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江山》首演海报。

在华沙肖邦机场转机回国时，孙一凡接到了指挥《千里江山》首演的消息，第一反应是兴奋。

这部新作原定由余隆指挥首演，因疫情无法来沪，他将指挥棒交到了90后孙一凡手里。这时，距离首演只有15天。

7月30日晚，这部集中国绘画、中国诗词、中国乐器于一体的交响音诗，将由孙一凡执棒上海交响乐团，在上海夏季音乐节世界首演。届时，在上海交响乐团的视频号、官方微博，以及澎湃新闻等平台将进行在线直播。

孙一凡和上交排练《千里江山》。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临危受命，重任压身，28岁的孙一凡有压力，但无惧挑战，“压力就像兴奋剂，能激起肾上腺素的分泌。”

由北宋王希孟所绘的《千里江山图》，被视为宋代青绿山水画的巅峰之作。画作描绘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峰峦起伏绵延，江河烟波浩淼，气象万千。

2021年，在中国音协交响乐团联盟主席余隆的倡导下，全国各地23支交响乐团联合向作曲家赵麟提出委约创作。

画家将景物分为六个部分，与此对应，作曲家写了六个乐章，试图用不同的音乐侧面回答这样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中国是什么，中国人是什么。

“长约一小时，音乐结构是总分总。”孙一凡介绍，第一乐章“云飞起，楚天千里”给人全景式的宏观印象，“水云溶漾”“月壑松风”“千叠浩荡”“峥嵘曙空”四个乐章分别描写了不同时空场景、不同人物心境，第六乐章“万山入海”又回到了全景式的视角，对主题进行升华和二次超越。

与此同时，作曲家从中国古典文学大量取材，每个乐章的标题和副标题，均源自唐诗宋词中的千古名句，第六乐章还以孟浩然的《彭蠡湖中望庐山》为唱词。

《千里江山》总谱。

在酒店隔离时，孙一凡开始研习《千里江山》总谱。为了让他深入了解创作蓝本《千里江山图》，余隆特地寄过来一本书，书中既有画家的奇人奇事，也有画作诞生的历史和背景，对他走进音乐帮助不小。

“余老师把我引进门，后面就靠自己的悟性了。”对孙一凡来说，指挥这样一部大作品的最大挑战在于，作为首演者的他，没有任何可以参考和借鉴的资料，一切都是他的第一手创作。

除了用气势磅礴的管弦乐演绎祖国河山壮阔，作曲家还在不同乐章叠入笙、琵琶、二胡、钢琴、竹笛等独奏乐器，以及民族女高音独唱，来展示人在面对自然时的内心感受，具有“点睛”之效。

“每一件独奏乐器都选得绝妙，比如第二乐章的笙。”第二章“水云溶漾”表现了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作曲家先写水、写云，再写人的内心感受，在他的想象里，还有两个老头在喝酒。

“关键词是‘溶’。为了表现水和云的自然过渡、没有间隙，作曲家用了笙，而它的演奏法非常靠近弦乐。”和上海交响排练时，孙一凡强调，笙的演奏结束后，弦乐的音色、音量要无缝衔接，才能体现出作曲家在配器上追求的效果。

孙一凡渐渐被音乐带入中国的山水中。第六乐章“万山入海”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一章，光看乐谱就起了鸡皮疙瘩。作曲家采用了竹笛独奏、女高音独唱，“二者的衔接非常妙，女高音进来之前，竹笛会先吹出女高音的旋律，仿佛从远处飘来，未成曲调先有情。”

在第五乐章“峥嵘曙空”，学钢琴出身的孙一凡，还担起了钢琴独奏的重任。

2022年1月，孙一凡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

钢琴家、指挥家巴伦博伊姆经常自弹自挥，但对孙一凡来说，边弹钢琴边指乐队，尚属首次，挑战空前。为此，他没少做功课，也总结了一些小技巧。

从头弹到尾，他的手上没有富余的指挥空间，不得不开发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眼睛、头、肩膀，来给乐队指挥信号。左脚踩着翻谱器，眼睛盯着电子乐谱，双手在琴键上翻飞，耳朵还要听乐队……此时此刻的孙一凡，忙得不亦乐乎。

说起现当代音乐，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艰深晦涩，但在孙一凡看来，《千里江山》兼顾了可听性和学术性，“非常好听，作曲技法也非常有讲究。”有意思的是，赵麟的父亲、著名作曲家赵季平，也是写旋律的大师。

母亲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大学教授，受家庭影响，孙一凡从小迷恋中国文化，最喜欢的国画家是黄宾虹。指挥《千里江山》之后，他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有了更深的热爱。

余隆同样希望，每一位听到这部作品的听众，都能感受到作曲家心中的中国之美，唤醒心灵深处的爱国热情。

【对话】

“排除紧张的好办法是专注音乐”

澎湃新闻：第一次登台夏季音乐节，你就要指挥一部重磅作品的世界首演，什么心情？

孙一凡：很幸运，很珍惜，很感激。

中学时代我就是夏季音乐节的铁粉，年年不落，追了至少七八年。今年比较特殊，我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台上的指挥，自豪的同时，有一种使命感。

夏季音乐节和传统的音乐季很不一样。如果说乐季音乐会是红酒加牛排，夏季音乐节更像是烧烤加啤酒，非常放松，补缺了严肃音乐会没有的那部分。这么能够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音乐节，只能在上海这么包容和多元的城市落地和发展。

孙一凡指挥武汉爱乐乐团。

澎湃新闻：从指挥开幕的张橹（80后）到指挥闭幕的你（90后），再到金郁矿（00后），今年的夏季音乐节完全由青年指挥挑大梁，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孙一凡：接纳年轻人是夏季音乐节最可贵的地方。张橹是我的师哥、金郁矿是我的师弟，我能够参与到这种传承和接力里，非常荣幸。年轻人是一种符号，更重要的是音乐节传达出来的信息和精神——未来永远属于年轻人，年轻人并不像你想象得那么青涩、那么稚嫩，只要给机会，他们就能茁壮地生根发芽。

再过几十年，我不再是年轻人，假如我有绵薄之力，我一定会把我现在得到的这些幸运和机会，传递给那时候的年轻人。

澎湃新闻：这次和上交合作，很多乐手是你的老师，曾在上音给你上过课，会用看小孩的眼光看你吗？

孙一凡：上交非常职业化，对于指挥是非常配合的，不会因为你看着年轻，就会有另外一副面孔。我们之前有过三次合作，彼此都很了解，上轨道的进程会比过去要顺利。

澎湃新闻：可能年轻指挥都会遇到这个问题，面对知名乐团、面对经验丰富的乐手，会不会紧张？

孙一凡：当然会，特别是每当想到这个台上还站过哪些指挥，腿就会发软。排除紧张的最好办法就是专注于音乐本身，忘记自己的年龄，忘记面前是什么乐队，不管它是柏林爱乐还是一个二三线城市的乐团，一视同仁。

澎湃新闻：你以前会不会常来上交听排练，对余隆的指挥有什么印象？

孙一凡：大学时代基本每周都会来。我听过很多次余隆老师排练。余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排练效率非常高，没有一句废话，所有问题都是一针见血，能够立刻让乐队产生音响上的改变。

每个指挥都有不同的排练风格，有些指挥喜欢用形容词去讲故事、描述画面，余老师是一位实干家，他所有的指示都是直接针对演奏本身的，他会直接告诉乐队，这个地方用多少弓子，用什么样的弓速，用多少弓毛，非常具象。

对于这样一位前辈、大师，一开始肯定会有敬畏和距离感，接触以后，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对年轻人很呵护。

“人与人可以快速建立信任关系”

澎湃新闻：你原本在上音学钢琴，后来怎么会转到指挥系？

孙一凡：我学琴很晚，六岁半，纯粹是自己往坑里跳，爸妈并不强迫。11岁考入上音附小。

转折点是在高三。我正准备出国学钢琴，一个指挥系朋友介绍我旁听了张国勇老师在上音本科开的指挥课，一时无法自拔。旁听了一学期，我觉得指挥太有意思了，乐队声音的丰富性是独奏乐器没办法比的，我主动找到张老师，希望进到他的班里。

钢琴我也没有放弃。毕竟钢琴是我学的第一件乐器，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在本科阶段我还兼修了钢琴。

澎湃新闻：从钢琴跨到指挥，完全不同的两个专业，难度大吗？

孙一凡：状态的切换是最困难的。钢琴是一件独白的乐器，我只需要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把自己处理好，别人会主动走进来听。指挥呢，你的想法、你的处理意见，你要传达给别人，你要说服别人。我的性格会因此有很大的变化。

二者之间的帮助是互相的。当你实际操作一件乐器时，你对音乐的体验是特别细腻的。指挥更有逻辑性、结构性，这种宏观的体会带到独奏里会非常不一样。

孙一凡和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在排练

澎湃新闻：要想当一个好指挥，需要具备哪些要素呢？

孙一凡：首先，硬件上面肯定是一双好耳朵，对音色、音准的细微体验。另外，指挥一般都会掌握一门乐器，甚至非常熟练。此外，指挥的逻辑思维也非常重要，独奏时我们可能会有很多感性的处理，或者有什么体会不一定说得清楚，但是指挥的一切都要落实到具体的操作上，是感性和理性的高度结合。

指挥还是一个跟人打交道的职业，你的交往能力、你的情商也很重要。

澎湃新闻：说到和人交往，乐团那么多人，你会不会社恐，尤其是第一次合作时？

孙一凡：一开始肯定会有。大一时，我第一次指挥乐队，还是职业乐团——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20分钟下来，我说了什么自己完全不记得，不太敢正眼盯着某个声部去看。后来逐渐发现，这种防备是自己给自己设下的，其实人与人之间可以非常简单和快速地建立一种互相信任的关系。

澎湃新闻：你先后跟随过指挥家张国勇、林大叶，两位老师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孙一凡：他们的风格不一样，同时也是师承关系，林老师是张老师的学生，所以并不矛盾，一脉相承。我从张老师那里学习到的最大一点，是他对音乐结构的把握，他的每一个处理都非常有逻辑性，能够说服所有人。林老师有过留学德国的经历，给我讲了不少关于德国乐团、德国声音方面的知识。

指挥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

澎湃新闻：2019年，你去了德国柏林汉斯埃斯勒音乐学院留学，对比下来和国内教育有什么不一样？

孙一凡：国内的教育更加系统和严格。我跟德国教授上专业课，没有钢琴伴奏，我们就对着总谱，有时候空手挥一挥，有时候教授会唱一唱，更多的时候我们在聊谱子，教授也不会规定一定要怎么样，建议或启发更多。

“我会避免用命令口吻要求对方”

澎湃新闻：很多年轻指挥家最愁没乐团，你似乎没有这样的苦恼。2020年，你开始频繁指挥国内一线乐团，原因是？

孙一凡：2019年，我得了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国际青年指挥比赛冠军，得完奖就去了德国上学。2020年，因为疫情，学校停课，我飞回来了。也是因为疫情，很多国外艺术家进不来，给了年轻人一些机会。余隆老师一直力推年轻人，找到我，给了我很多关注和帮助。

澎湃新闻：2022年3月，你又成了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助理指挥。怎么才能让他们信服你，愿意把乐团交给你？

孙一凡：能够获得这些机会，我很幸运。有能力的人很多，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和平台，我非常珍惜。

关于信任，首先你对每个人的尊敬是必不可少的，其次我的排练风格，我会不断去调整和优化，一个年轻指挥怎么去说服乐队，有时候可能会和一个成熟指挥家有一些微妙的差别。比如称呼，在我跟乐手有很大的年龄差距时，我会称呼对方老师，我会避免用一种命令式的口吻去要求对方应该怎么样，更多的是商量，我们是合作伙伴，我们是一起在创造音乐。

澎湃新闻：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指挥是一种“强权”的代表。

孙一凡：现在国际上指挥的工作趋势是，越来越向民主和平等的方向发展。黄金时代那些老派的指挥家，很多是“爸爸式”或“老板式”的，大家都看过托斯卡尼尼骂贝斯手的视频，堪称典型，现在不复存在了。

指挥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

变化的原因之一是，乐团的水平在不断提高，很多乐手是非常优秀的独奏家或室内乐演奏家。每个人都有独立的音乐想法，如果只是把对方当做一件乐器，非常不礼貌，应该有更多的沟通、交流，尊重他们的想法。

澎湃新闻：你在指挥之路上有什么偶像吗，希望朝着他的方向前进的那种。

孙一凡：偶像有在变化。刚开始总归都是卡拉扬，他像一个标杆。后来经过不断学习，真正崇拜的还是阿巴多，他和乐队的关系是我最向往的一种关系。他把交响乐真正带上了室内乐化的进程，听他的乐队，你会觉得每一个声部都在呼吸，乐手发出非常统一的声音，同时每个人又有自己的个性和想法，每一个细胞都是鲜活的。

澎湃新闻：你还很年轻，你觉得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孙一凡：年轻本身不是个优势，只是可能会获得更多关注。我现在更多在思考，当我不再年轻，去掉了年轻的标签，还剩什么？最后还是看音乐本身，你的排练功底能给听众带来什么样的听觉上的印象。

在作品上，现在的我还处于广泛涉猎的阶段。我最喜欢的作曲家包括勃拉姆斯、马勒，从小特别钟爱舒伯特。当我有足够的经验、足够的理解以后，我会更深入地去研究他们。

澎湃新闻：除了音乐天赋，指挥家也需要博采众长，需要深厚的修养和积累，你平时都是怎么丰富自己，听说特别爱看书？

孙一凡：我看的书比较杂。指挥要接触各种专业、各种人，阅读面要铺开，有了广度，你才能有选择地进行更有深度的提升。我早期爱看经典名著，文学方面，后来科学、天文、历史甚至侦探也看。我是因为感兴趣看书，功利的话坚持不久的。我也会看和音乐、和指挥有关的书，其他时间就看自己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