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元代的“水达达”是个泛称，主要泛指以东流松花江为主流的黑龙江之“沿江两岸居者”。它包括一些不同语系，不同语族，乃至不同语支的氏族，部落和部族。水达达各地区、各部落之间的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元朝对整个水达达地区的经略是积极进取的，其目的在于加强对水达达地区各氏族、部落和部族的统治。明朝，水达达改称“江夷”，并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以个人、个体家庭或氏族、部落的形式，波浪式地向南迁徒，与当地的女真人进行新的集聚和组合，促进了建州女真的形成和发展。

关键词：元；水达达；族属；明；江夷；

《元史》提到“水达达”之处甚多，诸如“水达达”、“水达达民户”、“水达达分地”、“水达达部”、“水达达路”、“女直水达达”、“水达达女直”等等。这个“达达”，其内涵何指?他们居处何地?属于何族?其社会发展状况如何?

一

在探讨“水达达”内涵所指时，先说说“达达”的由来。“达达”又作“鞑靼”或“达怛”，是“蒙古”的别称。其语源出自蒙古语的“塔塔儿”。在蒙古先民诸部中，塔塔儿部的势力强大，为人敬畏，故别的部落也以“塔塔儿”自号。于是，塔塔儿部的称呼便成为蒙古先民诸部的统称，甚至连西邻的突厥部落和东邻的靺鞨部落，有时也被称为达靼。就达靼与靺鞨的关系来说，据考，蒙古的主体部落大都有源出室韦诸部，如成吉思汗先祖部落（蒙古）就出自蒙兀室韦，塔塔尔就出自大室韦，等等。隋唐时，室韦诸部分布于额尔古纳河往下的黑龙江中上游，而靺鞨诸部则分布于黑龙江的中下游，两者相毗邻，有些部落交错而居，混同一体……《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载曰：“达靼，靺鞨之遗种，本在奚、契丹之东北，后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属契丹，或属渤海”；宋人李心传所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也称：“鞑靼者，在元魏齐周之时称勿吉，至隋称靺鞨。”这就表明，在宋人看来，达靼乃“靺鞨之遗种”，而真的作为靺鞨遗种的女真、乌底改等部族，也就与达靼同源了。到了元代，人们在称呼蒙古为“达达”的同时，还称呼东北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为“达达”。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清。明代，内迁辽东自在、安乐二州的少数民族官员皆被称为“鞑官”。《明实录》永乐七年四月癸巳载：“奴儿干鞑靼头目忽赖东奴等六十五人来朝，置伏里其、乞勒尼二卫”，同年闰四月已酉载：“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初，头目忽剌冬奴等来朝，已立卫。至是，复奏其地冲要，宜立元帅府，故置都司。”这里，奏请“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的忽剌冬奴，就是前面提到的“鞑靼头目忽赖东奴”。显然，这个“鞑靼”并非蒙古，而是指奴儿干当地的部族。孟森先生在注释“为因鞑靼兀狄哈侵耗”时也指出：“兀狄哈冠以鞑靼，尤可证其为通称。”至于清代，人们往往通称松花江及黑龙江下游以渔猎为生的部族为“鱼皮达子”。吴振臣在《宁古塔纪略》提到，松花江及黑龙江中下游的各部落“总名乌稽挞子”。“挞子”乃达子异写。“达子”即“达达”的俗称。

二

《元史》所记“水达达”，即让“达达”冠以水。这就突出了他们与水——江河湖海的联系，强调了他们滨水而居，以渔猎为生的社会特征。

元代的“水达达”，是泛称，分布的地域较广，其主体部分散居于从今东流松花江两岸往下直至黑龙江口一带的广大地区。水达达地区原属开元路管辖，后来从开元路分出，自为一路，而《元史·地理志》载曰：“合兰府水达达等路，土地旷阔，人民散居。元初设军民万户府五，抚镇北边。一曰桃温，距上都四千里。一曰胡里改，距上都四千二百里、大都三千八百里……一曰斡朵怜。一曰脱斡怜，一曰孛苦江。各有司存，分领混同江南北之地。其居民皆水达达女直之人，各仍旧俗，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故设官牧民，随俗而治，有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以相统摄焉。”

这里，作为辽阳行省所属七路之一的“合兰府水达达等路”，这个称呼有误，有学者指出：通检《元史》纪、志、表、传及元代其他记载，水达达往往与女直连称，或作“女直水达达”，或作“水达达女直”，但绝无与合兰府连称者；虽屡见水达达路，而“水达达”上却无冠以“合兰府”者，且合兰府实在朝鲜半岛东北面（今咸兴），隶属于开元路。看来，“合兰府水达达等路”宜改作屡见于《元史》的“水达达路”，或改作《经世大典》所记“女直水达达路”。

应当指出，《元史·地理志》对水达达路所属五个“军民万户府”的记载较全面，包括了地理位置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不过其内容相当粗略，且不明确，甚至有误。现就五万户府的治址作一番考察说明。据《辽东志》载：“忽儿海河，城（开原）东北一千里，源出潭州城东诸山，北流谷州城东，经斡朵里城，北流入松花江。”忽儿海河，《元史》作胡里改江，即今牡丹江，潭州，又作探州，在今吉林省敦化附近；谷州，又作古州，在今黑龙江省宁安附近。斡朵里，即《元史·地理志》所载斡朵怜，其地在今牡丹江口左岸的上方。而朝鲜《龙飞御天歌》也对元末明初水达达路尚存的“移阑豆温（三万户）”有所记载，原注文曰：“斡朵里，地名，在海西江之东，火儿阿江之西；火儿阿，亦地名，在二江合流之东，盖因江为名也；托温，亦地名在二江合流之下。二江皆自西而北流，三城相次沿江。”与《元史·地理志》对照，斡朵里即斡朵怜，火儿阿即胡里改，托温即桃温。海西江，即今牡丹江口以西的东流松花江段；火儿阿江，又作忽儿海河（或胡里改江），即今牡丹江；“二江合流”系指今松花江与牡丹江会合处。综合考察，斡朵怜在今牡丹江口左岸上方的马大屯；胡里改在今牡丹江口右岸下方的喇嘛庙；桃温在今汤旺河下游的固木纳古城。据考，另外两个军民万户府，即脱斡怜和孛苦江，前者在今黑龙江省桦川县东北宛里古城，后者在今黑龙江富锦县西南古城。可见，五个军民万户府分布于今松花江下游，管领当地的“水达达女直”，所谓“分领混同江南北之地”，不无夸大之嫌。

显然，无论是水达达路管辖的地区，还是水达达人户分布的地区，皆远远超出松花江下游地区，即不限于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怜、孛苦江等五个万户府所辖的地区。于是，根据《元史》的记载，再考察一下其他地区水达达的分布。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朝廷“立海西按察司，按治女直水达达部”。引文提到的“海西”，从“海西江”得名，系指今牡丹江口以西的东流松花江段地区，也是女直水达达较集中的地区，明代则是海西女真的中心地区。元朝力图加强对此地区的控制，设置了海西辽东提弄按察司及其他地方行政机构。早些年就在黑龙江省阿城县白城发现了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造蒙古八思巴文“管水达达民户达鲁花赤之印”一方，这就表明当时该地居有相当数量的水达达民户。又《元史·地理志》“肇州”注云：“按《哈剌八都鲁传》：至元三十年，世祖谓哈剌八都鲁曰：‘乃颜故地曰阿八剌忽者产鱼，吾今立城，而以兀速、憨哈纳思，乞里吉思三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汝往为宣慰使。’既至，定市里，安民居。”到成宗贞元元年（1295），朝廷设立肇州屯田万户府，“以乃颜不鲁古赤及打鱼水达达女直等户，于州旁近地开耕，为户不鲁古赤二百二十户，水达达八十户，归附军三百户，续增渐丁五十二户”。肇州，在今黑龙江省肇东八里城，元初属诸王乃颜封地。乃颜叛乱平定后，朝廷开始在这里建城设治，立屯耕垦。“不鲁古赤”系蒙古语打貂人之意，犹同后世所称打牲人。与不鲁古赤并称的“打鱼水达达女直”，就是随后提到的“水达达”。不鲁古赤和水达达，原为乃颜私属，此时才成为元政府官户。肇州一带“产鱼”，凡松花江中游地区，江河湖泊，鱼类资源丰富，从事打鱼的水达达，除诸王私属和政府官户外，一般民户，人户众多，散居地广。

对于黑龙江下游的水达达，《元史》记事颇多，例如《元史》文宗至顺元年九月丙午载：“辽阳行省水达达路，自去夏霖雨，黑龙、宋瓦二江水溢，民无鱼为食，至是，末鲁孙一十五狗驿，狗多饿死，赈粮二月，狗死者，给钞补市之。”这就是说，黑龙江和宋瓦江（即松花江）霖雨成灾，捕鱼困难，使得百姓“无鱼为食”，连狗驿的狗也大都饿死。所谓“狗驿”，又称狗站，是指用狗作为车免畜的驿站。元代，驿道四通八达，站赤种类齐备。史称：“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还有“狗站”。（冬季用狗拉雪爬犁（冰床），夏季行船用狗拉牵，这是黑龙江下游驿道最具特色的地方）狗驿地区属水达达路管领，引文提到的“末鲁孙一十五狗驿”，皆以地名站，其站名和方位是：末鲁孙（俄罗斯阿纽伊河下游库辇河口附近）、拨（撒）鲁温（萨尔干湖畔萨尔布屯）、甫打怜（共青城南帕达利屯）、末里合温（共青城右侧梅勒奇屯）、胡怜（格林河口忽林屯）、胡鲁八兴（格林河口与库穆苏之间）、斡孙（清代台伦下三十里库穆苏屯）、别烈可（库穆苏下别烈尔屯）、哈剌马苦（奇集湖对岸哈兰屯）、播儿宾（奇集湖与沙文斯克之间）、赵斤（沙文斯克）、佛朵火（付答河口）、卑里真（付答哈河口之北）、可烈儿（赫勒里河口）、末吉（亨滚河口北岸莽吉塔城）。这条驿道，起自哈儿宾（又作合里宾或哈儿分）附近的末鲁孙，向上游与南来的驿道（站赤为牛站）相接；东北抵达亨滚河口的末吉，明人称满泾站，属奴儿干地方。奴儿干，“其地冲要”，元世祖忽必烈时，为加强对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的经略，曾在这里设东征元帅府，屯兵戍守。《元史》称：“命开元等路宣慰司造船百艘，付狗国戍军”，引文提到的“狗国”，系指黑龙江下游驯养狗并以狗为车免畜的部落群体，他们“六畜惟狗至多，乘则牵拽爬犁，食则烹供口食”。这个部落群体就是乞列迷，而乞列迷也属于水达达。

又如《元史》顺帝至正六年四月壬子载：“辽阳为捕海东青烦扰，吾者野人及水达达皆叛”。这里提到的“吾者”，又作斡者或斡拙，明代作兀者，清代作窝集，语意为“森林”，作为部族之称，是因他们活动于大山老林之中，以射猎为生。而与吾者并称的水达达，他们散居江河两岸，以捕鱼为生。两者皆非单一的、延续一贯的部族。史载：“辽阳女真之本，斡拙、吉烈灭二族之人数入寇内地，宜遣亲臣设驿以通之。”斡拙即吾者。吉烈灭或吉烈迷即乞列迷，当属水达达。据《元文类》卷41引《经世大典序录》载：大德元年（1297），“吉烈迷人牙乞称：骨嵬贼与不忽思等，欲以今年比海冻，过果夥，虏掠打鹰人，乞讨之”。所谓“打鹰人”，就是负担捕捉海东青之役的吾者和吉烈迷人。不久，有吉烈迷百户兀观吉等来归，朝廷“移文管兀者、吉烈迷万户府收管”。可见还在大德元年之前，元朝就在黑龙江下游设置了管兀者、吉烈迷万户府。到顺帝时，由于捕海东青之役的苛扰，引起“吾者野人及水达达皆叛”。叛乱波及到松花江下游。元廷一再派兵讨伐，吾（兀）者降服。至正十三年（1535）六月，“辽东搠羊哈及乾帖困、术赤等五十六名吾者野人以皮货来降，给搠羊哈等三人银片牌一面，管领吾者野人”。过了一年，元廷复“立吾者野人乞列迷等处诸军万户府于哈儿分之地”以加强对吾者野人、乞列迷等族的控制。据上所述，元代的吾者，有时与水达达并称，有时与乞列迷并称。前面说“吾者野人及水达达皆叛”，后则说“立吾者野人，乞列迷等处诸军万户府”，这就表明，乞列迷与水达达具有共同的属性，在黑龙江下游，乞列迷可替代水达达，也就是说，两者可通用。

三

探讨水达达的族属，必先了解一下元人对黑龙江中下游诸族是如何进行识别或划分的?其标准是什么?

据记载，元人将黑龙江中下游诸族划分为吾者野人和水达达两大族群。从“吾者”和“水达达”的称谓中，人们可以体会到两者的基本特征：前者活动于茫茫山林，射猎为生；后者散居于江河沿岸，捕鱼为生。这就是说，两者活动的地域及自然环境有别，故其谋生手段及经济生活有异。于是，“吾者”和“水达达”的涵盖面皆相当广大。《元史》有关吾者的记事不多，元代前期，他们主要活动于黑龙江下游从奴儿于至河口附近一带，史载“征东末吉地兀者户以貂鼠、水獭、海狗皮来献，诏存恤三岁”。末吉，即前面提到过的十五狗站的最后一站，明人称满经站，属奴儿干地方；兀者即吾者，他们以游猎为生。元廷曾设“管兀者、吉烈迷万户府”于黑龙江河口附近，以管领该地区的兀者和吉烈迷人。到元代后期，吾者的活动似乎不断沿江而上，向西推进，成为反抗元朝捕海东青苛政的主力，其势力抵达松花江下游，致使脱斡怜和孛苦江两个军民万户府被毁。元廷平息吾者及水达达叛乱后，复“立吾者野人，乞列迷等处诸军万户府于哈儿分之地”，以加强对吾者野人及乞列迷的统治。哈儿分即前面提到的哈儿宾，在今俄罗期境内阿纽依河入黑龙江处附近。这一过程，与其是说奴儿干一带的吾者部落陆续往上迁移，倒不如说是黑龙江南北更多的吾者部落，即一些游猎部落或部族渐为朝廷关注。

在区分为野人吾者和水达达之后，再将水达达分成女直水达达（或水达达女直）和乞烈迷水达达两大部分。《元史·兵志》载曰：“（中统四年）十一月，女直水达达及乞烈宾地合签镇守军，命亦里不花签三千人，付塔匣来领之。” “女直水达达”，即女真中的水达达，而“水达达女直”则是水达达中的女真，也就是说，他们既属于水达达，又属于女真，皆指滨江而居从事渔猎的女真人。而乞烈宾，即乞列迷，他们居于“女真之东”，黑龙江下方。关于女直水达达和乞烈迷的族属特征，《元史》记载欠缺。我们不妨根据《开元新志》的有关记述，作必要的考察。

《开元新志》是东北地区最早的方志。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为增补《大元一统志》，朝廷曾命令各行省修撰图志进呈，当时辽阳行省撰有《辽阳图志》以进，惜未刊行。很可能，辽阳行省属下的开元路，也编撰了图志，就是此《开元新志》。《开元新志》也没有流传下来，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仅有《寰宇通志》卷116“女直·风俗”条下引用的部分文字。这些引文，较集中地记述了元代以松花江为主流的黑龙江（又称混同江）流域各族的分布和风俗，给研究水达达提供了颇为珍贵的资料。

《开元新志》按照黑龙江（混同江）流经地区的顺序记载各族的分布，首先记述了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曰：“建州，东濒松花江，稍类开原旧俗。其脑温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龙江，谓之生女直，受野人所辖，略事耕种，土俗居处稍类建州。聚会为礼，人持烧酒一鱼胞，度地歌饮，不食一菜。少有忿争，则弯弓相射。”

元代的建州，在今吉林市一带。《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载，“元癸已年（1233），师至开元，东土悉平，于建州故城北石墩寨设官行路事，辖女直等户。”这就是说，蒙古灭东夏后，曾于建州城北的石墩寨设置过相当路一级的行政机构，以管辖当地的女真人户等。后来，开元路治迁至黄龙府（今吉林省农安）建州仍是元朝统治女真故地的重要据点。这一带地方的女真人户，受元朝的直接控制，犹同辽代的“熟女直”，其经济、文化较先进。此时的“开原（宜作元）”当为开元路治黄龙府。辽金以来，它一直是东北北部的重镇，是该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所谓建州“稍类开原旧俗”，是说建州一带的女真人仍保持有辽金女真的遗风旧俗。上面引文提到的“脑温江”，即今嫩江。《开元新志》把今东流松花江（第一松花江）看作脑温江的延续，称沿江散居的女真人户为“生女直”，也就是前引《元史》所说的女直水达达或水达达女直。所谓生女直“受野人所辖”，系指他们受本族酋长的管辖，“随俗而治”。所谓“略事耕种，土俗居处，稍类建州”，系指生女直在从事渔猎的同时，还兼事农耕，其习俗和居处，跟建州一带的女真人略同。明《辽东志》在引用这段文字时改作“事耕种，语言居处，与建州类”，这就表明，在经济生活，语言习俗等方面，生女直与建州女直（熟女直）越来越一致了，他们属于辽金以来的女真族。

《开元新志》在记述生女直之后，接着记述了可木至散鲁江一带居民的生活习俗，曰：“可木以下，沿江皆榛莽，人无常处，以桦皮为屋，行则驮载，止则张架以居。少事耕种，养马猎为生，以独刳舟。其阿速江至散鲁江为迤西，颇类可木，乘五板船，疾行江中。”

可木，又作科木，在今松花江口附近；阿速江，即今乌苏里江；散鲁江，《辽东志》作散鲁温，在今黑龙江下游左岸萨尔干湖畔萨尔布屯。《辽东志》在引用这段文字时，略作增补或改动，即在“人无常处”下增加“惟逐水草”，并将“少事耕种”改为“事耕种”，其他句子或有改动，但无损原义。由此看来，从可木至散鲁江一带的居民，以渔猎游牧为主，也少事耕种，过着“夏逐水草，冬则室处”的生活。他们制造的独木舟或五板船，是往来江上，从事渔猎的必要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开元新志》在记述这个地区的居民时，只提到可木、阿速江、散鲁江等地名，而未说明此地居民的族属。不过，从《开元新志》的行文看，其前有“生女直”，后有“乞列迷”。当属前面的生女真，何况他们在“少事耕种，养马弋猎”，“逐水草为居”等文化习俗方面，与生女真大同小异，而与乞列迷差别较大，有关这上点，我们还会在后面说到，所以说，从可木到散鲁江一带的居民，也是水达达女真的组成部分。

《开元新志》将散鲁江以下黑龙江两岸分布的部落群体，统称为“乞列迷”，载曰：“乞列迷有四种，曰曩家儿，福里期、兀剌、纳衣。性柔刻贪狡，居草舍，捕鱼为食。不梳刷，着直筒衣，暑用鱼皮，寒用狗皮，腥秽不可近。以溺盥洗。父子不亲，夫妇无别，不知揖拜。不识五谷，六畜惟狗至多，乘则牵拽把（爬）犁，食则烹供口食。婚嫁娶其姊，则妹以下皆随为妾。死者刳腹焚之，以灰骨夹于木末植之。”

这里提到的“乞列迷”，《元史》又作乞烈迷、吉烈迷或乞列宾，是散鲁江（或哈儿宾）以下之黑龙江下游的水达达，当包括多个具有以上共同特征的部落群体或部族。然而，《开元新志》所说乞烈迷四种；即曩家儿、福里期、兀剌、纳衣，却令人存疑。据学者考证，曩家儿，又作囊加儿，囊哈儿，囊阿里等，系地名，屡见于《明实录》，称“海东囊阿里”并载有囊哈儿卫，其地在今库页岛西岸北部朗格里；福里期，即伏里其，也系地名，明代设有伏里其卫，《中国历史地图集》把它定在今乌苏里江支流和罗河口处；兀剌，即明代兀剌卫所在地，在今松花江与黑龙江会合处附近；纳衣，或认为是奴儿干地方“特林”的异译，或认为是后世所称“那尼”或“那乃”（意为当地人），前者系地名，后者系族称，无论是地名还是族称，皆在黑龙江下游。于是，作为乞列迷四种之一的曩家儿在库页岛北部，福里期在乌苏里江下游，兀剌在松花江与黑龙江会合处，而纳衣在奴儿干一带。由此看来，《开元新志》所说“乞列迷四种”分布的地区，远远超出了乞列迷固有的地区。其实，除纳衣之外，其他的兀剌和福里期，当属于生女直（水达达女直），而曩家儿当属于库页岛北部的吉里迷。既然兀剌、福里期和曩家儿都不属于乞列迷，那么乞列迷就只剩下“纳衣”一种了。这也不符合实情，当有别的部落群体或部族属于乞列迷，不过，元代文献缺载了。我们不得不根据后世的有关记载来推测一下元代的情况。根据17世纪沙俄入侵者波雅科夫、哈巴罗夫等人的有关记录，前苏联学者Б·О多尔吉赫则把当时黑龙江中下游两岸的居民分为几个民族地区，即：从小兴安岭向下到距黑龙江右岸支流敦敦河口不远的地方，是久切尔人分布区；从敦敦河口往下，是上纳特卡人分布区；再往下，是下纳特卡人分布区；再往下至黑龙江口，是吉里亚克人分布区。久切尔人属于女真，上纳特卡人是那乃人的祖先，下纳特卡人是乌耳奇人的祖先，吉里亚克即尼夫赫人（即费雅喀）。一直到清代晚期，爱国学者曹廷杰曾前往黑龙江下游考察，对当地各族的分布有过如实的记叙：“自伯力下至阿吉大山，曲折约一千二百里，沿江两岸居者，皆剃发黑斤，即赫哲喀喇也”；“自阿吉大山下至黑勒尔，约八百余里，沿江两岸居者，称不剃发黑斤，亦曰长毛子，即额登喀喇也”；“自黑勒尔顺江至海滨，约六百余里，沿江两岸居者通称济勒弥，即济喇敏也，亦杂费雅喀、奇勒尔二部人”。这里所说的赫哲喀剌，额登喀剌，奇勒尔和费雅喀，前三者属于通古斯语族，而后者属于古亚细亚语族。他们散居于黑龙江下游，即伯力往下至海口，部落相连，交往较密切，尽管族属有别，而其生活方式和习俗却有着某些共性。可以想见，早在元代，黑龙江下游，即散鲁温往下至海口，就散居着四个分属于古通古斯语族、古亚细亚语族的部落群体或部族。他们滨江而居以捕鱼为生，穿直筒衣，饲养狗并用为车免畜等。这些习俗是他们的共同特征，故人们称之为“乞列迷四种”。

四

元代的“水达达”，其分布的地区广阔，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不同地区，不同部落之间的发展水平就存在不少差异，有的差别甚大。就以松花江为主流的黑龙江流域来说，大致可分为三个地区及其三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

其一，东流松花江至与黑龙江会合处，为生女真（即水达达女真，又称女真水达达）分布地区。此地区的女真人从事渔猎，还兼事农耕和畜牧等，属于古代综合性经济类型。尤其是牡丹江口以西的东流松花江地段，金代属于“内地”，有开发的基础，到了元代，这里则成为东北北部地区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基地。先后设置过肇州屯田万户府和水达达屯田总管府，以加强当地的官屯或军屯。与此同时，元廷关注水达达女真之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例如：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月，“以乃颜，合丹相继叛，诏给蒙古人内附者及开元、南京、水达达等三万人牛畜、田器”；翌年九月，“水达达女直民户由反地驱出者，押回本地，分置万夫，千夫，百夫内屯田”。引文提到的“水达达”和“水达达女直”当在东流松花江地区。这是元朝平定乃颜叛乱后所采取的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也表明此水达达或水达达女直早先已从事农耕。有了定居农业和畜牧业，自然提高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促进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改善。《开元新志》说生女真“略事耕种，土俗居处，稍类建州”，而《辽东志》则说生女真“事耕种，语言居处，与建州类”，这一大变化，应当说是从元初开始的。

其二，从可木抵散鲁江口，为生女真（女真水达达）延伸地区。分布着一些较落后的生女真部落及其他属于通斯语族的氏族部落。他们的经济生活以渔猎为主，“少事耕种”，还饲养马匹等，“夏逐水草，冬则室处”。不过，在社会经济中，农业和畜牧业所占的比重尚少，人们的生活水平还相当低下。这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类型，即由单一的、原始的渔猎经济向古代综合性经济类型过渡。随着各氏族部落相互交往的加强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同的氏族部落逐渐趋向女真化。

其三，从散鲁江往下至海口，为乞列迷水达达诸部的分布地区。黑龙江下游越往下行，距离东北地方之政治、经济中心就越来越远，加上“道路险阻，崖石错立，盛夏水活，乃能行舟”，使得当地诸部落群体与外界的联系很少，十分闭塞，而其南面较先进的地区或民族对他们的影响力也就相当薄弱。该地区之自然环境也较恶劣，既不适宜于农耕，又不适宜于畜牧，唯以渔猎为生，全赖自然的施予。这就是单一的，原始的渔猎经济类型。它受自然制约，又受季节影响，效益有限，且不稳定，人们勉强维持生活，难得有财富积累，也就没有什么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这些部落群体，长期来滞留于原始社会阶段，其文化习俗具有原始形态特征。

总之，元代的“水达达”是个泛称，主要泛指以东流松花江为主流的黑龙江之“沿江两岸居者”。它包括一些不同语系、不同语族、乃至不同语支的氏族、部落和部族。其中“水达达女直”或“女直水达达”诸部，他们属于古通古斯语族南支，是辽金女真的后继者；而乞列迷水达达诸部，有的属于古通古斯语族南支或北支，即清代赫哲喀喇、额登喀喇奇勒尔等部的祖先。有的则属于古亚细亚语族，即清代费雅喀人的祖先。水达达各地区、各部落之间的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水达达女真诸部较先进，已成为元代女真的组成部分，而乞列迷水达达诸部较落后，一直处于原始的氏族部落阶段。元朝对整个水达达地区的经略是积极进取的，早在元初，除在松花江下游设置五个军民万户府外，还在黑龙江下游奴儿干地方设征东元帅府，于黑龙江口附近设“管兀者、吉烈迷万户府”。随后，将水达达地区从开元路分出特设水达达路管领之。直到元末，还在哈儿分出，特设水达达路管领之。这些举措，其目的在于加强对水达达地区各氏族、部落和部族的统治。然而，随着元朝衰亡，明朝兴起，水达达改称“江夷”，并有了很大的变化。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明廷的招抚下，他们以个人、个体家庭或氏族、部落的形式，波浪式地向南迁徒，与当地的女真人进行新的集聚和组合。例如：明初，原松花江下游五个军民万户府中的胡里改、斡朵怜、桃温等部陆续南下，一再迁徒，促进了建州女真的形成和发展；而忽剌温诸部的一再南迁，则促进了扈伦四部，即乌拉、哈达、叶赫、辉发的形成和发展。史载：辉发部始祖星古礼，“本姓益克得哩，原系萨哈连乌拉江尼马察部人”。萨哈连乌拉，即黑龙江；“尼马察”，满语词义“鱼”的意思，尼马察部就属于打鱼水达达。这些例子，足以显示水达达（江夷）在明代女真复兴中的作用。

为方便阅读，已略去原文注释

作者简介：蒋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