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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新中国对外政策发展至今经历了几个重大历史阶段：一、毛泽东外交思想为中国外交奠定基础，使中国外交从20世纪50年代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转向70年代联美抗苏的“一条线”。二、20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领导实施了中国外交又一次重大调整，开启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经受住了两极格局瓦解和世纪之交国际风云剧变的重大考验，为中国和平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三、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变化“沧海桑田”，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习近平同志提出并领导实践的外交思想，已历史性地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行动指南。纵观历史，中国外交之根本宗旨，正是始终服务于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征程。 〔关 键 词〕国际关系、国际格局、外交政策、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苏格，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中图分类号〕D8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20世纪举世瞩目之重大事件，它结束了中华民族百年贫穷落后、屈辱挨打的历史，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也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在外交事业上，新中国奋发图强，砥砺前行，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维护与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本文旨在通过勾画新中国外交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重温昨天的磨难与艰辛，明确今天的担当与使命，不负明天的梦想与追求。 一、毛泽东为新中国外交奠立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源头，可追溯到延安时期。 （一）新中国外交的缘起 1. “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在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危机关头，1935年底的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和中国成为战时盟国，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中共中央则倡导“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 美方认为国共关系恶化不利于对日作战，遂迫使蒋介石同意美国政府派军事观察组到延安考察，探求缓解国共矛盾。1944年7月至8月间，美军观察组“迪克西使团”分两批抵达延安。毛泽东主席亲自给《解放日报》社论定稿，在原稿标题“欢迎美军观察组”后增添了“战友们”三字。同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重要文件《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将美军观察组来访视为“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2. 两大重要方针。1944年9月-1945年11月赫尔利使华期间，美国“扶蒋反共”政策逐渐成形。随着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和1948年“马歇尔计划”的启动，美苏“冷战”拉开序幕，美国开始实施“遏制”政策。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洞察新中国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确立了对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只要帝国主义“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为此，他提出两个重要方针：“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则是“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 3. 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挥师过江解放南京，毛泽东电示我军保护英、美侨民和外交人员，“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还电告南京军管会黄华可就地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接触，但美国国务院令后者“不得访问北平”。 在美方未给中共选择余地的情况下，中共和苏共关系取得进展。1949年1月底，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访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6月下旬，刘少奇率团秘密出访苏联。斯大林表示新中国成立后，将“立刻承认”并予援助。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一边倒”政策，昭示新中国将坚定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一边倒”有两方面涵义：一是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这与“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并称为新中国初期外交政策“三大方针”。 （二）坚决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历史由此进入新纪元，中国外交也揭开了崭新篇章。新中国成立第一年，就与1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赴苏访问。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标志着“一边倒”政策的正式实施。该条约增强了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也为加强中苏两国友好合作、共同抵御外来侵略，为新中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美国政府于1949年10月3日宣布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一度图谋离间中苏关系，采取“等待尘埃落定”的态度。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美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的幻想破灭。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扩大战争行动并决定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中国领导人毅然做出赴朝参战的战略决策。中美两国直接军事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政策。 中美交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对中国内政台湾问题的粗暴干涉。中国同美斗争的焦点就是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早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前，美国就密谋了诸如“分离”、“托管”等防止台湾“失陷”的方案，但慑于“政治影响”，杜鲁门于1950年1月发表“不介入”声明，以观望等待。朝鲜战争爆发为美国染指台湾提供了时机和借口，白宫采纳了麦克阿瑟视台湾为“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潜艇基地”之战略分析，悍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中国政府严正揭露美国侵略行径，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与美直接交锋。至此，台湾问题成为中美两国之间的最大争议问题。 1954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此举可谓《孙子兵法》“上兵伐谋”之行动，旨在防止台湾问题固化，反对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美和台湾当局既矛盾又勾结，缔结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1958年，台湾海峡风云又起，美国再次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中共中央做出“把蒋介石留在金、马”的战略决策，以“谈谈打打”、“打打停停”策略，挫败了杜勒斯“战争边缘”讹诈。 （三）坚持“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方针 建立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国际关系，一直是新中国外交努力的方向。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会见来访印度代表团时首次完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4月，中印两国政府协商同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入谈判公报和《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并将其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同年6月，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将上述原则分别写入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的《联合声明》中，进而确认这些原则适用于同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1955年4月，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这是战后首次由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举办，且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周恩来总理率团参会，坚持“求同存异”方针，广做增信释疑工作，挫败了美国分裂会议的图谋。会议《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提出了十项国际关系原则，涵盖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庄严宣告，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欧14个国家，提出了中国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将五项原则扩展到经济领域。 新中国外交在实行“一边倒”政策的同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方针。毛泽东明确指出，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周恩来亦强调，为抵抗美国侵略和威胁，中国同苏联结盟是必要的，但不能丢掉自己的党和国家的独立性。回顾中苏结盟历程，中国始终坚持维护自身主权和党的独立性，对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抵制和斗争。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主席指示，强调各国共产党之间应遵循独立和平等原则，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广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见诸大量国际条约和文献。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中国又同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形成了第二次建交高潮。70年代，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和《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均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纳入其中。 （四）“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构想 国际关系发展也时常出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变迁。二战后，国际力量重新组合形成了“雅尔塔体系”。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两极格局形成。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新中国在两大阵营对峙中属于社会主义阵营。 然而，随着苏共奉行大国沙文主义，而中共则视独立自主原则为生命线，双方矛盾逐渐激化。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撤回在华的1390名专家，撕毁了600多项协议和合同。中国以“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方针予以应对，但苏联领导人依然我行我素。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决定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一起作为斗争目标。“反帝必反修”成为此时期中国外交基本战略，俗称“两个拳头打人”。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后，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并扬言要摧毁中国核基地，对中国形成战争威胁。同年9月，周恩来总理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晤，就维持边界现状、防止冲突达成一定谅解。 此时的美国深陷越战泥淖内外交困，“尼克松主义”应运而生，即为确保同苏联争霸中的欧洲战略重点，谋求从印度支那脱身，实现所谓“均势外交”。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尼克松于1967年10月为《外交季刊》撰文中耐人寻味之观点：“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 中苏关系破裂成为中美两国接近的催化剂。1969年春，在毛泽东指示和周恩来具体安排下，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接受了“研究国际形势”的特殊任务，并提交《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书面报告。报告关于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战略分析，为打开中美关系之结提供了依据。 为破解国家安全“夹肉面包”的严峻局面，毛泽东纵横捭阖、运筹帷幄，毅然决定“打美国这张战略牌”：建立一个从中国经中东到西欧，越过大西洋到加拿大、美国，再经过太平洋至日本，包括太平洋南岸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反对霸权主义“统一战线”；再将周围一大片亚非拉国家团结起来，形成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构想。用陈毅的话来讲，就是“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成功访华，“小球推动大球”。同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毛泽东与其举行了历史性会谈。《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大门的开启，中国外交实现了又一次重大战略调整。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此后，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形成了第三次建交高潮。中国在联合国组织框架内履行职责，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人类进步不懈努力。20世纪70年代，在毛泽东“两个中间地带”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不断加强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积极发展同西欧国家关系。中国对日贸易关系和民间交往不断发展，促成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 二、邓小平开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20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领导实施了中国外交又一次重大调整，开启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仅为中国外交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做出了伟大贡献。 （一）“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 1. 中国国内和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定了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的三大任务：在国内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争取实现祖国统一，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1987年，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步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据此确立了“三步走”的宏伟目标。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由于国内工业发展停滞、农业歉收、外交孤立等原因，苏联对外扩张受阻，逐步由咄咄逼人的攻势转为守势。美国则由收缩逐步转向攻势，同卡特时期以“缓和”求和平不同，里根政府更强调“以实力求和平”，“恢复美国的战略威慑地位”，以抗击苏联扩张。从宏观国际形势看，美苏关系进入了互有攻守、各有得失的“势均力敌”战略态势。西欧、日本及第三世界各国发展迅速，成为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独立力量，全球政治格局逐渐从两极向多极发展。 2. 中国外交战略调整。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中国外交进行了相应的战略调整。中国领导人认为，美苏争夺已经相对缓和，双方既争夺又对话，世界和平有望得到长期维护。由于中国是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且已成为独立于美苏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同美苏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都势必影响世界战略平衡，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稳定。在此背景下，中国继续奉行“一条线”战略已不再适宜。 中国进行外交战略调整，目的在于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尽可能长的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此次外交战略调整，中国对外政策呈现出“独立自主”、“真正的不结盟”的新特点。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不再是“一条线”的联合，而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美国屡屡干涉中国内政也是促使中国外交政策转变的因素之一。里根政府上台后改变了对中国战略地位的原有估计，主张强化与台湾关系，顽固坚持对台出售武器，中方就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1982年8月中美发表的《八一七公报》中，美国政府承诺“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考虑到售台武器是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中方在维护原则的基础上展现了灵活性，没有坚持美国停售期限。但中方立场明确：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即使“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也“不会吞下去”。 中国外交政策虽做出了重大战略调整，但对美政策并非与之“重新交恶”，而是坚持谋求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基础上，使中美关系稳步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美之间进行了多次高层互访。1984年4月里根总统访华，邓小平肯定了中美关系良好的发展历程和前景，同时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1989年2月布什总统访华，中方表示历来重视中美关系，希望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指导下，扩大和深化各方面合作，中美关系须“增进信任、减少麻烦”。 3. 在邓小平外交理论指引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外交成果卓著。中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方针，发展了同美国、日本、西欧等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正常关系。中国坚持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在198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中国逐渐缓和了对苏关系，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同邓小平举行了最高级会晤。中苏两国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中国全面推进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增强了自身国际战略地位。中国改善和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关系，在处理某些历史遗留的领土和海域争端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张，既坚持了原则，又讲究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 在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引领下，中国政府积极推进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的妥善解决。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同年4月，中葡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港澳回归，洗雪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成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随着邓小平理论不断深入人心，中国国内思想进一步统一，普遍认识到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辩证关系，彻底结束历史造成的封闭状态；必须不断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增进国际间经贸、科技交流与合作，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从1978年到1989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6亿美元增加至1116亿美元。 （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经受国际格局骤变的考验 1.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华约解散、苏联解体，极大地冲击了原有国际关系格局，世界体系进入动荡重组的新时期。80年代末，在中国也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美国等西方国家借机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以各种手段施压，联合实施所谓“制裁”措施。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关系历经波折，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面临严峻考验。 在这场国际风云剧变中，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总原则的基础上，深刻全面调整相关政策。面对西方国家的施压和制裁，邓小平总揽全局，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外交战略方针，随后又增加了“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构成“28字方针”。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从容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坚持“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以超越意识形态和超脱的态度，经受住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冲击；以坚定的立场和灵活的策略，顶住了西方国家的压力和制裁，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国际与周边环境。 2.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确保经济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处变不惊，沉着应对，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同时，从中国人民利益和世界和平稳定大局出发，稳妥谋求改善外部环境并同西方国家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美国对华实施“制裁”严重冲击和损害了两国关系，面对强权政治的施压和挑战，中国外交不信邪、不怕压，坚决捍卫了国家主权和尊严，迫使布什政府在政治上持续对华施压的同时，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延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坚持把人权问题与对华最惠国待遇挂钩，中方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93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美两国领导人进行会晤并达成共识：把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1994年5月，美国政府提出对华接触政策，宣布将人权问题同“最惠国待遇”脱钩。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事件导致中美关系跌至低点，中方本着“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精神处理中美关系，同时坚持反分裂、反“台独”斗争。1998年6月至7月，克林顿总统访华期间，双方进一步明确了面向21世纪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克林顿公开承诺对台“三不”政策：不支持“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主张，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在世纪之交，美国“新干涉主义”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激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国际正义舆论的强烈谴责；5月25日，“炸馆事件”硝烟未尽，美国国会又抛出“考克斯报告”，诬称中国“窃取”美“核机密”危及美国国家安全，中方对这一无中生有的污蔑予以严正驳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两国关系在短期内得到修复和发展：1999年11月，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达成协议，为中国最终入世扫清了最大障碍；在中国政府严正交涉下，中美两国代表就“炸馆事件”中方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赔偿问题举行多轮谈判，最终于2000年12月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2000年9月和11月，中美元首分别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会晤；2000年10月，克林顿签署了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使此项由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法案正式成为法律。据此，美国终止了按《1974年贸易法》相关条款对华“最惠国待遇”实行年度审议的做法，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2001年4月，美国军用侦察机与中国军机在南海海域发生“撞机事件”后，小布什政府一度公开将中国定性为“战略对手”。“9·11”事件后，中方及时致电美领导人，表示愿协作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两国关系得以转圜，美国逐渐将中国视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2001年11月，多哈WTO第四届部长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加入WTO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 3. 中国外交取得全方位进展。1991年，苏联政局发生剧变，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率先宣布独立。同年年底，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15个加盟共和国分别成为独立主权国家。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尊重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原则立场，中国政府宣布承认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各国政府，并先后与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同俄罗斯和中亚邻国建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不仅为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周边环境，也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增进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一直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在政治上，中国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合法权益；在经济上，中国按照“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中国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先后同印度尼西亚复交，同新加坡、文莱和韩国建交，同越南、蒙古实现关系正常化。在中东，中国全面均衡发展同各国关系，先后同卡塔尔、巴林、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在非洲，中国遵循对非发展长期稳定、全面合作关系的五项原则，1998年1月与南非正式建交。中国同拉美国家关系也不断发展，至20世纪末拉美同中国建交国家增至19个，中拉在经济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也取得长足进展。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西欧发达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考量，一度追随美国对华实行“制裁”，致使双边关系严重倒退，经贸合作受挫。90年代，欧美关系出现新动向，欧洲离心倾向加剧。欧洲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决定解除大部分对中国的制裁措施，恢复并提升对华关系，中欧政治关系由此进入了重要发展时期。90年代中期，中国提出发展同西欧关系四项原则：面向2l世纪，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补互利，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1995年7月，欧盟通过了《欧盟与中国关系长期政策》报告，置中国于优先发展关系的重要位置。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中国同中东欧各国不断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提倡建立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新型国家关系，带动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加强。同时，中日两国多维度的接触和交流也相当频繁。1998年11月，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20周年之际，两国政府发表了又一个指导双边关系的重要文件——《中日联合宣言》。此外，中国还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三）21世纪之初中国外交开新局 1.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进入21世纪，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国际社会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国际形势总体趋向和平稳定。但世界仍然很不安宁，不少地区持续动荡。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加剧，尤其是南北差距继续拉大。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给国际事务带来负面影响。传统安全威胁未减，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加，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这一时期，中国同世界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经济依存度不断加深。经过数十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中国外交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提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治国方略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更加注重科学发展，从以前强调“快字当头”转为注重“又好又快”的平衡发展。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沉着应对，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使经济发展稳健前行。21世纪头十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10.7%，外汇储备连续七年名列全球第一，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居第二位。 中国外交继续秉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的宗旨，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互信协作的安全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 2. 创新外交理论。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设的新境界：一是深化对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认识；二是明确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方略；三是提出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四是倡导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五是进一步探索完善中国外交总体谋篇布局。 在外交理念上，中国主张进一步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倡各国应平等参与国际事务，通过协商解决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中国坚持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其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中的主导地位。中国提出“以相互安全为前提，以均衡发展为基础，以公认法理为保障，以对话合作为手段，以共同繁荣为目标”，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政治上，中国倡导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在经济上，中国鼓励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在文化上，中国主张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在安全上，中国推行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在环保上，中国注重相互帮助、协力推进。 中国外交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抓住机遇，化解挑战，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断开创对外关系新局面，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以自己的发展推动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世界各国利益的融汇点，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中国积极参加世界主要国际组织，参与并签署多项国际条约和协定。在联合国各主要机构、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G8+5）等多边舞台上，中国积极参与并阐明其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理念和主张。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中国持续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倡导通过磋商协作解决经贸摩擦。 3. 谋划外交新布局。国际关系缓和为中国对外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外交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既坚持“韬光养晦”，又注重“有所作为”，强调以“和平、发展、合作”精神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中国坚持发展全方位外交，形成了“大国为关键、周边国家为首要、发展中国家为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基本格局。 在处理与大国关系时，中国努力保持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双方创设了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十多个双边对话合作机制，以积极探寻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并就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中国坚持从战略全局和长远角度处理中俄关系，以积极落实两国关系未来十年发展规划为中心任务，相互支持、全面合作、世代友好，不断加强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战略协作。中国积极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发展，不断充实与拓展其内涵。中国稳步推进同中东欧等国政治关系和务实合作。中国加强同新兴经济体协调合作，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更上一层楼。各大国普遍增加了对中国的借重与合作。 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不断发展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积极促进区域合作深入机制化。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进入全面务实合作阶段。中国推行睦邻友好政策，重视改善同东南亚邻国关系，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对话机制进一步深化了中国与东盟关系。中国积极推动形成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为推动朝核问题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独特作用。中日两国开启了战略互惠关系，但日本非法“购买钓鱼岛”引发双边关系跌宕起伏。 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务实合作取得重要进展。中非合作论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友好关系。中阿合作论坛等机制的建立和深化，成为促进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全面展开的平台。中国同拉美、加勒比和南太平洋地区国家互利合作亦不断深化。同时，中国还加强了同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发展中大国协调与合作，“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不断充实、完善。 2009年，二十国集团（G20）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治理的主要平台。作为G20创始国之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积极参与解决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积极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人员。在叙利亚、伊朗核、南北苏丹关系等问题上，中国积极劝和促谈，推动问题解决。中国还深入开展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国际合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有效打击了“台独”、“藏独”、“东突独”等分裂活动。 三、习近平领航“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当引领伟大中国继续前行的历史接力棒传递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时，中国外交又一次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与时俱进地做出新的战略调整。习近平同志提出并领导实践的外交思想，历史性地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行动指南。 （一）数百年不遇之历史大变局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后，国际形势正经历数百年来未有之巨变：国际力量对比持续“东升西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崛起，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经济全球化“双刃剑”效应持续显现。“单极”与“多极”斗争仍在持续，“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焦虑感和戒备心增强。国际政治安全矛盾跌宕起伏，世界经济竞争与相互依存两面性同在，全球治理任务艰巨，规则制定和秩序走向之争更趋激烈。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软实力”竞争呈上升趋势。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中，正、反两方面因素都呈上升趋势。今日之中国面临着三个“前所未有”：一是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二是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三是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中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而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的发展壮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天下为己任”，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奋力开拓。习近平同志深刻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赋予其更加深远的世界意义。“中国梦”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担当，就是要完成“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使命：到建党一百年之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之时，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既是对千百年国家和民族历史诉求的高度概括，又是新时期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习近平同志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奋力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共同托举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理想。 习近平同志高屋建瓴地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有着内在辩证统一关系。国力增长必然引起国家利益内涵和外延发生变化，外交则须适应变化了的国际格局和国内形势。习近平同志牢记根本、不忘初心，审时度势地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新形势下，中国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就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和综合布局 在新的历史征程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具全球视野、进取意识和开创精神，不断推出新理念，实施新举措，展现新形象。 习近平同志站在时代潮头，运筹帷幄，把握历史方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建国以来的外交经验，为中国对外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了新思想和新理念。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世界发展和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了完整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 一是丰富和发展了和平发展战略思想，深化和升华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核心精神，主张“六个坚持”，即坚持主权平等、坚持共同安全、坚持共同发展、坚持合作共赢、坚持包容互鉴及坚持公平正义。二是倡导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将“合作共赢”提升到国家外交旗帜高度，拓展至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个领域。三是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提出“五位一体”的总路径：倡导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四是倡导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观，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的合作观。五是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弘扬义利合一的价值观。六是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要尊重和保障各国的安全利益，要涵盖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要通过对话与协商促进地区安全，要践行发展与安全并重理念，实现持久安全。这些新思想和新理念，摒弃了结盟对抗、零和博弈的旧观念、老套路，既具鲜明的中国特色，又有重大的世界意义，不仅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行动指南，也将对人类和平、发展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继承了以往中国对外交往的优秀品格和传统，并结合全球化和多极化发展变化的新形势，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既敢于作为又善于作为，既开拓进取又居安思危，既考虑现实需求又顾及长远影响，既维护本国利益又兼顾他国利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谋篇布局，在延续基本布局框架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努力做好中外关系的“大文章”。 一是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庄园会晤、瀛台夜话、白宫秋叙，与特朗普总统海湖庄园会晤、汉堡会见等，使中美关系发展迈上新征程，通过加强沟通、拓展合作、管控分歧，守住“不冲突、不对抗”底线，筑牢“相互尊重”基础，共同推进“合作共赢”目标。在四年多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六次访问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六次到访中国，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得以夯实，互信与合作进一步增强，两国关系更趋成熟、稳定。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利益交汇不断加深，战略合作水平持续提升。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及地区大国友好合作关系也得到长足进步。 二是继续推动周边关系健康发展。中国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继续把周边作为外交优先方向，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同周边国家关系总体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 三是持续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关系。中国提出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继续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传承友谊、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共谋发展，全面团结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增强，取得了丰硕成果。 四是努力打造多边外交朋友圈。中国深入参与和引导多边外交进程，与联合国和其他重要国际组织关系取得新发展。中国秉持平等、包容和共赢的理念，力图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迄今已同9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愈加广泛，合作共赢道路越走越宽。 （三）为民族复兴尽责，为人类进步奉献 习近平同志指出：“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步入21世纪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壮大，中国毫不回避自己所应承担的大国职责和义务，一直努力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做出应有贡献。中国勇于开拓、积极进取，同时又做事有度、量力而行，不做超出自身实力和发展阶段的事情。 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中国主张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都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面对“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思潮抬头，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包容立场。中国外交向世界展现了大国的担当，不仅对冲了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也充分展示了中国的定力和自信。中国外交坚持以为发展和改革开放服务为第一要务，紧紧围绕这一大局营造更稳定、更友善的外部环境。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国在世界和区域共同发展中已经并将继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经济发展虽已进入新常态，但在未来五年，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吸收6000亿美元外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达7亿人次，这都将继续为世界各国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中国主张树立国际社会“利益共同体”意识，积极寻求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携手促进共同发展。中国支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并将一如既往地秉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原则，同各国共同为实现2015年后发展议程做出努力。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履行索马里护航、尼泊尔地震救援等国际责任和义务；承诺设立总额为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倡导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开创发展中国家组建多边金融机构先河；宣布建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坚定不移地支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展现了负责任、重行动的大国担当。 中国坚持奉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从陆上和海上两个方向拓展多条经济走廊，以推动实现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目标。2014年至2016年，中国同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已在20多个国家建设了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了18万个就业岗位。迄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联合国大会等也将“一带一路”建设内容纳入相关决议。2017年5月，来自130多个国家、70多个国际组织的嘉宾会聚一堂，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6年1月，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运营，不仅深受亚洲发展中国家欢迎，也得到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肯定，截至2017年6月成员总数已达80个。“一带一路”已成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和顺应各国发展愿望的全球公共产品。 当今世界仍动荡不安，地区战乱冲突依然存在。中国始终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张摒弃冷战思维，走出一条各国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促进国际和区域的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和可持续安全。面对现有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中国始终主张对其在维护中加以改革完善。中国积极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与安全，通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合作框架等机制，促进地区国家安全防务交流合作。中国积极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网络安全、抗击传染疾病等国际合作，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着负责任大国作用。中方积极参与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倡导并践行“解决热点问题三原则”：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强加于人；坚持客观公道，反对谋取私利；坚持政治解决，反对使用武力。 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方面积极有所作为，展现了坚定的战略定力。在朝核问题上，中国秉持“三个坚持”立场：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在海洋领土主权与权益争端问题上，中国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坚决捍卫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以“三不”原则回击南海仲裁，同时适时推进与菲律宾关系全面转圜，挫败了域外国家干涉南海局势的图谋。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以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为代价。在日本右翼“购岛”问题上，中国坚持主权立场，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并实施常态化巡航。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坚持“底线思维”。“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此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和“软国力”竞争中，中国对“颜色革命”等“不战而胜”的图谋持高度警惕和防范，坚持切实“将自己的事情办好”。 中国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主席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崇正义、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赋予了中国外交独特的印记。中国外交致力于通过推动全方位人文交流，广结善缘，加强民心相通，让中国梦同各国人民的愿景“美美与共”。中国文化注重对内“强根固本”，对外“兼收并蓄”，以使国家“软实力”之影响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之中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接受。中国外交努力探索“借船出海”，以平易近人的语言和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分享中国方案。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出访安排常与“文化年”等国家级交流活动相伴。此外，杭州G20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厦门金砖国家峰会等大型主场外交的成功举办，亦展现了中国的综合实力和良好形象。中国外交坚持了政府“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执政理念，领事保护工作不断加强，切实维护了中国公民和企业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四、结语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纵观历史，中国外交之根本宗旨，正是始终服务于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征程。 毛泽东为新中国外交奠立基础。为建立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外交开始起步。面对美国“遏制”政策，新中国成立后走上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道路。随着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变化，中国外交实施了“一条线”的战略调整。 20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领导实施了中国外交又一次重大调整，开启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时代。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经受住了两极格局瓦解和世纪之交国际风云剧变的重大考验，为中国和平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 21世纪开局十载之后，国际格局变化“沧海桑田”，中国和平崛起“邦旧命新”。习近平开启并领航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鲜明旗帜。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深邃的全球视野，主动塑造大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和全面规划；以恢宏的战略定力，根据客观需要确立近、中、远期阶段性目标；以周密的谋篇布局，积极引领和处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领域外交工作；以务实的方针政策，将合作共赢理念落实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个方面。 回顾中国外交筚路蓝缕的历史征程，其成功之处就在于准确把握了国际形势发展和变化的大趋势，同时根据中国自身的实力、地位，实事求是地确立外交阶段性目标和路线方针。环视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继续加深，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准确把握人类前途命运、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致力于实现持久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坚持独立自主，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秉持客观公道，明辨是非，求同存异；寻求平等合作，和谐相处，共享共赢。 “雄关漫道真如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都将继续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责任担当，积极稳妥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栉风沐雨，锐意进取，开拓前行。 【完稿日期：2017-9-5】 【责任编辑：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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