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兴杰

    中国当代文学很多名家的重点作品纷纷被译成各种语言传播，相比之下，路遥作品的译介相对沉寂。而实际上，路遥作品的翻译与传播走在了时代前列，其代表作《人生》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已经有五个译本面世，是路遥作品中被翻译最多的一部。

    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什么样的人生才有意义？这是无论什么时代人们都要反复思考的问题。1982年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发表，后来《人生》被改编成广播剧、电视连续剧，1984年由吴天明导演拍摄的同名电影上映并获奖，《人生》成了当年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它的译介与传播便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俄译本

    俄译本CУДbБA是《人生》的第一个译本，1988年由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译者是前苏联汉学家谢曼诺夫，正文前有路遥《致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一封短信，后有谢曼诺夫的《后记》，内有7幅简笔风景插图。封面图案是一个人面对大山和脚下崎岖的山路在沉思——人生之路究竟该怎么走？

    路遥对前苏联文学“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人生》能被译为俄文在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他感到“心情非常激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这一出版社出版的。在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读的第一本课外书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吴亚玲送给退学的马建强两本书，正是《青年近卫军》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路遥总在作品中自觉和不自觉地坦露自己，他阅读范围很广，对俄罗斯古典作品和苏联文学甚至社会文化有一种特殊的爱好。

    谢曼诺夫生于1933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曾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进修，他积极投身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我想尽我的力量，让苏联人民通过作品了解中国人民各方面的生活实际”。在俄译本《后记》中，谢曼诺夫认为路遥的《人生》“最早把注意力引向对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的描写”，对这个“交叉地带”路遥曾专门作过阐释。谢曼诺夫认为路遥以“十分温柔的形式”反映了当代中国尖锐的生活冲突，深刻揭示了这段时期人的心理挣扎，当然，“中篇小说无论在艺术思想发展方面，或者在风格表现手法方面，都绝不是没有缺点的。”

    “归化”和“异化”是文学翻译面临的两种选择，前者是用本民族方式翻译作品，后者则相反，重在呈现原汁原味，一个是“接近读者”一个是“接近作者”。谢曼诺夫的译本采用的是归化翻译策略，译文虽流畅易懂，却丧失了不少中国典型的黄土文化和浓郁的地域色彩。谢曼诺夫读了《人生》，又看过改编的电影，最后在中国与路遥见面了。谢曼诺夫认为路遥的思想很特殊，既坚持创作自由又具有民族责任感，既积极运用民族传统又和俄罗斯文学遗产联系着。“他是一位纯朴的、同时又是一个聪明的、善于思索的人。作家本人比我想象的要稍稍老一点。”

    法译本

    《人生》法文版La vie1990年由（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外文出版社是我国重要的对外出版机构，从事编译出版外文版书刊、对外书刊宣传业务。如果没有路遥写于1987年6月6日的《法文版序言》，我们难以知道《人生》法文版的译者是张荣富先生，因为版权页上没有著录，张荣富曾翻译了法国作家圣-埃克絮佩利的《小王子》。La vie的封面意境深远，广袤的黄土高原上空飘着一疙瘩云，天地之间站立一个人凝视着远方。

    路遥认为，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虽然中国和法国社会和文化背景大不相同，但路遥相信法国读者朋友能够接受《人生》所讲述的青春悲剧。“在我看来，只要是青年，不管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和什么样的国度，在他们最初选择生活道路的时候，往往不会一帆风顺。”《人生》主人公的命运大起大落，人生之路曲曲折折，高加林在事业上的三部曲，造成了他与刘巧珍爱情关系的三部曲，也造成了同黄亚萍关系的三部曲。小说所描写的生活，路遥深切感受过，当作品在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时，路遥始终怀着同情心来看待那些遭受挫折痛苦却仍然顽强追求生活的青年。陈忠实说：“《人生》主人公们的情感与精神历程，不仅仅是他们的苦恼或欢乐，而是人的共同情感。”

    法国文学是伟大的，路遥喜欢巴尔扎克、司汤达的作品，曾专题研究学习过司汤达在《红与黑》构思过程中的艺术想象、艺术虚构。当《人生》被译为法语出版时，路遥的愉快可想而知。

    日译本

    2009年是路遥诞辰60周年，日文版《路遥作品集》由日本福冈市中国书店出版，译者为日本姬路独协大学教授、路遥研究专家安本实，该著选译了包括《人生》在内的五篇中短篇小说。

    安本实1947年生，1968年考入大阪的关西大学开始学习“中国文学”。1989年前后在日本读到路遥的《人生》，因为有从偏僻小城到大都市的相似经历和心理体验，安本实读后激动地流泪了，《人生》“像利箭一样直击他的灵魂”，从此以后扑在追随和研究路遥的事业上。1992年12月，安本实在报纸上看到路遥逝世的消息，一下子惊呆了，“人像瘫了一样，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后来安本实十次到达延安，拜谒路遥墓，搜集路遥资料，从事路遥作品译介和研究工作。

    安本实多次到延安，也是带着问题去的，中日文化异质，很多陕北方言更让安本实感到头疼，“脑畔”“葛针”“胡骚情”“油米馍馍”……因此日文版《人生》中的误译在所难免，例如把“和面”和“擀面”译成同义；把“到一个稍微清静的地方呆一会儿”中的“呆”译成“发呆”，而实际上指的是“停留、休息”之义，等等。有的特有语言效果，译成日文味道大减，比如黄亚萍与张克南妈的一段对话：

    “伯母，我不去，我在你们家已经吃得太多了。”亚萍尽量笑着说。“看这娃娃说的！我们家怎么成了你们家！”亚萍一下子被克南他妈这句绕口的话逗笑了，也马上饶舌说：“你们家怎么成了我们家？”

    原文中用“我们家”“你们家”完成的幽默效果，在译文中没能很好地表现出来，中文和日语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安本实教授曾在陕西师范大学留学，汉语水平很不错，还会说一口较为标准的普通话，但很多陕北方言、风俗习惯，即便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也不一定都能理解，《人生》日译达到完美准确就很困难。要解决这一难题，可以在充分调研走访的基础上，用注释的方式架起异质文化等效交流的桥梁，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英译本

    李星被路遥称为“懂得生活的评论家”，1992年7月路遥找到李星，请他为《人生》英文版写序。在《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生〉英文版序》中，李星记录原是（中国）外文出版社要出版《人生》英文版，但路遥逝世后就没了结果。

    《人生》首个英译本Life，2019年由美国西雅图的Amazon Crossing出版，译者是Chloe Estep。封面设计者是Adil Dara，图案清新富有生活气息，在书名Life之外是一双红筷子夹着一粒丸子，突出了中国文化元素，但这似乎把Life解读成了“生活”而不是“人生”。封底文字为内容简介，还有马云和贾平凹的推介语，突出强调这是路遥《人生》首次英译出版。

    Life据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人生》（第二版）译出，译者Chloe Estep生于美国，曾在中国上海工作，目前生活在纽约，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中国现代文学博士学位。美国翻译家Eric Abrahamsen作序，他是致力于翻译并促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国际传播的民间网络翻译组织Paper Republic（纸托邦）的编辑总监。Eric Abrahamsen曾在中国居住十年有余，他在序言中指出路遥对司汤达的《红与黑》有巧妙的借鉴，并比较了两个主人公高加林和于连的命运。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中国社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生》里的道德问题仍在拷问着每个人，中国读者持续争论着这本书，《人生》也一直稳居畅销书排行榜。

    英译本忠实于原著，原著分上、下篇，译著22节，前13节为part one，其余为part two，书尾附作者路遥和译者Chloe Estep的简介。普遍认为，汉译外的最好译者是精通汉语又熟谙中国文化的外语母语者，Chloe Estep显然符合这个条件。总体上Chloe Estep的Life译文流畅，她尽了最大努力完整地、准确地翻译《人生》，但不可否认的是，就像国人学英语不易一样，汉语对于外国人也是个巨大的挑战！有不少词汇，像“炕”“户口”“信天游”，Chloe Estep只好选择音译。大队书记高明楼赞成巧珍和加林结亲，这样加林和他的大儿子就成了“担子”，“担子”“挑担”是一种俗称，指的是姐姐与妺妹的丈夫间的亲戚关系，译者难以译出，直译为“share their burdens”。类似的直译，还有像把“走后门”译为“behind closed doors”等。对照译文和原文会发现，有的话语Chloe Estep完全理解错了。比如高家林碰到马栓相亲，问道：“看得怎样？成了吧？”马栓答：“离城还有十五里！”憨厚的马栓不识字却很幽默，他这句话意思是，和巧珍相亲这事儿离成功“还差得远哩”。Chloe Estep没有看懂这句话背后的意思，直译就大相径庭了。Life译文总体感觉平实，滤掉了陕北风味，但里面的民歌翻译得很出彩，像德顺爷唱的《走西口》（Walking through the Western Pass），让人仿佛既听到信天游的嘹亮多情，又能体会英文歌曲的优雅韵律。

    蒙译本

    以上四个译本都是《人生》的外译，蒙译本是把汉语译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蒙文出版，书号特别标注“民文”字样。蒙文版《人生》2015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是特木尔巴根、塔木苏荣、色旺吉格吉德、敖特根。封面由达楞古日布设计，几笔水墨勾勒出陕北沟沟峁峁的独特地形，一座小山包上独独站着一棵树。蒙文版《人生》是“《潮洛濛》精品译丛”的一种，值得注意的是，路遥另一代表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也是“译丛”之一，被译成上中下三大册蒙文版。《人生》是一部约13万字的中篇小说，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2019年路遥逝世70周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路遥全集（典藏版）》，把《人生》列为长篇小说，蒙文版《人生》版权页显示字数已达52万字，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长篇了。

    内蒙古属草原文明，陕北地处黄土高原，不同的地域文明和风土人情在《人生》蒙译中得到了展现，“西北风”转成了“草原风”。蒙汉民族语言文学在表达方式、表现形式上都有明显差异，但因长期共处，在思维方式、审美形式上又有共通之处。所以译者主要采取直译策略“忠实于原文”，保留原著的修辞审美。林语堂讲“翻译即创造”，蒙译本再现原文的同时，又充分顾及目标语读者的阅读审美趣味，采取了向蒙古族文化倾斜的策略，使译文更能唤起蒙古族读者的情感共鸣。例如原文形容巧珍洁白的牙齿“像白玉米籽儿一般好看”，译文则把牙齿比喻为“白珊瑚”，是因为珊瑚在蒙古族日常生活中常见常用。再如说到巧珍“斗大字不识几升”，译者采用民族本土化的修辞译为“牛粪大”的字不识。类似创造性的加工，既译出了原义，又以巧妙的本土化倾斜呈现了新的情感色彩、艺术韵味和审美情趣。

    《人生》五个译本，四个是外译，一个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翻译，通过几个译本的梳理，我们能够得出几点。第一，近年我国非常重视文化的国际传播，以文载道、以文传情、以文化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最重要的是传递文化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人生》给正处于奋斗中的中外青年以情感共鸣与精神鼓励，路遥始终把文学作为神圣事业，以“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投身文学创作，他的刚毅奋斗精神感染着译者，激励着全世界的青年读者，这正是路遥作品被译介和传播的核心力量。第二，从译介和传播的主体来看，呈现出官方与民间互补的格局，这对当下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具有启示作用。《人生》的法译、英译最初是由外文出版社推动的，带有一定的官方色彩，而俄译本、日译本、英译本的出版则属于典型民间行为。译者或与路遥有一定交往，像前苏联的谢曼诺夫；或视路遥为文学偶像，像日本的安本实；或者由互联网翻译组织Paper Republic联系确定，如美国的Chloe Estep。在国家政府发挥主要角色主力作用的同时，更应把国内外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文化团体等民间力量推向前台，与官方力量形成互补，更好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服务。第三，在翻译策略上，译者都把忠实于原著放在第一位，同时又能根据目标语国家或民族的特点对内容做一定的转化，使译本更能为读者所接受。

    从时间上看，路遥作品的译介起步很早，近年却较为沉寂。有评论家说，路遥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就已落后于时代。以今天的眼光看，我们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活已比较遥远，尤其对年轻人来讲比较陌生，接受起来确实有些困难，但只要城乡二元结构存在，农村城镇化仍在进程之中，路遥专注的“城乡交叉地带”写作就不会过时。而且在写作思想上，路遥的文字既现实主义地储存了四十多年前的时代信息，又有其超前的文学思考。他主张作品要经得住当代人的检验，更要经得起历史的审视，他敏锐地意识到，在农村巨变的历史进程中，落后的生产方式、生活观念和陈旧习俗最终会彻底改变，同时我们也将付出巨大代价，不得不抛弃许多我们曾珍视的东西。“人类常常是一边恋栈着过去，一边坚定地走向未来，永远处在过去与未来交叉的界线上。”这是路遥有力的自我辩护，也是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的事实。路遥主张，作家不管写什么样的生活，人的高尚道德、美好情操以及为各种事业献身的精神，永远应该是文学的主题，要让读者透过文字看到作家“美好心灵的投射”。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大潮中，在中国当代文学外译不断掀起热潮的背景下，路遥作品的译介不应被冷落甚至遗忘。在关注《人生》译介与传播的同时，我们期待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外译本早日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