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发生在五十多年前西藏南木林县的9·17惨案死难的烈士们，因为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而不得平静，似乎那些死难的烈士在九泉之下难以安睡，只有托付于我们这些专事历史研究的人们，将他（她）们当年惨死的遭遇尽快披露给世人，以慰籍他（她）们的在天之灵。多少年来，我总想了结这一心愿来纪念他（她）们，因为都牺牲了，没有一个人逃出，所以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少有人知晓，各种资料的简短记载也语焉不详，各种说法斑驳陆离，如果今天肩负历史研究的人们再不去理会，那就真得石沉大海了。想来想去，还是用鲁迅先生当年曾用过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开启人们的“忘却”、用心和笔来纪念他（她）们吧。

　　事件发生在1958年的9月17日，地点为南木林县芒热乡则热村西南1500米的邬郁河南岸（因此地靠近尼木县的麻江，后来许多人将此事件误称为“麻江惨案”），事件发生在赴日喀则为边防部队体检和农牧民群众治病送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医疗队身上，他（她）们在医疗途中遭遇恩珠仓·贡布扎西率领的近千余名叛匪武装伏击，16名医护人员英勇抗击四小时（根据附近群众听到枪声的时间判断）后全部壮烈牺牲。事件的记载可以简单但未必明了，要还原事件的全部过程需要大量的笔墨。为此，我们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遍查有关当年的资料和档案，归纳后人的各种说法，拼对大量的历史碎片，以求还原当时的全部经过。

　　从大背景的角度研究，1958年，对于西藏来说，正处在民主改革的前夜，觉醒的百万农奴日夜盼望着砸碎羁绊，从农奴制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封建农奴主们惊慌失措，惟恐农奴们的觉醒会动摇制度的根基。尽管中央发布了“六年不改”的政策以稳定“三大领主”们那颗怕失去利益而日夜忐忑的心，但缘于保住利益的疯狂，领主们还是暗中策动叛乱来对付解放军和觉醒的农奴。于是，噶厦有意从四川、青海的藏区放进了一批专事烧杀抢掠的叛乱武装，其中最大、最残暴的一支是从四川省巴塘、理塘一带窜入西藏的恩珠仓·贡布扎西叛乱武装。这批3000多人的叛乱武装披着民族和宗教外衣，打起“卫教军”的旗号，袭击解放军，残害商旅行人，掠夺财物、祸害藏族群众、迫害爱国进步人士、烧杀奸淫、无恶不做。仅在1958年的前八个多月里，叛乱武装就连续制造了多起惨案。“卫教军”窜入浪卡子，东噶寺管家因抗拒叛乱分子抢劫，惨遭杀害；“卫教军”到岗巴宗，杀害了班禅堪厅派驻该地的宗本；在墨竹工卡县章多村有三个无辜群众被叛乱分子杀害，五人被砍伤；“卫教军”在乃东宗昌珠村奸污了大部分妇女，一位名叫东达八扎的商人因不肯参加叛乱被“卫教军”杀害，妻子被他们轮奸；乃东宗裁缝平措因大女儿德瑞仁珍参加革命工作，被叛乱武装剖腹掏心致死；琼结、白地、浪卡子等地屡屡发生叛乱分子强奸尼姑事件。叛乱分子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僧俗群众和上层爱国人士的愤慨，很多群众向各地党的地方工作人员和解放军控诉叛乱分子的罪行。

　　叛乱分子的暴行，在西藏地方政府的档案中也有不少记载。据噶厦统计，截至1958年8月，噶厦共收到被害群众的告状案件70多起。一些噶厦地方官员也上书反映叛乱武装横行乡里的情况。山南的贡嘠宗宗本给噶厦的报告中说：“本月28日从扎堆及羊卓地方来了200名康巴骑兵，强迫我们给准备住房、草料及用品等，为数甚大。”“百姓在受他们之苦。”

　　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工委、军区在对上层集团继续进行耐心教育和争取工作的同时，本着自卫原则，不得不使用部分兵力，打击直接威胁到“点”、“线”安全的叛乱武装。7月24日，西藏工委、军区就赴山南的汽车团运输车辆遭受伏击一事向中央军委报告，建议对局部叛乱严重地区以适当兵力进行打击。28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8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京同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谈话时，对西藏的形势的判断和应当采取的方针又作了重要指示。邓小平说:要巩固自己的阵地，维护交通。如果威胁交通，威胁你们，有把握的就打，没有把握的就不打；解放军不要轻易上阵，不要轻易把部队拿上去。

　　叛匪将我们的克制视为软弱，大肆扩充武装。恩珠仓·贡布扎西派藏籍美国特务阿塔从山南返回印度，要求美国中央情报局空投武器支援他们的杀戮。美国随即向山南哲古一带空投了武器弹药，计有：轻机枪20挺、迫击炮2门、步枪100支、手榴弹600枚、子弹近4万发。但他们认为这些武器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还想夺取更多的武器装备。8月12日，恩珠仓·贡布扎西在噶厦的暗示下，带领叛乱分子750余人、骡马近千匹，从山南哲古出发，在曲水以西之娘索渡口渡过雅鲁藏布江，北窜南木林宗（今南木林县）。9月5日，该股叛乱武装进至甘丹青柯寺，打开噶厦军械库，取出迫击炮6门、机枪10挺，冲锋枪17支、步枪340支、子弹10万发。于是，得到了武器补充的叛匪们更加疯狂。15日，该股叛乱武装离开该寺，在南木林、尼木一带寻机袭击解放军小建制分队、行人和商旅，局部形势更为恶化，因而也就有了令人心碎扼腕的9·17惨案。

　　据《解放西藏史》一书对“9·17”惨案记载，1958年9月17日，恩珠仓·贡布扎西的大股叛匪在乌郁宗（现南木林县芒热乡）以东马拉山一带伏击了西藏军区门诊部前往日喀则为部队体检的汽车，将16名医护人员全部残酷杀害。而2011年2月出版的《西藏卫生志》则这样记载：“9月17日，西藏军区门诊部和拉萨人民医院16名医务人员在赴日喀则执行任务途中遭叛匪袭击，16名医务人员全部壮烈牺牲。”

　　实际上，9·17惨案远不是历史教科书记载的那样简单而轻松。从各种不同说法的记载里，我们努力恢复当年事件的全貌。1958年，日喀则的鼠疫、结核病仍处于高发期，缺医少药的状况仍没有大的改变，不断被疾病困扰的人民群众渴望着白衣战士继续前来送医送药。 9月初，西藏军区决定派出一支医疗队，在给常年驻守边防的干部战士检查身体的同时，为缺医少药的沿途群众送医送药，送去“金珠玛米”对人民群众的热爱。在当时的情况下，医生下基层巡回医疗是经常性的，因而调派医护人员也非常顺利。九月中旬，一支由男女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就这样出发了，按照当时的情况，这样一支医疗队离开拉萨深入千里之外巡回医疗，在敌情十分复杂的情况下至少要加派一个排的武装护送到目的地。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这些医护人员仅在一名1938年入伍、曾任74医院院长尉官王能勤的带领下，带几支轻武器就匆匆上了路。载着医疗队和医药设备的汽车缓慢前行，先后经过羊达、东噶、古荣、德庆、羊八井等乡镇，然后转向羊八井西南的大草原，翻过雪古拉山，于9月16日到达尼木县的麻江。按照当时的路程计算，医疗队或夜宿麻江，或宿营于附近的道班。根据当时初秋的气候，正值水草丰茂时期，尽管长途跋涉有些疲劳，一支年轻的医疗队是很有生气的，当时带队的院长也只有三十八九岁，最年轻的女医生陈焕华1954年才从重庆新桥十六陆军总医院学习后回到部队，只有二十几岁。这支朝气蓬勃的医疗队在路上应该是愉快的，没有人会想到等待他们的是惨不忍睹的死亡。

　　根据遇袭的时间判断和当时的行车速度，他（她）们应该是9月17日清晨六时多就开始赶路了，从麻江出发后，路上本来还有避免袭击的可能。因为自从8月份对叛乱武装恩珠仓·贡布扎西进行追剿以来，西藏军区便派出多路侦察小组深入到叛匪活动猖獗的地区进行侦察。9月17日清晨，医疗队刚刚上路不久，就遇上了西藏军区情报部副部长蒋文奇率领的五人侦察小分队。这支小分队在跟踪叛乱武装的时候，在马拉山北麓发现了恩珠仓·贡布扎西大股叛匪的活动，便悄悄撤至拉日公路上，准备用电台向军区报告敌情。这时候，公路上驶来了医疗队的汽车。蒋文奇赶忙拦住医疗队，非常严肃而负责地向带队的王能勤说明了山上有叛匪活动的情况，劝说医疗队在没有战斗人员护卫的情况下要谨慎前行或待机而动。这是医疗队全部牺牲前仅有的几位见到他（她）们的人。遗憾的是带队的王能勤并没有听从侦察小组的建议，或许是急于赶路完成任务，或许是骄傲轻敌不屑一顾，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到九点多，悲剧就发生了。侦察小组听到远处密集的枪声，知道前面出事了，再报告军区派部队救援已来不及了，蒋文奇与几位侦察参谋希望医疗队能化险为夷，这只是一种愿望，实际上，惨剧很快发生在了医疗队身上。

　　由于没有一人能活着下来，当时怎么遇到的叛匪，医疗队是怎么抵抗的不得而知，但从事后赶来的救援部队描述，抵抗是空前顽强和激烈的，叛匪对医疗队成员的折磨是惨无人道和令人发指的。据10月份陪同军区政委谭冠山到亚东、日喀则考察工作的王贵提供的资料记载：“谭政委途径江孜、日喀则时，看了两个分工委和驻日喀则160团的同志们，着重听了160团副团长宋继年对局部叛乱武装作战情况的汇报。宋继年汇报说，早在8月中旬，康巴叛乱武装首领恩珠仓·贡布扎西所部 ‘卫教军’主力，从山南地区北渡雅鲁藏布江，去南木林宗甘丹青柯寺的藏政府武器库取武器。9月17日，该部从甘登青柯寺东返途中，在乌郁附近的公路上伏击了军区门诊部的一辆汽车，车上的医护人员遭叛乱分子的袭击，那些受伤的又被叛乱分子抽刀砍杀，一车16名同志全部牺牲。据后来赶到现场收拾烈士遗体的160团侦察分队同志说，其中有几个女同志受伤在地上爬动时，是被“卫教军”赶上来用刀从阴道里捅进去致死的，真是残忍至极。谭冠三从日喀则出发后，带着沉重的心情继续东行，经过大竹卡渡口，行至乌郁境内（应为乌郁河边） 特地查看‘卫教军’袭击军区门诊部汽车的伏击点，在一片血迹斑驳、碎玻璃散落的大石头旁，他示意司机停车，我们跟随的十多辆汽车也都停了下来。这时，伏击才过去十几天，留下的痕迹还很明显，被击毁的汽车窗玻璃、残碎的药瓶、暖瓶的玻璃碎片渣仍在公路上，溅在路旁一些小石块上的烈士血迹已经呈紫黑色。此地正是两条小河交汇处的一个三岔口，三面石崖顶上的小平台地，高过公路约40米，被‘卫教军’用来打伏击，实施三面交叉火力袭击（医疗队）。谭政委仔细查看了地形和烈士们的血迹、碎玻璃片渣等，他掉下了眼泪。跟随他的许多人也悲愤地落下了眼泪。”这些细节来自当时人的见证，可见其残酷是真实的。

　　实际上，关于医疗队的惨死有多种说法，有的说医疗队的医生们被叛匪碎尸后扔在路边，第二天附近老百姓报信，部队派人去了现场，被杀害的同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参见《首批进藏的女兵们》1195页，此书误将地点说成了发生在昌都一带）最流行的说法是当时医疗队遭遇了一千多叛匪的伏击，医疗队所带的子弹打完了，没有一个投降，气急败坏的叛匪用刺刀挑开医生们的衣裤，在已死去的人身上乱扎一气，而对于尚未牺牲的几个宁死不屈的受伤的女医生，残忍地用刀割去乳房，用刺刀向小腹下部捅去，其残暴程度令人发指。尽管这些都是事后处理烈士遗体的人根据每人伤口的部位作出的判断，但与实际情况也相去不远。

　　每当我脑海里出现这一幕幕令人发指的影像时，就有一种难以克制的激愤，为了将叛匪们昭彰的恶行暴露于世人，在精神上还烈士一个公道，我曾两次带人到烈士遇难地、也是叛匪们施暴作恶的地方实地考证。此地两面高山，中为河谷，岸边公路蜿蜒而过，最窄处不过几十米宽，滔滔的河水至今还在诉说着当年的惨案。看过当年医疗队遇袭的地形，在此遭遇千余名叛匪的袭击，不要说是一支仅有轻武器的医疗队，就是这样一支装备精良的战斗部队也在劫难逃。在这里，我们不能去责备那位因为轻敌而丧生的带队尉官医生。揭开叛匪们那阴暗疯狂的内心世界，凡是有一点人性的人都是不齿干出这样罪恶勾当的。被他们打死的、残害死的都是非战斗人员，他（她）们在西藏身背药箱，到处治病救人，多少地方曾留下他（她）们的足迹，多少有病人的农牧民家庭期盼着他（她）们的到来。如果说叛匪们袭击时尚不知道他（她）们去干什么，但当冲到他（她）们面前、看到那些带有红十字的药箱后，是否会有一丝的人性发现呢？然而，就连这一丝丝的人性发现也未唤出，这是何等的一群人呀！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却被十四世达赖视为英雄，被有些所谓人权卫士视作值得同情和支持的同路人，如果他们经过这段历史不知作何感想！

　　再看看那些惨死的人们，大部分是学有成就的青年医生，有的是刚刚到部队几年的时间，他（她）们带着理想，还想报效祖国，为西藏老百姓服务，却被这样一群丧心病狂的人把一切毁的干干净净。我们查遍了当年的档案和历史资料，仅查阅出12人的姓名、籍贯和政治面貌，尚有4人无从查找。他（她）们是：王能勤，河北威县人，带队的尉官，党员，医院职务不详；宋连喜，助理员，河北人，共青团员；温朱麟，女，医生，广东梅县人，党员；王保伦，医生，河南西华人，共青团员；张桂兰，女，医生，安徽阳汤沟人，共青团员；田松茂，助理医师，河南陈留人，党员；钟炳林，技术员，四川成都人，政治面貌不详；陈焕华，女，助理医师，贵州大方人，共青团员；张永亮，司药，山东人，党员；赵鼎军，职务不详，四川苍溪人，党员；苏国杰，化验员，江苏建湖人，党员；余诚军，驾驶员，四川潼南人，政治面貌不详。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牺牲在西藏巡回医疗的途中，本来是治病救人的白衣战士，却惨死在恶魔的枪弹和刺刀下。特别是被凌辱而惨死的那些女医生，尚豆蔻年华就香消玉殒，使人既感悲愤，又生惋惜。据陈焕华的同学孙卫芹回忆：“陈焕华同志中等身材，肤色好，面部常带笑容，我们都喜欢接近她。我们这群川妹子给她取了个外号‘小苗子’，不管什么时候叫她的外号，她都乐意答应。50年代初，焕华同学参加进藏部队，在乐山军政大学学习政治时，我们在一起生活，……唤华同学学习认真，能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积极参加劳动，并乐于助人。”短短的几句话，勾勒出这位女医生的美丽、善良和责任感。后来她们又一起去重庆进修，在进修期间她学习非常刻苦，连课余时间都用在学习上，经常说学好了到西藏才有意义。1955年陈焕华和同学们分配到西藏各个不同的岗位。“焕华同学比我晚去几个月，学习结业时，科里给我们做的毕业鉴定比较好。领导和科里医护人员赞扬我们这批从西藏来的年轻人学习刻苦，互相团结。临分手时，我们几个女兵合影留念，谁知这竟是我与焕华同志的永别。”（参见《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们》）。这是唯一篇纪念其中一位女医生的公开文稿。对于其他年轻人来说，各自的情况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这是一批富于理想，朝气蓬勃而又勇于献身的人，正是他（她）们及其同辈人的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的一切。

　　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32位爸爸妈妈（爹娘）们也许到死也不会知道他（她）们是怎样死去的，也许部队为了使老人们免去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短暂地瞒着家人，久而久之，一块挂上门楣的“烈士家属”扁牌便告慰了他们的一生。唯一值得慰籍的是自己年轻的孩子是为了国家而牺牲的，是光荣的。不知那些烈士的亲人们一旦得到真相，其渴望知情的心又是怎样的绞痛！时至今日，尚不知这些烈士们是否留有后人，当子女们得知父辈们是如此牺牲的，情感的潮水不知又是怎样苦痛地涌动！

　　对于有些享受着和平生活的人们来说，也许岁月的黄沙早已吹枯了敬畏历史的心叶，就如同革命的遗址、奋斗的画面被毁掉了一处处、一幅幅一样，再也看不到烈士们为了后代子孙们的幸福而赴汤蹈火的场景，由见怪不怪到心智麻木。有些不肖甚至连过去的苦难和牺牲都不愿相信，甚至认为那些惨痛的过去是祖宗们有意张扬出来的，哪管是受压迫的农奴还是残害过人民的领主，现在后代们都坐在一起觥筹交错地享受辉煌了，祖宗惨死或者受凌辱的那点事就忘却了吧，甚至有些高位们也作如是想法。殊不知那些千千万万死难的烈士九泉之下并未安宁，更何况9·17如此牺牲的烈士们呢！

　　写完这些文字，东方已经发白，山坳的枯草被晨风吹得沙沙作响，新绿正欲破土而出，在夜不能寐的冲动下完成了几十年的夙愿，但愿如此能告慰那十六位或者那些在五十多年前平息叛乱中死难的英烈们！

　　2012年2月26日清晨完稿于拉萨市东郊大山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