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

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宋朝节省了巨额战争开支

；促进了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融合。

澶渊之盟后，宋辽皇帝以兄弟相称，辽兴宗耶律宗真好绘事，曾经自绘肖像赠予宋仁宗，宋仁宗亦作回赠，可惜仁宗真容送到时，辽兴宗已然过世，辽国皇室遂将仁宗真容画像与辽国祖先悬挂在一起，供子孙后代礼拜瞻仰。宋辽两国之间似乎有着一种相互欣赏、惺惺相惜的感觉——尽管他们之间一直是对手关系，但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对文化的共同追求。《天龙八部》中那个和萧峰结拜的辽道宗耶律洪基甚至曾许愿：若人世真有轮回，愿后世生于中国。而金显宗亦喜作具有中原特色的墨竹作品，且水平不低。

因此，就文化角度来看，这个时期宋辽金西夏更像是同父异母的几个兄弟，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看成是战国七雄在宋朝时代的翻版，而把元统一中国看成是秦的一统天下。他们之间的战争也谈不上哪个民族侵略其他民族，也可以看作是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相互攻讦。试想如果萧峰不让人看到他胸前的那个狼头刺青，谁又会知道他究竟是汉人还是契丹人，甚至是大理人或西夏人也未可知呢。

宋、辽、金、西夏四个王国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的势均力敌，且能够对峙如此长的时间，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状况也是绝无仅有的。这种王国之间、民族之间的对峙，实际上也是文化上的比较与对峙。在其比较与对峙过程中，彼此不断地学习吸收对方的文化，并有意识地集聚力量。

宋在建国初期还是可以与辽国比比肌肉的，但几次疆场上的失败后，特别是宋因自身疆域已无牧场可以养马蓄力，自身武力慢慢地也就无法与周边几个王国抗争了。

但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朝代，于是就与各国签订了城下之约，以“岁币”的形式贡予辽、西夏、金，被后人戏称为“花钱买和平”。宋朝重商，据统计，公元1021年时北宋国家财政达到150885万，户口为868万。财富规模与前朝相比，超过了唐朝贞观二十三年总量的四倍，与后世相比，超越了乾隆时期的三倍。当时的中国占世界财富的比值达到了令人咋舌的67%左右，全世界近三分之二的财富在中国，这种富甲天下的情形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而这一切是主动开展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大兴贸易之路得到的成果，甚至有人设想，假如王安石变法成功的话，中国社会可能在北宋就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了。

（北宋张泽端绘《清明上河图》局部）

经济上的繁荣也同时带来了社会的繁荣和文化的繁荣，这从《清明上河图》中的描绘就可以看出。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宋朝的社会繁荣和文化高峰并没有增强王朝所需的军事实力和文化进取心。市场的繁荣、生活的安逸，反而使王朝统治者思想保守、得过且过、不思进取。

尽管当时的宋朝在经济规模上显得较大，但按照战争状态下的产业比例来看，重商主义并不能对王朝发展带来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因此，在任何时候，其实都应该十分冷静地认清，什么才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并主动引导整个社会倾向于这个产业方向，这样才能共同推动整个国家实力的提升。商业贸易可以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但不可能成为壮大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核心产业。

靖康之难，从发生的背景来看虽然只是个偶然现象，但到了南宋，偏安一隅的富有，使得人们思想更加趋于内敛和保守，突出表现在缺少必要的制度创新和朱子理学的创立。最有可能改变中国命运的王安石变法，因为保守的官僚体制而失败。而朱子理学尽管传承于儒家，还吸纳了释道思想，看似更加体系化和逻辑化了，但朱子理学的产生与当时保守的社会环境是极度吻合的，其思想内涵的内向化和保守僵化，使得传自春秋、秦汉和唐朝的开放性、发展性的儒家思想，变得教条化和呆板化，这样也就缺乏了对周边其他王朝的影响力和同化力。

这一点，在宋词与汉赋、唐诗的写作风格和表达意境的差异性方面，也可以较为充分地体现出来。特别是宋词当中缺少盛唐以来各民族兼容并蓄、荣辱与共、和睦发展的气度，而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复仇情绪和排他性。但对于宋朝后期，具体说就是南宋期间，整个王朝上下清议多了，实质性举措少了，特别是有关战与和的争论，始终在举国上下萦绕，举棋不定、各怀私心的氛围较为浓厚，以致造成多次战略性失误，整个王朝也就错失了许多振兴发展的良机。

正因为宋朝时思想趋向保守，使得宋朝无法实现一统中国。而辽、金更趋保守、更趋守旧，特别是在民族关系上采取了歧视政策，使得这两个王国同样无法形成集聚各民族的文化合力。

如辽太祖“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对契丹和汉人完全采用两套不同的法律。辽圣宗也曾规定：“蕃人殴汉人死者，偿以牛马；汉人则斩之，仍没其亲属为奴婢。”这种民族割裂的统治方式，本身就是文化分裂的举止，所以也就无法形成完整统一的王朝。

文化本身是不断发展的，既可能向丰富充实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向萎缩倒退乃至没落的方向行进，由此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发展进程。因此，虽然陈寅恪形容赵宋之世乃华夏文化的高峰，但这样的高峰其实只是隋唐文化繁荣的惯性轨迹，其后继是乏力的。

所以说，任何由人文需求所孕育、凝聚、形成的文化，其自身的保守性与开放性、聚核性与分散性、兼容性与排他性等特点，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现实生活中一个王朝统治时间的长短和疆域面积的大小。

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即我们所秉持的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以及如何进一步巩固丰富发展我们的文化，可能就决定了我们能够走多远、走多宽、走多久……

当然基于传承而来的文化，本身就固有自身的人文性和合理性，关键是传承到一定时期后，我们应该如何有效地结合现实，不断地推陈出新。

（作者简介：蒋海，工作室成员，本文摘自《中华民族：积淀五千年的文化自信》。本公众号是唯一获得授权刊载此书内容的网络平台，如需转载，必须获得本公众号的授权，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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