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1966年电视剧《焦裕禄》播出，以北京、上海为首的全国多家电视台相继播出电视剧共约180余部。但这批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未取得理想成绩，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的电视剧生态树依然缺枝少叶。不过，它们的出现对中国人的文化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的探索，尤其对电视从业者的专业队伍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专业创作经验的积累等方面功不可没。

“文革”期间，文艺界遭到大肆摧残，电视剧创作几乎全面停滞。1967年后，电视剧进入录播时期，但难得的成长机遇被时代阉割，仅留下中国电视剧史上唯一一部黑白录像设备摄制的电视剧——北京台的《考场上的反修斗争》、1973年北京台的《杏花塘边》、1975年上海台的《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神圣的职责》3部彩色录制剧。

二、复苏与发展（1976—1989年）

高扬人文关怀旗帜的精英式探索

“文革”的结束宣告了文艺摆脱“从属论”“工具论”。以“启蒙”和“改革”为关键词的文艺思潮此起彼伏，精英文化激情饱满、崭露头角成为引领各种社会和文艺思潮的主要文化形态，对电视剧的复兴与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实”与“民本”两大思潮恢复元气，给70年代后期的国产剧烙上承上启下的印记。80年代后，电视连续剧的推陈出新让它成为视觉传播媒介的主要构成样式，不仅高度保有思想性、艺术性，而且题材日趋丰富，为未来类型剧的完善和成熟树立了标杆。与文学携手改编名著成功拓展了电视剧艺术形态与美学品格，新兴的“戏曲电视剧”让传统戏曲进入现代传媒生态系统。

1978年，中国首部单本外景电视剧《三家亲》播出，标志着国产剧创作的复苏。次年，上海台播出《永不凋谢的红花》，为电视剧复兴吹响了号角。同年，电影停止供片制，“断奶”激励电视剧学会走自己的路。80年代初电视剧作为整个文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中国特色电视剧艺术规律的自觉探索道路上迈开了坚定步伐。

80年代的电视剧数量多且富有批判和反思精神，敢于直面社会阴暗面，勇于揭露、控诉错误路线带来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十年内乱破坏了人与人的关怀和信任，复兴期的电视剧则围绕人情“小”事，以小见大，恢复对人性善、人情美的追求和讴歌。从《有一个青年》《凡人小事》《卖大饼的姑娘》《新岸》《大地的深情》到《乔厂长上任》等都聚焦百姓生活，揭示“小事”不小的社会内涵，反映普通人的情感，匡正既往的审美局限，自觉加强主体意识的追寻和对普遍价值的探讨，国产剧艺术审美意识得以唤醒。这一阶段首度尝试创作的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和《周总理的一天》《洁白的手帕》等领袖、英雄题材单本剧都将镜头对准伟人或英雄的某个侧面、某个瞬间，体现了传统民本主义的回归。

复兴期电视剧的创作特别是连续剧创作理念尚显幼稚，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电视剧在有意识地寻找与电影的差异，开始认识到自身特色在于“连续”。资金要求低和高度自由的容量，给电视剧带来不同于电影创作的思考，电视剧本体意识在内修外促中逐渐萌芽。

在回忆过去和反思当下的双重情感需求并行的整个80年代，全民抚慰“伤痕”的洪流推动着当代知青题材剧创作首入佳境。以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返城等为主题的《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均产生轰动效应。同时，还有《便衣警察》这类年代跨越较大的作品，展现从历史的刀锋走出来的主人公隐忍坚毅的品格，冷硬、苦涩的记忆和冲突因青年的成长而软化，强烈响应着时代进步的脉动。此外，更多的人文关怀融入了对现实的摹写和对未来的展望中，优秀作品有改革题材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新星》《故土》《花园街五号》《破烂王》，军旅题材的《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青少年题材的《生命的故事》《寻找回来的世界》《十六岁的花季》等，都成功地展现新风尚的建立、美好生活的创造、不同形式的奉献。主题无论是艰难前行的改革还是无悔不屈的付出，看似孤身奋战的个体，都在饱含时代深情的演绎中得到生命的绽放，为传者与观者之间构建起“携手共度”的现实主义默契，带领大众走出时代遗留的冰冷与孤独。电视剧的温情魅力，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其宣教工具的形象，被大众广泛接受并认可。

再者，非当代题材的创作则大多采取文学名著改编策略。1985年《四世同堂》的问世将现代文学名著电视剧改编推向一个新高度，原著蕴含的悲剧意识通过力透纸背的改编深入大众的精神层面，给予细无声的抚慰。80年代后期，大众文化意识抬头，纯言情小说改编剧《秋海棠》《啼笑因缘》等被搬上荧屏后大受欢迎。另外，当代文学作品改编剧《上海的早晨》删减得当，特色鲜明，深刻契合了经济建设的时代强音，其中有关改革道路的摸索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该时期掀起古典名著改编高潮的，非《红楼梦》与《西游记》莫属，二者引爆的观剧狂潮是电视剧这一新生代大众艺术充分发挥长处、成为时代宠儿的最佳证明，迄今仍是耸立在古典名著改编电视剧史上的高峰。两部剧作通过精益求精的探索，力求最大限度还原内蕴深厚的文本艺术魅力。必须承认，当时面对强势的电影艺术，电视剧唯有扬长避短才能在竞争中求生存。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热情高涨的中国电视剧人自觉地从国家视野出发阐述家国情怀，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路线贯彻到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电视剧创作中。从1982年《鲁迅》开始，《秦王李世民》《华罗庚》《少帅传奇》《杨家将》《徐悲鸿》《诸葛亮》《包公》《努尔哈赤》《孙中山与宋庆龄》《末代皇帝》《李大钊》等传记类作品的主人公，有开疆拓土的帝王、鞠躬尽瘁的臣子、忧国忧民的革命者、民族意识觉醒的知识分子以及亡国之君等。这些用历史谱写现实的优秀剧作将漫长岁月浓缩到一个时代，成为这一时期电视剧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此间的历史剧确立了“正剧”的创作理念和审美意识，特别是《努尔哈赤》和《末代皇帝》，兼顾了真实性和艺术性，电视剧的独立品格得以完整体现。

受到农村题材电影的影响，有些改革题材剧将目光投向了幅员辽阔的农村。与之前的改革剧以城市、男性为中心不同，这一时期在表现农村女性的命运和情感脉络上着墨较多。1986年的《雪野》《太阳从这里升起》以及1989年《篱笆·女人和狗》等作品，切实描绘了改革政策落实到农村中各个层面的现实生活图景，对农村女性的关注从个体扩展到群体，从单纯渴望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到亲身参与变革改变命运，闪耀着启蒙和引领的光辉。

三、丰富与成熟（1990—2004年）

脱离单纯精神建构的大众化转向

20世纪最后十年至新世纪初，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兴盛带来了认知转型，电视的繁荣带来了传媒生态系统的翻转。电视剧代表的大众化艺术潮流在大众文化生活中逐渐取代电影、报纸、杂志，占据了文艺领域的高地。

1989年以降，在“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政策指引下，文艺进入共谱时代主旋律的时期，各种题材相互交织、互融。首先，纪实体电视剧继续良好势头，创作者娴熟地运用艺术手法反映具有进步意义的时代精神，创作出许多歌颂集体主义和爱国情怀的优秀作品，创下电视剧上史上多个第一或唯一的纪录，成就斐然。1990年的《长城向南延伸》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部赴南极取景实拍的电视剧，主角金乃千成为第一个殉职于南极事业的中国人。同年播出的《铁人》成功塑造了社会脊梁的形象，为祖国的前行注满了精神动力。1993年的《华西村的故事》白描了发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奇迹，紧扣时代主题，呈现出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鼓舞人心的艺术力量。1994年的《9·18大案纪实》以1992年发生的文物盗窃案为原型，大胆尝试警察亲自重演破案过程，开中国犯罪纪实片之先河。另外，《有这样一个民警》《焦裕禄》《铁市长》《孔繁森》等以真人真事为蓝本创作的剧目，充分体现了“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能更好地反映生活”的艺术规律。1999年的纪实短剧《山青青，水清清》是较早显现环保意识的农村题材作品，具有独到的预见性。

我国的改革起点在农村，农民的进步与否是检验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尺。“农村三部曲”（《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之后，《李小娥分家》《女人不是月亮》《梦醒五棵柳》《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等，围绕女性表现弱者蜕变的主题，与农村基层政治建设、乡镇企业的兴起以及科技兴农等表达交错并行，扩大了农村题材剧表达的广度。此外，《双桥故事》《庄稼汉》《满天星》《吴福的故事》《乡里故事》《河弯弯路弯弯》《鲁氏兄弟》《今天是个好日子》等剧，既有描绘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蓝图，也不回避改革遇到的困难与挫折，前呼后应串连成一幅因改革而翻天覆地的新时代农村的历史绘卷，对促进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主旋律精神进行了切实的影像阐释。

但这一时期城乡差距的急剧扩大，大众媒介的话语权重向都市倾斜，电视剧创作的娱乐化、时尚化，让沉重的农村剧缺乏竞争力。该类型剧流于表面化、同质化、泛化叙事等问题，也是导致其于90年代后期式微的重要原因。农村让位于城市的影像嬗变历程，不但是新时代改革版图变迁的纪录，也是电视剧民族美学体系不断否定自我、发现自我、完善自我的建构过程。

90年代初，在“坚持多样化”的倡导和港台剧、引进剧的鼓舞下，反映人民自身生活的接地气之作悄然出现。我国第一部大型室内长篇连续剧《渴望》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平凡美学趣味的优秀作品。该剧展现的时间跨度大、人物情感脉络众多、语言风格平实，与同样有文革背景的80年代作品相比，“伤痕”色彩减退，反思批判的精英姿态淡化，平易近人、娓娓道来的风格打破了港台剧垄断的局面。它引起的街头巷尾谈“渴望”的热潮改变了以往电视剧的俯视视角，成为通俗剧鼻祖。忽略深层的探讨，发出纯粹来自市井的声音，是电视剧有意识褪却教化外衣、重视贴近生活叙事的必然，也是电视剧自我意识成熟道路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之后，大众从《过把瘾》《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咱爸咱妈》《一地鸡毛》《儿女情长》等剧中看到的是最简单的、关乎自身的民生问题。

《渴望》主人公刘慧芳的形象塑造也为大众文化谱系贡献了可供借鉴的女性新样本。其后出现的《风雨丽人》《上海一家人》《嫂子》等剧的主要女性都带有刘慧芳式的韧劲。因改革在南方试点成功而兴起的“下海”潮，与女性碰撞产生了《外来妹》《公关小姐》《白领丽人》《洋行里的中国小姐》《住别墅的女人》《北京女人》等剧。《渴望》的叙事方式和表达模式具有显在的开创性价值。面对汹涌的经济大潮，“新女性”的塑造不再停留于传统好女人的认知层面，都市女性题材中融进了创业、打工、出国等新元素，视觉印象较之以往的作品多少透着光怪陆离的“金”色。1996年《来来往往》、1999年《牵手》以及2004年《中国式离婚》等剧的女主人公同刘慧芳一样，情感的无奈穿插于烦琐的日常，对现实生活表面现象只做记录式写照，生活流的叙事模式及道德伦理评判的零度介入是这一类型延展的新趋势。

除了女性表达，空间表现上的探索也在《渴望》中初露端倪。室内剧让故事发生地特征不甚明确，但它成功地树立了一个故事发生可能性最高的空间表达范本。从宏观层面来看，大众视线开始重聚改革重地的大都市，代表剧有《情满珠江》《北京人在纽约》等。从微观层面看，普通百姓的家庭或办公室成为上演日常生活的重要地点，由此发展出的情景喜剧成为国产剧类型化的重要成员，优秀的有《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闲人马大姐》《东北一家人》《炊事班的故事》等红遍大江南北的剧。

与大众文化沉浸于感性迸发式的狂欢相比，名著改编剧则保持着惯有的含蓄和理性风格。以民国为时代背景的作品《围城》《南行记》分别于90年代初被改编登上荧屏，前者清醒地认识到媒介差异，大胆裁剪，以形式为中心忠实匹配恰当的内容。后者巧妙将文学思维转化为视听思维，原著的灵魂却被忠实地把握。自然流畅的改编策略，使得两部作品成为艺术性与观赏性高度统一的精品。

古典文学名著改编，在90年代则呈现出从“忠实观”到“当代观”的位移。1994年的《三国演义》和1998年的《水浒传》沿袭了《红楼梦》《西游记》相对朴素的名著改编路线，完成了中国电视人改编“四大名著”的夙愿，技术进步和审美转向深刻体现了时代气质的差异。技术上所展现的群雄逐鹿、群英荟萃，气势恢宏大气，情绪表达细腻，镜头语言充分发挥出电视的媒介优势；审美上，从情节到人物合情理化、泛人性化的改编倾向，让英雄的文韬武略与绿林的快意豪情都蒙上武侠气质，加之90年代后期“戏说”“外传”风的造势，愉悦大众成为改编策略的所指。

90年代以来形成的电视剧多样化格局，与综艺和大型晚会等合力促进了南北、城乡、雅俗之间的共荣与互融。进入新世纪后，农村题材剧再度回归，东北、西北和巴蜀地区剧目蕴含浓厚的地方文化特色，表现出一种民间原生态喜剧趣味，助推方言轻喜剧创作达到顶峰。《一村之长》《一乡之长》《男妇女主任》等一改以“农村三部曲”为代表所营造的悲情路线，催红了东北轻喜剧。加之东北方言小品的助力，新世纪后的《刘老根》《圣水湖畔》《马大帅》等也给大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乎垄断彼时方言剧市场。此外，《好爹好娘》《走进八里堡》等刮起一阵荧屏“陕西风”，加之以《山城棒棒军》《幸福耙耳朵》等为代表的巴蜀方言剧等，电视剧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四、多元与蜕变（2005年—2018年）

繁荣边际上演的融合奇观

进入新世纪，后现代文化的蔓延与媒介科技的迅猛发展，突出了电视剧的商品属性，日新月异的新媒介化表达成为各种文化势力相互磨合与妥协的结果。技术的融合与发展带来的转型奇观，让竞争空前白热化。从“三网融合”发展带来的行业裂变反应中跑出了各种黑马，建构着视听媒介的发展轨迹。

在叙事类型上，零度情感原则的新写实主义与商业合谋导致了“高大全”英雄形象的坍塌，商业价值把豪气、匪气、侠气、傻气、农民草根习气杂糅于一处，另类英雄在军旅剧中大放光彩，新英雄主义形象深受大众喜爱。历史战争剧以《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亮剑》《刀锋1937》《狼毒花》《我是太阳》《我的兄弟叫顺溜》等为代表，现代军旅剧以《士兵突击》等为代表，英雄人物的造像呈现不同于正统革命英雄的新特质，聚焦主人公“成长”母题而确立的日常化叙事策略，塑造了强烈个人英雄色彩和草莽性格的人物形象。这是主旋律类作品在提高可信度、思想高度、可持续传播实践上的又一次有益尝试，完美地将对日常生活的肯定和精神向度的追求结合，成功避免了电视剧日常生活叙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这一时期，新“宏大叙事’外在的文本特征与民间微观解构的叙事流变交相辉映，被转换为对现代性的极度渴望和追寻的方式。新“宏大叙事”的创造性努力大致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红色革命题材剧，如《长征》《人间正道是沧桑》等，利用主要人物传记体再现峥嵘岁月，刻画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显示出辩证的情感态度与价值立场，“新英雄主义”剧与此一脉相承。二是历史题材剧，如《汉武大帝》《贞观长歌》《大明王朝1566》《大秦帝国》系列等剧，借古喻今地彰显出当下性；另外尚有行业史诗类型，如《大宅门》《大染坊》《乔家大院》等描绘民族工商业坎坷发展史，实践了密实流年式的叙事手法。三是现实题材剧，包括被称为社会家庭变迁编年体的《金婚》《王贵与安娜》等，以及以《纪委书记》《人民的名义》《阳光下的法庭》等为代表的反腐剧、行业剧。这种类型剧精准把握大众关心的焦点，反映党和国家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方向，是新宏大叙事的典型作品。四是文学名著改编剧，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

在多元化探索的道路上，将日常生活建筑在富有革命浪漫主义的理想之上，让各色谍战剧走得更远。在以《暗算》《潜伏》为代表的谍战剧中，“日常性”与“理想化”叙事的内在矛盾建立了“日常/历史、感性/理性、世俗/梦想”等多项对立冲突，将“英雄与平民，崇高与粗俗，伟大与渺小”糅合，利用人物角色身份、美丑混搭产生的畸趣效果与话语的戏谑反讽，打破革命历史叙事的神圣等级禁锢，取消现实与历史的客观距离。其中的优秀剧还有《黎明之前》《誓言今生》《锋刃》《麻雀》等。从选题类型上看，2005年达到高潮的“超级女声”等选秀节目获得巨大成功后，草根的迅速走红打乱了梦想与现实的时空感，“青年励志”作为关键词被强化到偶像剧创作思维中，鼓舞着表现草根创业的《奋斗》及姊妹篇《我的青春谁做主》等偶像剧队伍的壮大。之后，“青春”与“励志”成为最固定的正能量组合，催生出了《满秋》《小麦进城》《温州一家人》等。

2015年的《老家门口唱大戏》将农村轻喜剧融入主旋律背景，被赞为“农村版《奋斗》”。日常生活叙事让家庭伦理剧成为当下电视剧市场的金字招牌。青春剧中极富戏剧效果的亲子关系与都市情感、家庭伦理等重合，生产出融合型作品，有《双面胶》《婆婆来了》《双城生活》《裸婚时代》《辣妈正传》《国民大生活》等。励志、家庭、室内剧三元素联手贡献了《武林外传》《家有儿女》《爱情公寓》等热门作品。青春偶像跳出学校的园囿带来荧屏的年轻化倾向，在世纪之交以不同时代外观演绎过若干亚类型剧。以民国为背景的剧作，如《金粉世家》《京华烟云》《情深深雨濛濛》等红极一时；以《还珠格格》系列为代表的古装轻喜剧至今仍被津津乐道；以《永不瞑目》《玉观音》为代表的爱情警匪剧收获了固定的观众群。另外，红色题材剧青春化的代表作《恰同学少年》彰显出新的革命浪漫情怀；《第五空间》、《我是特种兵》系列、《火蓝刀锋》、《麻辣女兵》等“轻军旅剧”同样也诞生于此种创作风潮之中。

草根文化对于自由、个性的追捧，在“互联网+”的模式中拉开了奇观的序幕。不断崛起的草根与新兴媒体，让电视剧创作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迎来了两大新生事物：IP剧和网络剧。

IP剧是以作品来源为标准的命名。继2005年由游戏改编的IP剧《仙剑奇侠传》系列成为现象级作品后，到2014年IP剧已成为影视产业的热点，2015年被称为IP元年，竟出现网台竞相争购剧集的风潮。2016年出产IP剧达90余部。与传统剧相比，IP剧台网联动播出成为常态。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国产剧发展进入双平台发展的两栖时代，创作生态呈现清晰的两栖化走势。自IP概念诞生后，电视剧片源囤积，制作量猛增，消费市场却并未扩容，脱离现实主义的创作同质化严重，尤以宫廷剧和玄幻剧为甚，滥用穿越，鱼龙混杂，电视剧审美呈现疲像。《甄嬛传》之后《芈月传》就风光不再，同时期的《宫》系列与《步步惊心》、《古剑奇谭》与《诛仙青云志》画风雷同，受众彼此混淆，《美人心计》之后不知有《倾世皇妃》，包括《杉杉来了》《欢乐颂》《何以笙箫默》等青春情感剧，都将生活背景和舞台虚化，偶像消费的非理性化被网络激活，呈指数级增长，临近脱离传统审美的边缘。

在大众消费深度介入媒体市场的当下，电视剧的生产、创作、传播、收视都不断发生变化，电视、网络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电视频道的第一窗口地位受到挑战。消费文化使受众的主体地位空前凸显，网络剧不断走进大众视野，收视率与点击率二者共谋成为检验内容质量的指标。在满足电视频道播出要求的同时，电视剧越来越多地考虑到网民的需要。国产剧在完成自我壮大的过程中，开始脱羽蜕变，不断分裂出新的艺术表达形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