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前期关中地区气候略有回升，年平均温度略高于现代，是温干型气候。但后期气候又转寒。这种不稳定的气候波动势必对长安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而且金代关中地区旱灾较为严重。旱灾发生次数与北宋时期接近。金初熙宗皇统二年（1142年）十二月，长安出现了“泾、渭、灞、浐皆竭……郡邑遂空”的景象，有的旱灾还伴随着蝗灾。

元代，关中地区的气候又有变化，其寒冷干燥的程度较金代后期有所加剧。据《元史五行志》，元代发生的“陨霜杀稼”事件共8次。元时关中地区的旱灾发生频率很高，计有23次，占元统治年份的四分之一。其中成宗大徳六年到大徳十年（1302-1306年）连续五年大旱，泰定三年（1326年）至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的干旱持续了四年，皆造成惨重的损失。

因此，可以看到，西安及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气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使其已经丧失原有的环境优势，这势必会影响到后世建都于此。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我国历史上的三个温暖期（史前到西汉、隋唐、元代）中的两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长安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这似乎也可以说明气候和环境对于西安成为都城的影响。

02 渭河漕运的中断

在唐以前，关中地区一直以来就是我国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但是在唐代，关中地区的粮食已不能满足长安城的需求，但与此同时，渭河漕运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渭河（渭水）是关中地区最大的河流，八水绕长安的八水都是渭水的支流。这些河流情况的恶化以及渭河沿岸的植被的破坏直接影响到作为都城长安供给线的渭河。

渭水航运始于春秋，秦、汉两代，咸阳和长安先后成为渭水运输关东漕粮的终点。西汉时由关东运输来的粮食，可以直抵长安城下。西汉、隋、唐三代又历次开凿傍渭水而东的漕渠，这说明单凭渭水还不能完全满足运输的需要，而要借助漕渠。

不过，西汉和隋、唐开凿漕渠的背景却不相同。西汉开凿漕渠，是因为渭水流经关中东部时河道弯曲，从潼关渭水入黄河处到长安的水路竟有九百里，距离太长。而开凿的漕渠，航道只有三百余里，节省了三分之二的路程，从而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同时，西汉漕渠还用于农业灌溉。隋唐开凿漕渠，则是因为渭水及其支流的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河水含沙量过大，河床淤积过深，已不利行船。隋代开凿漕渠的原因即是：“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 可见，隋代开凿漕渠的目的不是为缩短航程，而是为运输通畅。唐代亦是如此，唐中叶，漕渠一度阻塞，漕粮只得仍由渭水运输，有时不得不边挖沙边行船，其艰难程度非同一般。而到唐以后，再未发现有关运输船只行驶于渭水、漕渠的记载，仅有小舟摆渡，恐怕是水流细小，难以行船了 。

长安城供给线的中断，使得长安无法立即承载过多的人口。换言之，这一状况，使得定都长安的成本大大提高，首先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疏浚渭河或重挖运河。

03 其他原由

安史之乱及其后一百余年的唐长安，经历了无数次战祸，使长安变得满目疮痍，其中最具毁灭性的打击当属唐末黄巢大起义及其之后。

880年，黄巢义军入长安，不免劫掠一番，但至少仍使长安“九衢三内、宫室宛然”。然而不久，“诸道兵破贼，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贼平之后，令京兆尹王徽经年补葺，仅复安堵。”

885年，王重荣讨伐权宦田令孜，田令孜胁僖宗奔兴元，诸路大军进城后又大施焚掠，“宫阙萧条，鞠为茂草矣” 。

896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兵逼长安，昭宗出奔华州，“茂贞遂入长安，自中和以来所葺宫室、市燔烧俱尽” 。

梁太祖朱温（852年—912年），开平元年（907年）到乾化二年（912年）在位

904年，朱温劫持昭宗迁都洛阳，“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 ，并“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这样，长安带着满身的伤痕继续着她的历史。

五代，是中国古代一个短暂却战乱频仍的时代，在短短57年的时间里，中国北方经历了五次王朝更迭。在五个王朝中，仅有后唐将长安作为西京（实际上是陪都）。五代各个时期与中原王朝对抗的军事力量都处于关东，且尚有契丹在东北虎视眈眈。这样，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往往无力亦无暇重建长安，更加无暇迁都。加之同一时期的洛阳也已破败不堪，因此，他们有了更好的选择：开封。开封虽无有利的地理屏障，但其处于平原之地，可以满足食草的需求，且易于聚集大量军力。

北宋时，西夏与辽在西北和东北分别对宋朝构成了威胁，边境摩擦、攻战不断。长安靠近宋夏边境，若以长安为都，那么大军驻扎关中，恐怕宋夏战争的后果不会仅仅是对峙。然而，更强大的敌人却是东方的辽。因此，从军事目的上来说，北宋定都长安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开封经五代中的四个王朝的经营，已经初具规模，且其身处农业相对当时的关中为发达的中原，故无需到长安或是洛阳重建（一定程度上说，重建的成本要高于新建）一个都城。

游牧骑兵

金、元作为一个起于东北和北方大漠的王朝，其都城自然偏北，而西安与北方的交通实在不算便利，因此，西安当不在其建都考虑之列。它们的腹地是东北或是北方大漠，基本没有来自北方的顾忌，所以，也不需要西安有利的地形。实质上，由于西安过去的辉煌，汉人皇帝往往会对西安有一种特别的“盛世情节”，而少数民族则不然。

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重视西安的地位。他封次子为秦王即可说明。在建都地点未确定以前，也有人建议利用关中形势，建都西安。朱元璋为迁都，曾派太子朱标考察关中。朱标考察了西安和洛阳，比较两地地形，回来后向朱元璋献陕西地图。然而，朱标却于第二年病逝，使朱元璋的迁都之议最终搁置。他在为朱标写的祭文中透露：“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 可见，明初统治者对于定都南京是很不满意的。

“靖难之役”之后，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他迁都北京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无法牢固地控制住南方；

其次，北京是他的发迹之地，正如朱元璋曾坚持立临濠（今凤阳）为中都一样，他也想让“肇迹之地，皆有升崇”；

再次，蒙古的各支势力对北方造成了相当的威胁，迁都北京有利于集中力量予以打击。

所以，终明一代，皆未在西安建都。

清代的情形与金、元相似，且明北京城在明末并未遭到大的破坏，因此也不太可能远离肇始之地，而往关中建都。

综上所述，在唐以后，生态环境与气候的变化使西安已不适宜过多人口居住，而漕运的中断，使西安不能承载更多的非农业人口，同时各代的具体情况也决定了西安不再适合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因此，西安在唐以后，仅仅作为一个地方政治中心存在至今。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