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常谈》是朱自清先生写给大众的国学读本，着重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作品，从《说文解字》到《诗经》《论语》，从诸子百家到李白、苏轼，系统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近十多年来，从易中天说三国到于丹讲论语的热播，从中国成语大会到中国诗词大会的流行，国学已经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名词。许多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的学者，都呼吁、提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不要忘本。于是这些学者就以不同方式进行了不同影响的宣传，激起了中国人民对重学中国传统文化的激情。

可是很多人对国学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大概知道是传统文化、经史子集，单就国学的古籍而言，已经是浩如烟海了，作为一个普通的国学爱好者该如何入门？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本《经典常谈》便不可不读。

该书提纲挈领、通俗易懂，是国学知识和文艺理论最好的入门读本，对当代文艺、国学爱好者与研究者也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该书也是中国近代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朱自清先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在云南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写给大众的国学读本，全面地呈现了朱自清先生在文艺和国学经典通俗化方面的见解与体悟，各位读者朋友也可以用这一本书读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精髓。

一、经典常谈之“小学”

经典的重要就不用赘述了，要读懂这些经典书籍，特别是经、子，就得得懂“小学”，也就是文字学，代表书籍就是《说文解字》，因此它也是经典的一部分，需要作为基础来阅读。

先生从仓颉造字说起，相传仓颉有四只眼睛，间地上兽蹄儿、鸟爪儿印着的痕迹，灵感涌动造成了文字。可是这一说法也经历了很多的更迭，始皇为了统一文字，教李斯作了《仓颉篇》七章，赵高作了《爱历篇》六章，胡母敬作了《博学篇》七章。有了这些标准字书，文字统一就容易进行了，才形成了“车同轨、书同文”的一统局面。

东汉和帝时，许慎作的这一部《说文解字》，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他讲历史经典和别的字书里的字，都搜罗这部书里，所以足足有九千字。这部书的作用是要帮助人们通读古书，它是文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

中国的汉字，从造字和用字的角度来讲，有六个条例，称为“六书”，分别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从书法角度讲，秦始皇用小篆统一了文字，不久有了隶书，到了汉初有了草书，晋朝有了行书，宋代形成楷书。现在通用的是楷书，同时为了便利的缘故，行书、草书也同时流行。

二、经典常谈之经部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适用于传统文化典籍。朱自清先生分别挑选了其中较为重要且适宜入门的几部做了介绍。比如，经部是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所形成。朱自清先生挑选的分别是《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

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八卦及阴阳五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其中蕴含的道理直到现在还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信仰，在日常生活不知不觉之中让这些道理支配着。讲五行的经典，是《尚书·洪范》，讲八卦的便是《周易》。八卦相传是伏羲氏画的，也有说是上天所赐的。与八卦相伴而生的是占卜，古时候的人们看见数字整齐而有变化，认为是神奇而有魔力的东西，比如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就是一生二、二生四的意思。在太极八卦中，一横来表示阳，两横表示阴，分别配出八个卦，名称分别是乾、兑、离、震、艮、坎、巽、坤，八卦之间两两组合就成了六十四卦，简而言之，八卦的基本原理是靠了数目来判断吉凶的。而《周易》这部书，就是把那时候人们占卜的卦辞按着一定的顺序编辑起来的。后来，儒家为《周易》卦辞做了种种新解释，加入了君子父子的儒家典型思想，于是《周易》便成为了儒家第一经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儒家哲学体系。可以说，儒家的《周易》是哲学化了的；而民众的《周易》倒是巫术的本来面目。

《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内容包括了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其主要思想是“鬼治主义”，就是遇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天和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在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书法沿革等历史原因，在西汉时期流传着《今文尚书》、《古文尚书》两个版本，也造就了西汉《尚书》“古今之争”这一经学大史迹。之后一番战乱《古文尚书》便失传了，但三国时期出了一位孔安国又伪造了一部《古文尚书》，冒名顶替一千年直到清初才被人们彻底识破。

《诗经》是在五经中我们最耳熟能详的一部。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后来有了文字，人们便将歌谣记录下来，形成最初的诗。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谱就此失传，但是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形成了《诗经》。到了儒家这里，孔子用“思无邪”一句话概括“诗三百”，采取了断章取义的办法，用诗来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成为儒家五经之一，主要作教化之用。而教化的方法，主要是建立在“六义”上，所谓的风、雅、颂、赋、比、兴。

《周礼》、《仪礼》、《礼记》三礼的根本是“礼治”，儒家有拿礼来包罗万象的野心，他们认为礼为治乱的根本。那什么叫做礼治呢？儒家说每个人一味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得定出森严的等级制度、长幼次序，是所谓“天地君亲师”等，这便是礼治主义。由此引申出一切日常生活都有了一套程序和规矩。甚至王道不外乎人情，礼也是王道的一部分。此外，从来礼乐并称，但其实乐附属于礼，是用来补助仪文的不足的，因为乐的可以让人平心静气，互相和爱，有改善人心、移风易俗的功用。

“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是因为古代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举行。而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相传是孔子修订的《鲁春秋》。古代史官记事，有两种目的：一是征实，二是劝惩。《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三传特别注重《春秋》的劝惩作用；征实与否，倒在其次。《春秋》大义可以从两方面说：一是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提倡德义，从成败里见教训；二是夸扬霸业，推尊周室，亲爱国家，排斥夷狄，实现民族大一统的理想。

“四书五经”到现在还是我们口头上一句熟语，其中四书分别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旧时科举私塾里，学生入学，便是从四书读起的。《大学》是古来大学里教学生的方法，循序渐进地阐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奋斗理念；《论语》是弟子记录孔子的言语的，传达了“君子”、“仁”、“忠恕”等可以终身应用的学问；《孟子》是孟子及弟子共同编定的，说“仁”兼说“义”，提出要养“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不偏’叫作‘中’，‘不易’叫作‘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

三、经典常谈之史部

史部收录了15个大类的史书，朱自清先生挑选了《战国策》、《史记》、《汉书》三部。

《战国策》的缘起于战国时代，朱自清先生用通俗诙谐的语言讲述了春秋末年列国纷争的盛况。最后形成了齐、楚、秦、燕、赵、魏、韩等“战国七雄”相互之间战乱不断硝烟弥漫的局面。为了避免战争，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手段便显得十分重要，游说之士便应运而生，也叫策士。根据对最强大的秦国的态度不同，策士们形成了“合纵”、“连横”两个派别，代表人物便是大名鼎鼎的苏秦、张仪，都以能言善辩巧舌如簧而著称。用编者刘向的话来讲，《战国策》就是记录了战国时代“高才秀士”们“奇策异智”的一部重要古史。

说起《史记》、《汉书》，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是因为这两部书是最早的有系统的历史，可称为正史的源头；二是因为这两部书都成了文学的古典。《史记》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列传，但列传占了全书的过半数。司马迁的史观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他最长于描写，靠了他的笔，古代许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纸上，实称得上“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是一本记录汉朝各项大事的断代史，起于汉高祖，终于平帝时王莽之诛。记录范围更为广大，涉及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艺术、文章，包罗万象。虽然两部书内容不同，但其博大精深和精彩绝伦确实相通的，并称为良史也绝不是偶然。

四、经典常谈之子部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等14个大类的著作，朱自清先生概括为诸子。诸子百家思想的产生也在《战国策》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有志之士们对于局势提出了种种的主张，并且开始开门授徒，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各“思以其道易天下”。

第一个开门授徒的便是孔子了，提倡“有教无类”，他学说是“正名主义”，定下了君臣父子的社会秩序。孔子之后，儒家还出了两位大师，分别是孟子和荀子。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主张施“仁政”、“王政”，即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制度都是为民设的，君也是为民设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注重圣王的威权，圣王建立社会国家，是为明分、息争的。

与儒士产生于上层社会不同的是，产生于下层社会的便是武士，墨家的创始人墨翟便是其中之一。不但是打仗的专家，还是制造战争器械的专家。与穷兵黩武的普通武士不同，墨家反对侵略的打仗，他们只帮助弱小国家做防卫工作，这就是他们的“非攻”主义；天下的祸端都起源于相互争斗，人们应该视人如己，互相帮助，这就是他们的“兼爱”主义。

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的是道家。部分有知识的人看见时世太乱，难以挽救，便消极起来，取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老子留下一部《道德经》得以流传千年，他认为宇宙间事物的变化，都遵循叫做“常”的公律，其核心是物极必反，所以具体应用就是排除一切制度，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自然就是“道”；庄子则更进一步，主张绝对的自由、绝对的平等，甚至死和生也都是自然的变化，都是可喜的。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以荀学、老学为基础，从实际政治出发，创立了一家之言，就是将尊君权、禁私学、重富豪的趋势加以理论化，以至于中国后来的政治，大部分是受法家的学说支配的；以驺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学说出自于古代方士，研究五行之德：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这样“终始”不息。

到了战国末期，人们感受到了统一思想的重要性，秦相吕不韦便做了第一个尝试同统一的人。他教许多门客合撰了一部《吕氏春秋》，以道家为基调，将诸子书统一了起来。到了汉武帝时期，接着社会大统的东风，董仲舒成功地实现了全社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全新局面。

五、经典常谈之集部

集部收录楚辞、词曲等5个大类物的著作，朱自清先生选取了辞赋、诗、文三个部分。

辞赋其实专指辞，后称为赋，浑言称辞赋，统统起源于《楚辞》，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屈原的《离骚》。朱自清先生称屈原为缠绵悱恻的忠臣、清白不染的节士，永生在我们的敬意尤其是我们的同情里。《离骚》和《九章》的各篇，都是他放逐时候所作。他感念怀王的信任，却恨他糊涂，让一群小人蒙蔽着，播弄着。他高唱着“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走投无路，满腔委屈，千头万绪，无人可诉，只能告诉自己的一支笔，“离骚”就是“别愁” 或“遭忧”的意思。他用了许多神话和动植物的譬喻，委曲地表达了他对于怀王的忠爱，对于贤人君子的向往 ，对于群小的深恶痛疾。

到了汉代，出现了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一大批模仿《离骚》的文人，汉人称这些作品为“辞”，一并纳入了《楚辞》一书。荀子的《赋篇》是最早称“赋”，荀赋和屈辞原来似乎各是各的，这两体的合一，朱自清先生推断也许是在贾谊手里。因为汉武帝好辞赋，所以繁荣一时，发展到唐初，称为“俳体”的赋；后来宋代不再注重排偶而趋向散文化，欧阳修、苏轼等人的赋便称为“文体”的赋。总体来看，赋虽然有韵，但更像是文而不算是诗。

我们都知道诗的顶峰在唐朝，其实在唐以前，诗也经历了很长的演化过程。汉文帝设计了乐府这个机构，专门采集古时的歌谣和乐谱，后来乐谱渐渐失传只留下歌词，便形成了乐府诗。这些诗以叙事为主，多写社会故事和风俗，是五言诗的源头。到了建安年间，出了曹植这个大诗人，但真正奠定了五言诗基础的，则是魏代的阮籍，他正式成立了抒情的五言诗。晋代的诗，渐渐排偶化、典故化，渐渐千篇一律，但正是这种影响下，却孕育了陶渊明和谢灵运另个大诗人。陶诗教给人怎样赏味田园，谢诗教给人怎样赏味山水；他们都是发现自然的诗人。

到了李、杜这两座高峰自是不必细说，大家都耳熟能详。李白因触犯杨贵妃而不能得志，纵情山水间，人称“天上谪仙人”；朱自清认为真正继往开来的诗人是杜甫，李白用诗来抒写自己的生活，杜甫用诗来抒写那个大时代，诗的领域扩大了，价值也增高了。也因此而影响到两宋时代，“没有一个诗人不直接、间接学他”。宋诗有了散文化的倾向，到了苏轼最为明显，他将禅学大量放进诗里，开了一个新境界。

现存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也就是一种官文书。后来到了春秋的时候，外交的言语也称为“辞”，孔子说辞的要义在“达”，也就说说明白。到了战国，又说之风大盛，辩士们的说辞可谓天花乱坠，可以成为议论文。伴随着议论文的发展，记事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春秋左氏传》是写事的丰碑，《史记》是写人的丰碑。汉武帝时候，盛行辞赋，赋的特色是铺张、排偶、用典故，汉、魏之际，排偶更甚。

真正开了文体宗派的，是唐代韩愈。他力求以散行的句子换去排偶的句子，句逗总弄得参参差差的。他的标准是“气”，就是然的语气，并且有意将白话的自然音节引到语言中去。成为了新体的“古文”、宋代所成的“散文”的创立者。之后经过欧阳修与苏轼的发扬，古文成了正宗。唐代的发展出的新文体“传奇”，到了宋代有了“话本”，也就是白话小说的老祖宗，演化出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直到《红楼梦》成为了白话小说集大成者。

从明代开始用八股文取士一直到清末，可谓盛极一时。可是因“古文不宜说理”，总是一大大家曾国藩也没能补救这一缺陷，八股文逐渐没落。到了清末，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可算登峰造极，但也未能长久。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胡适之等人提倡的白话文搭上中国现代化的马车，一直驶近了新中国。

【朱自清先生写给大众的国学读本，一本书读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