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正如优胜劣汰，战争涉及生命，恰恰是真正检验智慧的标尺。1984年4月，李先念在红安和当地干部闲谈时说：“那时我们什么也不懂，也不知道什么叫马克思，但是有朴素的感情，就是地主阶级不好，你要杀我呢，我就非杀你不可，杀两个我就赚一个。”就是这个“朴素”的生存，使他在战场上神鬼莫测。李先念在1946年曾被中共临时授予陆军中将衔，建国后辞掉大将衔不受。在解放战争组织中原突围前夕，李先念令一个旅留在司令部，佯装无行动，美方代表白罗素上校为了摸清中原军区真实情况，提出要见李。李在前线接报火速赶回司令部，按规定时间接见了美蒋代表和中外记者，还在当晚设宴款待。饭毕星夜赶赴前线，发出总攻命令，一举撕开突破口，从西面平汉线全部突围。白罗素上校得知，大惊失色，坚决认为李不可能有分身术。“中原突围”被史学界公认“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毛泽东专电李先念：“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

　　红安自然条件落后，但是这里有读书的传统。在解放以前，红安稍大一点的村子，都有私塾。只要不是360天天天挨饿，家长都会送孩子读书。在红安籍贯的将军中有“农脚子”，也有上过黄埔军校的。没有文化的将军在战争年代利用空闲也在拼命学习。这后来被人总结成是“为什么很多红安将军后来都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原因。

　　将军反哺红安

　　红安县城关口矗立着一块巨型招牌，写着徐向前元帅的题词——“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徐向前元帅是山西五台人，但他的革命生涯却是从鄂豫皖开始的。在肃反中被张国焘杀害的红安女红军程训宣就是他的妻子，徐帅对红安有很深的感情。

　　徐帅如此，红安籍的将军们几乎都尽最大努力帮助过家乡。

　　1981年，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回到家乡红安上新集镇。时值隆冬下雪，他去乡亲家串门，看到屋里黑咕隆咚、冷锅冷灶，人穿的衣服单薄，被子千疮百孔，就立刻让秘书给兰州军区打电话传达一个特殊命令：火速往红安调拨5万件旧军大衣。当秘书询问他这笔钱从哪里出时，韩先楚火了：“没地方出，从我的工资里扣；我死，再扣我儿子的、孙子的！” 秘书打完电话，将军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你晓得不？红安在革命战争中死了多少人?1949年解放后统计人数33万，有14万人在战争中牺牲和遇难。红安过去叫黄安，红安的‘红’字是十几万红安人的血。在革命战争年代红安人民把最后一碗水、最后一尺布、最后一双鞋、最小的伢子都奉献了革命，5万件旧军大衣算什么，他们早就有权利过上好日子，我们愧对父老乡亲!”

　　在红安的李先念纪念馆，存放着一封信，是李先念临终前写给铁道部和国家计委有关领导的。这封信的大意是：我们发展经济不要忘记老区，无论从哪个意义讲，铁路线也要把红安挂上。信中说的铁路线就是当时要兴建的京九线铁路。这样一来，就得到了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敲定了这个方案：绕道17.5公里。建成后笔直的京九线在安徽阜阳拐了一个弯，拐进了大别山的腹地，通过了红安境内。这是李先念为红安家乡做的最后一件事：写此信后一个多月，他就逝世了。1995年红安铁路全面动工，但资金不足，这时红安籍将军陈锡联又给铁道部长写了信，并在红安的一份报告上作了批示，问题很快得到解决。1996年中央电视台推出《大京九》大型系列专题片，其中的一集《铁路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就是指京九线绕道老区。红安人对这个“弯”的喜悦难以言表。这条铁路打破了黄冈地区无铁路的历史，老区经济由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刘金汉退休前是红安县民政局长，上世纪50年代是红安供销社的采购员，他的任务就是“满天飞”与将军们联系，请他们支持家乡建设，一直被红安的一代又一代县领导当“路条”。他说，红安走出去的将军都和家乡人亲，也为红安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红安籍的很多将军逝世后，其骨灰按其生前的意愿被送回家乡，如韩先楚、秦基伟等，在红安烈士陵园安葬的还有吴焕先、沈泽民、蔡申熙、郑位三等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愿意魂归故里。

　　老红军及其后人

　　车行红安乡间，过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路边有一个大牌子，上面是一个将军的大幅照片，写着将军姓名，这是红安县对将军故居的统一提示。对于1964年授衔前的61位开国将军，红安县由政府出资，基本上都对其故居进行了整葺。

　　在由红安通往华家河镇的一条简易公路上，不到5公里的距离，就有况玉纯、张志勇和涂锡道三个将军的故居。这个镇上共出了9个将军，这在红安还不是最多的。

　　红安籍的将军后人还在红安并住在故居的，只有况玉纯将军之子况小健。

　　况玉纯共有4个儿女，况小健最小，今年50岁，回红安前，况小健在北京铁道部门工作。况小健因为思念家乡,于2004年5月回到红安,居住在当年况玉纯将军的一间破屋里,跟堂弟况绍万在一起吃饭,生活上很简陋,洗澡、上厕所都极其不便。况小健说自己生活简单，每天有点面条和馒头吃就行。“虽然我没有为家乡做出什么贡献,但是我看到这方热土我就很欣慰。”况小健是北京户口,但他不打算再回去，“我的根在红安,我死也要死在红安。”

　　湖北省仅存的10位“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中，有3位老红军住在红安县乡村，华家河镇有两位，刘友厚是其中之一。

　　刘于1923年参加革命，他的父亲有兄弟5人，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罗厚福(红安人，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75年5月因病在武汉逝世，终年66岁)将军说，“革命不能无后”，于是将自己的堂妹嫁给了他。

　　1946年部队大转移，刘友厚夫妻带着儿子不方便，李先念就动员他们回家乡躲避起来。他们回到红安老家当农民，直到20多年前才确认红军身份。

　　今年89岁的刘友厚孤身一人住在华家河镇大学村一栋平房里，屋里十分简陋，没有衣柜，几个纸壳桶用来装衣服。老人自己烧柴做饭吃，儿子曾想给他买煤气灶，他说不会用。

　　刘老有一双做绣花鞋垫的巧手，也是他的特殊爱好，他平均两天做一双，到处送人。他说，这是红军时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留下的好传统。“现在儿孙满堂，我挺知足的。”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