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瑞雪兆丰年”之歌的诞生

日本文献中关于“瑞雪兆丰年”的记载，首次出现于其现存最古老的和歌总集《万叶集》。

天平十八年（746年）正月，平城京内大雪，积地数寸，甚至连当年的元旦朝贺之礼都因此而中止。就在这冰天雪地中，左大臣橘诸兄率领“诸王诸臣”前往太上天皇所在“中宫”扫雪。对此，年迈的元正太上天皇龙颜大悦，雅兴顿起，不但下令设宴款待前来扫雪的众卿家，还要求诸王卿以“雪”为主题作歌。

左大臣橘诸兄首先应诏吟诵道：“从天降白雪，白发仕天皇，投老蒙恩宠，光荣又吉祥”。此歌既体现了浓郁的宫廷礼仪色彩，也展示了老臣橘诸兄作为当朝一品的高贵身份和气魄。紧接着，纪朝臣清人和纪朝臣男梶相继作歌：“降雪遍天下，雪光照万方，见光知大德，尊贵且安详”；“雪降自前日，昨今讫未休，雪填山峡满，欲见已无沟”。前者为当时的文章博士，他将汉文学中的雪光和天皇的恩光联系在了一起，以歌颂皇恩浩大威严；后者则强调此次降雪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虽属于平淡无奇的即景作歌，但作为应诏歌也可谓不偏不倚。

正当歌宴将以对元正太上天皇的赞歌为主旋律而接近尾声之时，大陆移民氏族出身的葛井连诸会吟诵道：“新しき年の初めに豊の稔しるすとならし雪の降れるは（十七-3925）”可译作：“兹际新年始，雪花飞满天，万民应有幸，白雪兆丰年。”如《万叶集评释》所述，“葛井连诸会虽为律令官人，但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身份低微，因此没有和左大臣橘诸兄一样，使雪和自身产生关联，而是即物作歌，使用瑞雪兆丰年这一来自汉文学的思想庆贺国家，而这一点也是此歌创作的文学技巧所在。”《万叶集私注》则推测道，“葛井连诸会的这一思想来自其从书卷上得到的知识”，并指出“由此开始，在日本也有了‘瑞雪兆丰年’的说法。”

《私注》的论述不误，这正是“瑞雪兆丰年”这一在中国已是家喻户晓的农谚以和歌形式在日本首次亮相历史舞台。然而，对于为何“瑞雪兆丰年”之歌会出自移民氏族葛井连诸会之手，当时一般的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本土氏族对降雪和农耕的关系又作如何认识等问题，《私注》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解答。

二、古代大陆移民与“瑞雪兆丰年

大陆移民是古代日本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万叶集》中，声称以中国和古代朝鲜（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为母国的移民氏族歌人就约有51人。在《怀风藻》中，身为中下层律令官人的移民氏族诗人达18名，占全体诗人总人数的近三分之一。但是，除了葛井连诸会，他们的作品没有任何涉及降雪与农耕关系的内容。如此看来，能够直接吟诵“瑞雪兆丰年”一歌的大陆移民葛井连诸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葛井连”原为“白猪史”，后被赐姓“葛井宿祢”。据《新撰姓氏录》右京诸藩下“葛井宿祢”条记载，其祖先为“盐君”之子“味散君”。对照左中弁正五位上兼木工头百济王仁贞等人给桓武天皇要求改姓的上表文中的系谱可知，葛井连（白猪史）的祖先正是那位通过熏蒸解读高句丽给倭国上表文而受到敏达天皇“勤乎，辰尔，懿哉，辰尔”的赞美，并因此取代早期大陆移民而在大和朝廷中占得一席之地的百济移民王辰尔的外甥，味散君之子“胆津”。

关于胆津，《日本书纪》对其有如下记载：钦明天皇时，因为“田部”（部民的一种）设置由来已久，长大成人者由于没有被登记在账簿上而导致免除课税者众多，钦明天皇因而派遣来自百济的大陆移民胆津检定“白猪田部”丁籍。白猪田部即同天皇十九年时派遣苏我大臣稻目宿祢和穗积磐弓臣等设置于吉备五郡的“白猪屯仓”。胆津于同天皇三十年四月检阅白猪田部壮丁，并依诏制定账簿，编制田户。钦明天皇对之大为嘉奖，赐姓“白猪史”，并拜其为“田令”。至敏达天皇时，天皇又派遣苏我马子大臣前往吉备国，增加了白猪屯仓和田部，并将“名籍”即账簿授予白猪史胆津。从将吉备的屯仓命名为“白猪屯仓”等记载，足见大和朝廷对白猪史的信任，而其根本原因在于胆津对农业和农民（部民）高度的管理技术和卓越的业绩。

由此看来，葛井连诸会能够将“瑞雪兆丰年”这一农谚通过和歌形式加以表达显然与其氏族传统密不可分。但是，并非所有的白猪史或葛井连氏族成员都具备那样的知识与能力。从历史上来看，葛井连（白猪史）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例如，白猪史宝然于天武天皇十三年（684年）留学唐朝回国后，于文武天皇四年（700年）参与大宝律令的制定。在外交方面，大宝元年（701年）白猪史阿麻留与万叶歌人山上忆良一起被任命为遣唐使少录，出使唐朝。葛井连子老则是天平八年（736年）出发的遣新罗使团的一员。葛井连广成除了在对新罗的外交舞台上表现活跃，深得圣武天皇信任以外，还文采出众，精通汉诗和歌。

然而，在受尽大陆文化熏陶，具备丰富大陆文学知识的葛井连一族中，能够将“瑞雪兆丰年”这一农谚吟诵成歌的却只有葛井连诸会一人，原因何在呢？天平七年（735年）九月，时为右大史，正六位下的葛井连诸会因为不理会被阿倍朝臣带麻吕等人所杀之族人的申诉而被定罪入狱，后又因朝廷大赦而出狱。此后，在日期为天平十三年（741年）六月二十六日的山背国司给大和国（大养德）关于奴婢文书的末尾，出现了葛井连诸会的署名。据此文书可知，诸会时任山城国副官（介），正六位上，勋十二等。天平十五年（743年）四月，在东寺文书中盖有31个国印的弘福寺（川原寺）田数账末尾的国司署名中，也出现了正六位上，勋十二等的山城国副官（介）葛井连诸会的名字。天平十七（745年）年四月，诸会官升外从五位下，天平十九年（747年）四月任相模国长官，而前文所述其入宫扫雪正是在这一期间。天平宝字元年（757年）五月，葛井连诸会迎来了其人生中最后一次荣升，其官位止步于从五位下。葛井连诸会的经历看似平淡无奇，甚至可谓一波三折。然而，仔细观察便可发现，无论是诸会对于奴婢的管理，还是弘福寺田数帐的核对，都反映了他与农业有着不解之缘。恐怕在山背国和山城国任地方官的时候，葛井连诸会也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接触。或许正是因为其大陆移民氏族传统的影响，加之长期以来从事与农业、农民相关的工作经历，“瑞雪兆丰年”这一来自中国的农谚才能以本土氏族容易接受的和歌形式在元正太上天皇的宴会上华丽登场。

三、古代日本人对“雪”与“丰年”的认识

据笔者统计，在《万叶集》4000余首和歌中，跟“雪”相关的和歌共有154首。其中，古代日本人对“雪”的认识大致可以分类如下：第一，作为自然现象之一，主要的着眼点在于雪片繁多、雪白的颜色、容易消融等自然属性，以及借用这些属性比喻数量繁多、转瞬即逝、世事无常等意境。第二，将雪花与梅花、黄莺、松枝等搭配组合，创造大陆文学的意境。第三，作为某些多雪地带的象征，例如，壬申之乱时的吉野、越中国地区（现在的富山县）、富士山以及筑波山。在这些关于“雪”的和歌中，除了葛井连诸会的作歌，其他没有一首与“瑞雪兆丰年”相关、甚至和农业生产相关的和歌。

这一点在成书于天平胜宝三年（751年），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汉诗集《怀风藻》中也有所体现。风花雪月向来都是汉诗吟诵的主要对象，《怀风藻》也不例外。在诗集收录的近江朝至奈良朝时期的64名诗人的120篇作品中，与“雪”有关的汉诗有11首（见表一）。虽然其中不乏有以“咏雪”为题等直接以“雪”为创作对象的汉诗，但也难见与“瑞雪兆丰年”的关系。

此外，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也有相同倾向。《古事记》关于“雪”的记载仅有两例。其一出现在描写天照大御神将腿深深地踩入坚硬的土地中，并将地面踢得如同“沫雪”一般。这里的“沫雪”指如泡沫一样的、又脆又柔软又容易消失的雪。可见，这种描写还是来自对雪的自然属性的认识。《古事记》中的另一处与“雪”相关的记载出现在大山津见神说，如果天孙迩迩艺能能够取其长女石长比卖为妻，则“虽雪零风吹”都会“恒如石而常坚不动”的场景。这里的“风雪”属于自然现象，与农业生产也毫无关系。

《日本书纪》共有7处与“雪”相关的记载，但多为关于降雪的气象记录。其中，皇极天皇三年三月条的记载较为特殊。该记录讲述的是押坂直和其子在雪中发现一株“紫菌”——灵芝，食后无病长寿的故事。虽然记录本身固不可信，但是其中体现的寻常百姓对于“挺雪而生”的植物视为珍贵这一点值得注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灵芝的发现者押坂直是倭汉氏的一族，属于典型的移民氏族。大陆移民发现灵芝恐怕是基于他们对积雪和植物生长关系的朴素认识吧。

另外，在广泛收录奈良时代地理地貌，风土人情，传说故事等内容的《风土记》中，有4处与“雪”相关的记录。《出云国风土记》形容秋鹿郡东云浜的白沙随风飞扬如“雪零”。《常陆国风土记》在筑波郡的筑波山的起源中，讲到富士山因为新谷祭而不肯留宿其祖“神祖尊”而受到诅咒，永远“冬夏雪霜，冷寒重袭，人民不登，饮食勿奠”。在《风土记逸文》所引前田家本《释日本纪》卷十二“菟饿野鹿”条记载中，雄鹿梦见背上降雪而问其妻雌鹿解梦。雌鹿答道：“雪即盐，盐涂在夫君你的肉上意味着，如果你再要去淡路国野岛见那只雌鹿（小妾），就会被船夫射死”。雄鹿不听，结果在去幽会的途中，果然遇到不测。在这个故事里，降雪非但不是吉兆，反而成为了凶兆；而这种联想方式最终还是利用了雪的白色的自然属性。

不仅如此，在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的木简数据库检索“雪”字可发现，平城京遗址出土的10例木简均为人名（姓氏）或自然降雪。另在东京大学史料编撰所的奈良时代古文书数据库检索后，与“雪”相关的表记则多为中草药材“紫雪”、经卷“雪情澄神章”、画卷人物“雪山童子”以及作为人名姓氏的“雪”，同样未能发现和农耕相关的记录。

那么，古代日本人以什么作为“丰年”的预兆呢？虽然，现有的文献记录没有直接回应这个问题，但是对于“丰年”的条件却有所提及。在《续日本纪》中，有2处关于“丰年”的记载。其一，在元明天皇的诏书中记载道：本为歉收之年的子年因得天地垂佑而大获丰收。天皇大悦，引用“古贤王”之言称赞道：“祥瑞之美，无以加丰年”。其二，圣武天皇因当年庆祝丰收而下诏减免田租等时称道：“天地所贶，丰年最好”。可见，“丰年”与祥瑞的出现或天地的眷顾有着密切关系。此外，《续日本纪》中多以“丰稔”代替“丰收”、“丰年”，而“丰稔”的原因在于“风雨顺时”、“风雨调和”或天皇的德行，与降雪似乎没有关联。

另外，《常陆国风土记》开头综述部分描述常陆国的水田农作为：“年遇霖雨，即闻苗子不登之难，岁逢亢阳，唯见谷实丰稔之欢”。常陆国（现茨城县一带）的农作物遇阳光则长，遇雨水则不长的特性颇有意思。《日本三代实录》的记载却正好相反。其中的祈雨文记载道：“甘雨忽降”，才有“天下丰年”。此外，能够保证秋收的方法还有佛法，只要勤加讲读，便可“黎民无疾疫之灾，农功有丰稔之喜”。由此可见，古代日本人似乎没有把降雪考虑作为丰年的预兆。

综上所述，无论是经统治者之手而成的文献记录，还是能够反映一般百姓生活的考古资料，所折射出的都是古代日本人对“雪”的认识的淡薄。他们虽然会由降雪产生一些文学性联想，也会利用雪和松竹梅等植物的组合创作汉文学作品，但是对于冬季降雪和农业生产的关系似乎并不关心。古代日本人认为自然气象条件的风调雨顺和天皇的德行以及笃信佛法也是“丰年”的重要条件。值得强调的是，尽管日本本土氏族对降雪与农业生产漠不关心，但是如倭汉氏押坂直在雪中发现灵芝的故事所体现的那样，大陆移民似乎对于“降雪”与“丰年”有着其朴素的认识。

“瑞雪兆丰年”这一农谚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以来对冬季降雪与农业耕种关系的高度总结，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丰富体现。例如，南朝梁任昉的《同谢朏花雪诗》中便有“土膏候年动，积雪表辰暮”之句。同为南朝梁的诗人庾肩吾，则在《咏花雪诗》中吟诵道“瑞雪坠尧年”。西晋诗人孙楚在《雪赋》中留有“丰隆洒雪，交错翻纷，膏泽偃液，普润中田，肃肃三麦，实获丰年”之句。此外，南朝宋谢惠连在《雪赞》中吟诵道“气遍霜繁，年丰雪积”，而在其所作《雪赋》中则有“盈尺则呈瑞於丰年”之句。这些诗赋充分反映了“瑞雪兆丰年”这一中国的农耕思想文化与文学创作的紧密结合状况。

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可知，无论是《诗经》，还是《文选》、《艺文类聚》，在奈良时期都已经传入日本。饱读汉籍的本土氏族统治者不可能不知道“瑞雪兆丰年”这一农谚。但是，他们虽然能够灵活地利用汉籍中关于“雪”在文学层面的意象进行创作，却不关心形成这种意象的、在农耕思想文化层面上的深层含义。其实，就古代日本人不重视冬季降雪与农业耕作关系的这一特点，中国古人早有论断。据《三国志·魏书》倭人条所引《魏略》记载，倭人“不知正岁四节，但计春耕秋收为年纪”，强调了古代日本人对春秋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视程度。此道破先机之语，不得不叫后人叹服先哲之敏锐的洞察力。

日本本土氏族对大陆农耕思想文化的吸收，正如他们对儒学、律令制度的吸收运用那样，是根据本民族的固有特征而有所取舍的，中国的某些习俗甚至根本就从未被接受过。因此，对古代日本的认识不应以偏概全，被这些“虚像”所迷惑。“瑞雪兆丰年”这样的外来农耕思想文化虽然可能容易被葛井连诸会等生活在一定区域内且坚持自身文化传承的大陆移民所接受，但是似乎较难渗透到本土氏族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大陆移民对传播大陆思想文化所起作用的局限性。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移民氏族逐渐被同化；加之，本土氏族独自的农耕祭祀仪式以及思想更加趋于成熟完善，外来思想文化的渗透变得愈发不易。日本史上的“瑞雪兆丰年”虽由大陆移民首先唱出，但终难逃自然湮灭之厄运，成为了千古绝唱。

Copyright© 本文源自东北师范大学学术季刊《古代文明》（中文版）2015年4月第9卷第2期第105-111页，表一源自文章截图。照片为江西师范大学雪景。版权属作者，如有侵权，请联系本号删除。

本期编辑：潘恩源

瑶湖读史

Big History Reading Club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