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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1日，U19中国足球青年队在2020年亚洲青年锦标赛预选赛小组赛第三轮以1:4负于韩国队，提前失去了参加2020年亚青赛的资格。这是中国国青队自1994年来首次无缘亚青赛正赛。这一惨败难免让人联想起19年前2000年亚青赛U19国青队以1:0绝杀韩国队、最终挺进2001年阿根廷世青赛的热血一幕，也勾起15年前雅典奥运会足球亚洲区预选赛中国国奥队两负韩国队、最终失去进军雅典资格的伤痛回忆。

伴随着2000~2004年这段历史的，是中国男足历史上被誉为“超白金一代”的、由沈祥福指导带队的、以1981年出生为主的青年球员。从这个称谓也可以看出球迷对他们寄予的深切厚望，这个“超白金”的称谓，是在2001年从前一年的“黄金一代”升级而来。

在2001年2月23日香港旺角球场“未来足球杯”四国赛中国国青队对战有“白金一代”之称的阿根廷国青队的比赛中，中国国青队在先失一球的不利局面下，由20岁的防守型前卫徐亮以一脚标志性的任意球打破阿根廷队城门而吹响了反击的号角，并最终以3:1赢得胜利。这场比赛甚至引起了球王马拉多纳的关注，他评论道：“阿根廷队素以娴熟的脚下功夫著称，但中国青年队的脚法看上去竟然比阿根廷青年队还好？这是为什么？虽然我们队中有七八名主力没有到场，但是这样的结果实在令阿根廷人感到丢脸！”

四个月后，在阿根廷举办的第13届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的八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国青队以1:2憾负有18岁就荣膺“南美足球先生”的超级新星萨维奥拉加盟的阿根廷队，赛后阿根廷队主教练佩克曼用这是“我们在本届世青赛上所打的最困难的一场比赛”来形容此战，由此也可见中国“超白金一代”的含金量。

而这支队伍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体校模式。除了当时由老帅徐根宝组建的上海有线02足球俱乐部为“超白金一代”贡献了四名球员之外，其余球员，全部来自于体校模式，尤其是来自辽宁的三支球队大连实德、沈阳海狮、辽宁青年贡献了最多的“超白金”成员，将体校培养模式的成材率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知乎网友“阿陆说球”所写的《沈祥福的“超白金一代”：世青赛PK阿根廷，他们踢出了尊严》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如今，当人们再提到中国足球的体工队时代时，大多数人嗤之以鼻。其实，很多老球员、老教练最怀念的就是那个时期。因为至少有一点，那个时期的人才培养机制培养出了太多太多人才——几乎每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球员，都是出自那个时代。‘超白金一代’同样是那个培养机制的产物。”

在前面提到的徐亮以一脚任意球攻破阿根廷青年队球门的2001年，比他大六岁且以任意球著称的英国球星贝克汉姆在当年的世界足球先生评选中荣获“银球奖”。那时的徐亮可能没有想到，后来他会因在职业足球生涯中60多个任意球进球，尤其是2012年8月4日中超联赛北京国安队迎战大连实德队的比赛中一脚62米外的吊射进球，而被球迷亲切地称为“徐克汉姆”。但徐亮并不认为任意球是自己的标志，因为定义的限制，很容易使人忽略一个球员在这项极需智力含量的运动中的全面性。而他更为沮丧的是，在“超白金一代”之后，中国年轻球员的技术水准逐年下降，以至于他30岁在国安俱乐部踢球的时候，还丝毫感觉不到升入一线队的20岁年轻球员的威胁，而且“这批球员还都算有能力的，进过国家队”。然而与2001年时20岁的“超白金一代”已经可以挑战阿根廷队不同，现在20岁的球员，没有“撑起一片天”的能力。

同样的，作为在中国足球职业化阶段“吸金”的“受益者”，徐亮认为，中国足球之所以走上绵长的下坡路，正是从原有体系被打破开始的——而这，才是当初被寄予厚望的“超白金一代”作为一支队伍从升起到陨落，继在国际赛场打出过中国足球的尊严后，最终没有逃脱所谓“中国足球宿命”的根源。

《环球财经》和徐亮的对话，就从“体系”开始谈起。

基础体系

《环球财经》：有人说，沈祥福指导打造的“超白金一代”，是一个美好且真实的梦，是一代人热泪盈眶的青春。而一个不争的现实是，随着“超白金一代”浮云掠过，中国足球离“复兴梦”仿佛越来越远。很多人都认为，问题出在青训上。国家队可选的好苗子越来越少。以至于2018年为了保证23岁球员能够在俱乐部队踢上比赛，还出台了一个U23新政，强制规定在中超、中甲联赛和足协杯比赛时，各俱乐部必须保证U23国内球员上场，结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联赛中多次出现U23球员上场几分钟甚至最“奇葩”的一次上场55秒就被换下的情况。您对此也有过非常犀利的批评。对此，您认为中国足球问题的核心症结究竟在哪里？

徐亮：之前我就说过，U23新政是拔苗助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联赛会有这样的规定。梅西17岁就踢一队，这不是阿根廷足协规定出来的结果；像我们这一拨球员，基本上20岁都踢一线队主力了。这都是靠训练踢出来的，而不是靠政策强制的。我们现在缺少的是基础，我们的国家队差的不是这一拨两拨，而是一拨不如一拨。从业务角度去谈，我认为主要原因是缺乏优秀的青训教练和行之有效的青训体系。

我是从辽宁队出来的。辽宁这个地方比较特殊，说白了就是国字号球员、国家队教练太多了。我是在辽宁这个足球体系里长大的，打小练球的时候，要说我们的教练不是国脚，那都是不可能的事儿。辽宁足球从一队到七队，如果一位退役球员没有曾经在国家队踢球的经历，他可能都没有机会从事教练员工作。所以在辽宁从事青训工作的，绝大多数都是有过几百场职业球赛经历的国字号队员，就算少数没有踢出来的，没能进国家队的，最后走进了基层，那也至少是踢了10~15年以上的科班出身球员。我们在10~20岁时，接受的都是这种级别的足球教育，才能带出一大批优秀的球员。足球教育和其他学科教育没什么不同，如果数学老师自己都不懂根号2，怎么指望他教出的孩子懂呢？足球教学的道理是一样的。而这一点正好是我们现在所缺失的。

为什么之前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足球教练员？因为以前的足球教育、成长是在一个完整的体系之内的。我们那会儿小的时候，一队的教练员每月工资是37.5元，六队七队的教练员也是37.5元。从国家队退役下来的球员，我可以带一队，也可以带六队七队。这使得很多非常优秀的退役足球运动员，他有这样的意愿，也有这样的机会能安心地带梯队。但现在这个体系不存在了，退役的优秀运动员只有往上走才能挣更多的钱，导致他们都集中在头部竞争，基础教育部分就空了。除了教练，包括助理教练、队医等一个完整的球队构成，都存在这样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环球财经》：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徐亮：是中国足球原有体系被打破，基础体系受到破坏，一队、国家队必然受到影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拿来主义”的新的“职业化”体系又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足协从1955年成立到2015年正式与体制脱钩，正好经历了60年。现在很多球迷都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足球的地位还是不错的，至少不怵日韩。1992年红山口会议确定以职业化作为足球改革的突破口，1994年正式开始足球职业联赛，从上到下都去找钱赞助球队，足球整体的大环境变了。职业化改革不成功，原有的优势又丢了。而那些仍在原有体系内发展的体育项目，至今仍保持得很好。

目前，中国足协是我国惟一一个拥有独立发展、独立管理、独立监督的单项体育协会。但是我们国家的社会运转体系，包括足球体系，都是在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浸淫中慢慢形成的，它有自己的特色和国情。只有符合这个大方向的，才是适合我们的。的确，有些国家足球职业化很成功，但它的东西适合我们的体系吗？适合我们教练和球员的思想吗？我们看到，职业化后，很多高水平的国外教练也来了，归化球员也有了，但他们成功了吗？中国足球受益了吗？我们看到，职业化后中国足球的整体相对水平是下降的而不是上升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发展方向上缺乏统一。一方面国家队和各个俱乐部的发展缺乏统一；另一方面，足协领导换届频仍，也缺乏长期的、一致性的发展思路。发展是需要长期规划的，而不是一个稍微努努力、砸砸钱去完成的短期目标。

先有打法思路，才有选材标准。以日本足球为例。日本足球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确定了走技术足球路线，走“小快灵”，从坚定不移地学巴西的导向到球员选材，甚至到研究哈维这类技术型球员的脑部结构等，日本足球的长期规划都是围绕着技术足球的发展方向在前进的。他们花大价钱请来那些高水平外籍球员和教练，是为了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是为了留下自己想留下的东西，而不是让那些外籍教练、外籍球员挣了钱就跑。这种体系性、长期性、一致性恰恰是同期的中国足球所缺乏的。

《环球财经》：如果从现在的情况出发，请您对目前我国的青训体系提意见和建议的话，您首先想做的是什么？

徐亮：过去，县体校、市体校、省体校，柱状的三级训练网构成了足球人才通往国家队的上升通道。现在这个基础几乎不存在了。我认为，体系问题依然是困扰着中国足球发展的核心问题。目前，青少年足球这块归教委管，体育局和足协与教委的工作如何协调？是否能发挥指导作用等等，都是悬而未决的事情。

足球是一项运动，也是一项比赛。我认为目前能不能组织以比赛为目的而不是锻炼身体为目的的青少年联赛是关键。现在喜爱足球的青少年很多，但如果他们缺乏竞争思维，缺乏胜负心，缺乏对足球是一项需要团队、集体的努力而去赢得比赛的认识，缺乏一级级成长的目标，只是把参加比赛当作锻炼锻炼身体，青少年联赛的水平就上不去。我们可以仿照世界杯预选赛做分区赛，每个区有一定的名额，最后64支或32支球队统一比赛，有了成绩要求，球队就有了目标；有了目标就有了备战；有了备战就有了一系列系统性工作；有了系统性工作就有了方向。连方向都没有，谈何选材？

选材体系

《环球财经》：从选材角度来看的话，“超白金一代”的选材成功率非常高，它也成为沈祥福教练生涯重要的价值符号。以您为例，您本身并不是速度快、身体壮的球员代表，但最终凭借着优秀的脚下技术在前卫和后卫位置上都有出色的表现。您认为沈指在选材和育才上有哪些值得现在的青训教练所学习的？

徐亮：我一直认为，我国的青训教练并不比国外教练差，甚至更好，因为他们更容易和孩子沟通。比如，我们这一代国青队就主要是沈指选拔、培养出来的。首先，从足球理念上，沈指在日本待了八年，在战术素养、技战术层面学习了很多先进的东西，他一回来正好赶上我们这个年代，倾囊相授，有很多是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比如对高位逼抢的理解，对进攻足球的理解等。这些先进的足球理念的传授使我们成为一支具有战斗力的球队。其次是在做人方面，在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沈指对我们的教诲就是做事先做人。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课讲的就是做人，比如抽烟、喝酒、半夜出去玩这些不良习惯以及一些大家所知道的行业内一些黑暗面的东西，沈指统统没有。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名老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对原则的坚守，在足球市场化的环境下拒绝金钱的腐蚀等，都让我们受益终身。最后到选材方面，相比较身体素质，沈指更注重看球员的球商，喜欢攻防转换快的球员，也更偏好个性鲜明的球员。

分配体系

《环球财经》：在退役后，您考了两级教练员证，还曾追随沈指成为国家集训队的助理教练。您对青训教练体系也是最为关注的。除了刚才谈到的，您认为还有什么是我们重建青训教练体系的关键？

徐亮：分配体系。刚才说到，在目前我国足球这样一个机制和分配体系中，所有的资源都在向最高端倾斜，从而造成了基础训练体系的崩塌。投资足球的钱就那么多，我们可以把一线职业队的工资标准拉下来，通过机制设计，鼓励更多的企业投入回报到青少年足球上去，而不是催生职业联赛的金元泡沫。尤其是在导向不明、目的不明的情况下花那么多钱请外援，最后他们拿钱跑路，却什么也没给我们留下。（文/本刊记者：林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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