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为例

本次调查旨在了解通道侗族自治县部分地区非遗文化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现状，发现目前存在的问题，引领当地村民正确认识非遗文化的作用，促进非遗文化与乡村振兴结合，探索非遗文化与乡村振兴融合的可行路径，传承和发扬民族非遗文化。

问卷调查法、访谈调查法、田野调查法

据调查显示，侗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仅剩 100 余人，平均每一个项目不到一人，传承队伍人才稀缺；其中大部分传承人中年逾花甲的达 60% 以上，年岁高者近100岁，40岁以下寥寥无几，传承人队伍年岁已高，加之传承地人口“空心化”问题显著，传承的主导主体缺乏支撑，传承与继承未形成行之有效的良性循环圈，传承新人队伍构建缺乏。

图3-1-1 侗族非遗传承人各年龄层次段占比图

在就“少年儿童对校园课堂学习本民族文化次数的调查”时，87.46%的被访者没有上过、5.53%的被访者上过1～2节、4.32%的被访者上过3～4节、2.69%的被访者上过5～6节。结果显示，大多数少年儿童没有在学校上过相关民族文化课程，少数接触并学习本民族文化课程，显现出校园中关于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学习的不足，学校教育视野中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教育培育存在缺位。

图3-1-2 青少年孩童校园学习本民族文化课程比例图

基于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条件的限制，人均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就调查“当地村民受教育程度”时，“小学及以下学历”占74.76%、“初中学历”占10.59%、“高中或中专学历”占7.32%、“本科或大专学历”占4.52%、“研究生学历”占2.81%。调查结果表明，村民受教育层次两级分化现象严重，大多数村民的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高中及以上学历者尤为之少，致使村民就本族非遗文化传承价值及意义认知不甚了了、参与微乎其微，非遗传统文化传承及保护未行之有效推进。加之社会经济发展下为维持生计而致使大量青年劳力外出，以及新媒体时代下多元文化和新兴媒体的各色传播的冲击下，大部分侗族青年失去了对本土民族文化的文化自觉性，对本民族文化认同弱化乃至异化，文化传承中青春与活力的长效性保持不在，传承失去了青春力量，文化内生活力便不新生。

图3-2-1  当地村民受教育程度占比图

在就“关于推动侗族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贡献度”调查时，62.79%的被访者认为是“政府为主体”，20.71%的被访者认为是“地方党组织为主体”，11.16%的被访者认为是“村民为主体”，5.34%的被访者认为是“非遗保护协会为主体”。调查结果表明，助推非遗保护与传承过程中政府为主要推动力、地方党组织及民众其次、非遗保护协会多为功能性辅助。由此可知，侗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几乎以政府的主导力量进行文化保护与传承，但侗族民众对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缺乏主动性、自身力量少有显现。

                        图3-2-2  侗族非遗文化推动参与贡献度占比图

（三）古板传承“渠道单一”，传统保护“刻舟求剑”

为深析侗族非遗文化传承保护难题，纠查病灶，对各村落进行深入式的走访考察，就“从何途径掌握和学习侗族非遗文化”调查得知，87.42%的被访者从父母辈讲述得知侗族非遗文化、7.16%的被访者通过各媒体视频得知侗族非遗文化、3.55%通过阅读侗族书籍知晓侗族非遗文化、1.87%的被访者通过同传承人拜师学习而得知侗族非遗文化。数据显示：长辈讲述式的侗族文化传承方式占比最大，媒体视频式、文献资料式、师徒传承式的文化传承方式占比少。虽侗族文化的传播方式存在“多元化”传播，但其力量势单力薄无法广向普及，整体任以“长辈讲述式”的“一元化”传播为主，传播能力及辐射范围小，侗族非遗文化的光芒无法充分绽放。另外通过民间走访与乡间田野调查还了解到，部分民间文化技艺仅限于村内传承，未向广大民众群众有效性落实。

      图3-3-1  侗族非遗文化学习及掌握知晓途径数据图

在对当地村民关于侗族非遗文化保护的必要性的研究调查中，人们对于“侗族非遗文化保护的必要性”给出了一致性肯定，对侗族非遗文化长久性活态流传给予深切期望。为了深入剖析非遗文化活态化、有效性保护，对部分民众予以二次访谈。调查发现，村民就“村落中使用过何种方法对非遗文化进行保护”给予各异答案，86.96%的村民倾向“对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的保护”、5.53%的村民表示“对非遗文化进行教育宣传”、3.87%的村民认表示“用文字、影像等方式进行非遗的收集来有效的保护非遗”、3.64%的村民表“将非遗文化搬上舞台，以艺技演出、匠人制作等方式在商业中传播中保护非遗”。村民论述不一，非遗保护举措各异，其中“教育+文化”“媒体+文化”“表演+文化”的多元型创新保护形式未得有效实施推行，而“对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的保护”的传统性保护却一度盛行。侧面反映当地对于非遗文化保护的理解较浅层，任停留于传统的保护阶段，未有深究创新传承方式。不合理有效的保护加之保护模式单一局限，未构建立体化的保护模式。

图3-3-2 非遗文化保护方式的民意调查数据图

（四）品牌浇灌“长路漫漫”，宣传效力“差强人意”

打造特色乡村文化品牌，对于助力乡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道侗族自治县在各村寨制定发展定位时打造了不同类型的乡村品牌，但部分村落的品牌知名度不高，如岭南、平日、都天村等未将乡村品牌与乡村文化、乡村旅游项目、乡村规划设计等相结合，未能打造出属于当地特色的乡村文化品牌以及系统化的品牌经营模式。且各村落在打造文化品牌当中“同质化”现象严重，致使乡村品牌特色性缺乏。反观皇都侗文村在品牌口碑打造当中，以文化为落脚、旅游为支撑建立了一套健全的“文化旅游+”体系，形成鲜明特色的文化村品牌。在调查中，七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在乡村品牌营造中，应该结合本地区民族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在多数村落的品牌经营中（以岭南村为例），仍多以传统的景点参观、特产交易、文化听讲的独立式经营模式为主，未紧贴时代脉搏、未着眼于现当代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发展而推陈出新并形成独特的品牌效应，文化品牌急需擦亮。

在进行非遗文化打造乡村品牌的主要问题时，“非遗文化助力乡村品牌建设的宣传效力存疑”问题在各乡村民众与游客感受占比半数。就调查“通道县”各文化村落的宣传途径时得到“电视、广播、报刊、等传统媒介”占77.46%、“门户网站等新闻网站”占11.37%、“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兴媒体”只占7.51%。结果显示村落大多通过传统媒体进行图文静态展示，宣传形式缺乏创新，未形成全方位的宣传模式体系，致使乡村品牌营造不充分、知名度低。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些村落的文化传播渠道有限。在体验经济的时代，浅层的文化产品体验难以维持村落的持续收益，亟需采用新式的宣传媒介予以品牌推广以及知名度的广泛提升。

图3-4-1  文化品牌宣传途径、力度占比图

目前，通道县各村落积极推进非遗文化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机制，对乡村振兴予以“文化赋能”，但就相关制度仍待完善，有关文化的保护体系及管理制度尚未成型，部分隶属国家级非遗传承相目，虽然部分非遗文化已被纳入国家级保护项目，但目前仍未得到有效保护、管理及修缮。经调查，八成以上的村民反馈有关文化的保护体系与制度尚需完善，文化保护体系与管理的研究仍需实事求是、全力以赴。

文化保护短板补齐的同时，文化促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仍要亟待改善，规模体系化未形成，各主体之间协同性孱弱、松散。在非遗文化融合乡村振兴过程中多元主体间协同联络性不显著。在“非遗文化助推乡村振兴过程中参与度最多主体”问题调查结果显示，68.32%的被访者认为政府参与最多、16.61%的被访者认为基层党组织参与最多、10.64%的被访者认为村民参与度参与最多、4.43%的被访者认为社会组织、企业参与最多。由此可见，政府主体力量参与下企业及村民参与度不高，各主体间广向联动治理缺乏，文化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中多元主体协同合作亟待解决。

图3-5-1  非遗文化助推乡村文化振兴主体参与度调查数据图

1.保障老辈，护存“本源”

据通道县政务服务中心了解，目前通道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8人，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5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80人，民俗活动的相当一部分项目没有代表性传承人，自然消失的隐忧严重，加之非遗传承人等级认定繁琐复杂。对此：一是在政策上扶持、生活上保障维持。对老一辈非遗传承人给予激励，强化老辈“非遗人”对非遗传承保护的“底气动力”。二是教授老辈“非遗人”现当代多媒体平台使用方法，突破其非遗文化自身宣传的瓶颈，促进“非遗人”老辈群体融入现代社会。三是精简化非遗传承人等级认定程序，做到完整性、充实性的非遗项目及传承人的相关评定。护“源”固“本”，方能涓流不息。对于老辈“非遗人”群体的良好护存，才是传承之“本源”，方利于非遗文化传扬及发展。

2.开辟新辈，储蓄“精锐”

针对社会经济发展下青年的大量外出务工致使愈多老人及孩童留守，村寨“空心化”加重、老辈“非遗人”收取门徒也愈发陷入窘境、“现代化”新潮观念下滞碍非遗文化的发扬传承、青少年对侗文化未系统化学习，自晓度低的现况。对此：一要结合方针、政策积极引流外出务工青年回流，削弱村寨“空心化”现象，平衡村寨民众各年龄段比例。二需加大青少年关注度充分调动青少年群体。以侗歌为例通过将侗歌引进课堂结合现当代课堂教授模式，开设特色民族非遗文化学习课程，以“点—线—面”模式通过“试点—规范—推广”将特色课程推广至各中小学，以兴趣带动青少年相关非遗文化认知及学习。三是强化非遗文化专项学习。通过开设相关培训、宣讲，分层次、分阶段培育传承新人队伍，储备“精锐”力量。构建原真性、整体性的侗族非遗传统文化的“基因保护库”。

1.激发“内力”，领众参与

文化“内生力”活跃不活跃、充分不充分是对文化弘扬发展起着从本源推动的关键作用。在实践调研中当地民众受教育度74.76％以上是低水平受教育程度且对自身文化发展定位不清，“文化不自信”的盛行致使民众对自身民族特色文化认知度、重视度、弘扬意识不高。一是应加大当地教育投入度（例如：新建及翻修教学楼，整合教育资源）强化教育在文化传承中主体性教育导向的地位。二是可强化民族非遗传统文化宣传，积极开展教育周边（例如：相关文化宣传海报，标语），在逐步提高民众受教育水平中强化民众自身文化认知度。

2.焕发“外力”，共促发展

实地调查显示通道侗族自治县当地侗族非遗文化传承多局限于本村寨内部，单一式的传承局限发展致使乡镇村外民众知晓度低，进一步导致民众参与度不足，文化“内生力”激发的同时，也要焕发文化“外力”，在强化当地村民对自身文化重视度下，并形成非遗文化扩散“外力”，辐射周边地区协同保护传承非遗文化。对此：一是基层村委班子牵头联合周边村寨，整合同类型文化资源共同发展。二是村寨间可实施民族特色非遗文化村寨联欢活动及相关表演、组建文艺表演队等，调动村寨民众参与度，打破地域局限，积极发展“文化乡风建设”。以侗戏为例，同时可结合民众生活实际出品相关特色民俗文化活动系列作品。（如侗戏非遗传承人——龙登娥，自编侗戏《唤醒侗戏》，通过自传体形式以自身过往经历为基，以小见大从己出发，凄凉的身世映现当今侗戏传承所遇困境，从而焕发民众对侗戏的关注。）

3.突破“枷锁”，传承活化

调研显示就侗族非遗传统文化传承多为口口相传亦或师徒相传等“封闭式传承”。以侗歌为例，侗歌学习传承不同于其他传统文化学习，无固定场地教学，仅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予以传承，而该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侗歌学习及传播，加之多元文化冲击下，侗歌传承逐渐跟不上侗族青年人新的学习方式的脚步。实地调查显示半数侗族青年人不再有意向去学习传承侗歌，也亦不会唱侗歌，这无疑给侗族民歌的传承给予新的压力。对此，一是强化学校主体教育地位，通过相关民族非遗文化技艺课程及培训强化青年非遗技艺能力。二是通过运用现代手机APP、公众号等多元媒体平台实施线上线下教学及交流联动，创新推广“活化”传承。三是传承人需打破固有拜师学艺、家族门派和血缘关系的束缚性思维，实行“开放式传承”，传承技艺于有良好品行、良好技艺才能及积极求学的传承弟子外，更应广向的传播技艺认知给大众。

社会经济日益高新发展下涌现新兴多媒体宣传平台，对于侗族非遗文化传扬及发展，需要牢牢握住这多种宣传的媒介，积极借助宣传广告这一与外界联系的纽带桥梁。就非遗文化传承弘扬，通过“纵向深掘”自身内涵结合“横向辐射”新旧媒体的双效联动，助推非遗文化外界知晓度，从而构建侗族非遗传统文化宣传推广的新兴体系。

1.纵向深掘——“里”“外”二元共进

对于通道侗族自治县地区民族特色非遗传统文化发展及弘扬，必须深入挖掘其侗族非遗文化特点优势，打造特色文化品牌项目。这中以通道侗族自治县评坦乡皇都村为例，通过“民族旅游＋”模式针对性结合现当代群众需求，并运用现当代科技手段打造特色品牌打造特色文化村。对于旅游不仅需要“面子”，而且需要“里子”的双效性构建。一是“面子”上可如皇都村般先行翻修村寨陈旧建筑、扩展村内基础照明（如：太阳能路灯）、注重寨内卫生维持及处理等，构建卫生文明优越、环境优良的示范性村寨。二是“里子”方面而言，需深入挖掘侗族特色民族文化同时结合当地文化资源整合规划形成“地标性”、“特色性”品牌项目，如皇都村“戊梁歌会”——《看皇都•听天籁》实景演出等。同时可带领当地有表演基础的民众等组成专业性艺术表演团及群众性表演艺术团，充分发挥民众力量，从而构建有文化、有内涵、有生活的民众所喜闻乐见的特色乡村文化发展模式，助推特色品牌搭建。

2.横向辐射——构建“数字”平台

构建特色品牌体系离不开新兴媒体这文化宣传的主要阵地。对于侗族地区非遗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一是可通过音视频采集侗歌、侗戏、侗琵琶等侗族非遗传统文化曲目，结合云平台构建侗族非遗传统文化资源“存储库”。二是录制民族特色文化系列纪录片、光碟等通过利用微博、网络媒体平台予以线上推广传播，并积极结合现当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将侗族特色非遗文化带入大众视野，提升文化知晓度。三是结合特色民族文化活动、文艺精品创作演出等通过报刊等传统媒体平台，同新兴多媒体平台实行双向联动，通过“互联网+文化共赏+共享终端”的文化大数据体系新模式进一步扩大当地社会效应。

（四）完善体制机制，主体治理“多元化”

体制机制的完整性构建对侗族非遗传统文化起着极大的政策性保护。这中间对于地方政府、基层党组织等需协同联动实行多元化治理，对于通道侗族非遗传统文化需予以“文化生态补偿”的激励机制，通过充分整合调动资源，从而助推非遗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弘扬。

1.制度完善，“文化补偿”

实地调查所示：当地68.32％的民众认为在文化发展中政府应占主体地位，但其管理体系不健全。就调研“非遗人”阐述对于当地文化发展其政策存在难落实问题。在当地虽然民族传统文化遗存已被纳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但目前仍未得到有效的管理、保护和修缮。对此结合“文化生态补偿”论，一是政策补偿:政府领导机构颁发更贴切民众、贴切文化传承的政策制度扶持。二是资金补偿：政府机构等加大财政转移支付，拨出专项资金编入财政预算，用于非遗传承人的补助激励。三是技术补偿：通过非遗专项技艺培训、非遗技艺交流等以技术扶持的形式对侗族非遗传统文化的文化生态环境给予支持，从而提升非遗传承技艺巩固“本源”。

四是需要强化村委干部群体构建，加大驻村干部扶持力度。通过政策性“优惠”吸引回流青年干部群体，扩充村委干部群体储备。同时积极激励村委干部通过牵头组织带领民众参与文化传承弘扬的工作中，构建“干部引领+”模式，以“一”带“多”，从而推动非遗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实效性落实。五是模范及项目基地构建。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以区域文化特征为依托，进行整体性保护。同时积极申报非遗代表性项目、积极构建“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助推通道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搭建。

2.主体搭建，筑固基层

在侗族民族非遗文化发展中，主体单一化尤以突出。这中，政府需以主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不断提高村委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一是需强化村委干部群体服务意识，定期开展党规党纪及学习、侗族民族文化发展规划及相关实用技能学习等培训，不断提高基层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乡村振兴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二是需突破单一化主体发展模式。构建多元化治理体系。通过政府、基层党组织、民众等发展以“政府、基层组织为引领”、“民族文化发展为主体”、“多元化宣传创新为契机”、“民众参与为关键”的“四位一体”模式，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整合充分利用当地特色民族文化资源，助推侗族民族非遗文化弘扬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