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外交场合，很多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常穿着根据中山装改良而来的中装。 作为中式礼服的中山装，因由孙中山设计并率先穿着而得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孙中山的影响日渐荣盛，中山装成为公务员制服。

中山装具有规训身体的重要政治功能，影响着人们的观念意识，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的具有特别意义的服装，既体现出民族性，又具有现代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山装是时代的镜子，它折射出中华民国作为新兴民族国家力图通过推广国家服装重塑中国人的身体政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孙中山的影响日渐荣盛，中山装成为公务员制服。

中山装具有规训身体的重要政治功能，影响着人们的观念意识，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的具有特别意义的服装，既体现出民族性，又具有现代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山装是时代的镜子，它折射出中华民国作为新兴民族国家力图通过推广国家服装重塑中国人的身体政治。        因孙中山而成政治符号　　 中国人自古就明白服装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服装在古代礼制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辨名分，明等威”的工具，被作为调整家庭、群体和国家中人际关系的手段。它使等级制合理化，并促使人们认同社会价值。中国人一向重视服装，自材质、颜色、款式到饰物均有一整套范式，历代新王朝建立都要“改正朔，易服色”。满人入关后，强制汉人易服，以至引起民众的强烈反抗，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关于服装的民族象征意义尤为重要。 　　 作为反清革命的领袖，孙中山深谙改易服装的政治象征意义，也将断发易服视为革命性标志。早在1912年，孙中山就提出制定中国自己的礼服：“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礼服又实与国体攸关，未便轻率从事。且即以现时西式服装言之，鄙意以为尚有未尽合者……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同时又须丝业、衣业各界力求改良，庶衣料仍不出国内产品，实有厚望焉。” 　　 孙中山感到西装穿着不便，而中国原有的服装过于陈旧、拖沓，因此，亲自致力于新服装的创制。关于中山装由孙中山创制，学术界没有疑义，但第一套中山装的诞生时间、地点与过程，学术界长期流传着两种说法：一说是孙中山以日本士官服、学生装为蓝本，进行改造，创制出第一套中山装。它诞生于辛亥革命后的上海荣昌祥，由红帮裁缝王才运缝制。另一说是孙中山1923年任广东大元帅时，主张以当时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设计新装。他在企领加上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又将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衣袋上再加上软盖，使袋内的物品不易丢失，并用洋服店老裁缝黄隆生当助手，制成世界上第一套中山服。 　　 1912年民国政府通令将中山装定为礼服，修改中山装造型，并赋于了新的含义。立翻领，对襟，前襟五粒扣，四个贴袋，袖口三粒扣。后片不破缝。这些形制其实是有讲究的，根据《易经》周代礼仪等内容寓以意义。 　　其一，前身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袋盖为倒笔架，寓意为以文治国。 　　其二，门襟五粒纽扣区别于西方的三权分立的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 　　其三，袖口三粒纽扣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其四，后背不破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 　　其五，衣领定为翻领封闭式，显示严谨治国的理念。 　　在民国十八年制定国民党宪法时，曾规定一定等级的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穿中山装， 以表示遵奉先生之法。 　　中山装强调平民实用风格，而且寓意三民主义思想：前衣襟有五粒扣子，代表“五权分立”；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三粒袖扣，则表达“三民主义”。孙中山建立民主共和体制的三民主义理念在服装上得到完整体现，中山装成为“革命”在身体空间中的象征符号。孙中山带头穿着中山装，中山装成为革命与时尚的象征，风靡一时，而后中山装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制服。中山装的诞生，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袍服制一统天下的局面，颠覆了中国人原有关于传统服装与身体空间的观念。中山装的流行，也代表着服装平等化观念的出现，是中国服装发展史上一场震撼性的革命  

　　服装在社会中具有重要的象征功能，由此，也会引导人们对服装背后的象征意义的记忆，进而认同服装所代表的某种意识形态。康纳顿在研究记忆问题时，特别强调服装对人的记忆形成的功能。他说：“任何一件衣服都变成文本特质(textual qualities)的某种具体组合……服装作为物化的人与场合的主要坐标，成为文化范畴及其关系的复杂图式；代码看一眼就能解码，因为它在无意识层面上发生作用，观念被嵌入视觉本身。”中山装比一般意义上的制服更具有政治象征意义，容易使人们将具有三民主义象征意义的“代码”透过穿着中山装的身体实践嵌入身体空间而化约为无意识，而这种无意识实际上对人的影响最为深入。

　　由于中山装是与孙中山及国民革命联系在一起，因此，在时人眼中，中山装成为革命、进步的代名词，穿着中山装就被定义为拥护革命。1927年，精明的上海商人立即制作中山装出售，并称“青天白日旗帜下之民众，应当一律改服中山装，借以表示尊重先总理之敬意” 。当然，中山装作为象征革命的服装，一方面成为真正拥护革命者乐意穿着的服装，但同时也会被政治投机者所利用。1928年7月，周作人在致友人信中说：“两三年前反对欢迎孙中山，要求恢复溥仪帝号的总商会(会长还是那个孙学仕)已发起铸‘先总理’铜像，并命令商会会员一律均着中山服了！”显然，政治投机者通过穿中山装来表达对国民党政权的“认同”与“忠诚”。

　　罗兰·巴特曾经指出：“服装总包含有叙事性因素，就像每一个功能至少都有其自身的符号一样，牛仔服适于工作时穿，但它也述说着工作。一件雨衣防雨用，但它也意指了雨。功能和符号之间(在现实中)的这种交换运动或许在许多文化事物中都存在着。”中山装不仅是一种服装，更是一种象征。中山装作为服装的功能已经被弱化，而其隐含的政治意义却被强化。人们认为中山装应该是国人统一的服装，因此，出现让孔子也穿中山装的现象：“浙江诸暨某校，悬挂孔子遗像，衣服作中山装，记得孔子曾经说过：‘麻冕，礼也……吾从众’。现在大家都穿中山装，根据服从多数的意义，那孔子自然有改穿中山装的必要呢！”从另一个角度去解读，则可以理解为，让孔子穿中山装是人们对国民党推广中山装的讽刺。

　　服装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外在表现，中山装的流行，体现出作为国民革命领袖和民主共和制度化身的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由于渗透着孙中山崇拜情结及三民主义寓意，中山装成为具有强烈国家色彩的政治性服装，因此，中山装作为一种统一的制服必然具有对人的身体与精神进行塑造与规训的功能。国民党一直努力将国民塑造成为忠于党国的三民主义信徒，从国旗到国歌，从中山路到中山纪念堂，再到中山公园，无不围绕三民主义党化教育展开社会文化的建设，因此，推广中山装只是其推销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又一隐性权力技术的运用。

　　（资料来源：陈蕴茜 《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学术月刊》2007年第9期，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4-27；中山日报 2011-10-09 第 6120 期 T89版《中山装：国服？民族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