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铁川  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现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导。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唯一硕果仅存者，而且又是讲究入世、内倾的世俗文明。因此，若论生存智慧，中国肯定不会输于别人。我这里仅以“中庸之道”为例释之。

“中庸”一词，出自《论语·雍也》。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中庸乃至高的道德修养境界，长久以来，很少有人能做得到了。 “中庸”含义是什么？朱熹解释说：“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按照当代学者庞朴的解释，有人认为事物是一分为二，中庸之道则认为事物一分为三，在左右两个端点之间还有一个中间端点，因此中庸之道主张人们要“执其两端而用其中”。

“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中庸之道作为中国人立身行事的一种方法论，已经深深渗透到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心理之中。每个置身其中的社会成员，无论你愿不愿意，承不承认，你都无法摆脱那与生俱来的中庸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这在我们建设国家政治制度和改革路径方面都有鲜明的体现。

一是善于在现实中的两个端点之间寻找中端点。20世纪曾经出现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两个端点，而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探索，则决定在前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之间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比如说苏联是一党制，西方是多党制，我们则是居于两者之间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试图借鉴两者的优点，同时避免两者的缺点；原来的苏联斯大林模式强调权力的高度集中，形成了不合理的各种各样的垄断，西方国家强调分权制衡，我们中国则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强调相互制约的，所以邓小平亲自提议规定国务院的组成成员不能到人大常委会当委员。政府的行政权和司法权也是相互制约的。但我们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民主基础之上还有必要的集中，因此，我们坚持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制”。我们不能搞前苏联那一套，也不搞西方的那一套，我们分析每个制度的优点和缺点，学习它的优点，避开其缺点。这是中庸之道的智慧。

二是要善于在历史传统与现实需要两个端点之间寻找一个过度端点来解决阶段性问题。比如打倒“四人帮”之后，必须要对“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的老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工作。他们年龄已经不小，该退休了，但打倒“四人帮”以后，“文革”期间发家的那些人当然总体上不能继续任用了，国家由谁来管呢？只有这些老干部了。可是这些老干部毕竟很多年迈体弱，精力和智力很难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怎么办呢？邓小平在提出领导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同时，搞了一个任期十年的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对年轻干部“扶上马，送一程”。这就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起点和目标当中找到一个过渡。再比如说我们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早就想搞市场经济了，但是我们的办法是先保留计划经济，然后再发展乡镇企业，在体制外再发展出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比如说我们的价格双轨制，一方面保留计划经济的产品价格体制，另外发展市场产品价格，这都是过渡。这就是不要一步到位，要善于找中间的过渡作为桥梁，达到下一个目标。创设“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也是这样。原来要么判处有期徒刑，要么就是死刑，没有过渡，最后我们设计出一个死缓，这就过渡了。什么事情能搞一个中间过渡的，就可以避免大的动荡。

三是善于在起点和目标之间分步到位，设置过渡性中间目标。就像我们在高速公路一样，总是要有一个加油站然后再跑，不能一整条高速公路都没有加油站，所以总需要搞一个过渡再往前走。例如，邓小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提出要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为此他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是在上世纪90年代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到上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到21世纪中叶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使得我国的发展循序渐进，防止了上个世纪50年代“大跃进”的错误的出现，也防止了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停滞不前问题的发生。

中国的改革开放比较平稳，我觉得成功之处之一，就是“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发挥了作用，它使得我们既反“左”也反右，走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这种“中庸之道”绝不是有人误解的“和稀泥”、无原则之道，而是不搞极端、量变和质变相结合、阶段革命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辩证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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