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第四卷第九期《乡土中国》出版广告

费孝通曾为三联书店1985年再版的《乡土中国》撰写了一篇短小的《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那年他已75岁，离初版《乡土中国》也已过去30多年。在这篇《序言》中，费孝通开宗明义再次说明此书形成的根由：

这里收集的是我在40年代后期，根据我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14篇文章。

从文字上看，因为是讲课用的笔记，所以自然要带有乡村关怀的问题意识和对社会学原理的讲解。而大学里的“乡村社会学”这门课，明显是西方学科分类体系下的一种制度安排，费孝通不怎么喜欢这种学科分类本身的约束，在他的性格里，自然也不会容纳这种带有拘束性的分类和束缚，他对此明确说：

我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那时年轻，有点初生牛犊的闯劲，无所顾忌地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闯过的知识领域。

不过，不可否认，在大学制度里，课本能够方便初学者阅读，但是这往往也会束缚学习者的思维，形成一种框架式和简单化的思维定势。费孝通的课堂教学，对那种习惯于循规蹈矩而又想有所突破的求学者而言则是一种棒喝，瞬间可以打开他们对于新知的欲求之心。而教学相长，于费孝通而言，则也是一种对既有经验的总结，进而引导他去不断探索新知。

我想，他在30多年后描述的自己在云南大学上课的方式，是刚从英国学成归来的费孝通所认同、熟悉和热衷于引入中国的“席明纳”（Seminar）传统，即英国大学自由讨论式的教学法，它和面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乡村社会学”主题交织在一起，便成为一种在今天看来依旧有其独特魅力的开放式知识探究的教学场景，这成为现代大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最具生命力的一面，也是培育真正有探索精神的人才的根本所在：

我借“乡村社会学”这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我是一面探索一面讲的，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所提的概念一般都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因而离开所想反映的实际，常常不免有相当大的距离，不是失之片面，就是走了样。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面前，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方法。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作为教师的人就得带个头。至于攻关的结果是否获得了可靠的知识，那是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在新闯的领域中，这样要求也是不切实际的。

1982年费孝通（前排左四）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合影

这基本上可说是一种观念引导一种行为。费孝通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付诸教学实践。他把知识的探求作为一种教学法来看待，新知总是要建立在对原有知识的打破或探究之上，因此在知识创新领域，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知识，而这种精神追求和价值追求也贯穿于费孝通一生。因此他才会把对知识的探究过程分为两个部分，即一部分是在教室里讲课，另一部分则是要用文字来表达。前者是“把未知化为已知”，而后者则是用绵力发表自己的见解，引发广泛的社会效果，这是一种社会行动，但“对实际情况不正确的反映难免会引起不良的影响”。

因此，他深知这其中的诸多不完善之处，他表面上责怪刊物编者“限期限日的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后再发表”，因此，“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但我认为费孝通恰是正话反说，正是借此托出他的那种只有尝试才是真知获取的必要途径的新见解。这种尝试也就是试图去解答自己所提出来的那个最为核心且基本的问题，即“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才是费孝通《乡土中国》问题意识之所在。

这个基层社会并非是一种纯粹的客观存在的中国乡村，费孝通要从乡村社会调查的经验中抽身出来，形成一种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思考，这个思考也暗示出，这个基层社会并不是一种乡村社会学意义上的“乡村中国”，而是一种更具结构性关怀意义上的“乡土中国”。费孝通后来也一直强调，这本分量不是很重的《乡土中国》，和他之前发表的分量相对较重的《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这样的调查报告在性质上是大为不同的，“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

由此，乡土中国的概念才会被突显出来，形成一种清晰自觉的认识，这也如其所言：

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

基于这样的思考，他后来在将这些讲课笔记一篇篇结集出版时，也就直接将书名定为更具汉语诗性的《乡土中国》，这也体现了中国文人传统中对于文字意境的独特性追求。而他的这些文字最初发表的动因是应“《世纪评论》之约”。据考，《世纪评论》办刊的时间并不长，1947年1月4日在南京创刊，到1948年11月13日就停刊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费孝通将《乡土中国》最初的底稿都在这本刊物上陆续发表了出来。而《世纪评论》和费孝通也是一种必然的结合，这本杂志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独特品格。其约稿的对象是以批评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知识分子为主，费孝通便是其中的一位。

对于一位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家而言，自下而上地去看中国社会的这种问题意识很关键，也就是经验、体验以及视角都来自于基层社会，而不是自上而下的俯视。费孝通的问题意识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调查，或者说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那种数据资料的驱动模式，而是对自我观察的概括，如《乡土中国》更为强调“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换言之，由概念而有一种认识，概念对一个社会研究者而言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工具。

田野调查中的费孝通与乡亲们促膝而谈

《乡土中国》并不是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要从既有的素描中去形成概念，提出一种清晰的认识。而这个认识是就《乡土中国》中作为核心的“乡土社会”这个概念而言的。他用“Ideal Type”来称谓这一概念，他把这种韦伯意义上的“Ideal Type”称为“观念中的类型”，并认为这是属于“理性知识的范畴”。并且，他也一再强调，“Ideal Type”不是通常理解的“理想型”或“理想类型”，因此如果后人翻译为“理想型”，便是不知道费孝通对于“Ideal Type”这个词的专门解释了：

它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形成既然是从具体事物里提炼出来的，那就得不断地在具体事物里去核实，逐步减少误差。

在这个意义上而言，费孝通的方法论无疑是属于经验论传统的。他一再要去追求一种探索之中的新发现以及经验的不断积累，然后才有认识上的升华，即从部分到整体、从单一到全部以及由片面而达至全面的认识提升过程。因此，他也才会坚守一种基于经验的而又不乏理性探索式的观念，这也成为他一生“从实求知”的基础和价值所在，正如其所言：

我称这是一项探索，又一再说是初步的尝试，得到的还是不成熟的观点，那就是说如果承认这样去做确可加深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那就还得深入下去，还要花一番功夫。

因此，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问题本身并不难，难的是要从多个维度进行一番思想上的努力探究，在解决问题的探索之路上去发现新问题，而新问题的解决则意味着另一个新问题的来临，这就是作为现代理性知识求解的一种基本路径。对于不同的研究者来说，知识探究的模式大同小异，只是结果往往迥然不同，难于统一。正因如此，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才成为理解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存在和转变的一把钥匙，在这个过程中，费孝通凭借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概念，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对于中国基层社会的认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