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末，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世像与映相”展览结束，展览展出的作品均是19世纪下半叶中外摄影师在中国拍摄的图像。跨越百余年，这些影像让人不禁思量，当摄影初到中国之时，究竟是何种情形。

    今时今日，人们已经习惯于用各种摄影摄像工具记录自己的生活，但摄影术发明之初，却很难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19世纪，法国人达盖尔发明了摄影，之后这项能够记录人物、建筑以及风景的技术很快传入中国。摄影初来中国，发生了很多值得玩味的故事。

    对摄影的不同态度

    摄影术发明后不久便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近代化的开启进入了中国。1844年10月，法国海关官员于勒·埃及尔带着他的达盖尔银版相机来到了澳门，此时的中国人对照相机并不反感，也不害怕，应埃及尔之邀拍摄的人还会对这古怪的器材表示好奇。在当月18、19两日的日记中，于勒·埃及尔写道：“行人对我的拍摄要求每每非常配合。他们是世界上最友好的人，很多人愿意为我摆姿势。他们满怀惊奇，笑声不断。”之后的半个月，埃及尔拍摄了很多照片，同时指出，当时的人见到照片更像是孩子看到新奇事物时候的反应，更多的是“朦胧的好奇”，而非震惊。

    同样是1844年，一位叫做奥斯蒙德·蒂法尼的美国游客记述的情形却与此不尽相同，他在记述一家照相馆开业情形的文章中提到：“很多守旧的中国人对照相术感到又震惊又迷惑，有些人觉得摄影师是巫师。”

    随着当时中国与欧美国家关系的日益紧张，普通民众开始愈发排斥外国人，同时，从19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民间则流传着外国人杀害中国孩子，用他们的眼睛拍摄照片的谣言。有关这一谣言的记载可以参考当时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日记，他在1864年6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京城最近谣言四起，说外国人买来中国孩子，然后挖去他们的双眼，去做拍照的药剂。”这一说法不仅在普通人中传播，据1865年至1866年间驻在北京的英国外交官米福特所撰文章记载，就连当时的重臣曾国藩都相信这一说法。

    名伶的青睐

    法国摄影师保罗·尚皮翁在1865年于中国进行拍摄时，曾说一些中国人认为相机“被念了咒”。这一例子正说明了不同中国人对待摄影的不同态度。无独有偶，1872年，约翰·汤姆森曾在长江沿岸的某个村庄被村民围攻，而他本人也曾在其《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带着相机穿越中国》等书的序言中提到过在拍摄时遇到的困难：“我经常被当成一个危险的风水先生，我的照相机则是一件邪恶而神秘的工具，它能帮助我看穿岩石和山脉，刺穿本地人的灵魂，并用某种妖术制作出谜一般的图画，而与此同时被拍摄者身体里的元气会失去很大的一部分，他们的寿命将因此大为折损。”

    有趣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的名伶却青睐摄影术，他们希望拍摄各种剧装照来留住自己的形象。这种情形的出现也在客观上影响着经济、娱乐发达地区的民众对摄影潜移默化地接受。与此呼应，在中国的许多港口城市或者成为租界的地区，摄影已经变得普及，同时在那里出现了许多商业照相馆。这些照相馆多集中在南方，在19世纪四十年代，香港就已经出现由美国人创办的照相馆，至于六七十年代，则出现了很多由中国人创办的照相馆。如香港摄影师黎芳创建的阿芳照相馆，还有瑸纶、日成和宜昌等照相馆。此外，在广州、上海、汉口等地也都出现了商业照相馆。在这一时期，供职于江南制造局编译处的编译傅兰雅还翻译了许多英国人斯科特所著关于摄影的书籍，但并没有得到重视。在中国，摄影这项技术在当时普遍用于娱乐或者作为一项单纯的技术，国人并没有用它进行宣教方面的工作。

    慈禧曾拍过动态短片

    与民间于19世纪便开始照相不同，清末时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于20世纪初才逐渐接受了照相。据传，慈禧最早接触摄影是在19世纪六十年代，而到了晚年才开始拍照，她的摄影师之一是清驻外公使裕庚之子裕勋龄。

    根据裕勋龄的妹妹德龄公主所写《宫中二年记》载，慈禧是在看到了德龄曾经在欧洲拍摄的礼服照片后才有意拍照的，但是慈禧担心“普通的摄影师恐怕入不了宫”。于是，德龄的母亲向慈禧进言，说德龄的兄长勋龄曾经在巴黎学习摄影，已经有些时日，推荐他入宫拍照。慈禧微微责怪德龄的母亲没有早些告诉她勋龄会拍照的事情，还言自己愿意尝试新事物。最终，慈禧宣裕勋龄入宫，为她和德龄、荣龄二位公主以及她们的母亲一同拍照。之后，慈禧在去世前还曾拍摄过动态的短片。

    （《北京晚报》4.10 袁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