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封面

    新闻记者再现长征传奇

    有一些外国人，虽未亲历长征，但通过到陕北苏区进行第一手访谈，以新闻记者的敏锐思维和灵巧笔法，充分展现出长征这一史诗般的传奇。其中的突出代表有：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夫人的《续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等。

    斯诺是第一个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西方新闻记者，也是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人对话的美国人。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在那里完成了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23岁那年，富有探险精神的斯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一待就是13年。1936年，他怀揣着“探寻红色中国”的理想和当时尚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80个问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短短4个月，从对上至毛泽东下至普通战士的长征亲历者的直接采访中，他搜集到大量鲜活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回到北平，他依据这些材料为英美报刊写作了多篇具有轰动效应的通讯报道，将有关红军、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向全世界作了真实的报道，引起“爆炸性”新闻轰动效应，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内外的影响。1937年，斯诺完成了30万字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

    《红星照耀中国》从1937年10月第一版问世，到11月已发行5版，到年底在英国的销量即超过10万本，迄今仍未停止印刷出版。在中国国内，这本书的中译本《西行漫记》出版后，很快广为流传，出现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

    《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全面、完整、准确地描述了红军长征的立体画卷。斯诺在书中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记录下红军长征所经过的路途、战斗次数和战略战术，刻画了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过藏区、过雪山草地等动人的场景和红军将士不怕牺牲、不畏艰险、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光辉形象。斯诺的书中涉及了红军长征途中反对错误思想和分裂活动的斗争，甚至也讲到了长征胜利之后，一军团为总结经验正在编写《长征记》一书。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接触红军不久的观察家，斯诺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地位以及它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他认为长征是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他说：“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上伟大的业绩之一。”斯诺认为，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到西北去的正确决策，以及红军战士“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年轻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成为“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斯诺对自己没有最终完成红军长征史诗的写作，深表遗憾，但他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惊心动魄的远征史诗”。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一书风行世界和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斯诺的书不仅为很多英美世界的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征打开了一扇窗，而且也影响了很多中国人。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称斯诺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1966年在西方世界颇有影响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图尔特·施拉姆指出，第一本最有说服力的叙述长征的书是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时至今日，这本书仍是20世纪外国记者报道中国的经典之作。

    继斯诺敲开红色中国的大门后，一些美国记者、作家、学者尽力寻求机会来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掀起了一股“红区热”。事后，他们在撰写文章时都没忘记要写一写长征。

    1937年春，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也来到陕北，采访众多红军将领，并把访谈记录安全带回，写成文章发表，整理成《红色中国内幕》(中译本为《续西行漫记》)，既匡正了视听，又扩大了红军在国内外的正面影响。海伦在去延安的往返途中，曾几历艰险。她为了保住采访的全部书面材料和胶卷，特制了一条可以存放笔记本和胶卷的腰带，遇到紧急时刻，就把它系于腰间。另外，她在延安的4个月，几乎每天都在和人谈话，因记录工作量太大导致她的手成了一种永久性的痉挛状态。

    与此同时，1937年初，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延安见到了朱德总司令，深为他的个性所吸引，后写成《伟大的道路》一书。史沫特莱说，在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长征后，红军成为“历史上一支无与伦比的坚强队伍”。从政治角度来看，该书“最有价值的一个贡献也许是张国焘搞分裂的历史”，“这是英文著作中第一次最全面的记录”。

    此外，还有德国友人王安娜，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来到中国，在此生活、战斗了19年，把中国当做她的第二故乡。1964年，她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正式出版。她在这本书中从不同侧面描述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她认为“毫无疑问，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业绩”。据此，她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充满了坚定的信心——“巨人中国醒了，它正震撼着世界！”这部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在国际范围内介绍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的生动记录。

    以上述三部作品为代表的从不同侧面描述长征的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基本属于具有新闻性质的纪实报告。书中有关长征的内容大都是采访时的笔录，作者们只略加评点而已。但这些著作为后来的历史学家研究长征、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甚至堪称经典的史料。

    专家学者推出学术专著

    国外对中国红军长征的学术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有了长足发展。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1971年问世的《1935年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为生存而斗争的史诗》，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长征的英文专著。

    这部英文专著的作者是迪克·威尔逊。他是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国外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曾经撰写过多本有关当代中国历史和人物方面的著作。他力图以学者的态度来研究中国红军的长征，突破了以往从新闻记者角度对中国红军长征的描述和反映。这本书关于长征是“生存的史诗”的主题很鲜明，并且利用总结章节来强化主题；全书从历史性、传奇性和象征性三个方面对长征进行“百科式”研读，称长征故事是“革命精神”派的代表，“长征是中国人民重要的精神财富”，还从人类精神典范的角度评价道，“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威尔逊的这部著作“纪实色彩较浓，对长征的描述颇为经典”。直到现在，仍有不少国内外研究学者援引书中的材料和观点。

    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外对于中国红军长征的研究日益全面系统，且越来越具体细化。1990年，美国学者本杰明·杨出版了一本严谨的、全面研究长征的学术性专著——《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该书的特点非常明显：一是运用了许多前人不知的文档资料，澄清了不少政治和军事上的模糊问题，并纠正了若干错误；二是重在阐述中共内部权力关系的变化和策略方面的转变，把有声有色的描述性工作留给了别人；三是试图建立一个研究模式——用“革命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解释长征途中共产党“在地域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作者指出：“从中共领导层总的发展方向来看，(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向政治现实主义的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化的时期”，“在整个转变过程中的每一步、每一时刻，是毛泽东走在前头”。遵义会议是转变期间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四是把长征作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因而作者很注意探根溯源，从纵、横两个方面来考察长征。他指出，就长征的时限而言，长征开始的时间应提前到1932年10月，即四方面军和贺龙的第三军团因第四次反围剿失利而撤离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的时间。长征结束的时间应延伸至1937年春，即西路军西征失败的时间。当然，长征的高潮毫无疑问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转战到陕西的全过程。他甚至认为，长征应从一个更广泛更抽象的意义上去界定——把长征理解为中国共产党从华南转移至华北的整个过程。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国外学者对中国红军长征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他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研究红军长征，有助于拓展研究视野，全面反映评价长征的意义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