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学家霍恩伯格说：“（斯诺）在偏僻的保安找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向外界描述了中国共产党从蒋介石的围剿中赖以生存下来的、不可思议的六千英里的‘长征’。这被公认是轰动一时的报道。”

红军的长征在《西行漫记》中虽然只占了一章篇幅，但它同毛泽东的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一样是全书最重要、最精彩的篇章。这一章共写了一万八千多字。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由福建、江西经两广、湖南，到达贵州，佯攻云南府，巧袭佼平渡，进入四川，攻打安顺场，抢渡大渡河，过雪山草地经甘肃到达陕北会师，几乎完整地写出了长征的全部行军路线图。

斯诺一方面用大笔触勾画了长征的过程，一方面用诗的语言描写长征的艰险与红军战士的坚韧、勇敢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写道：“冒险、探索、发现、勇气、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象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历史中了。”他说：“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的伟大业绩之一。”

《大渡河英雄》是全书最精彩的章节之一。作者绘声绘色地写了三十名红军战士抢渡大渡河的英勇战斗，写他们身上背了毛瑟枪和手榴弹，紧紧地抓住铁索一步一步地前进；写第一名爬上桥板的红军拉开手榴弹，投向敌人碉堡，一掷中的；写南岸红军战士看见英雄们得手后高呼：“红军万岁！”“大渡河三十英雄万岁！”“一两个小时之内，全军就兴高彩烈地一边放声高唱，一边渡过了大渡河，……在他们头顶上空，蒋介石的飞机无可奈何地怒吼着，红军像发疯一样向他们叫喊挑战”。这位第一个向全世界报导红军英勇长征的记者，他的表现战斗场面的技巧，他笔底的硝烟征尘磅礴之势，真可以和《三国演义》中赤壁大战的描绘相媲美。

斯诺对强渡大渡河的红军英雄们怀着深深的敬意，他写道：“安顺场和沪定桥的英雄由于英勇过人得到了金星奖章，这是中国红军的最高勋章。我后来在宁夏，还会碰到他们几个，对他们那样年轻感到惊讶，因为他们的年纪都不到二十五岁”。

斯诺对长征的叙述不仅有声有色而且倾向鲜明，感情溢于言表，他对红军创造的业绩常常发出由衷的感叹，“长征的路线大约为横贯美洲大陆距离的两倍，——整个旅程都是步行的，有些是世界上最难通行的小道，大多数无法通行车辆轱辘，还有亚洲最多的山峰和最大的河流。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

尤为可贵的是，斯诺记下了毛泽东本人对长征胜利的原因及其意义的评价。毛泽东对斯诺说：“红军的胜利行军，胜利到达甘陕，而其有生力量依然很强大，这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是超人的吃苦耐劳和革命热情”。长征能战胜千难万险，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将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坚强政治队伍，毛泽东充满豪情地继续对斯诺说：

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并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它之所以不可战胜，所以一定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

毛泽东同斯诺谈完长征故事后，把他在长征中写的《七律·长征》写给斯诺看：“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那龙飞凤舞、苍劲有力的笔触，使斯诺敬佩不已。

斯诺在保安采访毛泽东时，长征还没有结束，长征的许多史实还没有采访，他写道：“我们现在已经写到红军在西北的会师”，“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

斯诺的报告文学作品《红星照耀中国》（中文名《西行漫记》）向西方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丰功伟绩，成为至今仍流传不衰的经典报告文学作品，在全球发行上千万册，被誉为中国人民革命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史诗。

（二）《伟大的道路》——中国工农红军英勇长征的史诗

美国记者、报告文学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3-1950），是第二个写长征的外国人，出生于密苏里州西部一个贫困的矿区。1937年，史沫特莱来到延安，面对面地采访了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史沫特莱从朱德处了解了红军成长发展的历史，长征的过程和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但她的目的不是写长征，而是要写一本朱德的传记。她这部书一直写了十三年，直到1950年5月6日去世那一天，还在修改、整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书稿。她逝世前，托人将书稿送交朱德将军，在中国出版。

和斯诺略有不同的是，斯诺大约用了18000多字书写长征，基本是概述式的，在写了五次反围剿之后，概述了长征的路线，重点写了抢渡大渡河和过雪山草地。而史沫特莱则以纪实文学的笔调，将长征中的艰难困苦、红军内部斗争、一些趣闻轶事，生动的细节都写了出来。气势磅礴，催人泪下，而又生动幽默，充满了乐观的气氛。

史沫特莱写长征从江西和福建开始，穿过广袤的平原，渡过奔腾湍急的大河，爬过终年积雪的大山，这条路大约二万五千里。朱德同志因为和张国焘作斗争，辗转康藏边界，是最后到达陕北的红军部队，实际比中央红军走得还要远。

1935年5月，红军经历艰险来到万马奔腾的大渡河。蒋介石亲赴成都，下令要像清军消灭太平天国的石达开一样，在那里“一举消灭”红军。此时，朱德和毛泽东亲自部署了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史沫特莱写道：“战士们窜过火舌，把手榴弹扔到敌军中间。越来越多的人过来了，火焰燃着了他们的衣服，在他们后面，是同志们震天的呐喊声……整个桥上都是向前冲锋、踏着火焰前进的人。”在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毛泽东和朱德并肩站着。“朱德始终不出一声，不动一动，好似一座石像。他知道红军的命运就要在此刻决定，中国历史上的多少英雄在此牺牲，而20世纪的中国工人和农民却要在此胜利。”史沫特莱以她惊人简洁的笔触描画了一个指挥若定的红军指挥员庄重镇定、气度非凡的形象。朱德后来对史沫特莱说：“我们体现了马克思的名言：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蒋介石在成都等待了好几个月，可是“消灭石达开”的历史并未重演。”

长征路上的艰苦，今天的人可以说难以想象，幸亏史沫特莱从长征的亲历者口中，为我们留下了这沉郁悲壮、气势磅礴的一页。使后人看到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们是如何向冷竣、严酷的大自然挑战而完成了这史无前例的壮举。

从长征过来的董必武这样向作者口述了红军过雪山的场景：

我们就对准峰顶附近那个缺口，笔直地向上爬。浓雾环绕，大风凛冽，刚到半山，就下起雨来了。我们越爬越高，又撞上了让人担惊害怕的冰雹。空气越来越稀薄，呼吸越发困难。讲话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冷得连人呼气都冻了冰，手和嘴唇冻得发紫。有些人和牲口一步没走稳，就掉在冰河中，从此诀别。那些坐下来休息喘气的，就在原地冻僵，筋疲力尽的政治工作人员用手势和拍打鼓动大家继续前进。

红军长征被认为是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壮举，是人类坚忍不拔精神的巨大考验。但红军战士在如此艰苦的行程中，都表现出令人惊讶的乐观主义，因而斯诺赞赏他们是“上帝也无法战胜的中国军队”。史沫特莱描写过了雪山草地后，一位战士要缝补破了的军装却找不着针了，于是大喊道：“谁偷了我的针？”另一位战士答道：“也许你为了显阔气，送给哪个村子的姑娘了！”一位战士在回忆过草地后没有吃的窘境时说：“过了大草地，什么吃的也没有，结果把一个村子的老鼠都吃光了，真有点对不起猫狗”。这样的战士，即使在古代歌颂远征军的史诗中，人们也未有看到有谁如此俏皮地描绘过充满乐观精神和幽默情趣的军人。

由于史沫特莱多次追随红军作战，在红军中生活过一段岁月，所以她能深刻把握人民军队的内在精神，善于描绘战争场景和战士的形象，她的作品气势宏大，场景鲜明，人物生动，语言质朴、简洁、准确，所以《伟大的道路》是描绘中国革命军队的报告文学佳作。

（三）《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再现长征的伟大精神和历史画卷

第三位写红军长征的是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08-1993）。索氏生于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尼斯。曾担任了20年的合众社记者，后担任《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1955年荣获美国普利策新闻奖。1969年写出反映二战苏联人民英勇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报告文学《列宁格勒被围困900天》，受到广泛好评。

1972年，随着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索尔兹伯里来到中国。他一见到周恩来总理，就提出要写一本红军长征的书。周恩来只以微笑作答。索尔兹伯里后来才明白：“文革”时期，几乎大部分长征老干部都在困厄中，他能采访谁呢？直到1983年，索氏已76岁高龄，揣着心脏起搏器，虽然借助了吉普车、马车等工具，仍然走完了二万五千里，成为世界上重新走完长征全程的外国人。

写出长征的故事，是索尔兹伯里年轻时就有的宏愿。1988年，在北京大学纪念《西行漫记》发表50周年学术会议上，我见到过索尔兹伯里，他在大会发言中说：“我还记得我在华盛顿和纽约的同事说，读此书时如饥似渴的情况，他们往往通宵不眠，一口气把它读完，从来没有感到这样的亲切和兴奋”。后来同斯诺的多次交谈，加深了他对长征的兴趣。他牢记着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一句话：“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到了70年代初，中美关系和解，索尔兹伯里“下了决心：如有可能，一定要实现斯诺的遗愿，争取写出长征的全过程。”

经过两年紧张的采访和写作，1985年10月，一部新的描写红军长征的纪实报告《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由美国哈波罗公司出版，美国《时代周刊》于9月底加上编者按语，提前发表了部分章节。编者按说：“每一场大革命都要有一个经受和最终克服困难的主要象征。两个世纪前美国人作战时心中想着瓦利福奇的艰苦斗争，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人们崇敬的象征是1934-1935年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他们经受了空前绝后的考验，那时的苦难使这些坚强的幸存者征服了全中国……长征这样史诗般的事件可能有助于说明共产党中国领导人的品格”。索尔兹伯里的书以其亲自第一手采访，详尽搜集挖掘的史料和全新的观察角度，立刻引起了世界的注意。两年之后，欧洲、亚洲、美洲的几十个国家就出版了多种文字的译本。

索尔兹伯里说，在70多天的长征路寻访中，“印象最深的是川北大草原和泸定桥”。所以同斯诺和史沫特莱一样，他也浓墨重彩地对红军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作了淋漓尽致地描写。

他写道：“大渡河发源于偏远的中国西北部青海省的喜玛拉亚支脉，水流湍急，奔腾咆哮”。红军走过巍巍群山的羊肠小道，凿岸攀登陡峭的绝壁，赶走了菩萨岩磐踞的小股国民党军，越过猛虎岗，才来到泸定桥。在政委杨成武指挥下，廖大柱连长率领22名敢死队员向泸定桥发起冲锋。

他们每人都有一支冲锋枪或手枪，一把大刀和十几个手榴弹。他们必须在滔滔河水上顺着没有桥板的摇摇晃晃的粗大铁索匍匐前进。四团号兵一齐吹响了冲锋号，机关枪开火了。二十二个战士开始冒着危险向前爬行……到了桥的尽头，他们爬上敌人来不及抽走的桥板，在浓烟和烈火中发起了强攻，他们一边跑，一边端着冲锋枪猛射。当被烟薰黑、衣服也着了火的红军战士冲上对岸时，国民党守军逃跑了。

索尔兹伯里写道：红军要通过靠近西藏边界的大雪山，必须越过夹金山的一条通道。在冰雪皑皑不时吹来暴风的奇寒中，红军战士晕倒掉下悬崖，因掉队被埋进积雪，或因冻饿而死的人不断发生。毛泽东、周恩来也同样在与天险和恶劣的气候做殊死之斗。索氏写道：“毛未穿棉袄，他的棉布袜子和布鞋不久便温透了，路上又遇到一阵冰雹，只好躲在油布下避一避。”“周恩来频频咳嗽，他着了凉，这是一场大病的最初症状，这场大病几乎要了他的命”。

草地是红军长征的最后一道难关。虽然夏季的草原奇花异草，五彩缤纷，但“草地的天气变化无常，一忽儿阳光普照，一忽儿满天冰雹、雨、雾、雨夹雪、狂风混在一起，就像魔鬼的恶作剧。没有食物（过雪山时口粮快吃光了）也是最大的问题。索氏引用胡耀邦的回忆说：“八天不见一个人影，村子里空无一人。”姬鹏飞（当时的卫生员）说：“草地上死的人比雪山上死的人还要多。每天早晨，我们都要数一下还剩多少人。我们发现有些人并没有死，可是他们爬不起来了。”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之所以震撼世界，不仅在军事史上是罕见的，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为了理想而顽强生存的意志也足以使世人震惊。

索尔兹伯里写长征的巨著，不仅再现了长征的艰难险阻，而且在补充订正红军长征这一段党的路线斗争史上，也作了弥足珍贵的贡献。1936年，当斯诺采访红区时，当时中央的负责人之一，长征中曾是三人领导小组之一的王稼祥对斯诺说：“斯诺先生，我们党内的路线斗争，遵义会议的情况，你回去写报道的时候，就不必多写了”。斯诺同意了王稼祥的意见，回答说：“我向世界报道的主要是红区的情况，毛泽东主席和一些领导人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西行漫记》中没有看到遵义会议的片言只语，斯诺是这样一笔带过的：“贵州境内的作战占了红军四个月的时间。他们一共消灭了五师敌军，攻占了王家烈主席的司令部，占领了他在遵义的羊房”“红军在贵州采取了新的战术”。这不能不是写长征历史的一个遗憾。

70年代，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历史更加明晰，索尔兹伯里敏锐地抓住时机，来填补《西行漫记》这一空白，他抓紧采访了参加遵义会议的邓颖超、杨尚昆等人，在他的著作里，遵义会议前后一口气写了四章：“进遵义”，“毛泽东掌权”，“绵里藏针”“摆脱危局”。将遵义会议的大辩论情况，作了较详细的叙述，毛泽东批判了博古和李德的“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最后中央领导统一思想，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在过去的党史上，没有提到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上的位置，索氏通过采访、实地考察、核对史实，证实了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上担任秘书长的史实。专门写了一章“绵里藏针”，叙述了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上和红军中的贡献。索尔兹伯里说：“由于长征中，许多文献都丧失了，所以还有许多事情未能得到解答。”他希望通过自己的采访和长征老战士的回忆，“使得长征这个人类特殊的历程能有完善的记载。”（索尔兹伯里1985年10月8日在《美洲华侨日报》社介绍《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本书末尾的注释中，作者将采访和查证的资料来源一一翔实注明，达685条之多，显示了一位国际记者和报告文学家的高瞻远瞩和历史责任感。

索氏写完他的新著恰巧是中国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革命和建设面临着新的“向何处去”的问题。人民选择了邓小平，邓小平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他又是红军长征的过来人之一，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睿智，全世界同当年希望了解毛泽东一样渴望了解邓小平。索尔兹伯里抓住这一契机，不仅介绍了红军长征中的邓小平，而且在全书最后专门写了一章“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介绍了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参加革命，加入长征，直至文革中的磨难和对中国命运的思考。“三起三落”的邓小平具有坚强的革命性格和大智大勇，索尔兹伯里称赞说：“从长征过来的人中，没有一个像邓小平那样有气魄，……尽管他屡屡被打倒，但都能再次爬起来，沉着应战”，“成为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索尔兹伯里热情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新长征的领路人。这样，他的书便把历史和现实焊接在一起，展现了古老中国新的生机。

几乎和《西行漫记》一样，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不仅轰动全美，《时代》周刊加上赞扬的按语，抢先发表了精彩的部分；且在出版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在欧、亚、美几十个国家以不同的文字出版，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而广泛受到中外读者的欢迎。

结 语

20世纪已经过去，中外史学家们无论持何种政治观点，都对红军长征这一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怀着敬畏之情。这几位抒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故事的记者都是美国人。他们以记者的良知、无畏和敏锐，以自己的艺术之笔再现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事件，他们的作品也成为报告文学的经典之作。他们不仅记录了历史，而且极大地沟通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心灵。1937年，美国青年柯鲁克正在西班牙国际支队同法西斯战斗，他偶然读到了《红星照耀中国》。他后来回忆说：“斯诺关于中国苏维埃区域的报道打动了我；五次反围剿；伟大的长征；……毛泽东、朱德、贺龙及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传奇；广大老百姓抗击日本侵略军主力的英雄精神；等等，都使我动心。”于是他在国际支队撤退西班牙后，毅然来到中国，并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

以上这几位美国记者开创了美国新闻界报道政治新闻的新局面，他们以自己的笔扩大了美国朝野和公众的视野，美国总统从罗斯福到尼克松都说他们读过斯诺的书中书写的红军长征。这些记者由此建立了中美文化界双向交流的历史进程中的新界碑，从而成为跨越大洋两岸连接中美人民友谊的桥梁。奥地利作家斯·茨威格曾感谢高尔基向世界提供了伟大的作品，说他把俄国的“真实提供于国际”，“他为人类文献般地提供了各自的画像，他不美化，不怀疑地嘲弄，而是以艺术家不可愚弄、不可迷惑的公正如实写出人类中一个蕴藏无穷力量的民族的困苦和希望，危难和伟大，”这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多大一笔财富”。作为中国人民，我们应当感谢这几位记者对中国命运的关切，对中国历史的公正，将长征的故事像文献一样献给国际，献给世界人民。

（作者：尹均生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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