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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艾滋歧视做抗争，拒绝捆绑艾滋病与道德评判，让民众不再谈“艾”色变。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群体。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摘掉一般人的“有色眼睛”；呼吁艾滋病关怀救助，为患者提供慰藉的肩膀；阻击HIV传播链条，与病毒抗争到底......

12月1日是第34个世界艾滋病日。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预防控制所所长杨峥嵘，致敬世界“艾防人”。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预防控制所所长杨峥嵘

清华博士后“转行”

一个“艾防人”的修炼之路

杨峥嵘也没想到自己后来会成为一个“艾防人”，他之前对HIV并不了解。

1990年，在湖南和广西交界的一个小山村里，17岁的杨峥嵘考到陆军军医大学，学习预防医学，后留校从事军事医学研究，直至博士毕业。

年轻时候的杨峥嵘

2005年，杨峥嵘在清华大学生物系（深研院）从事博士后研究。两年后博士后出站时，他陷入了选择的困境，回高校继续做科研，还是“做一些接地气点的工作”。

“当时想了很久，做决策也难。”杨峥嵘回忆，偶然了解到深圳市疾控中心在做的艾滋病防控，成了他与“艾防人”身份缘分的开端。

“那时艾滋病的年均增幅40%多，你能想象一条陡坡似的增长曲线得多吓人？”杨峥嵘被艾滋病给震撼到了，“当时的深圳还是以注射吸毒传播为第一大传播途径，很多患者照片都是皮包骨的，身上到处都是血管硬化、坏死，还在打针。”

草根出身的杨峥嵘觉得，自己需要做点什么才行。没再做太多的考虑，杨峥嵘就选择了加入深圳市疾控中心，正式成为一名“艾防人”的一员。

深圳疾控制作的防“艾”纸巾周边，科普检测艾滋病的方式

由于工作关系尚在办理，2007年秋杨峥嵘只能领着2000元的临时工资，在当时深圳疾控附近的文锦中路租了一个20平的单身公寓。“付完房租水电后，就没剩多少钱。”杨峥嵘打趣，算上伙食开销，自己就是在倒贴工作，妻子带着两岁的儿子在重庆生活。

此前研究方向属于创伤烧伤与复合伤领域，与艾滋病交集不多，初入“艾防门”对杨峥嵘而言，既是一个崭新的挑战，也是一个重新认识艾滋病的过程。

2008年，杨峥嵘检测出一对阳性感染的非深圳户籍夫妻。参照当时规定，夫妻俩不能享受免费药物治疗。可因患病丢了饭碗又不敢回乡怕被亲友歧视的夫妻俩走投无路，找到深圳疾控求助。

负责治疗审批的杨峥嵘绞尽脑汁，争取来一个免费治疗名额，两夫妻却含着眼泪在签名的时候互相退让。

“到底治谁，这牵涉到了生存的权利。”见惯生离死别的杨峥嵘也被这对夫妻打动了。“民众以前对艾滋病的认识很多还是跟道德挂钩，总觉得这些人人品堪忧，但是我看到了他们也是普通人，也是血肉俱全，也同样拥有自己的爱情和家庭。”

入职后，杨峥嵘一直在重新认识艾滋病这个领域，重新认识这些人群，重新审视跟艾滋病有关的社会各个层面。

杨峥嵘发现，艾滋病不单是一个传染性疾病的问题，更是一个涉及法律、教育、道德、伦理和人文社科的复杂无比的社会混合体。

破解艾滋难题

“防艾控艾”的校园教育与社区可能

在14年的“艾防人”职业生涯中，杨峥嵘常常遇到一些令他痛心不已的病例。

2017年，一名12岁的初一孩子，线下约见游戏同性网友，被多次强暴。毫无防护意识的孩子，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家里人瞬间崩溃了。寿命、服药、歧视等问题都在折磨着这个家庭。孩子还要不要继续上学？终生服药万一副作用太大怎么办？未来怎么办？

看着与自己儿子同龄的孩子失魂落魄的样子，杨峥嵘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社会、学校和家庭能够做好艾滋病的知识普及，这名年近12岁的孩子或许就不会落到如此地步。

对社会进行科普宣传和普法教育，是“艾防人”的重点工作。“这个案例给了我特别大的触动，更坚定了要去推进学校防艾工作的决心。”杨峥嵘解释，宣传教育防线前移，未来下游乃至全社会的环境都将得到改善，“学生们在学校里知道了怎么保护自己，有了防护意识，未来走到社会上感染几率也会变小。”据了解，深圳疾控近年来一直在努力推动市内中小学开展防艾示范建设，在教育部门的支持下，对在校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防艾教育宣传。

杨峥嵘在地处帕米尔高原的中巴边境

杨峥嵘与他的“塔吉克亲戚”合影

2019年，杨峥嵘参加中组部援疆医疗队，到地处帕米尔高原的中巴边境支援医疗建设。梳理既往病例时发现一位孕期检出HIV感染的母亲（丈夫也是感染者），通过母婴阻断孩子健康出生后，立刻终止了治疗。杨峥嵘和当地同事千方百计联系上这位失访两年的母亲，询问她终止治疗的原因。孩子母亲抹着眼泪说，怕亲戚朋友知道，这个病名声不好，不肯再治疗。

劝说无效后，杨峥嵘急了，指着孩子，让同事一字一句翻译:你的孩子才三岁，这么可爱。你想不想看着他长大？！想不想看着他结婚成亲？！你们再不治疗，就没几年可活了！你们要都不在，他，怎么办？你去医院治疗，真有人歧视你，我去帮你投诉！杨峥嵘的话语给了这位母亲信心，两夫妻最终选择继续治疗。

与艾滋歧视、恐惧做抗争，制止将艾滋病与道德评判进行捆绑，是“艾防人”工作的内核之一。“观念不改变，悲剧一定源源不断。”杨峥嵘认为，“身体上的病痛是可以医治的，但最怕心里的病痛。”

探索改变观念，“艾防人”向社区找答案或许是一种有效途径。社区作为社会最小的细胞，杨峥嵘认为社区力量的动员和患者社区生存环境的改善或是艾滋病防控突破的关键，

“在一个社区里如果有好的经验模式，未来也可以逐步向其他社区复制推广。”目前，深圳疾控已在一些代表性的街道社区试点，探索通过街道社区力量实现艾滋病科普、普法教育的常态化，将防艾元素融入日常群众文化娱乐活动，在社区推广艾滋病自检，提高服务可及性和隐私保护。

“在不特定的时间点，让防艾元素随处可见。”杨峥嵘说，“如果有一天，你的邻居知道你得了艾滋病，不仅没有远离你，反而指导你赶紧去治疗。那就说明，我们‘艾防人’的工作，成功了！”

杨峥嵘认为，让艾滋病回归疾病本身，拒绝不必要的道德联想，减少污名化，将艾滋病检测变得不那么困难，没那么多顾虑，是每一个“艾防人”的愿望。

【见习记者】曾子航

【图片】源自受访者

【作者】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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