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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反切（qiè）的起源和反切的局限，感兴趣的朋友，之后可以再找来看看，这篇文章呢，是对反切的局限所进行的改良的介绍，下面我会结合具体的音韵学古籍来谈。

好的，反切的第一大缺点，就是反切用于注音的切语用字繁杂不一，不利于初学者学习和记忆。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和反切注音法本身的原理有很大关系。熟悉现代拼音的朋友知道，汉字的音节一般是由声母和韵母相拼而成的，而反切也是拼音，不过它是用两个汉字，前字表示声母、后字表示韵母和声调来拼音。这里值得一提，声、韵其实都是我国古代传统音韵学术语，并不特指现代拼音字母。那么如何用汉字表示声母或韵母呢？比如声母d，我们知道有当（dāng）、得（dé）、冬（dōng）等，这些汉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声母都是d，在反切注音法中，反切上字要表示声母d，就可以用这类汉字，而且一般来说，用其中任意一个都可以，只要它的声母是d。反切下字表示韵母也是这样，不过反切下字还要考虑声调，所以同一韵母的不同声调要用不同的汉字表示，当然，一个韵母和声调的组合也有很多的用字选择。这样就导致了反切的用字繁杂不一。这个问题，集中表现在宋代《广韵》，这本我国最早的官修韵书上。《广韵》是编纂增订而成的，收录了多家创作的用字不一的反切语，它的切语用字十分庞杂，合计后高达一千字以上。（本文作者是阅读甲乙）

那么这个问题要怎么改良呢？当然就是要去繁存简，统一起来，使其能够精简划一。一类声母，就用一个固定的汉字表示；一个韵母和声调的组合，即一个韵类，也只用一个固定的汉字表示[1]44-45。如果经过这种改良，《广韵》里的反切用字的数量能够大幅减少，声类归并后大约是51个，韵类归并后大约是293个[1]99-155。（声类考虑韵等，韵类考虑声调，依照唐作藩的研究。）只不过，相对来说少是少了，但这些汉字的绝对数量还是有几百之多。[2]126-148

此中原因，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同一韵母的不同声调就要用不同的汉字表示，这让反切下字的数量成倍上升。如果去除声调不算的话，韵母就只有大概142个（考虑入声韵，否则为91个韵母）[1]132。但是在反切法中没有另外创造声调符号，反切下字不能不考虑声调，所以这里的293个反切下字已经没法再少了。既然从声调角度没法再少，那能不能把142个纯粹韵母削减一下呢？这在反切法中也是行不通的，这方面的原因在于，反切法是一种根据声韵原则拼音的“双拼法”，所谓双拼，就是声母、韵母两拼，总是用到两个汉字，一字表示整个声母，一字表示整个韵母，所以，有一个韵母就要用到一个汉字[3]。而现代拼音字母，可以三拼甚至四拼，虽然每一个音素就要用一个字母表示，但是一些复韵母，就可以用已有的字母拼出，这样就大大减少了用于注音的字母的数量。现代拼音字母只有26个，相对于反切注音法中成百上千个汉字，数量和难度大大降低了。[2]126-156

可惜我国古代还没有拼音字母，古人又对《广韵》繁复的用字感到不满，于是就施之刀斧，对反切用字进行了简化的改良。其中最有成效的，当推清代韵书《音韵阐微》，虽然在它之前也有试图统合用字的，但是说到改良反切的代表性著作，而且抱定划一反切用字原则的，还是《音韵阐微》，后面我们还会再讲到它[3-4]。经过《音韵阐微》的归并和精简，反切用字的总体数目确实减少了很多。

但是，反切作为一种用两个汉字注音的方法，总归是要用到一定数量的汉字，有时候用于注音的字比被切字（被注音的字）还要生僻，还得去查它的读音才行。汉字的笔画相对复杂，而要使用反切就得先认识一批汉字，这是反切没法再改良的局限性。[2]352

反切的第二大缺陷，就是反切是间接拼音，比较麻烦。

反切的使用方法，是上字取其声母，而舍去其韵母；下字取其韵母，而舍去其声母。一般来说，使用反切不可避免的要有一个丢弃音节中多余音素的步骤，反复切摩才能析出所需的声母和韵母，这就是所谓的间接拼音，不仅麻烦，而且容易出错[5-6]。现代拼音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wèn，tí，字母直接表示了声母、韵母，拼读也很方便。而这种“音素直拼”正是反切改良的方向。历史上对反切这个问题的改良，是逐步进行的。

反切上字既然只取声母（辅音），那么它最好只表示辅音，但是单纯表示辅音的汉字几近于无，所以反切上字不可避免的要带有韵母。而反切上字的韵母干扰拼切，如果上字只求和被切字声母相同，不考虑它的韵母如何发音，那么在间接拼音的方法下，当上下字韵母发音的开口度相差太大时，拼起音来会不顺口。[3]

为了反切上下字拼音的顺利，反切上字过渡到反切下字的发音口型，最好不要有太大变化。这就要去关注反切上字的韵母发音。对于韵母来说，呼读时口型的共鸣腔大的称作洪音，共鸣腔小的称作细音，如果要避免太大的口型变化，就要求反切上下字洪细相当，即洪细相同。重视这个问题并做出这一改进的是宋代《集韵》，这本开启反切改良先河的韵书。《集韵》主要对《广韵》的反切上字做了系统性优化，多把反切上字的洪细改为和下字相同[7-8]。举一个例子，“条”，《广韵》是“徒聊切”，《集韵》改为“田聊切”，它把反切上字改为了和反切下字一样的细音，同时顾及到上字的声调也要和下字相同[2]75，这样拼切“条”的读音就顺利多了，不信各位可以快速连读“徒聊”和“田聊”试一试效果。[3，5，9]

有点神奇对吧，但是这样还不够，韵母的洪音和细音还可以细分，洪音相当于开口呼和合口呼，细音相当于齐齿呼和撮（cuō）口呼，这就是音韵学上的“四呼”。如果要让口型更接近一些，拼音更顺畅一些，则不仅要求反切上字洪细相当，更要求反切上字要用本呼，即和反切下字同呼。进一步做出这种改进的代表著作，是明代《交泰韵》和清代《类音》，经其改良过的反切两字同呼，拼读也变得更加顺口。安置好反切上字，作者意识到反切下字既然只代表韵母，那它的声母的存在也是一个拼音障碍，于是又对反切下字进行了系统性改革。反切下字要用以元音开头的零声母字，也就是要求下字的音节里干脆不要带有声母。基于以上改良原则，二书中的反切用字更加谨慎，反切上字要用本呼，反切下字要没有声母，同时制定了声调相关规则[2]75-76。经过一番全新设计，新的反切拼起音来更加顺畅，快速连读即成一音。例如，《广韵》有“古到”切“告”，《交泰韵》则是“格奥”切“告”。[3，9]

但是，为了达到上字同呼的严格要求，反切上字用了一些生僻字，因为有时简单字里找不到同呼的字；而反切下字也不得不使用生僻字，因为汉语里以元音开头的零声母字是很少的。这样做的后果是，虽然拼读顺口了，但是用于注音的字反而不认识了，这就失去了注音的作用。[3]

极端的改良带来了问题，于是又出现了一部韵书对其进行修正，尽可能的不去用生僻字，从拼音方便和用字简单中找到平衡。这本书，就是前面提到的清代《音韵阐微》，它改良反切上字的规则除了上字要用本呼以外，还要尽可能地用没有鼻音韵尾的开音节字，进一步去除韵尾的阻隔，这样上字拼合下字就免除了障碍，但是不要绝对到用生僻字[10][2]76；它改良反切下字的规则除了下字要用元音开头的零声母字以外，当遇到没有这种字或有也是生僻字的时候，就灵活一点，改用近韵字来代替，而也不用生僻字。经过这种改良和完善，新的反切拼读起来更加简便，就像现代拼音一样丝滑。比如，“宽”，《广韵》是“苦官”切“宽”，《音韵阐微》则是“枯剜”切“宽”，自然而然就拼出了读音。[3，9][2]338-352

除了上面大的改良，《音韵阐微》还做了细的调整。在反切法里，一般来说，被切字的声调都由反切下字决定而不用管上字，被切字的清浊都由反切上字决定而不用管下字，但是《音韵阐微》精益求精，反切上字也要同声调，切平声时反切下字也要同清浊。[2]341

经过《音韵阐微》这番创造性的改良，反切法间接拼音造成的不易合读的问题得到了很大改善。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两字急读则成一音的反切新法，多受启发于拼音文字，而不是从汉语合音现象中总结出来的[11]。《音韵阐微》的凡例中就明确表示，这种“合声切法”是受到了满文十二字头的影响。这不免又让人想到反切的起源是受了古梵文等拼音文字影响的论断。

《音韵阐微》一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反切的改良[2]340，而它做的确实不错，“用法简而取音易”，旧版的《辞源》《辞海》采用的基本都是它的反切[1]24。《音韵阐微》对反切的改良可谓已经登峰造极。

但是，即便改良精善如《音韵阐微》，反切仍有弊端[3]。因为实际上能达到改良标准的只有一少部分，用汉字注音往往遇到有音无字的情况，当没有适当的字可用时，反切上字仍不得不带有韵尾，反切下字仍不得不带有声母，而下字借用近韵字的做法又会导致切音不准，真是捉襟见肘啊[4][2]340-352。所以，无论怎么改良，考虑到直拼的彻底性和切音的准确性，反切法间接拼音的阻碍是无法完全消除的。

反切法的第三大缺陷，就是因为汉字古今音不同，反切容易失效。

历史上语音是不断演变的，汉字的发音在古代和现代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可能看得懂文字，但不一定能听得懂前人发音。这是个非常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古人就多不晓得这个道理，用他们时代的语音去拼读更早的反切，往往得不到准确读音，而我们用普通话去拼读，就相去更远了。因此，后人总觉得反切实在是深奥难懂，其实这是汉字的古音和今音不同导致的[12]，而想要拼出准确读音，除了学会基本的反切原理，还需要掌握古今语音的演变规律[1]23。

初创的反切语，其实都符合当时的语音，但是时代更迭，字音改变，一部分反切就失效了。例如“鸡”这个字，在古代是“古奚切”，如果我们用今音去拼读，反切上字“古”（gǔ）的声母是g，反切下字“奚”（xī）的韵母和声调是ī，那么我们得到的是一个读若“gī”的音节，而这在普通话拼音里是不存在的。这就是反切因为古今音变而失效的情况。

一般来说，代表隋唐语音系统的《切韵》反切到了宋代，就已经出现了因为语音演变而无法拼出时音的情况。隋唐时代之前，汉语里还没有轻唇音声母“非、敷、奉、微”（古代用汉字表示声母），也没有舌上音声母“知、彻、澄、娘”，而随着语音的演变，到宋代的时候，这些声母就都已经有了，这就使得《切韵》里原本“音和”的相关反切变得“不切”了。[13][1]104

要改良古今音不同带来的反切失效的问题，就要根据今音更新反切。于是，因为语音的发展，宋人开始着手改良旧反切，这也是后世一直改良反切的原因之一。代表宋代音系的《集韵》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改良，以适应实际读音的演变。比如，承袭《切韵》的《广韵》里“桩”是“都江切”，但这在后代的宋人看来，反切上字提取的声母和被切字的声母不一样了，宋人将这种情况称为“类隔”，这个“类隔切”被《集韵》更新为“桩，株江切”，株、桩的声母同为新出现的声母“知”，这样就消除了“类隔”。[9]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宋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问题是由汉字古今音不同造成的，所谓“类隔”，被认为是旧反切用字不慎或刻意安排，从相邻声母里选了一个近声字充当了反切上字。明明有相同声母的字为什么偏偏用近似声母的字呢，后人疾呼“何苦如此”（语出《切字释疑》），他们不晓得，这些“类隔切”在古代其实是完全符合普通反切规则的，后来的两类声母在以前本是同一声母。[7，9，14][2]74-75

反切中的“类隔切”反映了语音的变化，根据今音对不能拼出实际语音的旧反切进行修改，是对汉字古今音不同所带来的问题的改良。后世不同时代的韵书都做过这种更新。

除此以外，还有两个这方面的相关改良想要告诉大家。一个，是宋元以后，平分阴阳，古代平声声调分化为了阴平和阳平，即现代的一声和二声这两个声调。我们知道，反切下字表示声调，原本相同的平声分成了两类，反切下字当然也要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交泰韵》《类音》《音韵阐微》的反切下字就都做了区分，改为以阴平切阴平，以阳平切阳平[3]。另一个，就是介音的变化，上面提到的四呼中的撮口呼，它的介音ü其实也是后来演变出来的，从洪细，到四呼，也可以看作是对古今音不同所做的改良[8][1]46。

可是，汉语语音不断演变，更新的反切又将失效，反切适应语音变化的能力很差，如果要保持有效，那么语音一变就要推出新的反切。古人又多泥古，往往沿用旧反切，还不懂历史发展的道理，甚至不惜笔墨另立名目去解释旧反切[12，14]。所以学会反切原理不难，但是学会在古今音变下如何切音变得很难。由于古今语音演变，反切法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艰深。反切法拿这种缺陷也是可奈何的。

反切法的第四大缺点，就是因为汉语方言方音不同，反切容易失效。

汉语方言自古已有，且分支众多。我们知道，同一个字，不同方言区的读音可能不一样。而反切法正是根据汉字的读音拼切字音，所以，用方言制定反切，或是用方音拼读反切，可想而知都得不到标准读音。这就是说，反切有方言方音的局限性。

一方面，用方言制定反切不利于规范读音。根据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的记述，反切初创于汉末，大行于魏世，自此以后，“韵书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各有土风，递相非笑”，就是说早期韵书根据各自方言制定反切，互不相同，谁是谁非，争执不下。这说明从一开始，反切法就饱受方言的制约。那么他们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呢？后来“共以帝王都邑，参校（jiào）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也就是说，他们约定以王都所在地区的语音为基础，参考各地方言，考核古今读音，得出一个折中的方案。这就是《广韵》的前身《切韵》的制定规则。《切韵》的序言里说这本韵书是“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所以一般来说，《切韵》《广韵》都不是一时一地的具体语音系统，而是参酌古今南北、照顾了方言方音的集成之作[3]。《广韵》和今天不少方言吻合，恐怕还有这个原因[15]。

这种调和南北方言的解决方案，避免了方言地区各自为是的问题，同时提供了一个标准音的规范。但是这样很容易造成理想的国音，无法统合实际的语音。后来清代的《类音》、民初的“注音字母”，都旨在通会南北音读，想要化异为同，结果是各方面都不讨好[16-17][2]101，355-356。不过，这已经不是注音方法的问题，而是统一语音的问题了。

另一方面，用方音拼读反切得不到标准读音。这个是反切在方言问题上的主要局限。就算是根据标准音创制的反切语，也会因为方言方音而走样。反切注音用的是方音不定的汉字，所以字音会随着方言方音而转变，同一个切语拿到不同的地区可能会拼出不同的字音，这显然达不到准确识读的目的，由此还会加剧方言的庞杂。

反切用汉字注音，不能提供给我们确定的音值，在方言复杂、方音分歧的情况下，这方面的改良总是达不到理想境地[4]。方言方音的问题是反切没办法解决的局限。

以上从四个方面为大家介绍了反切的改良历程，分别是精简用字、方便拼读、符合时音、规范方言。为了使反切变得通俗易懂、简单易用，宋代以来，从《集韵》开始，经过《交泰韵》《类音》创新，最后通过《音韵阐微》完善，反切达到了最佳状态。

不过，反切的改良是且仅是改良，注音方法并没有实质进步。改良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反切法用字繁多、拼切不便、古今不同、方音各异的问题仍然没有根本解决。反切自身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改良登峰造极也已无计可施。汉字表音节而非音素，反切运用声韵相拼的原理，使用的却是表整个音节的汉字，这是根本矛盾[18]。汉字是衍形文字所以形式繁密，是表意文字所以不便注音，用汉字注音则以上缺陷不可避免。而要彻底摆脱这些局限性，除非是创造一种拼音字母来注音，简易直接，音值确定[3-4]。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反切的改革，即汉字音素化注音。

一般认为，音素化注音的探索始于明代[19]，那时西方文化传入，带来了外文字母，有位外国人（金尼阁）写了本《西儒耳目资》，给反切制定了一套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这对后来的注音改革产生了启迪作用。清代《音韵阐微》因为借鉴了拼音文字满文，也可以看作是向音素化注音过渡的节点[10]。清末又出现了“切音字运动”，国人纷纷提出自己的拼音方案，反切新法渐趋流行[2]352。到了民初，国人以为教育落后、方言各异的弊病，大半由于汉字的不易识读，反切用汉字注音已经造成了识字的困难和读音的分歧，改良反切被视为是救亡图存的一部分[14]。

直到1918年，颁行了注音字母，才正式地改用符号代替汉字来注音。注音字母消除了反切的弊病，解决了有音无字的困局，它量少简单、拼切直接，是汉字注音史上的创举。

但是注音字母只是一定程度的音素化，它继承了传统反切的双声叠韵原则，没有完全把复韵母的音素分析开来[4，14]。所以，注音字母可以看作是反切法最后的革新和进步，反切至此已经臻至极点，反切局限的突破，也意味着反切法本身的终结[12，18]。

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颁布，采用了国际通行的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这就是我们小学学习的拼音字母，它彻底音素化，一个字母表示单一音素，拼合直截了当，是科学的注音方法，反切以及注音字母的弊病也就迎刃而解、扫除净尽了[3]。（阅读甲乙｜2023-03）

参考文献：

[1]唐作藩.音韵学教程[M].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王力.汉语音韵学[M]//王力.王力全集：第10卷.北京：中华书局，2014.

[3]王力.汉语音韵；音韵学初步[M]//王力.王力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4：31-50.

[4]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下[M]//王云五，傅纬平.中国文化史丛书：第2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238-338.

[5]田雨泽.反切浅论[J].内蒙古师大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1）：108.

[6]刘家忠.汉字注音述略[J].昌潍师专学报，1998，17（1）：29.

[7]谢纪锋.音韵学概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36-37.

[8]张渭毅.再论《集韵》的洪细[M]//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汉语史学报：第5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231-251.

[9]刘纶鑫.音韵学基础教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5-30.

[10]黄雪晴.《音韵阐微》的音系与反切改良[D].武汉：武汉大学，2013：4+62-79.

[11]胡宪丽.《音韵阐微》对反切的改良[J].邯郸学院学报，2005，15（4）：47.

[12]殷焕先.反切释要[M].济南：齐鲁书社，1979：10-16.

[13]王力.汉语语音史[M]//王力.王力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4：163-171.

[14]张世禄.音韵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89-200.

[15]王力.汉语史稿[M]//王力.王力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4：54.

[16]程晓清.论《类音》五十母[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5，35（1）：36.

[17]王力.类音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35（3）：653.

[18]林序达.反切概说[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45-58.

[19]陈会兵.汉字注音的发展历程[J].社会科学家，2009（8）：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