书占23种，且大多数集中在明中后期。这其中，俞大猷的《射法》、高颖的《武经射学正宗》是明代射书中的精粹，前者代表了军事射箭训练的经验总结，而后者则是民间射箭专家的智慧总结。深入研究该书，对于我们弄清明代射箭运动的状貌，进而考察军旅武艺民间化的趋势，探讨中国本土体育早期发展的状态都有现实而深远的学术价值。然而，从历史文献学的视角来看，明清射书的文献学地位不高，一直不被学界和文献目录学家所重视。尽管清儒对古代文献进行了几近全方位的清理，但迄今没有发现有谁曾经清理过古代的射书和其他武艺书，或者有哪位藏书家注意到了这类图书的庋藏与整理。这也反映出清代文人对射书兴趣索然，对武艺图书从根本上心存鄙夷，不屑一顾。重文轻武，由来已久，积重难返，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遗憾的是，这种漠然置之的态度使许多射书遭遇失传厄运，宋以前射书几乎无一传留便是显证。就算是幸存下来的明、清射书，也多为孤本、抄本，或是只有数量极少的刻本星散在海内外，这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从汉志的“兵技巧”到四库的“杂技之属”，在不断丰富和完善的中国文献学体系里，射书确是走着一条形单影只、每况愈下的道路。就算如此，笔者认为，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家族里，没有哪个项目像射箭一样拥有如此之多的资料，中国古代射书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毫无争议地代表了东亚文明射箭文化的最高水平。毫无疑问，丰富的资料积贮乃是建构“中华射学”的根基，需要我们认真清理和探研，以摸清底细，提高认识。

《武经射学入门正宗》后叙中，高颖说自己“贫而益坚，老而益壮，颇得力于此”，本想将毕生所学传授给子孙，“而长子武孟、孙念祖，虽喜读书，左臂俱折，不能学也。强授之而亦不能精，是天限之也。欲授之次子修孟、幼子声孟，又不喜读书，则不学无术之人，授之技而不善用，不若农焉而已”。读后颇为感慨，再好的技艺也需要有人传承才可以留存。近些年，随着中国传统射箭的迅速复兴，有关中国古代射箭文化的研究也日渐趋热，而对于相关文献的基础性整理与考证进步缓慢，成果稀少，谨以此文做投石，望多有交流，共促中国体育文献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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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来源：体育总局科研所书刊部

原文制作：王玉妹

原文校对：丁 合 高天艾

原文监制：邱剑荣

学会编辑：刘天宇

排版初审：许亚璇韩 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