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生前曾撰文请辞头上的三顶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如今，他依然戴着这三顶桂冠走了。从20世纪初的山东临清，到清华的“四剑客”时代，从德国的哥廷根，到北大的数十年，不管是为学，为师，为友，还是为人父子，季先生终其一生都保持着淳朴的本性，为后来的学人树立了典范。

先生的学问是寂寞的

暑假的北大校园，显得有些冷清。季先生的灵堂设在百年讲堂。

姜景奎教授是北大印度研究中心副主任，也是季先生的学生，他则自谦为徒孙。笔者找到他时，他正在为季先生的追悼会做准备。他表示，自己只愿意给先生守守灵，干些实实在在的小事。

季先生首先是一位古文字学家。

“全中国的人都知道季羡林，说他是国学大师，可是他在国学上到底做了什么工作，却没多少人知道。这是件极其悲哀的事情。”姜教授正在为季先生撰写生平事迹，作为同是研究印度文化的学者，他很详细地介绍了季先生毕生的学术成就，而这些一直被我们忽略和漠视。“季先生的学术成果比较全的是在《季羡林文集》24卷本中，从来没有哪个媒体提过他24卷本的东西。”

季先生首先是一位古文字学家。他通晓十多种文字，大部分都是古代语言，而且是已经死亡、只以古文献的形式存在的语言，如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半摩揭陀语等。季先生这方面的造诣之高在国际上是无与伦比的。

在印度学方面，季先生是奠基者又是建设者。他在研究印度语言的同时，还透过语言研究文学、宗教和历史的问题。他翻译了《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印度最著名的两大史诗。

在中国，目前西方中心论仍很得势。作为一个东方学家，季先生却一直在倡导东方文学跟东方文化的研究。在季先生眼里，东方的文学、文化和文明绝不次于西方，甚至高于西方。

季先生又是一位佛教学家。他从语言的变化来研究佛教史，这些是从佛教到佛教，从古汉语到英语研究不出来的。季先生还是东西交流史的专家。以前我们认为，中印文化的影响是单向的，只是印度文化影响中国文化，最明显的就是佛教。而季先生研究中印两国交往的《糖史》《丝绸史》，打破了定式，他认为中印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绝不是单向的。在《糖史》中，他考证出红糖的制造是印度的发明，中国把它引进过来，并在红糖的基础上制出了白糖，又传回印度。

此外，他是翻译家，他是作家，也是思想家。

姜景奎历数了季先生的学术成就，却并不赞成称季先生为“国学大师”。他说：“他只是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他应该被称道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学识和治学的态度。可是被提得最少的，却恰恰是这部分。”

“这个时代，只能产生专家，不能产生大家了。”姜景奎说，“不过，大厦倾倒，地基永固。有了季先生给我们打下的地基，我们可以继续盖楼。”

季羡林曾居住的朗润园正是莲叶田田的时候。十五年前，季羡林把几枚洪湖的莲子敲开，投入楼前的湖水中，三年后，它们开花，便有了著名的《清塘荷韵》。又十二年后，荷花依旧寂寞地对影而落，如同一切喧嚣背后的冷清。“季先生的学问是寂寞的。”姜景奎说。

生活中像慈父，治学时是严师

姜景奎记得他入学时候看到的季羡林——一位普通的北大老师，总是拎着个包，穿着风衣去上课。课后，他也只是执着地坐着冷板凳，研究他的学问。尽管后来季羡林名气日增，但他对待学生，生活中像慈父，治学时是严师，从无改变。

季羡林去世后，许多赶来吊唁的弟子回忆起与恩师相处的点点滴滴，每每哽咽难言。北大教授张保胜师从季羡林时，季羡林的叔母还在世，季羡林就常常邀请学生到家里吃叔母做的拿手菜“山东醋卤酱菜”。张保胜对当年的美味记忆犹新：“炖了以后，他拿两大饭盒给我扣在一起，叫我带回家吃，每年如此，有什么好吃的他给你留着。”

张保胜说，季老生活中对学生关爱有加，但是如果学生交了一篇让他不满意的文章，那他就会毫不客气地退回去：“他平时非常客气，到这时候就直接说，你重做，不用改了。”

季羡林的另一位学生葛维钧回忆，季羡林在讲台上和讲台下，是两个不同的状态：“他在讲台上很严肃，穿着蓝布中山装就在那儿讲。而在生活中，他对待年轻人非常宽宏仁慈。每次去看他，离开时，他都要送到门口，看你骑上车走。一直到2007年年初，我带一位30多岁的女编辑去医院看他，刚落座，季先生就对这位女士表示歉意，说他站不起来……”

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与季羡林交往不多，但他仍深深感佩季先生的人格魅力。他尤其提到了季先生对年轻知识分子的呵护。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说：“季先生无论自己多忙，总是乐于为年轻学者的著作写序。季先生还往往会在为某个人写的序言里面列举上一大串年轻人的名字，唯恐人不知道。至于替年轻人看稿子，推荐发表，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了。”反过来，季羡林很少要求年轻人为他做什么。“哪怕他偶尔找学生帮忙查查资料，最后也要在文章里、书里写上一笔。”

生活简朴，为人慷慨

2008年年底，季承终于有机会去探望长年住院的父亲。他通常下午4点去医院，给父亲带去家乡的小吃和妻子做的饭菜，陪父亲聊天，6点多离开，周末待的时间要长些。谈及寻常却久违的天伦之情，季承脸上溢出温暖的笑容。

季承说，在父子相聚的数月时光里，季羡林非常开心，每次见面，他总是笑呵呵的。他们一起聊天、读报、写毛笔字，相处得很融洽，最后那些天，季老的胃口很好，从中式的饺子到西式的罗宋汤，他都很爱吃。季承就变着法子给父亲做好吃的，其他来探望季老的朋友也投其所好，给他带来不同的美食。季羡林多次向周围的人说，这半年过得很愉快。

2009年7月10日，季承照常去探望父亲，发现父亲状况不错，还坐在床上写毛笔字，给两家单位题了词。季承为父亲按摩手臂时，老人精神依然很好，谈笑风生。可第二天一早，季承突然接到医院打来电话。他回忆说：“父亲突发了心脏病，8点我赶到了医院，当时他已经昏迷，没有抢救过来。”

季承觉得，生活中除了学问之外，还能让父亲提起精神的就是猫。季羡林爱猫的故事可谓尽人皆知。读书之余，季羡林跟爱猫亲密无间，小猫跟着季羡林散步，成为燕园一景。

“夜阑人静，虚室凄清。万籁俱寂，独有孤灯。往事如潮，汹涌绕缭。伴我寥寥，唯有一猫。”从1989年到1995年，季羡林的叔母、妻子和女儿相继离世，心境低落时，季羡林写下了上面的句子。在他精神最苦闷的时候，猫给了他极大的安慰。

季羡林生活简朴，在北大是人所共知的。但是，知道他慷慨的人却并不多。季羡林常往家乡的小学寄钱寄书，连在他家里工作过的保姆，倘若喜欢读书，他都会给予资助。

前几年，北大接受了一笔最大的捐赠，就来自季羡林先生，仅仅古字画就有四百多幅。季羡林这辈子省下的钱，几乎都用于此。

如今，大家爱戴的季羡林先生走了，他的为人风范和人格魅力将长存于每一个认识他的人心中，也必定会在将来感召无数人。（摘编自《先生们》，现代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