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演化，对于理解20世纪上半期，中国走向共和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路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历史是必然性与随机性的组合产物，知识分子的最大作用就在于促成必然性与随机性发生可能限度的转化，例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思想（主要是戊戌变法之前的思想体系）对于后一代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知识体系与观念导向，均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比如蒋介石、阎锡山、毛泽东、刘少奇、丁文江、胡适等。更为具体的例子是，康有为、刘师培等人有关天下大同的乌托邦思想，对于人类不平等现象提出的激进批评，并因此提出的土地革命、解放妇女扽相关疗救方法，在20世纪下半期都变成了政策现实。

张灏

著名华人历史学家、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前教授张灏所著的《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1890-1911》一书，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再版出版。这本书选取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的四个代表性人物：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刘师培，着眼于1890-1911年间他们的思想发展，并通过解析这样四位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演变，让读者对于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状态和建设作用形成更为深刻的认识。

康有为在许多国内研究者、读者看来，是狂热型的思想家。他试图将儒家传统在新时代进行重新阐发，纳入佛教的部分价值元素，形成一种可以应用于中国救亡改造的新意识形态。在公车上书之前的康有为，就已经早于同时期的绝大多数国人，形成了爱国主义关怀，也有着自己的道德-精神追求。《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1890-1911》书中谈到，康有为将包括董仲舒及两宋儒家思想家的经典观点，进行了再造，例如将人欲界定为宇宙天然秩序的组成部分，因而就应当对之保持开放和积极的态度，如果既定的制度和规范被发现是压抑人欲的，就应当除旧布新。

康有为的未来乌托邦思想，当然建构于传统的儒家和佛教价值元素之上，与儒家圣王盛世的理想表述具有相似性。他竭力融合不同信仰，服务于他的新儒学理论，对于启发国民觉醒具有重要意义。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最为知名的改革殉道者。但很多人对谭嗣同的理解，也仅仅停留于他的一席话（据传游说袁世凯）、一首诗和一本书（《仁学》，仅限于书名）。《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1890-1911》书中提到，谭嗣同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谭嗣同在其有限的生命中，最为关注如何通过儒学来重构中国的政治秩序，他引入实学，关注西方的科技，从宇宙视角来探讨道德-精神命题。古代墨家、王夫之的理论，西方的伦理学，以及中国民间传说中的游侠故事，对于他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他越来越猛烈的批评中国古代传统，强调“消极地看待生活和世界”，消解了中国、中国人的生命力。谭嗣同希望建构的新秩序、新道德，与康有为的目标存在很大差异。

章炳麟早于其他近代知识分子，意识到了革命运动中，因为道德力量匮乏而必然会造成严重后果。章炳麟驳斥一神论、佛教之外的其他主要宗教时，引入了大量的意识形态工具。他敏锐的意识到，近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如果忽略道德建设，社会道德水准也会被拉低到一个超低的数值。章炳麟认为，近代以来，欧洲文明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增长，基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守法和公德观念得以扩展，宗教宽容取代了宗教狭隘，但个人的道德水平却在下滑。

刘师培在学术声望上与章炳麟相提并论，他投身革命的时间很短，仅1903-1908年，而后改弦易辙为清廷效命。张灏强调，刘师培对儒家伦理规范给予了激烈的批判，从认识、情感、理智三个层次提出了自我认识和理解，并由着一系列的论证，对于儒家政治共同体的观念提出了质疑，要求终结作为王权制度缩影的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形式的社会政治秩序。毫无疑问，刘师培对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激进批判，对于20世纪的中国革命造成了深刻影响，而他糅合西方无政府主义与道教原始主义而提出的乌托邦，也包含了倡导社会平等、性别平等的价值元素。

郑渝川：知名书评人、时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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