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通缉令是真的了。但是最使人们感到纳闷的是，为什么这个通缉令是由鲁迅的故乡浙江省最先发难的呢？这仍然是个难以解开的谜。

浙江省党部为什么率先呈请通缉？

1936年，鲁迅又专门记录了1930年的这一件往事，当时并没有发表，似乎是“立此存照”的意思：

当我加入自由大同盟时，浙江台州人许绍棣、温州人叶溯中，首先献媚，呈请南京政府下令通缉。二人果渐腾达，官至浙江教育厅长，叶为官办之正中书局大员。

有黄萍荪者，又伏许叶嗾使，办一小报，约每月必诋我两次，则得薪金三十。黄竟以此起家，为教育厅小官，遂编《越风》，函约“名人”撰稿，谈忠烈轶事，自忘其本来面目矣。“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然一遇叭儿，亦复途穷道尽！

（《鲁迅全集》第八卷第404页）

看得出，语气是深恶痛绝的，并且鲁迅在去世前作这样的记录，是含有深意的。如果没有事实，鲁迅这样记录，就变得没来由了。这里提到的三个人，全是浙江人，揭开浙江呈请通缉鲁迅之谜，要从这三个人说起。

许绍棣，浙江临海（旧属台州府）人，国民党CC派重要成员，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任浙江省党部委员兼教育厅长。1928年，当鲁迅编辑《语丝》时，曾因处理一封读者来信，得罪过他。事情是这样的：

1928年7月，鲁迅在他所编辑的《语丝》上刊登了一篇署名“冯眺”（后来知道，此人真名叫徐诗荃，后来成为鲁迅的私淑弟子——锡荣按）的文章《谈谈复旦大学》，指出该校的一些不良现象，引起了一些该校学生的不满。一个已毕业的学生写了《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一文反驳冯文。鲁迅也并不抱偏见，将来文不加删削，全文刊登了。之后，有署名“章达生”者来信，不仅非难冯眺，而且对编者鲁迅也加以讽刺和非难。鲁迅因而在全文照登的同时，写了按语对他的偏颇之处略加反驳，同时并选登了另一篇赞同冯眺的文章，以见公允。不料，这就开罪于复旦大学毕业的许绍棣。许因而对《语丝》很是不满。这就成为后来呈请通缉的重要动因。

叶溯中，浙江永嘉（旧属温州府）人，也是国民党CC派成员，当时也是浙江省党部委员。后来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并曾任正中书局副总经理。

黄萍荪（鲁迅又写作黄苹荪），浙江杭州人，曾任浙江省教育厅助理编审。1933年，郁达夫迁居杭州后，他攀识了郁，又通过郁向鲁迅索要书法字幅，鲁迅为他写了一幅五绝古诗。1935年他在编辑《越风》半月刊时，擅自把此诗刊登在该刊上，以广招徕。还寄给鲁迅，要求继续供稿。鲁迅很厌恶他。1936年初，他写信向鲁迅约稿，开始鲁迅不理他，他就盯住写，鲁迅为了打发他，就回了这样一封信：

苹荪先生：

三蒙惠书，谨悉种种。但仆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关系，由浙江省党部率先呈请通缉之人，“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肯在此辈治下，腾其口说哉。奉报先生殷殷之谊，当俟异日耳。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鲁迅 顿首 二月十日

口气虽尚委婉，但也已斩钉截铁，而且把“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一语记入记事，铭记不忘。“腾其口说”一语，也是《江苏党务周刊》上那篇文章中的话。后来黄又连写七封信给鲁迅，鲁迅再也没有理他。虽说后来有人说黄并非受“党部”之命，他办的《东南日报》也并没有“每月必诋”鲁迅两次，但他的做法使鲁迅很讨厌他，因此把他与许、叶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事。

1936年，有人来向鲁迅说情，要他表示顺从当局，则可解除通缉，鲁迅表示，本来浙江方面自己也颇有熟人，是可以说得清楚的，可是他们既然采取如此极端的做法，也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这里他说的浙江方面的熟人，就是他在北京女师大时的女学生吕云章。吕是山东蓬莱人，是许广平在女师大的同班同学。在女师大风潮中，她与鲁迅、许广平较为密切。后来鲁迅、许广平南下，她也去了杭州，担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1929年又回到北平，担任北师大斋务课分课主任等职。看得出，她对鲁迅很是崇敬，直到后来鲁迅在上海定居，她每过沪，都去拜访鲁迅、许广平。鲁迅出了书，也经常寄给她。1929年3月，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戏称她为“该前委员”，说明他们熟悉的程度。1932年鲁迅回北平，也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一再提起她，可见其关切。虽说1930年时她已离开该党部，但她与许绍棣等应该也是熟悉的。关于复旦大学的事，本来是可以说得清楚的，但对方既以势压人，公报私仇，鲁迅却偏不信邪，“用硬功”顶了回去。

面对劝降，他说：“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

1936年7月16日，《鲁迅日记》记载：“得李秉中信，即由广平复。”当时鲁迅大病初愈，本人已经可以握管书写了，但这封给自己多年的学生的回信，他还是让许广平代复，这不是偶然的。

尽管李秉中是鲁迅多年的学生，鲁迅这封信他却没有拿出来示人。但是，李的来信却由鲁迅保存下来了。这揭破了一件秘闻。这封信是用旧式的“黄伞格”（即每次提到对方时都要换行顶格）写的，以示敬重：

鲁迅吾师函丈：前呈一缄，谅陈道席。比来清恙如何？日夕为念。迩天气较凉，想当佳也。禀者，关于吾师之自由一事，中惟之数年矣！惟恐或有玷

吾师尊严之清操，是以不敢妄启齿。近惟吾师齿德日增，衰病荐至，太师母远在北平，互惟思慕，长此形同禁锢，自多不便。若吾师同意解除通缉，一切手续，中当任之，绝不敢有损

吾师毫末之尊严。成效如何，虽未敢预必，想不至无结果，不识师意何若。伏乞训示。东行已有期否？

吾师病中，本不敢屡渎；窃望师母代作复示，曷胜伫盼！专此，敬祝

痊福

师母大人、海婴弟无恙

学生 李秉中

七月十三日

关于这件事，鲁迅的日本籍老友内山完造也有记载。他在《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

有一天。那是当先生卧病了三个多月的很凉快的时候，先生用很大的声音叫着“老板”，这种过分的突然，使我吃了一惊。因为这是病后的第一次。

“老板，今天精神很好，所以试行出来走一走。

“前几天从南京来了一个客人。他是特地跑来探问我的。是个从前的学生。十分惦念着我。今天又从南京寄来了一封信。信里头说着这样的话：

“‘先生的通缉令自从发表以来，已经有十年之久了。因为先生在生病，所以，我打算把那命令取消。自然，跟先生的人格有关系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但恐怕做了之后为先生所申斥，所以想预先得到先生的谅解。’”

我就问先生，那么，你是怎样回复他的呢？

“我因为很寂寞，就写了一封信回答他，大意是：谢谢你的恳切；但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它去的。”

我们很可以看到先生在讲完了这段话时的眉目的跃动。

（见《鲁迅先生纪念集》第二辑第7—8页）

按照他的描写，这显然是指1936年秋发生的事。类似的话，鲁迅也跟周建人说起过。鲁迅对他说：“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又据鲁迅另一个学生许钦文说，鲁迅当时的回答是：“不必了，因为这样做，肯定是有交换条件的。”

又据蒋锡金先生说，他曾听许广平说，1931年南京已经有人来表示过类似的意思，鲁迅也未予置理（见蒋锡金《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载《新史料》1978年第1期）。

续记

关于鲁迅被通缉问题，面目已经基本清晰了，主要环节都已明确，虽然还有一些细节不明，但已不足以影响基本史实的认定。

从上面各人的记载看，虽然细节有些出入，但可知“劝降”的事肯定是发生过的。而李秉中的来信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通缉令的存在。他写了这封“劝降信”，师生的感情也就彻底完结了：他的悲剧在于完全不理解他的老师。

因此，从李的“劝降”，就可反证当时的通缉令是确实存在的，否则根本用不着“解除通缉”。

至于鲁迅的反应，确实大义凛然，可敬可佩。如果国民党要解除对鲁迅的通缉令，本来完全不需要来征求鲁迅的意见，之所以要“征求”鲁迅的意见，一定是有条件的。例如，至少发表一个什么声明。周建人说鲁迅表示“决不声明”，说不定就是对方提出的“交换条件”呢！

这事发生之后三个月，鲁迅就真的带着通缉令，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能不令人浩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