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时节，海河之畔的李叔同故居纪念馆人流如织。李叔同，这位海河之子与中国话剧有何渊源？学贯中西的旷世奇才是如何造就的？时隔百年，他又给当代人带来怎样的启迪？

　　创立春柳社，率先演新剧

　　作为艺术舶来品，话剧引入中国的两条渠道都与天津有关：一条是通过天津的南开新剧团，自欧美直接输入到津京等地；另一条是通过李叔同创立的春柳社，间接地自日本输入到上海等地。

　　天津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杨秀玲介绍，1880年李叔同在天津出生，1906年考入东京上野美术学校，在日本接触了话剧。同年，他与曾孝谷等人发起组织成立春柳社，并于1907年初以援助中国国内灾情的名义在东京演出《茶花女》第三幕，引来观众和日本戏剧界人士的高度赞赏。

　　1907年6月，春柳社在东京公演五幕话剧《黑奴吁天录》，李叔同负责舞台布景和音响效果设计并饰演两个角色。这次演出，是中国话剧史上艺术实践的突破，也是中国话剧史开端的标志。剧中的分幕方法、以对话和动作演绎故事的特点、接近生活真实的舞台形象，显示着中国前所未有的新剧形态的出现，即后来定名的话剧艺术形态，李叔同也被后人誉为中国话剧奠基人。在春柳社的影响下，国内新剧运动蓬勃兴起，吹响了中国人进军话剧和社会变革的号角。

　　文化学者章用秀认为，李叔同之所以成为中国话剧奠基人，与他自幼受天津戏剧氛围的熏陶分不开。在津时，他常跟母亲去看戏，且跟“老乡亲”孙菊仙、“小杨猴”杨小楼等名角儿学唱京剧。李叔同喜爱且参与戏剧，在天津打下的戏剧基础，助力他接触话剧后能演好话剧。

　　天津地域文化，孕育一代大师

　　李叔同在天津度过了青少年时光。天津独特的文化氛围，让他从人生之初就睁开双眼看世界，进而学贯中西，作品亦是“中西合璧”。“大家耳熟能详的《送别》，原曲是一首外国歌曲。”李叔同故居纪念馆馆长沈岩说，“李叔同在深刻理解原曲意境后，以中国传统诗词的方式填词，饱含期待、惋惜、留恋等情感，使外国曲与中国词完美契合，彰显浓郁的中国意蕴。把外来文化的精华与本土文化相融，并以此丰富本土文化，这就是大师的高超之处。”

　　章用秀表示，近代天津的地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李叔同的青少年时代正处在这种西学东渐的文化氛围中。西方文明的引进和由此引发的新思潮打开了他的思想闸门，并且为他在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构建起具有崭新内容和形式的高层次文化艺术体系，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李叔同成为中国话剧的先驱者，固然有多种原因，但绝不可忽视天津地域文化对他所起的作用。如果说近代中西文明的贯通和中西艺术教育的实践及现代美学思想的熔铸，进一步成就了李叔同的话，那么天津则为李叔同事业和艺术生涯奠定基础，是他扬起人生风帆的起点，是孕育这位杰出人物的摇篮。

　　抒家国情怀，传后人智慧

　　李叔同的言行与作品，具有深刻思想底蕴。“赴日留学前，他创作《金缕曲》抒发要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情怀；帝制推翻后，他看到祖国的希望进而兴奋地写下《满江红》；他还创作《祖国歌》希望以文艺形式唤醒民族自信……在李叔同的生命历程中，他一直以激昂的作品传递家国情怀。这位艺术大师身上凝聚的崇高爱国品质，是他最明显的底色。”沈岩说。

　　前不久，李叔同故居纪念馆举办了“跨越百年的对话”活动，参与者以书法形式写下触动自己的大师金句。“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一个10岁孩童写下大师名言，笔法虽稚嫩，但他的话语令人感受颇深：“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以后的生活都很重要。我将来要考学，要经历很多事，也会遇到困难。如果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想大师的话，让自己更有毅力。”

　　将先人的精神与智慧传于后人，正是李叔同故居纪念馆的初衷。沈岩表示，当下面临的一些困惑，大师早在百年前就给出了答案，他用言行唤醒我们对生活的热情。接下来，故居纪念馆还要举行以“美好”为主题的活动，鼓励大家像大师那样在生活中发现美、感悟美、留住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