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法国作家、哲学家，出生于阿尔及利亚，44岁获诺贝尔文学奖，47岁意外去世。（视觉中国/图）

1913年11月7日，阿尔贝·加缪出生。1960年1月4日，他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年仅46岁。如今，距加缪诞生已经110年，距他去世已六十多年，但人们并未觉得加缪属于一个远去的时代，他用并不长的写作生涯，创造了一系列鲜明的当代意象，与我们今天的生存处境仍然息息相关。“局外人”的尴尬、龃龉、脱力感，“西西弗”重复的苦役，“鼠疫”中，人面对灾难的挣扎和尊严。

加缪既是一位作家，也是思想者，他不是用文辞的绚丽来俘获读者，而是用后现代的生存体悟令读者震惊，他是诺贝尔文学奖最年轻的得主之一。加缪经久不衰的流行，是症候性的，就像卡夫卡一样，他为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写出了“临床诊断”；就像鲁迅一样，他并不提供光明的答案，甚至有些灰暗和冷酷，但冷酷的尽头，是关于反抗和希望的哲学。

加缪曾从事记者工作，1940年1月1日，为《共和党人晚报》最后一期所写的社论，便能一窥他节制、冷峻、平静中带着力量感的语言：“今年，希冀幸福将是徒劳的，通过工作去建造幸福才关键。不要希冀任何事，而是要做点什么。不要等待着他人从头至尾地构建你的命运，尤其是当命运仍掌握在我们手中。《共和党人晚报》今年不会祝您幸福，因为它知道您的身体和精神正在经历重创。但它需要您保持必要的力量和清醒，去努力维持您自己的宁静与尊严。”

那是二战的至暗时刻，就在加缪写下这篇献词后不久，在法国、西班牙边境的逃亡途中，本雅明没能拿到通行证，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茨威格虽流亡到了巴西，仍在绝望中自杀。加缪属于新一代青年，他一度加入法国共产党，投入战斗和反抗，更将他反抗的力量，凝结为笔端持续的书写。如果说本雅明和茨威格之死划下了昨日世界的精神界碑，加缪则将写作的起点，奠立在战争与战后的废土之上。

战后的世界不是荒原，也不是新天新地，与友人萨特的争辩，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矛盾态度，让加缪在获得文学荣誉嘉奖的同时，却日益孤独。当他回到自传式书写，回到“第一个人”，一场意外让这个锋利的灵魂提前告别。对加缪这样的作家来说，任何时候对他的纪念，都既是我们的哀悼，也是他返身发出的邀请。

法国的“局外人”

1913年11月7日凌晨2点，母亲卡特莉娜生下了加缪，他是家中的第二个儿子。第二天，在阿尔及利亚蒙多维市政府，父亲登记了孩子的出生，他28岁，职业是酒窖管理员，母亲31岁，职业栏填的是家庭主妇。出生地圣保尔农庄位于蒙多维市以南8公里，附近的城市波尼是法属阿尔及利亚最重要的港口，离突尼斯边境不远。

阿尔及利亚在19世纪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后，大部分移民至此的都是穷人，他们来自法国各地，以及西班牙、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国家。新移民在法国的保护下获得居住权，生活在占绝对多数的当地人中间。“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属于混血种。西班牙人、阿尔萨斯人、意大利人、马耳他人、犹太人、希腊人聚集在那儿。”后来，加缪写道。加缪就是一个混血儿，母亲是西班牙人，而他认为父亲来自法国和德国世代拼杀的战场——阿尔萨斯。之所以是“认为”，因为父亲确切的祖籍已湮没难寻。

加缪从未在记事前见过父亲。父亲身高一米八，褐色头发，蓝眼睛，在葡萄酒公司工作，监督榨葡萄、酿酒、储藏，运到波尼港装船。加缪出生不久，一战爆发，父亲被征入法国军队，几乎刚上战场，就在阻止德军向巴黎逼近的马恩河战役中受伤，被炮弹片击中，送进了后方医院。

1914年10月11日，母亲收到了电报发来的噩耗，以及一小块请遗孀保留的、从丈夫头颅中取出的弹片。父亲对加缪来说是神秘的，他经常问母亲：“我真的像父亲吗？”“哦，你长得跟你父亲一模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年里，母亲没收到过法国的一分钱，只在战争即将结束前几个月，才收到了丈夫死亡的正式通知和抚恤金支票。隔壁的一位会计帮她填写了抚恤金申请表，因为她家没人会填。为了生活，母亲在一家弹药制造厂分拣弹头，直到风湿病发作无法继续这项工作，开始替人帮佣。

从8个月到17岁，加缪与他的母亲和外婆，一直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首府阿尔及尔的同一片屋檐下。那是这座城市的工人区贝尔库，住着在小作坊和港口设备工厂艰辛工作的人，手艺人、小商贩，基层的公务员和小职员。成年之后，加缪经常回到这间房子，有时是去看望老人，有时把那里当作临时的避风港。

上中学时，足球让加缪如痴如醉，他非常勇猛，喜欢从对手脚下铲球，因而常常受伤。加缪描写过一场冲撞激烈的球赛，在一个与墓地毗邻的球场上，对方队员毫不留情地压到前场。他们“整个身子压在我身上，钉鞋蹬在胫骨上，膝盖顶住我的裤裆，把我挤压在球门柱……”“我很快就明白了球不会从你料想的地方传来。这对我的生活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在法国，不是人人都正直的。”加缪后来写道。

当1940年初，加缪来到巴黎定居，他感到“我不是这里的人，也不是别处的。世界只是一片陌生的景物，我的精神在此无依无靠。一切与己无关”。他卡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卡在巴黎和地中海对岸贫穷的贝尔库之间。

1948年在巴黎，加缪（右一）的戏剧作品《戒严》上演，他与两位演员在后台。（视觉中国/图）

“西西弗”：胜利的失败者

当中产阶级出身的萨特做着文学英雄梦，波伏娃享受着她的书籍和糖果店橱窗里的礼物时，加缪却在一个家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报纸和书、没有收音机的世界长大，他曾在日记本里写下：“一穷二白地过上若干年，就足以创造全部的敏感性。”肺结核困扰了加缪一生，但也让他免于服兵役。

1942年，《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话》相继出版。前者讲述了一个叫默尔索的法裔阿尔及利亚人，经历了两场死亡，第一场是妈妈的死，他甚至记不得日期，也没有流泪，第二场是他在海滩上与一名持刀的阿拉伯人发生冲突，默尔索碰巧拿着一把朋友的枪，被海面和刀锋的反光晃到眼睛时，几乎下意识地朝那人开了一枪。被逮捕后，默尔索困惑地告诉法官，他开枪的原因是太阳，默尔索并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法庭也对命案缺乏兴趣，关注点都在调查他的个人生活上，他的冷漠成了最大的罪证，被宣判死刑。

随笔集《西西弗神话》的标题取自《荷马史诗》里的一个故事，国王西西弗违抗神意，被判罚永无休止地推一块巨石上山，每次石头接近山顶时，就会从他手中滑落，再滚下去，他只能重新返回，周而复始。加缪通过西西弗神话，就像弗洛伊德通过俄狄浦斯情结，让神话人物重新深入人心。《西西弗神话》中最有名的句子可能是：“只有一个哲学问题是真正严肃的，即自杀。判断生活值得还是不值得去过……”多年后的一篇英译本前言里，加缪说，写作这本书是因为“即使在虚无主义的边界之内，也有可能找到超越虚无主义而继续前行的方法”。

1944年出版的戏剧《卡里古拉》，通过再现被刺杀的罗马皇帝苏埃托尼乌斯的故事，讨论了被推到极限程度的自由和无意义。这三本书合称加缪的“荒诞三部曲”。它们写作、出版于战争的临界状态和被占领的巴黎，一切都在妥协，一切都在迷失，加缪从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哲学里，看到了用儿子献祭的亚伯拉罕“无限地放弃了一切，然后又靠荒诞的力量，把一切都夺了回来”。

萨特的戏剧《苍蝇》排练时，加缪主动结识了他，两人一见如故，之前，萨特为加缪的小说《局外人》写过文章，加缪则评论过萨特的《恶心》。波伏娃和萨特发现，加缪是一个简单、快乐的人，谈话时总是有趣而粗俗，十分情绪化，甚至会在凌晨两点坐在下雪的街上，倾诉他的爱情烦恼。

“唐·璜从一个女人到另一个女人并非是缺乏爱情，而是以相等的激情去爱她们，且每一次都是全身心地投入，他必须重复这种天禀和探索……为什么必须爱得少才能爱得好呢？”《西西弗神话》里写道。加缪有过两段婚姻，第一任妻子西蒙娜因为无法戒除吗啡，给他造成过巨大的心理创伤，与弗朗西娜再婚后，加缪又与多位女性保持半公开的亲密关系，包括互通八百余封情书的戏剧演员玛利亚·卡萨雷斯。仿佛唐·璜成了推巨石的西西弗的一个化身。

“鼠疫”：终末与反抗

二战结束，巴黎解放后，萨特、波伏娃和加缪的声望如日中天，左岸的花神和双叟咖啡馆，笼罩着存在主义作家的光晕，光晕的半径一直延伸到大洋彼岸的美国。他们三人都先后收到了来自纽约的访问邀请。

1946年3月到5月，加缪周游了美国，他比萨特还要紧张，觉得自己总被层出不穷的小麻烦影响。他也是一个细致的观察者，发现美国人喜欢在早晨喝果汁，全国都爱喝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热衷于动物，从布朗克斯动物园的大猩猩，到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动物标本，都爱，死亡和死者能以最快的速度被打扮好，“死吧，把剩下的事交给我们”。

唯一让加缪感到熟悉和安心的地方，是纽约的包厘街道，当时，这里还是一个废弃的地区，到处是廉价酒吧和破败的酒店，高架铁路从二楼的高度经过，阴影盖住了下面的一切。加缪对美国感到厌恶，觉得这里缺少痛苦和悲剧，但在许多评论家看来，《局外人》正是模仿了美国的黑色小说。

1947年，长篇小说《鼠疫》出版，深受读者欢迎，两年内重印了八次。之后，《鼠疫》和《局外人》在法国的文学畅销书榜单上，长期名列前茅。1941年到1942年间，阿尔及利亚流行瘟疫，是加缪酝酿《鼠疫》的起点，而这部小说之所以如此惊心动魄，是因为瘟疫既被描写得真实可怖，又具有象征性，它影射的是二战期间，德国纳粹肆虐逞凶的严酷现实。纳粹和法西斯主义，也是一种政治和精神的瘟疫，它的军事强权、特务系统、专制和种族主义，像死神一样席卷一切，而遭受它摆布后，或屈服，或配合，或知其不可而为之地反抗的人，也像鼠疫中的众生百态。

“加缪特别突出了三种生活象征性的境况，一是分离的境况，包括亲属的分离、夫妻的分离、情人的分离，这些意味着隔离、封锁、囚禁、流亡、集中营……二是小说中没有任何一个女性的境况，这意味着失衡、畸形、苦涩、没有生机……最恐怖的氛围与境况还是死亡……”《鼠疫》中文版的译者柳鸣九说，“‘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因为，没有人，是的，世界上没有人能免受其害’……这样，加缪在《鼠疫》中也就把他关于荒诞世界的哲理大大拓宽了一步，加深了一步，并将荒诞的根由指向人类的过失和人类社会。”

二战的绝境中，不只是加缪选择通过瘟疫的背景来书写一种临界状态，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也创作了《伽利略传》，剧中的伽利略同样经历了瘟疫的九死一生。

“我试图通过鼠疫来表现我们所遭受的窒息以及我们所承受的威胁着人、将人流放的环境。”加缪说。在末日的阿赫兰城，小说的主人公贝尔纳·里厄医生，因为恪尽职守，成了一位平凡的英雄。加缪通过反英雄的形式重塑英雄，当灾厄降临，我们能期待的，不是一个从天而降的英雄，而是每一个普通人通过最微小的努力去反抗恶。

1951年出版的随笔集《反抗者》，更是加缪继荒诞哲学之后，旗帜鲜明地提出反抗哲学，“何谓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然而，他虽然拒绝，却并不放弃：他也是从一开始行动就说‘是’的人。”然而，这本信息量巨大的书，却令他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回到“第一个人”

《反抗者》涉及对超现实主义的评论，立刻遭到该团体从文学上的批驳。更激烈的批评来自左派思想家，由于不同意加缪对革命和苏联历史的许多看法，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发表了该刊编辑法朗西斯·尚松措辞激烈的批判文章。加缪不得不做出回应，写了一封给萨特的公开信，进行自我辩护。这又引来了萨特的《答加缪书》，极其严厉、刻薄，称加缪“是个资产者”“抛弃了历史”，《反抗者》的出版是一场反革命的“热月政变”。两人多年的友谊毁于一旦。

与许多仅仅以“纯文学”来界定写作的作家不同，加缪一直是一位有机知识分子，正是《反抗者》强烈的“政治性”捅了马蜂窝。萨特与加缪这对存在主义作家的决裂，与后来法国电影新浪潮双子星戈达尔和特吕弗的割席，都成了战后文化史上轰动一时又耐人寻味的事件。萨特站在更激进的位置，连对待诺奖，他也更激进，直接拒绝。令人唏嘘的是，加缪这样一位一直属于进步阵营的作家，因为在某些议题上更温和，或者不追随某一原则、教条，提出了个人的理解和判断，就被斥为保守。

1949年，加缪曾创作了一部戏剧《正义者》，剧中一群“恐怖分子”争论在进行政治暗杀时，是否可以殃及无辜。加缪明确表示，这是错的。1954年，阿尔及利亚爆发独立斗争时，他也认为起义军埋设炸弹、杀死无辜者，与法国政府的暴力、极刑，同样不正当。这个观点让他饱受争议。

1957年，在庆祝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讲话中，有人要求加缪解释他不支持反抗殖民主义的阿尔及利亚起义军的原因，他说：“现在人们正往阿尔及利亚的电车轨道上放炸弹。我母亲可能就在其中一条车轨上。如果这就是正义的话，那么我宁愿选择我的母亲。”加缪呼吁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一个阿拉伯人、柏柏尔人、黑脚法国人（欧洲移民）平等执政的联合政府，这让所有人都讨厌他。法国民族主义者觉得他同情阿尔及利亚人，阿尔及利亚人觉得他代表法国白人，但他的父亲却在29岁无谓牺牲，她的母亲是一个赤贫的文盲。

1960年1月4日，出版商米歇尔·伽里玛开车，阿尔贝·加缪坐在后座，汽车撞向一棵树后，翻滚着撞到了另一棵树上，加缪从后窗中被甩了出去。在不远处的泥浆里，人们找到一个公文包，里面有加缪的日记和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书稿《第一个人》，这部书以阿尔及利亚的童年生活为原型，并想象他的父亲。

加缪辞世后，萨特虽然没有原谅他，但在《法兰西观察家》上写了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讣告：“他是20世纪反历史潮流的伦理主义流派继承人，他的作品或许是所有法国文人中最具原创性的。他那倔强的、狭隘的、单纯的、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向我们时代里那些广泛而丑恶的秩序发起了未必明智的挑战。”

从电话里得到加缪的死讯后，波伏娃吃下已经停用很久的安眠药，但还是无法入睡，于是下了床，冒着巴黎一月刺骨的细雨，在街头徘徊。第二天清晨，她依然神情恍惚：“他看不见今天的早晨了。”但事实上，加缪非但没有离开人世，反而因车祸带来的强烈冲击，成了世人瞩目的中心。

在《加缪笔记》的最后几页里，有这样几句话：“在给予你的短暂的白天，取暖吧，照亮吧，不要偏离了你的跑道。……其他几百万个太阳前来陪伴你休息。……在快乐的石板下，第一次入眠。……由风来播种，由风来收获，但创造者是人，穿越时代，以刹那的生命为傲。”

（参考资料：赫伯特·洛特曼《加缪传》，莎拉·贝克韦尔《存在主义咖啡馆》，柳鸣九编《加缪全集》，郭宏安译《加缪笔记：1935—1959（精选集）》）

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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