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邦瑞（临沂市王羲之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访问学者）

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同仁：

进入新时代以来，神州大地，人文化成，国运昌盛。

临沂是同义乌齐名的国际商贸名城、中国物流之都、著名革命老区、人口大市、文化大市，尤其是通过深入挖掘王羲之为代表的临沂巨大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红嫂为代表的独特临沂红色文化资源价值內涵，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过去三十多年中，临沂人民已经彻底纠正王羲之出生地和生卒年的历史错误，全面改写王羲之生平史和中国书法史，从而坚定文化自信。临沂人民应该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继续做好对临沂历史的认知和运用，以临沂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使临沂成为最高学术殿堂、最高艺术殿堂，谱写古今融合，独具临沂特色的“大美新临沂”辉煌篇章。

中国具有一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这“三史”都能够在临沂为代表的上古东夷中找到充分证据。现在是让临沂历史文化说话的时候了。据《沂州府志》、《临沂县志》等记载，临沂地域源自上古虞舜和夏商周时的鄅国（临沂城北，大禹封地）、启阳、鄪国（临沂费县，伯益封地）、鄫国（临沂兰陵县，夏帝少康之子曲烈封地）、奄（临沂平邑县和济宁泗水县交界处，上古时属鄪国，是第二十位商王“盘庚迁殷”时的都邑）；中古秦汉魏晋时的琅琊（郡）国；南北朝时期北朝燕、魏、齐时的琅琊郡；近古隋唐宋元明时的沂州；清时的沂州府；近代民国时的兰山县、沂蒙抗日根据地；新中国初期的临沂专区（包括连云港）、临沂地区（包括日照、沂源），1994年改称临沂市。可谓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地灵人杰、名满天下。临沂历史中轴线可以向上延伸至三皇五帝时期。因此说，只有上古东夷才是“最早中国”、“最早夏朝”所在地。

临沂历史文化名人灿若繁星，数不胜数。主要有：伏羲、玄嚣、尧帝、舜帝、鲧、禹、启、伯益、姜太公、管仲、鲍叔牙、老莱子、郯子、曾子、仲由、闵损、范蠡、晏子、鬼谷子、孙膑、荀子、蒙骜、蒙恬、董永、萧望之、疏广、郭巨、诸葛亮、王裒、王祥、王览、石崇、潘安、晋元帝、束晳、王戎、王导、郭璞、王羲之、王献之、梁武帝、刘勰、鲍照、颜杲卿、颜真卿等。这些帝王圣贤和文豪英雄，如同临沂历史天空中一颗颗巨星，与日月同辉，昭示后人勿忘历史，勿忘祖先，勿忘自己来自哪里？

临沂地处鲁东南，东邻黄海；西接孔孟之乡济宁与栆庄；北面沂蒙山脉连接泰山，包括七十二崮，亿万年沧海桑田形成独特地形地貌，雄奇壮美；南面丘陵平原，发源于沂蒙山脉的沂水古称“东江”，可谓临沂人民“母亲河”。沂水、沭水由北向南蜿蜒流经江苏入海。临沂城依山登水，藏风聚气，是极佳风水宝地。上古七十二王封泰山，禅云云，唯大禹禅会稽。云云山、会稽山皆在沂蒙山中，分别在今临沂市蒙阴县、日照市东港区。东面的沂、沭河和西面的汶、泗河，“四河流域”文明同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文明相媲美。临沂城北鄅国故城遗址与启阳，可能就是考古界寻找的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首个国都“夏邑”。临沂作为上古东夷代表与缩影，堪称“十大人文圣地”， 现将其中奥秘真谛阐释如下。

一、临沂是伏羲、舜帝出生地，中华文明发源地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殷周制度论》称：“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傑，其都邑及他地名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唯周独崛起于西土。”王国维先生告诉人们，不仅“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而且上古五帝和夏、商两朝的都邑皆在东方，即东夷。唯独周朝的都邑在“西土”。著名历史学家王献堂《炎黄氏族文化考》、杨向奎《夏氏族起源于东方考》等，皆认为中华文明发源地、夏商文化源头在东方，即东夷。

同王国维先生“上古帝王之都皆在东方”观点唱反调的，是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观点。傅斯年认为，东夷在东，夏朝在西，东夷与夏朝没有关系。究竟是谁的观点正确，符合历史学、考古学要求呢？从1959年至今近60年对豫西考古发掘结果来看，即西边(中原)没有发现夏朝都邑, 证明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观点有问题。 而东方不少考古发掘结果与未发掘遗址则证明,王国维“上古帝王之都皆在东方”观点是科学理论。

何谓东夷？古本《竹书纪年·夏纪》称：“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王制》称：“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故孔子欲居九夷也。”《说文解字》称：“夷，平也。从大从弓。東方之人也。”郭璞《尔雅注》称：“九夷在东。”上古时东方不仅有“九夷”，而且还有淮夷、莱夷、鸟夷、岛夷、徐夷、嵎夷等。东夷是包括三皇五帝和夏族、商族在内所有东方部落方国的总称。东夷范围南至江淮即今苏北、皖北，北包括山东全境至冀南，东至大海，西至豫东。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东夷则指日本、高丽等东方民族。

远古时东夷地区就有原始人类繁衍生息。1981年，临沂地区文物普查人员在沂源县土门镇鲁山骑子鞍山洞里发现“沂源猿人”头骨化石，经中国科学院鉴定，证明是和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同时期约四、五十万年前的原始人类，地质年代属更新世中期，因此命名“沂源猿人”。“沂源猿人”经过几十万年旧石器时期嬗变，成为新石器时期具有智慧的东夷人，可谓中华民族祖先。东夷人历经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成为最早具有文明基因的东方文明体。由于东夷人处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因此东夷人非常崇拜太阳和凤鸟即神鸟。

《山海经·大荒南经》称：“东海之外，甘泉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为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常浴于甘渊。”是说帝俊的妻子名叫羲和，生了十个太阳，羲和经常在甘渊沐浴，后来发生“羿射九日”故事；这是东夷人崇拜太阳的来历，于是东海岸边就有了“甘渊”、“旸谷”等祭祀太阳的场所。东夷人白天观察太阳，夜间观察星空，于是又有了“天象台”。上世纪三十年代，临沂地区莒县凌阳河遗址出土的大口尊陶器上的“

”（日月山）文字，是距今6500—4500年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最具有代表性的文明标志。既是东夷人崇拜太阳懂得天道的证据，又是中囯最早象形会意文字发源于东夷的证据。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人已经由母系社会转变为父系社会，无论是制陶、制玉、磨制石器，还是制作农具、结网鱼猎等生产生活用品，都充分彰显东夷人智慧之高，手工艺水平之高，生产力水平与社会文明程度之高。

东夷人从太阳和凤鸟中领悟阴阳之道，即天道，集天道之大成者是伏羲。伏羲被称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人文始祖、龙的传人、雷神之子等。伏羲通过观察天文现象与地理现象，根据自然规律，发明“天人合一”的《易经》八卦；《易·系辞下》称：“古有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史记·太史公自序》称：“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证明上古伏羲以《易经》八卦著称；《山海经·海内东经》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伏羲。”是说伏羲母亲华胥氏在雷泽湖上踩了“大人迹”，即上天雷神的足迹而怀孕，十二年后生了伏羲。

围绕伏羲出生地，产生甘肃“天水说”、 河南“淮阳说”、山东“蒙山说”即“临沂说”。《淮南子·时则训》称：“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槫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高诱注：“太皞，伏羲氏，东方木德之帝也，句芒，木神。”距今七千多年的上天雷神之子伏羲，风姓，属木，以龙为图腾，是东方木德之帝，东夷共主。按阴阳五行，木的方位在东，东为青龙，因此称伏羲为青帝、太昊、羲皇等。临沂《费县县志》记载，原费地平邑县有“漏泽湖”，即“雷泽湖”，完全符合文献中伏羲生于“雷泽湖”记载，尤其是“雷泽湖”遗址至今仍在，在济宁泗水县和临沂平邑县交界处。

张维保论文《伏羲出生于蒙山之阳雷泽湖》在山东大学《周易研究》登载后，人们对伏羲生于蒙山雷泽湖形成一致共识。临沂平邑县和济宁泗水县交界处的雷泽湖周围有华胥山、伏羲洞、女媧庙、郕国、纪国、颛臾国等遗址，构成历史地理坐标体系与上古人文坐标体系，是伏羲生于东夷蒙山雷泽湖的重要佐证。有关史料称：“伏羲生于成纪。”“郕”、“ 纪”两个古国皆在蒙山雷泽湖北面，皆亡于春秋战国，遗址分别在今泰安宁阳县、临沂沂水县（纪国后来迁址）。伏羲生于东方蒙山雷泽湖的完整证据链，其他所谓伏羲出生地，皆不具备这样的独特优势条件。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称：“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杜预注：“颛臾在泰山南武阳县东北。”武阳县后称武城县，即今临沂平邑县。平邑县柏林镇固城村是颛臾国遗址所在地。古代蒙山周围有任、宿、须句、颛臾四个风姓国，后来都成为夏朝的诸侯国，除了祭祀祖先太皞伏羲外，就是效力诸夏。诸夏就是夏后氏为主的部落方国的总称，即夏朝的社会基础。当年周成王东征灭“奄”（在蒙山之阳，东邻颛臾国）后，封颛臾王主祭蒙山即祭祀伏羲。周朝时颛臾国又成为鲁国附庸，春秋初被楚国灭亡。清初康熙名臣、《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途经沂州（即临沂）时，曾作诗《过沂水有怀芷园弟》曰：“寒事颛臾早，征轺沂水初。”感怀颛臾国；淸末民初经学大师章太炎《封建考》称：“於周亦有任、宿、须句、颛臾，实祀有济，盖佌诸侯。”上述文献证明任、宿、须句、颛臾四个古国，特别是颛臾国和伏羲的关系。

伏羲出生地“天水说”，仅凭当代的“成纪县”、“八卦台”等证据；“淮阳说”仅凭“太昊陵”、“古碑文”等证据。但都缺少蒙山雷泽湖这样的历史地理环境和上古人文条件，尤其是缺少伏羲风姓后裔任、宿、须句、颛臾古国的佐证。因此伏羲生于“天水说”、“淮阳说”，只能作为传说，不能当作史实。伏羲出生地“蒙山说”即“临沂说”，既靠谱，又站得住脚。

伏羲最早称“王”，东夷最早出现王权，证明新石器中晚期的上古伏羲时代， “部落”已经发展成为“方国”，加剧原始社会分工与族群分化，导致形成不同阶级，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文明曙光初现。伏羲发明《易经》八卦以遵循天道，发明文字以代结绳记事，教人结网以代徒手捕鱼，制定男娶女嫁婚姻形式以代近亲结婚。这些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伏羲《易经》八卦包含阴阳之道、乾坤之理，是上古先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减少愚昧、形成伦理的智慧和工具，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启蒙文化。《易经》八卦是伏羲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文明标志。东夷作为伏羲诞生地、《易经》八卦发祥地、最早王权产生地、“最早文明”发源地、“最早中国”所在地，而且都集中在“最早临沂”，由此可见东夷，尤其是临沂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多么重要。

《左传·昭公十七年》称：“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此段记载，不仅证明东夷人崇拜龙和鸟，而且证明少皞挚居于东夷郯地，即今临沂郯城县。后来孔子专门到郯国拜访郯子，于是产生“孔子师郯子”故事。孔子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当年仓颉造字，就是借鉴东夷人对鸟的崇拜。《明一统志·人物上古》称：“仓颉，……观鸟迹虫文始制文字以代结绳之政，乃轩辕黄帝之史官也。”是说黄帝史官仓颉观察天上飞鸟形迹和地上爬虫动态后开始造字。黄帝是哪里人？

《竹书纪年》称：“母曰附宝，见大电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于寿丘。”是说黄帝的母亲叫附宝，因为在郊野受到北斗七星首星天枢星巨大电光震撼而怀孕，二年多后在寿丘这个地方生下黄帝。黄帝诞生地“寿丘”，也是《史记·五帝本纪》称（舜）“作什器于寿丘”的“寿丘”，位置在曲阜以东，即今济宁泗水县与临沂平邑县。曾给黄帝驾驶车辆的“车正”即奚仲被封在“薛”（在枣庄），离寿丘不远，都能证明黄帝诞生地在寿丘在东夷。至于黄帝大战蚩尤之地涿鹿，根本不可能离开东夷。因此，必须重建上古史。既不允许以“中原中心论”观点随意篡改，更不允许“民科”肆意阐释。

《史记·五帝本纪》称：“（尧帝）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是说尧帝令羲、和、仲在郁夷旸谷“天象台”上观察日月星运行规律，制定历法和二十四节气。郁夷、甘渊、旸谷在今日照天台山和连云港云台山。因此称上古东夷是“最早文明”起源地。

关于舜帝出生地，主要有山西“永济说”、 河南“濮阳说”、 山东“诸城说”、“临沂平邑说”等。《史记·五帝本纪》称：“ 舜，冀州之人也。”这是产生山西“永济说”的主要依据；郭璞注释《尔雅》中“冀”时说：“冀在东河与西河之间。”东河、西河在何处？《史记·殷本纪》称：“汤……作汤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此段讲的“四渎”在何处？《史记·封禅书》称：“四渎者，江、河，淮、济也。……四渎咸在山东。”“四渎”是流入东海的江、河，淮、济四条河流，都在山东即东夷。史学界早已形成共识，“四渎”中的“东为江”是沂水，不是长江；“北为济”是济水；“西为河”是泗水，不是黃河；泗水相对黃河而言，泗水则成为“东河”，黃河则成为“西河”；“南为淮”是淮水。证明原古冀州在泗水和黃河之间，即东夷兗州之地。随着时代变迁，后来冀州演变为山西永济。因此，舜帝出生地“永济说”不足为信。

《孟子·离娄下》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史记·五帝本纪》称：“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山东诸城仅有一个诸冯村，没有《史记》中所说的历山、雷泽湖、寿丘等历史地望，缺少证据链。因此，舜帝出生地“诸城说”不能成立；至于“濮阳说”，不仅没有诸冯村，而且缺少证据链，故排除在外。经考证确认，唯有临沂平邑县仲村镇的“诸冯村”，才是舜帝真正出生地。

临沂平邑县不仅有《孟子·离娄下》中说的“舜生于诸冯”的三个诸冯村，而且还有《史记·五帝本纪》中说的历山、雷泽湖、河滨、寿丘等遗址，均在临沂平邑县和济宁泗水县交界处。从而构成舜帝“生于诸冯”，“是东夷之人”的完整证据链。舜帝出生地“ 临沂平邑说”，毋容置疑。

关于舜帝崩卒地，主要有江苏连云港“海州说”、 湖南 “永州宁远说” 。《竹书纪年》称：“舜卒于鸣条。”注疏称：“鸣条在海州”，即今连云港海州区；《史记·五帝本纪》称：“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寰宇记》卷22“海州东海县”注释称：“苍梧山在县东北二里。”说明苍梧山在海州东海县东北二里。舜帝崩的“苍梧之野”即苍梧山，葬的“九嶷”即九嶷山，都在连云港市海州区云台山，也称郁林山。海州云台山顶上有一座“大王坟”，即“舜帝墓”，证明舜帝崩后葬在连云港海州区的记载，不是空穴来风。因此舜帝卒地连云港“海州说”，符合历史事实。

《史记·五帝本纪》中说的“江南”，很多人理解为“长江之南”，大错特错。石泉先生《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曰：“四渎中的‘东为江’，是山东东部的沂水。”上古时沂水非常著名。《史记·五帝本纪》称：“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江水”就是“东为江”的沂水，就是黄帝长子、帝喾祖父玄嚣即青阳的出生地。“江南”是指沂水之南，不是长江之南。上古时期地理环境恶劣，交通条件极端落后。舜帝南巡狩根本不可能到达长江之南，即湖南永州宁远县的九嶷山。舜帝没有必要去遥远南方非管辖之地视察。后世人们根据“江南”、“九嶷”等，演绎出舜帝二妃即娥皇、女英千里寻夫下江南、葬萧湘的悲凄故事，于是产生舜帝崩地“永州宁远说”，只是传说而已，但不是真正历史。

《孟子·离娄下》称：“舜迁于负夏”。“负夏”即诸夏、有夏，即夏氏族聚居地。《史记·河渠书》称：“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九州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是说大禹完成治水使命与建立夏朝后，夏朝分封的夏后氏为首的各部落方国，即诸夏，宇内承平，安居乐业。因此，大禹丰功伟绩在夏商周三代传诵。《史记·夏本纪》称：“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鄪氏、杞氏、鄫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司马迁说的大禹分封的以国为姓的各部落方国，皆是夏后氏族分支，皆在东夷。因此称诸夏、有夏，即负夏。

据《沂州府志》、《临沂县志》记载，鄅国启阳（今临沂）有“ 舜水河”，城西有“舜过城”、“舜歌城”，城北有“康王城”等古城遗址。《史记·殷本纪》称：“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大禹治理“四渎”后，百姓才有居住之处，才形成大禹为首的夏氏族聚居地。因此就有舜“迁于负夏”的“舜过城”、“舜歌城”。《史记·五帝本纪》称：“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此乃临沂“舜过城”、“舜歌城”的来历。杨向奎《夏氏族起源于东方考》称：尧、舜、禹和契、皋陶、伯益等皆生活于东方。证明夏氏族起源的东夷海岱地区，就是“负夏”之地。

《左传·昭公七年》称：“昔尧殛鲧于羽山，……实为夏郊，三代祀之。”说明当年舜代尧帝殛杀大禹父亲鲧的“羽山”（山东省临沂临沭和江苏省连云港东海县交界处），就是夏朝郊区。因此判断，夏朝的都邑离羽山不远。鄅国和邦畿启阳（临沂城）和毗邻的舜水河、舜过城、舜歌城、康王城、沂水、羽山等形成的地理坐标体系，证明鄅国启阳可能就是“夏邑”。

东夷为何引领上古时代发展潮流？王国维《殷周制度论》阐释其中奥秘，就是“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三皇五帝和夏商二朝的都邑皆在东夷，证明王权统治中心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皆在东夷，天时地利人和优势皆在东夷，物质基础优势皆在东夷。王献堂先生《炎黄氏族文化考》称东夷海岱地区是炎帝氏族文化、黄帝氏族文化发源地。上古东夷历史，基本上就是炎、黄两大氏族既合作又斗争的历史。炎、黄两大氏族作为最早具备文明基因的东夷先进人类，率先进入人类文明社会。东夷海岱地区是除了周朝之外的上古帝王之都所在地，历经漫长旧石器、五千多年新石器（包括陶器、玉器）、铜器、铁器四个时期。从距今8500—7500年的后李文化，到距今7400-6400年的北辛文化，到距今6300-4500年的大汶口文化，到距今4500—4000年的龙山文化，再到距今3900—3600年的岳石文化。上述五种文化在时间上一脉相承，紧密衔接。不难发现，东夷海岱地区的文化与文明，不仅充分彰显炎黄两大氏族文化基因与特质，而且充分彰显东夷海岱地区创造的中华文明史上的“四大标志性文明”。

《易经》八卦最早产生于伏羲时代（北辛文化时期），证明东夷海岱地区先民已经掌握天地运行规律，深谙阴阳五行，可谓中华文明史上第一大标志和第一个里程碑；“”（日月山）文字最早产生于炎黄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证明东夷海岱地区先民能够创造出象形、会意、指事文字，已经脱离原始愚昧时代，可谓中华文明史上第二大标志和第二个里程碑；黑色镂空高柄蛋壳陶杯最早产生于虞舜时代（龙山文化时期），证明东夷海岱地区先民的陶轮制陶技术工艺已经非常成熟，达到制陶巅峰，可谓中华文明史上第三大标志和第三个里程碑；夏朝初大禹用青铜铸造的象征九州的九鼎，可谓中华文明史上第四大标志和第四个里程碑。东夷作为中华文明四大文明标志所在地，早已成为东方政治与文化中心，自成文明体系，可谓东方最早文明体和“最早中国”。 具有完全不同于中原和其他文明体的独特而丰富的经历。

何谓文明？文明是在国家统一管理下围绕物质和精神及制度发明创造的总和，是指人类社会与人类文化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主要由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两大部分构成的人类文明的基本特点特征是：因为出现王权与统治阶级，尤其是出现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国家”，所以加剧社会分化与分工，形成不同阶级和利益集团，导致社会生产力发展，发明创造不断，物质资料丰富，精神生活多样化等。上古东夷海岱地区基本上符合这样的文明学要求，率先进入古代文明新阶段。

在此有必要讲一下中国历史学、考古学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就是龙山文化时期。龙山文化发源地就在东夷,即今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被命名为“中国考古圣地”的“城子崖”。龙山文化时朝,东夷海岱地区不仅有城子崖这样颇具规模的古国,而且能够发明先进的黑色镂空高柄蛋壳陶杯。以著名龙山文化遗址“两城遗址”为例。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两城遗址”，位于日照市东港区两城镇。“两城遗址”于1934年发现，1936年考古发掘，是国內最具有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龙山文化典型遗址。牛津大学《世界史便览》称：“公元前3500年—前2000年的两城镇为亚洲最早的城市。”证明“两城遗址”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证明上古东夷人类社会文明程度之高。作为“亚洲最早城市”的两城遗址，出土各类文物标本千余件，有玉钺、绿松石头饰、圭、石刀和黑陶蛋壳陶杯等，皆琢磨精致，叹为观止。尤其是黑色镂空高柄蛋壳陶杯，造型独特，纹饰优美，质地坚硬，胎薄圆润，可谓匠心独具，工艺水平高超。证明当时东夷族的轮制制陶技术工艺已经相当成熟。东夷族无论是手工艺水平，还是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文明程度，都远高于同时期的中原和其他地区。

实践证明西方人原来制定的世界文明“三大标志”（城市、文字、青铜器）已经过时，根本不能涵盖中华文明成就。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埃及，把古代祭祀法老的“金字塔”建筑作为埃及文明“四大标志”，并且标榜埃及文明史六千年。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玉器已成为玉器文化与玉器文明，丝绸已成为丝绸文化与丝绸文明。因此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间断历史的中国，应该把城市、文字、玉器、丝绸、青铜器作为中华文明的“五大标志”。今临沂兰陵县古称“鄫”国，又称“缯”国，证明古代东夷，不仅最早发明“弓”，而且最早发明“缫丝”。因此说东夷也是中国丝绸发源地。中华文明史应该从文字最早起源的伏羲《易经》八卦开始算起，或者从大汶口文化时”（日月山）开始算起。中华文明史是上下七千年，至少六千五百年。中华文明史比埃及文明史不是少一千年，而是多五百至一千年。只有东夷文明才能充分体现中华文明史的丰富内涵。只有东夷文化才能充分证明“中国文化西方传入说”、“中国人类非洲传入说”，纯属谬论！

二、大禹治水主战场，夏文化源头所在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傅斯年先生发表的《夷夏东西说》称：“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因此导致历史学家纷纷到豫西调研夏朝历史，考古学家常驻豫西考古发掘夏朝都邑。但是至今却收效甚微，正在引起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认真反思，非常怀疑《夷夏东西说》与“中原中心论”。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就提出《夏氏族起于东方》观点，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认同，尤其是得到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的重视。

针对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观点，李学勤在《夏商周与山东》一文中说：“这样，我们把有穷、寒、有鬲、斟灌、有仍等联系起来考虑，就会得出这么一个強烈的印象，即这些夏朝的方国全在山东，这就促使我们考虑一个新问题，即夏朝的活动范围究竟包括多大的地域？近几十年来，大家对夏王朝的认识有一个占优势的观点，就是认为应该在豫西晋南，除了豫西地区是夏朝的活动中心外，山东也是夏朝活动比较多的地区。……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必须承认，有穷氏、寒浞氏、有鬲氏、斟灌氏、有仍氏等夏的属国都在山东。因此，山东为什么不可能有夏的文化呢？……山东与夏代的关系问题，值得进一歩探索，希望将来会有人从事这方面的努力。”

李学勤《夏商周与山东》一文，不仅为学术界探索山东与夏代关系问题提供遵循，而且強烈“希望将来会有人从事这方面的努力。”在国家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时有人就开始研究山东与夏文化关系问题，并针对《夷夏东西说》，提出“夏朝东夷说”观点。这是基于大禹治水主要对象“四渎”在东夷、“夏的属国都在山东”、夏朝国都在东夷，即夏文化源头在东夷的历史事实，并综合有关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研究成果，摒弃因学术道德沦丧炮制的错误观点，维护历史严肃性而得出的正确结论。如何证明“夏朝东夷说”是科学命题与正确观点呢？

《孟子·离娄上》称：“‘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是说殷商应该记住前朝夏朝灭亡的教训。《诗经》、《孟子》、《竹书纪年》、《史记》、《尚书》、《山海经》等文献，皆有夏朝的记载，不仅证明夏朝确实存在，而且证明夏朝于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共历17代、471年。夏朝国都即“夏邑”有多处，但都未曾离开过东夷。《国语·鲁语上》称：“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由此可见，夏氏族源于黄帝氏族，是颛顼后裔，以鲧为祖先，以禹为宗主。

奠定夏朝的开篇重头戏,就是距今四千年前的大禹治水。这是神州大地上产生的首个千古绝唱！是上古华夏民族谱写的无比辉煌壮丽的篇章！是中华文明史上最具有上古特色、上古风格、上古气派的经典史诗！《史记·夏本纪》称：“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尧从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是说当年鸿水泛滥成灾，东方成为“泽国”时，四岳推荐鲧统领治水。鲧虽有“负命毁族”劣迹，但尧帝仍然釆用四岳建议，命鲧担负治水重任。四岳是谁？四岳是炎帝的后裔，是后来周初齐国开国之君姜太公的祖先。

《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证明姜太公是东海即今日照（原属临沂）人，证明姜太公祖先四岳是辅佐大禹平水土的有功之臣，和尧帝、舜帝、鲧、禹、皋陶、伯益等一样，都是东夷人。暂且不提四岳，先说鲧是如何治水的？鲧擅长筑城，但治水不得要领，或者说鲧根本不会治水。鲧利用“湮堵法”治水，遍地都是滔天鸿水，岂能够堵的住？只能是越堵越糟。鲧治水九年，劳民伤财，以失败告终，东夷哀鸿遍野，民怨沸腾。

《史记·夏本纪》称：“舜豋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是说舜作为摄政,视察东夷洪灾时，看到鲧治水杂乱无章，惨不忍睹，怒火中烧，于是舜在“羽山”上杀死鲧，然后推荐鲧之子禹继承父业，继续治水。舜为何在“羽山”上“殛鲧”？舜“殛鲧”的“羽山”在哪里？禹的“续鲧之业”如何？

《史记·五帝本纪》称：“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是说舜之所以在羽山上“殛鲧”，旨在“以变东夷”。由此可见鲧的特殊身份和羽山的重要地位。鲧作为颛顼帝后裔和东夷治水领袖，肯定想治水成功，但因治水策略方法错误,而导致治水失败，引来杀身之祸。羽山地处东夷两条重要河流淮水、沂水流域中心，可谓治水要地。鲧以羽山为治水指挥中枢，统领东夷治水，但罪行累累。舜在羽山上殛鲧，既震慑“续鲧之业”的大禹和东夷百姓，又给大禹和东夷百姓以深刻昭示与启迪，决不能再走鲧治水老路，必须创新治水方法，全力战胜洪水。

《 沂州府志》(沂州即今临沂)记载，“羽山”在临沭县南，即今临沂临沭县和连云港东海县交界处，地处沂水中下游。但钱穆先生《古史地理论丛》称:“‘羽’，谐音‘禹’，禹山在河南邓州。”因为邓州有一座禹山，所以钱穆先生硬是张冠李戴，把山东“羽山”变成邓州“禹山”。东夷“四渎”之内的“羽山”和长江流域的“禹山”，二者没有任何內在联系。由此可见，学术界的严重弊端由来已久。

《孟子·滕文公上》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兽蹄鸟跡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从中知道，尧、舜时东方洪水灾情多么严重！当时是舜主管治水，大禹为主，皋陶、伯益、四岳等协助大禹治水。大禹利用疏导泄洪法与凿山导水法综合治水，把所有洪水都疏导排泄入东海。大禹“三过其门而不入”，治水十三年，终于彻底战胜洪水。不但没有让父亲鲧的悲剧重演，而且履行“续鲧之业”神圣使命，实现父亲鲧的生前遗愿。同时舜彻底改变东夷的目的已经达到。在此请注意这句话：“排淮泗而注之江”,没有说“注之海”。是说大禹使淮水、泗水都注入“东为江”的沂水之中,南流的沂水又流入东海。此江仍然同长江无关。

《史记·殷本纪》称：“汤……作汤诰：……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从中知道，大禹和皋陶、伯益的主要治水对象，即最大功绩就是东方“四渎”。大禹把东方“四渎”治理好了，东夷百姓才能安居。“四渎”就是“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史记·封禅书》称：“四渎者，江、河，淮、济也。……四渎咸在山东。”“四渎” 就是指能够流入东海的江、河，淮、济四条河流，都在山东即东夷。学术界早就形成共识，“四渎”中的“东为江”是沂水，不是长江；“北为济”是济水；“西为河”是泗水，不是黃河；“南为淮”是淮水。因此一些文献史料中，有不少记载涉及上古东夷的“四渎”。

《史记·夏本纪》称：“淮、沂其治，蒙、羽其艺。”是说大禹把“四渎”中的淮水、沂水彻底治理后，从蒙山至羽山一带即夏朝疆域内，稼穑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淮沂流域，蒙羽地区，既是大禹建功立业之地，又是大禹为首的夏后氏族聚居之地。《左传·昭公七年》称：“昔尧殛鲧于羽山，……实为夏郊，三代祀之。”证明羽山是夏王朝的郊区，当年尧帝禅让于舜帝，舜帝禅让于大禹，大禹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从夏开始，至商、周三代皆祭祀羽山和鲧、禹父子。研究大禹治水与夏朝历史，如果不知道“四渎”在哪里？不知道大禹父亲鲧被殛杀之地羽山在哪里？不知道大禹真正生卒地在哪里？岂不是咄咄怪事！还有何资格妄称大禹治水与夏文化研究专家学者！？

大禹治水是中国历史上最振奋民族精神的经典之作。因此导致后来产生许多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但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大禹生卒地和夏都所在地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史记·夏本纪》称：“夏禹，名曰文命。……禹者，黄帝之玄孙帝颛顼之孙也。”司马迁说夏禹即大禹名字叫文命，是颛顼帝之孙。经过考证，大禹不是颛顼帝之孙，而是颛顼帝的玄孙。禹父鲧，鲧父卞明，卞明乃黄帝的六世孙，即颛顼帝之孙。鲧也称“崇鲧”、“夏鲧”、“伯鲧”。《国语·周语》中有“崇伯”、“崇禹”等称谓，三国时魏国的韦昭注释称：“崇，崇高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韦昭注释依据是《史记·孝武本纪》称：“（汉武帝）三月，遂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于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汉武帝封中岳太室即嵩山为“崇高邑”时，离虞舜夏朝近二千年之久。汉武帝时的“崇”、“崇高”、“崇高邑”和虞舜夏朝时的“崇伯”即鲧、“崇禹”即大禹、“夏居阳城”即夏都阳城等，毫无关系。根本不能证明中岳太室嵩山即“崇高邑”就是“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的夏都“阳城”，更不能证明中岳太室嵩山即“崇高邑”就是鲧、禹父子出生地。

真正“崇”地即鲧、禹父子出生地在哪里呢？就在蒙山之阳的“古崇国”，即今济宁泗水县崇义村。但因韦昭的错误注释,导致后人东拉西扯，硬是把中岳太室嵩山即“崇高邑”和鲧、禹父子出生地扯上关系，真是太离谱了！据《 泗水县志》记载，鲧出生地在山东济宁泗水县。古本《竹书纪年》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证明伯鲧是颛顼后裔，生于若水即泗水之阳；《国语·周语下》称：“其在有虞，有崇伯鮌，……尧用殛之羽山。”“鮌”即鲧、崇伯鲧，在有虞氏即虞舜的疆域之內；《太平寰宇记》称：“坨城，古崇国，在泗上。”王子襄先生《泗志钩沉》称：“古崇国，在今治（即泗水县城）东北四十里有崇邑，西有坨子顶，即坨城古址。”据卞玉山先生考证，鲧曾祖父颛顼生于泗水之畔，葬于濮阳。鲧被殛之后，舜封鲧父卞明于卞明国，以奉颛顼之祀。古卞明国在今济宁泗水县泉林镇。颛顼帝是东夷人，颛顼帝后裔卞明、鲧父子当然也是东夷人。鲧子禹岂能是中岳太室嵩山为地望的“豫西之人”？鲧、禹父子在东夷治水，但却被人为地篡改为豫西治水，其目的是为豫西打造“夏都”作伏笔。

由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钱穆对羽山地理位置的错误阐释，由于韦昭对崇、崇高和夏居阳城的错误注释,特别是因为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夷夏东西说》错误观点，以及“中原中心论”等负面影响，严重误导学术界。导致大禹生卒地、治水主战场、夏都所在地等出现连环大错，使东方夏文化源头大挪移。长期以来，造成东方学者去豫西找夏文化，考古专家在豫西找夏都，可笑之极！

关于大禹出生地，主要有四川“西羌说”、“汶川石纽说”，河南“嵩山禹州说”，山西“晋南说”，山东“泗水说”等。《史记·六国年表》称：“禹兴于西羌。”此乃大禹出生地“西羌说”来源；西汉史学家杨雄《蜀记》称：“禹本汶川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此乃汶川“石纽说”依据；常璩《华阳国志》称：“石纽，古汶川郡也。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生禹于石纽之刳儿坪。”上古有莘氏族在山东菏泽定陶县，和四川汶川石纽东西相距数千里，当时山高水险，无路可走，崇伯鲧如何与遥远东方有莘氏女联姻？东夷是重点洪灾区，鲧、禹若是西方人，尧、舜二帝能够让不了解东夷民情、地情、水情的西方水利专家来东夷治水吗？不合情理！因此大禹出生地“西羌说”、“石纽说”根本站不住脚。

《孟子·万章上》称：“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大禹在“阳城”创建夏朝，继续平水土，整山川，俢人伦，分九州，功施于三代。因此大禹受到天下百姓拥护。古本《竹书纪年》称：“帝启……即位于夏邑。”帝启即位的“夏邑”，就是启父大禹最初即位的那个“夏邑”，即“阳城”。“阳城”在哪里？绝对不是韦昭错误注释的那个阳城，而是“鄅国”邦畿“启阳”的那个阳城。《荀子·儒效篇》称，周初封诸侯国七十一个，其中姬姓国五十三个。证明子爵级的“鄅国”，不是周初的封国，而是夏、商时就已经存在。

《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六月，鄅人籍稻。邾人袭鄅，鄅人将闭门。邾人羊罗摄其首马，遂入之，尽俘以归。鄅子曰：‘余无归矣，从帑于邾’。邾庄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翌年，宋国帮助鄅国讨伐邾国，邾国被迫释放全部鄅俘。春秋末年，鄅国为鲁国所灭，“沂西之田”尽归鲁。如果“鄅国”是周朝姬姓族人，就不会被鲁国所灭。“鄅国”灭亡了，但“城启阳”仍在。西汉时，即公元前156年，为避汉景帝刘启名讳，启阳改称开阳，是后汉琅琊国(即今临沂)治所。启阳就是“阳城”，就是大禹封国鄅国治所，就是大禹的夏朝国都“夏邑”。

之所以认为鄅国“启阳”是“阳城”，就是夏朝国都“夏邑”，是综合考察鄅国所有人文古迹与历史地理得出的结论。《孟子·公孙丑上》称：“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孟子·万章下》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证明夏朝疆域“地方千里”，不是现代人想象的那么大。夏朝千里疆域在何处呢？

《史记·夏本纪》称：“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是说帝禹到东方视察时，到了会稽山时崩。证明会稽山在帝禹的夏朝都邑的西边。《山东历史地图》、《沂州府志》、《日照县志》中都有明显标注与记载的会稽山，位置在沂蒙山最东端黄海岸边，即今日照市东港区两城镇。按夏朝疆域“地方千里”，说明帝禹夏朝疆域最东边界是黄海岸边“会稽山”，即今日照市、连云港市一带；夏朝疆域最西边界至“亳”即商国所在地，即今济宁、菏泽一带；夏朝疆域最南边界是淮水流域，即今蚌埠一带；夏朝疆域最北边界是泰山沂蒙山脉。“羽山，……实为夏郊”，证明“夏邑”只能在夏郊羽山北面。舜过城、舜歌城、康王城等相邻的鄅国、启阳，最有条件成为“夏邑”。临沂城北鄅国故城遗址至今仍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曾在鄅国故城遗址上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陶片、箭镞等文物，其地下秘密需要依靠田野考古发掘予以揭示。

鄅国邦畿曰启，可能是以禹之子“启”命名。公元前493年之前，一直称鄅国，其后称启、启阳。证明鲧、禹、启三代人皆生活于沂水之畔的鄅国启阳。《孟子·万章上》称：“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启）于箕山之阴。”禹崩后，本来由伯益继任帝位，但伯益廻避禹之子启，隐于箕山之阴。临沂费县有两座箕山,日照莒县有一座箕山,证明禹、启所在的鄅国启阳，离伯益封地“鄪”（音毕）不远。《费县县志》称：“古鄪国遗址在费县上冶镇。”鄪国在西，鄅国在东，相距八十里。证明伯益“佐禹平水土”皆在鄅国为中心的东夷。

《史记·封禅书》称：“禹封泰山，禅会稽……”是说大禹建立夏朝称帝之后，遵照古代帝王祭祀名山大川的礼仪制度，先封泰山，再禅会稽。试想，在上古环境险恶、交通极为不便情况下，大禹封泰山之后，能够去数千里之外的长江之南蛮夷之地，即浙江绍兴祭祀会稽山吗？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大禹祭祀的会稽山，究竟是哪里的会稽山呢？

《左传·哀公七年》称：“禹合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杜预注：“塗山在寿春东北。”皇甫谧称：“今九江当涂有禹庙，则塗山在江南也。”《越绝外传·记地传》称：“塗山者，禹所娶之山也，去县十五里。是亦以涂山在会稽。”由于上述各种不同的注释，因此导致产生大禹会诸侯的“蚌埠说”、“ 会稽（绍兴）说”、“九江说”、“ 临沂（日照）说”。“大禹合诸侯”后来变为“大禹会诸侯”。大禹会诸侯是大禹治水成功后一次重要会议，不仅为治水立功的诸侯计功奖赏，而且殛杀防风氏，以此震慑警示诸侯。从而确立大禹统治地位，为建立夏朝奠定基础。诸侯治水立功之地，主要在东夷“四渎”。大禹会诸侯，为何跑到同东夷“四渎”毫无关系的长江之南九江、会稽（绍兴）呢？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大禹在寿春东北涂山会诸侯是有可能的。涂山、禹会村地处淮水流域的安徽蚌埠市怀远县。几年前经过对“禹会村”田野考古发掘，虽然发现上古时遗址、陶器等文物，但经碳十四测定，此处遗址年代比大禹会诸侯年代早了二、三百年。因此认为蚌埠涂山、禹会村不能作为大禹会诸侯之地。所谓大禹会诸侯的“蚌埠说”站不住脚。

《史记·夏本纪》称：“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是说大禹在“江南”会诸侯，因积劳成疾，在计功时而崩，于是葬在计功之地，此山被命名为“会稽山”。所谓“江南”，是指“东为江”的沂水之南，不是长江之南。此会稽山，就是大禹“禅会稽”的那座“会稽山”；就是“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的那座“会稽山”；就是“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的那座“会稽山”，即埋藏大禹遗体的真正会稽山。上面所说的会稽山，皆是同一座会稽山。关于大禹崩葬之地，最流行说法是大禹葬在浙江绍兴会稽山。虽然“会稽说”占有优势，但是经不起推敲。

《史记·夏本纪》称：“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是说大禹到东边视察时，在会稽山下驾崩，皆在东夷夏国疆域之内。“帝禹东巡狩”， 不是“帝禹南巡狩”。数千多里之外的长江之南，根本不是夏国疆域范围之內。大禹没有理由去“江南”的绍兴会稽山，受交通工具与道路等条件制约，大禹根本不可能去“江南”的绍兴会稽山。但为何绍兴会稽山后来成为大禹遗体埋藏地呢？究竟是真实历史，还是谬传呢？

《沂州府志·全舆图》、《临沂县志》、《日照县志》等文献史料不不会篡改历史。《沂州府志》中记载的“会稽山”, 也称“茅山”、“苗山”、“涂山”。恰好在沂水之南即“江南”。浙江绍兴“会稽山”也称“茅山”、“苗山”、“涂山”。南北两个“会稽山”，同名同号，尤其是都和大禹有关系。其中必定有着内在联系，甚至隐藏着巨大秘密。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认为,蒙山就是会稽山、涂山。南北两个会稽山，究竟哪一个会稽山是正宗呢？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称：“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是说夏后帝少康复国之后，把庶子封在“会稽”，令庶子专司祭祀夏后帝始祖大禹。少康帝为何封庶子于会稽山“奉守禹之祀”？原因很简单，就是夏后帝始祖大禹崩后葬在会稽山，会稽山可谓夏后氏族的祖茔之地。因此，少康帝才把庶子封于会稽山，专门祭祀夏后族始祖大禹。据《沂州府志》记载，少康帝还把另一位庶子曲烈封在“鄫”，地理位置在今临沂兰陵县向城镇。上述两地都在夏朝疆域范围之内, 东西距离近三百里。少康帝的庶子封地会稽，根本不可能在长江之南的蛮荒之地，即今浙江绍兴。那么大禹二十五世时的后裔允常之子，即越王句践为何从南方会稽（今绍兴）迁都北方琅琊（今临沂）会稽呢？

《越绝·外传记地传》称：“勾践大王称霸,徙琅琊都也。”书中记载，公元前473年，越王句践消灭吴国后,“横行江淮,行霸琅琊”。不仅把越国国都从南方会稽迁至北方琅琊山附近的会稽（治所在莒国），而且还在琅琊山上构筑“琅琊台”以观沧海。越王句践灭吴后，原吴国国土和吴国占领的齐国、鲁国等国土皆属越国。按理说越国应该迁都原吴国国都姑苏，但越王句践没有这样做，而是把国都从南方会稽（今绍兴）迁至北方琅琊会稽（今日照）。主要原因是北方会稽山是夏后氏族的祖茔之地，南方会稽山源自北方会稽山。为何南方也有会稽山？须从夏朝历史根源，尤其是从夏帝启杀害伯益种下的世仇讲起。

《史记·秦本纪》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俢。女俢织，玄鸟陨卵，女俢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伯益。舜赐姓赢氏。”是说大费即伯益，作为赢姓始祖，成为舜帝姚姓家族的女婿。伯益曾“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按上古禅让制，大禹崩后，应该传位于伯益。但因伯益执政时间短，百姓倾向禹子启。后来伯益和启争权，伯益被启杀害，伯益葬于天台山（今日照市），从此夏后氏家天下。此事激起有扈氏反对，夏帝启于“甘”消灭有扈氏（“甘”即“甘渊”，在东夷东海岸边，即今日照天台山）。夏帝启杀害赢姓始祖伯益与灭族之恨，使伯益后裔即赢姓族人怀恨在心。夏朝灭亡，虽是商汤所为，但同伯益后裔即赢姓族人的助汤反夏不无关系。

《史记·秦本纪》称：“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呜条。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是说大费即伯益后裔赢姓族人很多。伯益的十余世裔孙费昌，在夏桀失德与商汤造反时，叛夏归商，成为商汤的御即车正。商汤的殷商族和费昌的赢姓族联合，在呜条（连云港海州云台山）打败夏桀，灭亡夏国，殷商国兴。后来大廉玄孙孟戏、中衍等不少赢姓族人都跟随商王朝，皆被封为殷商诸侯，因此赢姓族迅速崛起。赢姓族一雪当年夏帝启杀害伯益的仇恨耻辱，告慰先祖伯益的在天之灵。商汤是使用暴力即革命斗争推翻夏朝政权的。夏朝灭亡，覆巢之下无完卵，必然危及整个夏后氏族。

商汤的殷商族和费昌的赢姓族，不可能对在（琅琊）会稽山祭祀大禹的少康帝后裔大发慈悲，定会赶尽杀绝。（琅琊）会稽国还能存在吗？因此后来南方越地（浙江绍兴）出现大禹二十五世裔孙，即大禹五世孙少康帝庶子十九世裔孙允常，其子越王句践豋上中国历史舞台。从夏末夏桀灭亡至春秋末越王句践称霸，中间经历整个商朝（约554年）和大半周朝（西周约275年，东周春秋约294年，共569），共约1123年。在这期间，北方（琅琊）会稽国的大禹裔孙，究竟是在夏朝灭亡时南迁（绍兴）会稽？还是在周初和春秋初东夷几次战乱中南迁（绍兴）会稽？《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称：“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据有关史料记载，成王东征时,曾灭国五十。“奄”人即商族后裔于是避难渡江南迁,来到今江苏武进即常州一带。后来齐桓公称霸灭郯时，又灭国三十。（琅琊）会稽国即夏后氏族肯定在商初就逃之夭夭了。估计避难南迁的大禹后人可能是从海上乘船去南方的，也可能是以海上、陆地两条道路南迁的。夏末商初，东夷已经初步掌握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周初成王灭亡“奄”国，“商奄”族人就是仿效夏后氏族南迁，才逃奔江南的。

上古习俗，“名随族迁”。南迁（绍兴）的大禹后人，以原籍“会稽山”命名当地一座山为“会稽山”,也称茅山、涂山，和（琅琊）会稽山同名同号。住在（绍兴）会稽的大禹后人，除了在会稽山上祭祀先祖大禹外，以会稽为都邑建立越国。历经二十五余世即千余年之后，大禹后人越王句践称霸。越王句践没有忘记祖籍之地即根在北方（琅琊）会稽山, 因此北返会稽，叶落归根，以续夏统。北方（琅琊）会稽山不如南方会稽山那样高大，因此越王句践戏称“小会稽”。如果没有北方“小会稽”，何来南方“大会稽”？《越绝·外传记地传》一书对越国迁都之事曾有详细记载，称：“勾践大王称霸,徙琅琊都也”,“亲以上至勾践凡八君,都琅琊二百二十四岁”。“楚考烈王并越于琅琊。后四十余年，秦并楚。复四十年，汉并秦。”越王句践迁都琅琊后，共历八世，五世孙时被楚灭亡，八世孙时秦始皇统一中国。仅凭（琅琊）会稽山就可断言，大禹根本不是汶川人，根本不是会稽（绍兴）人，是地道的山东临沂（日照）人！

有关史料称，商汤首先灭掉葛、顾等夏的诸侯国后，又去东征灭夏。攻打夏傑时，是从夏邑西北角攻进城内的。证明夏在东，商在西。夏朝国都一直没有越过西“亳”而迁至豫西。上古人文坐标体系与历史地理坐标体系构成的完整证据链显示，真正夏文化源头在东夷，和豫西不沾边。夏朝时，已经实现由“聚落—方国—古国—王国”的转变（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出现中央集权的帝国）。王权统治由“公推—禅让—世袭”的转变。夏帝启开创“家天下”，从此国家最高权力集于一人，延续四千多年之久。四千多年期间，华夏文明进入一个又一个新阶段。

三、二十四孝中“十孝”所在地，中国孝友文化发源地

元人郭居敬编的《二十四孝图》, 其中有琅琊即临沂的十位大孝子：舜帝、曾参、仲由、闵损、老莱子、郯子、董永、郭巨、王祥、王裒。《史记·五帝本纪》称：“虞舜者，名曰重华。……舜年二十以孝闻。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生于临沂平邑“诸冯”的舜，不但自己以孝闻名，而且布“五教”于四方。因此，《史记·五帝本纪》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平邑县不仅有中国二十四孝之首的虞舜，而且还有大孝子曾参、仲由、老莱子。难怪平邑县人说：“中国孝文化在山东，山东孝文化在临沂，临沂孝文化在平邑。”不无道理。上面已经阐释舜帝之孝德，下面逐一介绍下临沂的其他九位孝圣。

曾参（公元前505—前436年），字子舆，南武城即今临沂平邑县人，是孔子著名七十二位弟子之一，被后人尊称“曾子”、“宗圣”。曾参之父曾点，是孔子早期的弟子。曾点是夏朝第五位帝王少康之子曲烈的后裔，曲烈的封地“鄫国”，即今临沂兰陵县。因此，临沂兰陵成为天下曾姓的祖源之地。春秋末“鄫国”被莒国灭亡，曲烈后人曾点避难逃至“鄪国”的南武城。曾参少年时家庭贫穷，但曾参对父母极尽孝道。《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孔子以为（曾参）能通孝道，故授之业。”曾参深得孔子言传身教，学业精进，名声大噪。齐、楚、晋等国听说曾参品德高尚，学贯古今，皆想请他任“令尹”即“相”。曾参不为之所动，仍一心致力于学问和教授弟子。曾参著作的《孝经》、《曾子》、《大学》等书，皆成为传世经典。尤其是曾参的孝道理论，不仅丰富了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而且使孝成为中华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中华孝文化滋养，才使神州大地上的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中国，延续二千五百多年之久，至今仍然具有強大生机与活力。这些都得益于舜帝为首的中国历代大孝子榜样的力量，尤其是和曾参《孝经》奠定的中国孝文化理论引领不无关系。

仲由，字子路，古卞国人，即今临沂平邑县人。仲由少年时家境贫寒，但仲由非常孝敬父母。仲由认为自己吃糠噎菜不要紧，决不能让父母挨饿受罪。但家中缺粮，无米下鍋，怎么办？仲由为买粮奉养父母，不惧寒暑，经常到百里之外的地方去买米，然后背着米袋回家。于是仲由的“负米奉亲”孝敬父母故事，流芳百世。仲由孔子著名弟子之一，作为中国二十四孝之一，一直被后世人们奉为孝子楷模、道德典范。

老莱子，楚国人，春秋末天下大乱，诸侯国争霸，弱肉强食，战争频繁。为避战乱，老莱子带着父母来到蒙山之阳的南武城，即今临沂平邑县隐居。老莱子早年曾经以高深学问和高尚道德著称，现在虽已七十有余，但仍孝心不减，愈发敬爱九十多岁的父母。老莱子除了让父母衣食无忧之外，千方百计让父母欢心快乐。老莱子经常穿着孩童穿的彩色衣服，经常手里拿着孩童玩的拨浪鼓在父母面前玩耍，每天逗乐父母欢笑不止。老莱子“戏彩娱亲”故事传唱千古。老莱子作为中国二十四孝之一，被誉为“蒙山大孝子”、“老顽童”。 此乃“老顽童”的来历。

闵损，字子骞，鄪国即今临沂费县人。早年丧母，父亲续娶后妻，又生二子。继母对亲生儿子格外疼爱，但却厌恶闵损。每年做过冬棉衣时，继母给亲生儿子做的棉衣都是锦绣加棉絮，而给闵损做的棉衣都是粗布加芦花。在三九严寒的一天，父亲令闵损驾御车辆外出拉货，父亲坐在车后面。刚走出家门不远，突然北风怒吼，寒气袭人。因为闵损身上穿的是芦苇花絮做的棉衣，不能抵御严寒。闵损双手冻僵，嘴唇发紫，浑身发抖，手中缰绳脱落，辔鞍掉地，马车不稳。闵损父亲气愤不已，一鞭子抽在闵损身上，闵损上衣被鞭子击破，“棉衣”里的芦苇花絮纷飞。闵损父亲大惊，下车后看了闵损穿的芦苇花“棉衣”，恨得咬牙切齿，发狠立即回家休妻。闵损眼含泪水跪在地上说：“母亲在时只有我一人受寒，若是母亲不在时，全家皆受寒。请父亲三思而后行。”闵损的话不仅感动父亲，更感动继母。从此继母视闵损为己出，全家和谐，其乐融融。“鞭抽芦花”故事世代流传，闵损作为中国二十四孝之一，不愧为孝子典范。

郯子，周时郯国君主，即临沂郯城县人，以孝著称。郯子的父母年老体衰，尤其是母亲患有眼疾，每天需要用鹿的乳汁来洗眼睛。为找到鹿乳，郯子身披鹿皮，前往深山，混入鹿群之中，挤取母鹿乳汁，供母亲治疗眼疾。有一天，郯子刚混入鹿群中，就被猎人发现，认为遇见一只奇特的“大鹿”，举箭要射。郯子立即站起来，掀起身上的鹿皮现身，实情相告。猎人非常敬佩郯子的孝德，以鹿乳相赠，护送郯子出山。郯子“鹿乳奉亲”的故事流传千古，郯子作为中国二十四孝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孝德楷模。

董永，西汉时高官，藉属临沂地区沂源县，1994年沂源县划归淄博市。董永青年时，先丧母后丧父，为弄钱殡葬父亲，“卖身葬父”。天上七仙女闻讯后，不顾天条天规，毅然决然下凡，和董永喜结良缘。二人埋葬父亲之后，过上男耕女织生活。董永“卖身葬父”故事，感动天地，世代流传。因此董永成为中国二十四孝之一，被誉为汉代大孝子；东汉大孝子郭巨，是河南安阳市林州人。据《沂州府志》记载，郭巨和母亲的坟墓皆在临沂沂水县。因此说，郭巨也是临沂人。郭巨“埋儿孝母”故事，只能赞叹，不宜仿效，但其至孝精神应予以肯定。因此郭巨成为中国二十四孝之一。

王裒，字伟元，魏晋时琅琊城阳即临沂莒县人。王裒是琅琊王氏后裔，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王裒父亲王仪被司马昭杀害。因此王裒发誓，永不做晋臣，即司马氏之官。从此隐居乡村，教书授徒，始终不面向西坐。王裒母亲生前特别害怕天上打雷，每听见雷声便惊恐不安。王裒母亲辞世后，葬在荒郊山野。王裒每逢雷电风雨大作之时，立即奔向母亲坟墓，跪泣拜告说：“有儿裒在此陪伴，请母亲勿惧雷声……”王裒“闻雷泣墓”故事感人至深，流传千古。因此王裒也成为中国《二十四孝》中的大孝子。

王祥（公元183—268年），字休徵，琅琊临沂人，西汉谏议大夫王吉的后裔。三国时魏国太尉，西晋时太保，位高权重，以睢陵公身份病逝。王祥家学渊源深厚，自幼聪敏，儒学立身，德才兼备，性情至孝。王祥少年丧母，继母朱氏生子后，视王祥为眼中钉，肉中刺。继母朱氏经常在王祥父亲面前诋毁王祥，总是寻找机会虐待王祥。失去母爱又没有父爱的王祥，除了下田耕种，就是打扫牛棚猪圈。王祥干最脏最累的活，毫无怨言。若是父母有病，王祥天天陪伴，煎药喂汤，不解衣带。有一年冬天，继母朱氏忽然想吃鲜鱼，此时所有河流皆已冰冻，无鱼可买。王祥来到南仁里村前的一条小河上，解开衣襟，卧伏冰上求鱼。河冰忽然解冻，有两条锦麟鲤鱼从河里蹦出来，王祥立即捉住双鲤，回到家中，让继母朱氏吃了鲤鱼，喝了鲜鱼汤。一月之后，继母朱氏又想吃炙烤的黄雀，王祥在村外支上丝网，以食物引诱黄雀进网。一会数十只黄雀进入网中，王满载而归，让继母朱氏吃了炙烤的黄雀。附近乡里百姓无不惊叹，皆以为是王祥孝行感动天地所致。王祥“卧冰求鲤”的那条小河，更名为“孝河”，传唱千古。

王祥如此孝敬继母朱氏，按说继母朱氏应该善待王祥。但继母朱氏仍然容不下王祥，且变本加厉。王祥父亲去世后，继母朱氏认为王祥克父所致。为防王祥克己，欲加害王祥。有一天继母朱氏令王祥把一杯有砒霜的毒酒喝下去。王祥同父异母弟弟王览大惊，因为王览早已窥见母亲在酒中下毒。于是王览迅速从兄长王祥手中抢过毒酒杯子，举杯欲饮。母亲朱氏差点吓死，急忙从儿子王览手中抢过毒酒杯，摔在地上。王览救了兄长王祥，兄弟二人感情愈笃。从此继母朱氏转变的像另外一个人，视王祥为己出，疼爱有加，全家三口人过得有滋有味。后来王祥、王览兄弟二人从政，做了魏晋高官。王祥官至西晋太保，王览官至西晋太傅，位列三公；王祥、王览的族孙王戎、王衍，分别官至西晋司徒、太傅，位列三公；王览之孙王敦驸马任西晋中书令。西晋时，琅琊王氏已经成为第一高门大族。

王祥八十五岁，即泰始四年（公元268年）时，病逝洛阳，葬于北芒山。王祥辞世前躺在病榻上，向弟弟王览和子侄们留下著名遗言：

“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启手何恨。不有遗言，使尔无述。吾生值季末，登庸历试，无毗佐之勋，没无以报。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佩、卫氏玉玦、绥筒皆勿以敛。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臂石，勿起坟陇。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书箱镜奁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精脯各一盘，玄酒一杯，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须送丧，大小祥乃设特牲。无违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谓之愚。闵子除丧出见，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谓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杀，饮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颜子所以为命，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王祥遗言》也称《王氏家训》，在中国历代无数姓氏的《家训》中占据主导地位。

《王祥遗言》即《王氏家训》中的“信、德、孝、悌、让”五句箴言，不仅成为琅琊王氏的座右铭，而且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西晋末琅琊王氏迅速崛起，人才辈出。琅琊王司马睿即晋元帝在建康建立东晋时，军政大权集于琅琊王氏一门，建康童谣称：“司马天下王氏权”，“王与马，共天下”。琅琊王氏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高门大族。南北朝至隋唐时，琅琊王氏仍然是公认的第一贵族，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独特地位。当年“卧冰求鲤”的王祥，后来成为中国《二十四孝图》中传奇人物。王祥弟弟王览因为“友爱兄长”，被列入中国《二十四悌图》。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把王祥、王览出生地临沂县南仁里更名为“孝友村”，并亲题“孝友格天”。

据《沂州府志》记载，沂州府（今临沂）所辖的邳州（今属江苏徐州），东汉初恰值王莽篡汉建立的新朝刚刚倒台，天下仍然大乱时，有个叫江革（原籍临淄）的人带着母亲逃难来到邳州。江革，字次翁，幼年丧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为让母亲衣食无忧，江革一直在外干活挣钱。无论寒冬暑天，无论多苦多累，江革都常年不懈，赡养母亲。江革“打工孝母”故事，也名列《二十四孝图》中。如果算上江革，临沂则有十一位大孝子。

临沂不仅有中国二十四孝中的十位孝圣， 而且还有著名“五贤”。当年清乾隆皇帝下江南时，为沂州府（临沂）“五贤祠”题诗称：“孝能竭力王祥览，忠以捐驱颜杲真。所遇由来殊出处，端推诸葛是全人。”临沂“五贤”是王祥、王览、颜杲卿、颜真卿、诸葛亮，皆是彪炳史册的忠臣孝子，尤其是乾隆皇帝称诸葛亮为“全人”。后人则称诸葛亮为“智圣”。

古圣先贤诠释的“百善孝为先”，自古以来琅琊临沂人民就认真继承发展，并且养成孝敬老人、友爱兄弟、积德行善、忠君报国的文化传统。可以说临沂独特的孝友文化资源优势无与伦比。为传承中华美德，深入挖掘临沂孝友文化价值内涵，2015年大阅兵前三天，临沂市王羲之研究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首届“世界孝友文化大会”新闻发布会，然后在临沂举办 “世界孝友文化大会”、“世界华人祭祀二十四孝大典暨国际孝圣节”盛典。对创新传统孝友文化，开辟中国孝友文化教育基地，创建临沂孝圣之都，不仅具有奠基开拓作用，而且具有里程碑意义。

2017年，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鲁发改区域［2017］547号”文件，即《印发关于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称：“支持举办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泰山国际登山节、山东文化年、临沂世界孝友文化大会。”把世界孝友文化大会列为山东“四大文化活动”之一，给临沂及山东増添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四、《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发现地，中国兵法文化发源地

1972年在临沂县银雀山汉墓出土汉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兵法》、《吴子兵法》等十六部兵书，震惊中外。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孙子、孙膑是同一个人。汉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出土之后，彻底纠正原来人们的错误认识，证明二人是曾祖父与曾孙的关系。从而使学朮界真正走出误区，开始踏上正确研究轨道。

《孙子兵法》十三篇，集古代兵法之大成，是一部闪耀着思想光辉的不朽经典，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不仅具有极大兵学研究价值，而且具有极高书学研究价值。二十世九十年代，有关高层单位曾经在临沂召开《孙子兵法》国际学朮研讨会；国内不少书法家，日本、韩国等外国一些友人，都纷纷前来临沂银雀山汉简博物馆参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上的独具汉代特色与风格的隶书书法。《孙子兵法》是属于全人类的伟大文明成果。二十一世纪以来，不少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都在深入挖掘《孙子兵法》即孙子思想中的巨大政治智慧与军事价值内涵，为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独特贡献。

临沂不仅是汉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十六部兵书发祥地，而且是姜太公、管仲、孙子、鬼谷子、孙膑、诸葛亮等著名军事家出生地与创业地。他们皆以文韬武略彪炳史册。姜太公，名子牙，也叫吕尚，周朝丞相，是周武王仲父，曾辅佐周武王灭亡殷纣王，被封于齐国。姜太公至国后，“齐为大国”，齐国疆域西到河，东到海，北至无棣，南至穆陵。《姜太公兵法》全面阐释《六韬》奥秘，彰显姜太公伟大军事思想。姜太公既是齐国之祖，又是中国兵法之祖；管仲、孙子、鬼谷子、孙膑、诸葛亮等兵法皆借鉴《姜太公兵法》，但皆博大精深，各显奇妙。

管仲（公元前725—前645年），名夷吾，颍上(今安徽阜阳)人，长于鄅国即临沂，建功于齐。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管仲“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创造军民相结合体制。管仲军事思想为齐桓公南北征战，九合诸侯，成为春秋首霸，奠定基础与条件。《管子》则是管子军事思想与治国安邦策略的集中反映。管仲传奇故事至今仍在临沂广泛流传。

临沂市河东区“相公镇”之所以称“相公”，主要是因为齐国丞相管仲而得名。相公镇不仅有“管仲河”、“管仲河村”，而且还有当年管仲和鲍叔牙的“分金台”等遗迹。当年管仲母亲患病，当地鄅国（临沂）村民经常去看望管仲母亲。管仲母亲很快病愈，管仲为感谢村民对他母亲的照顾，专门修建一条既能防洪，又能灌溉的河流，名曰“管仲河”，旁边村庄则称“管仲河村”。“管鲍之交”、管仲孝母等动人故事，从古至今，一直是“管仲河村”百姓经常谈论的话题。

当年齐国内乱，齐国公子纠避难鲁国，以管仲为保；齐国公子小白避难莒国，以鲍叔牙为保。二位公子听说齐国国君无知已死，争相返回齐国即位。管仲在小白回齐国必经之路上埋伏，小白车辆临近时，管仲突然向小白放箭，恰巧射到小白带钩，小白佯死，迷惑管仲。小白回到临淄之后，被立为齐君，即齐桓公。齐桓公欲杀管仲，令鲁国交出管仲。鲁国惧怕齐桓公报复，于是押送管仲去齐国。途经齐鲁交界的“堂阜”（在沂水县）时，鲍叔牙亲为管仲解缚。管仲解缚处堂阜古迹至今仍在。齐桓公不但没有杀管仲，反而封管仲为齐相，称管仲为仲父，肯定尽是鲍叔牙之功。在管仲辅佐下，后来齐桓公称霸。充分彰显“管鲍之交”高尚无私。充分彰显管子的丰功伟绩。因此，后人尊称管仲为“天下第一相”。

鬼谷子，真名王诩，别称王禅，号玄微子，战国时纵横捭阖学之祖。战国时期，即公元前722—前464年之中的259年间，只有约四十年没有战争。战国时期是诸侯争霸、天下大乱时代，也是各国人才竞争时代。因此出现“诸子百家”，各种学说应运而生。鬼谷子的纵横捭阖术最为著名，因此使孙膑、厐涓、钟离春、苏秦、张仪、徐福等都纷纷来到蒙山“鬼谷洞”，拜鬼谷子为师。后来鬼谷子的弟子们个个名扬天下。尤其是徐福东渡扶桑，“止王不返”，成为日本民族祖先。

诸葛亮（公元181年7月23日－234年8月28日），字孔明，号卧龙，自比管仲、乐毅，琅琊阳都即今临沂沂南县人，三国时蜀汉国丞相，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27岁躬耕陇亩时，就向刘备提出“三分天下”观点。诸葛亮从政后，经历赤壁大战、取荆州、占益州、七擒孟获、六出祈山、命丧五丈原等，充分彰显一代天才诸葛亮作为“三国第一人”的伟大智慧。诸葛亮《出师表》中彰显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伟大献身精神与崇高人格魅力，永远激励后人。诸葛亮作为“智圣”流芳百世，自汉代以，诸葛亮受到历朝历代人们的顶礼膜拜。

临沂是集古代兵法之大成、独一无二的中国兵学圣地，是无与伦比的中国兵法文化发源地。琅琊临沂为何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要想知道其中奥秘与真谛，为往圣继绝学，必须认真研究与阐释以上每位兵学圣人。

五、商圣范蠡成名之地，中国商贸文化发源地

临沂曾经是管仲和鲍叔牙的经商立身之地，也是孔子著名弟子子贡的经商取利之所。受其影响，二千五百多年以来，临沂先民不仅善于以耕种兴稼穑，而且善于以商贸积钱财，并且形成悠久传统习俗。临沂除了是管仲、鲍叔牙、子贡等历史名人经商之地外，还是商圣范蠡的首迁首富之地。

公元前473年，越王句践灭亡吴国后，把原来吴国的国土和吴国占领齐国的国土即琅琊地区，都纳入越国版图。于是句践“横行江淮、行霸琅邪”，把国都从会稽（今绍兴市）迁到琅琊（治所在莒国，即原临沂地区莒县）。上将军范蠡、大夫文仲跟随越王句践来到琅琊。范蠡对文仲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句践此人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安乐，劝君快离开琅琊。”不久句践杀了文仲大夫。范蠡明哲保身，佯装疯狂，爱钱不爱权，弃政从商。因为范蠡经商有道，很快“货财殖聚”，成为琅琊第一巨富。后来范蠡化名鸱夷子皮又去齐国、陶国经商，游遍齐鲁七十二崮，终老陶山，范蠡墓地在肥城。范蠡三迁，“三致千金”，但皆“散尽其财”，救济穷人，做了善事。琅琊（临沂）作为范蠡首个经商成功之地，地位尤显重要。范蠡著作《三谋》、《三略》、《经商十八则》等书，既有经商理论，又有实践经验。后来楚国灭亡越国，句践八代孙时，秦始皇统一中国。

今日临沂之所以成为同义乌齐名的国际商贸名城和中国物流之都，除了临沂人民敢为天下先、敢于开拓创新外，同临沂深厚的商贸历史渊源不无关系。古代管仲、鲍叔牙、子贡、范蠡等都曾在琅琊（临沂）经商致富，但唯独范蠡被尊为“商圣”。范蠡（籍贯南阳）既是著名军事家，又是著名经商奇才，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独特地位。范蠡的货真价实、诚信经营、扶危济困、慈善道德等经商原则，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至今仍然闪耀着范蠡商贸智慧的光辉。当前新时代，迫切需要充分挖掘范蠡“商德”、“商道”及范蠡文化巨大价值内涵，使之具有当代意义，旨在以明德、诚信等引领世界华商发展方向，重新塑造当代企业家群体形象。

六、项橐、荀子等大儒所在地，中国儒学文化发源地

南宋大儒王应麟编著的《三字经》中有“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一段话。是说春秋时，大名鼎鼎的孔子率领弟子们到东海岸边游览时，孔子曾被无师自通的九岁小神童项橐“三难”，孔子拜神童项橐为师的传说故事, 成为千古佳话。项橐确有其人，籍属日照市（原属琅琊临沂），原来小神童项橐后来演变为“圣公”，日照市的“小儿崮”、“圣公山”至今依然被人们经常礼拜。“孔子师项橐”故事，证明古代日照所在地莒国及琅琊地区百姓崇儒尚学。

莒国的“孔子师项橐”故事，无独有偶，莒国南邻的郯国有“孔子师郯子”故事。郯子（郯国君主、少昊后裔）是大孝子，以“鹿乳奉亲闻名遐迩。后来因郯子给鲁昭公讲解礼仪，孔子听说郯子学识渊博，于是专门到郯国（今郯临沂城县）向郯子“问礼”， 郯子和孔子一见如故，郯子带领孔子豋山观海，此乃“孔子师郯子”故事。当年孔子豋山观海的那座山峰，后来称作“孔望山”（ 在连云港海州区），早就成为人们旅游的首选；《论语》中有孔子和弟子们曾在沂水（临沂）洗浴的记述；孔子弟子颜回、曾参等近二十人都是鄅国（琅琊临沂）人。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之所以经常来鄅国、郯国、莒国（皆属琅琊临沂），其中原因，不言而喻。孔子著名弟子曾参著作的《孝经》，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主要内容是讲“孝”、“ 忠”，既是儒学与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又是中国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不仅古代需要“孝”、“ 忠”与伦理道德，当代更需要“孝”、“ 忠”与伦理道德。临沂作为孝文化发源地，当然也是儒学文化高地。

之所以称临沂是儒学文化高地，主要是因为临沂有被称为三大儒家之一的荀子。荀子，名况，战国末期赵国人。荀姓，以封地荀国为姓，荀国最初在晋，春秋时（晋桓王）十三年（公元前678年），“晋曲沃灭荀，以其地赐大夫原氏黯，是为荀叔。”作为荀叔后裔的荀况，十五岁时来到齐国游学，曾先后三次担任齐国“稷下学宫”祭酒，即校长。《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韩非、李斯、张苍等都是荀卿的入室弟子，当时荀况名重一时。楚国令尹黄歇即春申君非常青睐荀况，任命荀况为兰陵（今临沂兰陵县）令。不久黄歇被杀，荀况被免职。荀况以兰陵为家，晚年教学授徒、著述立说。荀况在兰陵居住二十五年，逝后葬于兰陵。荀子一生主要研究与传播儒学，并以孔子思想继承人自居。荀子主要著作《荀子》、《劝学篇》、《礼论》、《天论》等，特别是从韩非、李斯等人身上折射出来的“帝王之术”，充分彰显荀子思想博大精深。

郑玄（公元127—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潍坊）人。郑玄学富五车，遍注群经，是东汉古今经学集大成者，可谓汉代最大“通儒”。郑玄的学问被称为“郑学”，彪炳史册。东汉末年，三国尚未出现前，因朝廷“党锢之争”，导致杀伐不断，朝政混乱。郑玄曾经在蒙山之阳的南武城县（今临沂平邑县）避难、注经、授徒，因此产生不少郑玄传说故事。

在历代儒学宗师影响下，琅琊不但儒风盛行，而且涌现出不少儒学、孝学、礼学代表人物。晋代王羲之堂弟、吏部尚书王彪之创建“王氏青箱学”，成为专门研究历朝历代礼仪典章制度的一代宗师；周代武则天时宰相、琅琊人王方庆，也像先祖王彪之那样，集古今礼仪典章制度为一身，也被称为礼仪宗师。因此琅琊在历史上是公认的礼仪之邦、首善之地。

七、秦始皇三巡琅琊之地，徐福东渡之地，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源头

秦始统一六国之后，实行郡县制，先建三十六郡，后来增至四十二郡。秦始皇五次出廵，曾经三次东巡琅琊。秦始皇之所以三次巡视琅琊，主要有三大秘密：

一是，琅琊郡嬴县（山东莱芜）和原鄪国（临沂费县）是嬴姓的祖源之地。《史记·秦本纪》称：“（东夷大费即伯益）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中潏之子成，被称为“秦嬴”，是秦始皇嬴政祖先。但嬴姓始祖伯益在东方。秦始皇东巡琅琊，是为寻根祭祖，专门祭祀嬴姓始祖伯益；二是，秦始皇为巩固秦朝统治，封禅泰山之后，又到琅琊郡（辖五十二县）峄山、琅琊山、之罘、贛榆等地巡视，并在各地勒石刻碑，由李斯丞相用铁线小篆书书丹上石，歌颂秦始皇的丰功伟绩。秦始皇把朐县（连云港）定为“中国东门”，东门之东就是东海，秦始皇欲“拥抱大海”；三是，秦始皇称自己为“真人”，信奉道教，专门来琅琊，旨在令琅琊术士徐福（籍属连云港市赣榆县，也说是烟台市龙口人，皆属琅琊）去东海中寻找长生不老药。徐福知道，在东海中找到长生不老药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徐福也知道找不到长生不老药的严重后果。于是徐福就借机谋划了东渡扶桑。

徐福打着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旗号，选准起航之日，带领三千童男、三千童女和种地、养蚕、做衣、制陶等百工，分乘多艘木船，从琅琊赣榆秦山港起程扬帆，驶入大海。途经济州岛，终于到达扶桑，东渡成功。徐福来到东海中最大岛国，就是后来被称为倭国和日本的国家后，“止王不返”。因为徐福有学问，擅道术，很快就成为倭国即日本国王。徐福开创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经过汉、魏、晋、南北朝，尤其是隋唐以来高频率的人员、经济、文化交流，使古代日、韩二国获益非浅。古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在中、日、韩经济文化发展中，不仅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产生不少传奇。在当前新形势下，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仍然焕发強大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