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听惊雷

——浅析中国早期有声电影的试制

张岳

（中国传媒大学）

摘  要：20世纪20年代声音进入电影，给电影带来了天翻地覆的革命。本文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公司曾采用的两种录音方式：蜡盘录音方式和胶片录音方式，并结合当时政局不稳、战乱频仍、经济薄弱、技术落后的时代背景，试图还原中国电影界是如何迎接这场革命洗礼的。

关键词：蜡盘录音方式，胶片录音方式，中国电影声音发展史

1927年仅加了一段对白的《爵士歌王》在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标志着有声电影的诞生。声音进入电影，给电影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不仅带来了电影技术的变革，还带来了创作观念的更新。当这股热潮涌向中国时，我们不仅要问，在政局不稳、战乱频仍、经济薄弱、技术落后的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电影是怎样迎接这场革命洗礼的呢？

1929年2月，上海夏令配克影院正式公映了有声短片《飞行将军》，同年好莱坞宣布不再生产默片，随后“美国声片”大量涌入国内，上海等大城市的高级影院纷纷改造安装有声电影设备，观看有声电影成了当时最时髦的消遣。不过没多久，这些期冀在中国赚取更多利益的“美国声片”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普通老百姓根本听不懂英文！当奇观不再是奇观时，有声电影的票房开始直线下降，夹缝中生存的中国本土电影看到了一线曙光，“美国声片”暂时受挫、“美国默片”又处于断档，拍摄国产有声电影以复兴国片、抗击“舶来电影”成为当时中国电影人最大的呼声。

 面对有声电影的热潮，中国各电影公司一没有雄厚的资金、二没有先进的技术、三没有国家的支持，各公司只能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发展路线。在互相倾轧、你死我活、投机盛行的商业社会里，谁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谁就有可能成为大赢家，激烈的竞争充满着残酷、冒险和投机的味道，稍有不慎就会倾家荡产。试制“国产声片”之路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氛围下艰难的开始了。

当时有声电影通用的录音方式有两种：蜡盘录音方式（sound on disc）和胶片录音方式（sound on film），这两种方式中国电影公司都曾采用过。

一、腊盘录音方式有声电影的试制

蜡盘录音方式的灵感来源于爱迪生设计的留声机。这种方式是指摄影机与蜡盘录音机通过某种联动装置相连，在摄影机记录画面的同时，声波经过传声器等拾音设备刻录在蜡盘上。放映的时候则使蜡盘上的声音被拾音器拾取，然后经过放大器和扬声器还放出来。采用这种方式录音的影片通常被称为“蜡盘式有声电影”或者是“唱片式有声电影”。

图1：有声电影所用的蜡盘

图片来源：

http://history.acusd.edu/gen/recording/motionpicture1.html

图2：维太风录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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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盘录音方式的优点是成本相对低廉，不需要对现有拍摄和放映设备进行全套更换，可以实现有声电影和无声电影的兼容。它的缺点就是设备过于庞大复杂、只能用于室内拍摄，机械噪音很大，而且腊盘不易保存容易断裂，遇到胶片断片时很难再恢复同步。

当时有两家中国电影公司采用了这种录音方式进行有声电影的试制。

（一）明星公司与《歌女红牡丹》[1]

图3：1931年《歌女红牡丹

特刊》中的宣传广告

1929年2月，随着《飞行将军》在上海的放映，外国有声电影正式输入中国。之后上海各大首轮影院陆续安装了有声电影的放映设备，放映单位的有声化坚定了各电影公司生产有声电影的决心。

1929年底，美国第二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演员获得者玛丽·璧克馥（Mary Pickford）和丈夫道格拉斯·费尔班克（Douglas Fairbanks）来到上海，参观了明星制片公司。在茶话会上，费尔班克介绍了美国电影已经进入有声阶段，这对于明星公司的诸位老总们来说无疑是一个相当生动鲜活的刺激。

当时，18集红得发紫的《火烧红莲寺》为明星公司赚到了足够的资金。占据了天时地利，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运筹帷幄，开始筹备有声电影的拍摄。

明星公司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录音技术进行了考察，同西电公司也联系过，然而合同上的苛刻条件使明星公司感到，按照当时的经济状况非但没有支付购买摄制权的能力，就连以后每片所抽取的版税也负担不起。恰巧当时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法属）新买进了一台“蜡盘记音”的机器，与胶片录音系统相比，蜡盘录音系统成本低廉，制作简单，于是与百代公司素有来往的明星公司当即决定与它合作，采用蜡盘录音方式，以民众影片公司的名义共同摄制有声电影。

1930年6月，在张石川的主持下，明星公司开始拍摄《歌女红牡丹》。当时拍摄一部默片的成本一般都在4000银元-50000银元之间，明星公司的无声电影为保证质量均在20000银元以上[4]，而《歌女红牡丹》的投资达到了12万银元，历时6个月，前后共有100余人参加拍摄以及后期工作，无论在投资上、完成周期上还是人员投入上都打破了以往的纪录。

整个摄制组成员都是第一次拍摄有声电影，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可以借鉴。事后，导演张石川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为了制音方面，前后失败了有四次之多，到第五次才算大功告成，那四次失败的时候，我们全体同志，有时真的急的要哭出来，有时真急的走投无路，真是吃了千辛万苦。”[5]

首先，是剧本。以往无声电影的剧本基本是一个粗略的故事梗概，甚至有的时候连梗概都没有，只存在导演的心中。然而，有声电影则完全不同，语言弥补了动作的不足并用来叙事抒情，编剧和导演要用语言（对白）进行思考，这就要求电影剧本必须像戏剧剧本一样严格准确。可以这样说，声音的加入使得电影剧本的写作走向规范化。

其次，是摄影。因为要与蜡盘上的声音保持同步，所以摄影机的摇片速度必须做出改变，这与无声电影时代大不相同。

再次，是决定使用何种语言。确定好剧本，突然发现演员们的方言成了一个大问题，这在无声电影中是不存在的。考虑到全国市场，《歌女红牡丹》决定用普通话（当时称“国语”）代替方言。剧中23位演员，分别来自广东、山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六省，口音各不相同，明星公司特地聘请了专业人员纠正演员们的发音，并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训练。

最后，是声音的录制过程，当时称之为“收音”，也是最为重要最为艰难的一关。主演胡蝶曾经回忆此片的录音经过：“电影先按默片拍好，然后全体演员背熟台词，再到百代唱片公司将台词录到蜡盘上。……在录音的过程中也是十分辛苦的。我当时的心情也和其他电影从业员一样，十分紧张，似乎这次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今后的前途与命运，因为在录音时，演员对着自己饰演的角色念台词，如有念错念快念慢，就要重来。所有演员与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十分紧张。曾接连试验了四次，失败了四次，到第五次实验才获得成功，每天在录音室六七个小时，汗流浃背，现在想起都怕。”[6] 用现在的话来讲，《歌女红牡丹》采用了后期配音的工艺。

录音工作由法国人叚谷槐主持，张石川、程步高、洪深协助。前前后后进行了五次录音工作：“第一次成绩，杂音太多，发音粗暴，一片模糊，听的我们又气又笑，于是改造收音房，隔断杂音。第二次成绩，人则发音尖锐，夹带沙音，物如戏中所用的乐器，凡是金属物，都变成土木声，听的我们莫名其妙。第三次成绩，演员说话的声浪，高低轻重，全走了样，简直不是那一回事。第四次成绩，大为进步，所可惜的是，……在仅容纳百余人的百代工厂里试片，觉得声音……刚刚正好，拿到戏院一试，才知道声浪太低，精彩大减，有些地方简直听不见，这如何可以公然开映……到第五次重收，双方经验已多，较有把握，一鼓作气，卒底于成，这才皆大欢喜。”[7]

即便是法国录音师，录制声音的经验也十分不足，更不用说作为新手的明星公司，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积累经验。比如改造“收音房”（即录音室）。百代公司作为专业的唱片公司，本应该具备隔音良好的“收音房”，却由于“杂音过多”而不得不对现有的“收音房”进行改造。由于当时的录音技术非常不成熟，使用的录音设备也十分原始，只能确保完成最基本的声音制作——口型准确、发音清楚，根本谈不上声音的艺术创作。

由于百代公司的“蜡盘记音器”并非电影专用，而是用来制作普通唱片的，其蜡盘直径最大只能到12英寸，直接导致了每张蜡盘的容量降低。为了配合蜡盘的容量，胶片长度相应减少，从1000尺/本降到600尺/本。最终《歌女红牡丹》的放映拷贝被分成了18本胶片并附带18张蜡盘，放映员的工作量（换片次数）比正常胶片增加了一倍。又由于强行压低转速——把“蜡盘记音器”78转/分钟的转速降低到33（1/3）转/分钟，声音出现巨大失真。

在接近两百个日夜的艰难工作后，明星公司终于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纯后期配音的电影，并将其蜡盘录音系统称为“百明风”[8]。

1931年3月3日，《歌女红牡丹》在上海光陆大戏院试映；3月15日，在新光大戏院正式公映，这是外国院线首次放映中国影片，是中国电影界前所未有的创举。

虽然《歌女红牡丹》在广告中大肆夸耀声音质量，但这正是它的弱点。很多观众反映声音弱、不清晰、噪声大，有着蜡盘录音的所有缺点，尤其是遇到断片、跳片时，声音与画面无法保持同步。尽管如此，观众仍旧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因为第一次听见自己喜欢的演员开口讲国语、演唱京剧，这对于看惯了外国声片、饱受听觉之苦的中国人来说是多么令人兴奋！于是，《歌女红牡丹》万人空巷连映一个月，创造了一个神话。要知道，当时一部常规默片的上映时间是3天，最多不过7天，而《歌女红牡丹》竟然上映了一个月！不仅上海本地，全国都为之轰动，同时也吸引了南洋华侨。上海远东公司代表菲律宾片商以18000银元买走了该地区的上映权，青年公司以16000银元购买了印度尼西亚的上映权。而往常一部默片的版权最高售价才为2000银元[9]，《歌女红牡丹》打破了以往的纪录。一时间，明星公司财源滚滚，上海滩流传这样一句话“明星而今真是身（声）价十倍了！”[10]。

继《歌女红牡丹》之后，原班人马使用百代的蜡盘录音系统又拍摄了一部有声电影《如此天堂》，录音效果仍旧很差，观众的兴趣降低了不少，明星公司便终止了与百代公司的合作。此时，天一公司已经采用胶片录音方式，开始了《歌场春色》的拍摄。为了保持在国产有声电影中的霸主地位，明星公司派遣洪深远涉重洋奔赴美国考察好莱坞有声电影，并购买制作有声电影的器材。

1931年8月21日，洪深一行返回上海。随同洪深前来的有雷电华公司监制人哈里·加逊（Harry Garson)、摄影师杰克·史密斯（Jack Smith)、助理摄影师詹姆斯·威廉逊（James Williamson)、五彩片摄影师悉尼·兰德（Sydney Lnnd)、收音师盖瑞科·爱思拜（Garrick Eiseubuy)、盖瑞思比奥（Caresbiual)等共十五人[11]。此次洪深飘洋过海，“花了一万一千美金，买回两部叫做‘四达通’的录音机，又花了一万六千美金买了一部有色摄影机。同时还聘回几个美国人……几乎没花掉明星的老底”[12]。有声电影设备运回之后，明星公司立即投入了《旧时京华》的拍摄，指望能够收回这次出国的成本。然而它的倾囊投入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相反“九·一八”事变导致东北市场丢失，“一二·八”事变全国抗日情绪高涨，“才子佳人”、“鸳鸯蝴蝶”式的影片遇冷。沉浸于有声电影创作中的明星公司并没有考虑到观众的抗日情绪，致使《旧时京华》票房惨败，明星公司大伤元气，不得不暂时放弃高成本的有声电影，重操旧业拍起了无声电影，以解救公司的经济危机。

（二）友联公司和《虞美人》  [13]

图4 ：1931年《虞美人》的宣传广告

1930年9月，大中华和友联公司以“一鸣有声电影公司”的名义摄制有声电影《虞美人》。《虞美人》采用了先期录音同期放声的工艺流程（类似于今天的MTV拍摄流程）：先在大中华录好声音，然后在现场还放，演员再根据声音进行同步表演。友联公司原本打算全片配上对白，但由于大中华索价奇高，最后只能挑出重要的对白和歌唱进行录制，将唱片数量从22张（44面）压缩至5张（10面）。这5张唱片时长占全剧时长的1/4，其余部分就用《小桃红》、《雨打芭蕉》、《三潭印月》、《寒江残雪》等现成唱片代替。

《虞美人》采用了与《歌女红牡丹》相反的工艺，以解决后期配音口型同步的问题。但是由于现场放声的电唱机的转速与摄影机的转速无法保持同步，陈铿然、刘亮禅两人不得不重新改造摄影棚中的电路，安装了自制的“同步马达”。但是声音与画面仍然有些参差不齐，只好在后期剪辑中采用“抽格”的方法来弥补。此外，由于演员要按照前期录制好的声音进行表演，动作难免僵化，这也《虞美人》的拍摄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1931年2月，《虞美人》基本拍摄完成，友联公司邀请了一些专家观看带有对白歌唱的部分片断，得到了“声音与银幕上的动作一致”、“声调举止，歌唱对白，无不迫肖”[14]的评价，令众人相当期盼。但是，三个月后在夏令配克大戏院正式公映时，《虞美人》由于受唱片公司的勒索，不得不只推出三段《芳草美人曲》以及极少量的对白。尽管与“有声歌唱对白巨片”的广告不符，观众们依然给予了谅解和支持：“有声片的对白，不求其多，只求其精，否则一味罗罗嗦嗦，说的没有系统，反叫观众们讨厌，所以我说《虞美人》的美，就美在对白不多。”[15]  

1931年5月，迟映了两个月的《虞美人》虽然没有像《歌女红牡丹》那样轰动全上海，但也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这对于实力并不雄厚的友联公司来说是一个重大胜利。

《歌女红牡丹》和《虞美人》两部影片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蜡盘录音的方式。不同的是，前者采用了后期配音的工艺流程，为中国电影的后期配音工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者则采用了前期录音、同期放声的工艺流程，为中国有声电影的摄制另辟新路，具有首创精神，并成为之后音乐录影带（MTV）的工艺流程。

以上便是中国试制有声电影的蜡盘录音阶段，也称为“蜡盘配音”阶段，是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转化的一种过渡形式。蜡盘录音方式由于其自身的弱点，渐渐被淘汰。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其成本低廉（制片公司可以继续使用原来的无声摄影设备，影院方面也只需增添小部分的机件便可勉强应付），颇受当时小本经营的中国电影公司的青睐，使低廉的有声电影有机会进入大都市的一、二流影院。同时，由于蜡盘录音方式与无声电影兼容，也受到当时大量存在的无声电影院的接纳。

二、胶片录音方式有声电影的试制

胶片录音（Sound on film）方式以解决声画同步为主要目的：起伏的声波经过传声器的换能作用后，变成变化的电流进入放大器进行放大，变化的电流引起弧光灯闪烁不定，从而在胶片上产生明暗变化的条纹（变密式）（图5）或宽度变化（变积式）（图6）的痕迹，此为声迹。通过这种方式将声音记录在胶片上，并使得声音与画面保持同步。

图6：印有声迹的正片（变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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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印有声迹的正片（变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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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上述程序翻转过来，就是胶片录音方式的还音过程。胶片录音方式通常也称为“片上发音”录音方式，后来的光学录音便是源自于此。

无声电影胶片的运转速度是16格/秒，在胶片上直接纪录声音的频率范围最高只能容纳到4000Hz，超过此频率的声音无法纪录从而导致声音严重失真。如果想使胶片能够纪录更高频率的声音，需要加快胶片的运转速度。在胶片的运转速度被提升到24格/秒后，声音频率范围提高到6000Hz，这就解决了声音严重失真的问题。

图8：摩维通录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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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片录音方式的主要代表产品是美国西电公司研发的“摩维通”（ Movietone）有声电影系统，最早被福克斯公司购买并推广（图8）。

（一）华光片上有声电影公司和《雨过天青》[16]

图9：1931年《雨过天青》的宣传广告

1931年3月份的《影戏生活》刊登了一则消息：大中国会同暨南公司已由夏赤凤带领陈秋风、林如心等赴日本拍摄有声片。为什么要赴日拍摄呢？因为当时全亚洲只有日本拥有胶片录音的设备，日本发声映画社向美国西电公司购买了摩维通胶片录音设备在亚洲的使用权，并更名为凯纳通 (Kinotone)。凯纳通对外租借条件十分苛刻：使用权8万美金，其他费用另算；必须到日本进行拍摄；影片发行权归日本发声映画社所有。苛刻的条件使得很多中国电影公司望而却步。

而对于中国电影界来说，如果想拍摄胶片录音方式的有声电影，只有两条路：第一，远赴重洋到美国购买有声设备，引进美国的技术力量；第二，东渡日本，租用日本的设备，与日本的技术人才合作拍摄。夏赤凤选择了去日本，力图摄制成中国第一部胶片录音的有声电影，却没有想到这个耗资25万银元的选择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回国之前，《雨过天青》曾在东京中国使馆试映。美国百老汇戏院代表葛兰特以57000银元的价格订购了一部运回美国放映，但是按照合同这次发行收入全部归日本发声映画社所有。剧组回国后便在各种媒体上大造声势，声称《雨过天青》才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有声电影，而且声音质量远远超过蜡盘录音方式。[17]这种宣传惹恼了明星公司，后者的《歌女红牡丹》正在上映期。明星公司很快就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击。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明星公司利用了大众的抗日情绪，指责《雨过天青》是利用日本机器并且在日本拍摄的，引发观众对该片的极大反感。该片最终票房惨败，20多万元的投资付之东流。

虽然夏赤凤在《雨过天青》的特刊上进行了辩解：“艺术是不应该分国界的”，然而在国难当头的时刻，这样的辩解显得太过苍白和无力；虽然《雨过天青》打出了“（对白）九百七十七次说话六千九百三十五句，（歌唱）自制新歌新谱四处此外京剧时曲皆全，（音乐）计新谱二十六处随剧情配泰”[18]的广告字样，却仍旧是无力回天。

（二）天一公司和《歌场春色》[19]

 1925年6月，天一公司在上海成立。在邵氏兄弟（邵醉翁、邵村人、邵山客、邵逸夫）的经营下，到了20世纪30年代，天一公司已经与明星公司、联华公司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成为当时最大的电影公司之一。邵氏兄弟的经营理念使天一公司比其他两家公司走得更远，发展成了后来的邵氏影业集团。

邵醉翁在注重开拓本地市场的同时，拓宽南洋的电影市场，派邵村人驻扎新加坡发行公司影片，又与爪哇国的青年贸易公司合作。正是有了南洋稳固的市场，天一公司得以在战乱中立于不败之地。

1929年中国开始引入有声电影的放映时，从新加坡回到上海的邵村人提议试制有声电影。邵醉翁立即对有声电影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很快便确定了试制计划。天一公司最初也选择蜡盘录音方式，并摄制完成了一部短片《钟声》。此时明星公司的《歌女红牡丹》还在拍摄之中，眼看《钟声》就要成为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一场莫名的大火烧毁了摄影场，《钟声》也付之一炬。

第一次试制的失败并没有阻碍天一公司，反而激发了他们要拍摄质量最好的有声电影的决心。“我们想从事真正片上发音，可是这件事谈何容易，中国简直做不到，于是不得不假手外人了。”[20]当时的亚洲，只有日本掌握胶片录音的技术，天一公司曾经与日本方面洽谈过，然而苛刻的条件促使它不得不另辟蹊径。邵醉翁做了一个大手笔的决定——高薪聘请美国米高梅公司的四位技师，租用米高梅的设备，合作拍摄胶片录音的有声电影。

图8：1931年《歌场春色》的宣传广告

投入了巨额的资金，汇集了众位文坛名人的智慧，邀请了红透半边天的15位女明星参演，《歌场春色》的大手笔制作果然不负众望。尤其是它的声音质量，令当时的其他有声电影无法望其项背。1931年10月29日，《歌场春色》在上海新光大戏院首映，相当轰动；其在南洋卖座率也非常高。

邵醉翁曾经回忆过《歌场春色》的拍摄过程：“摄影，则配置灯光，往往费二三个小时之久，始摄成一个镜头，在昔日摄无声片，一日间可摄数十个镜头，今则一日间只可摄四五个镜头，其所摄光线，果柔美矣，但其代价，亦令人可惊；收音，常因高低不能合度，每次必须试演多次，方能照收，其音之清晰，固与好莱坞最佳之有声片无异，但代价亦殊令人咋舌。”[22]

美国技师带来的不仅是全新的机器，还有全新的工艺流程、全新的技术和全新的创作理念。比如：要建隔音效果好的摄影棚；要采用无声灯泡（传统的炭精灯噪音很大）；怎样打光怎样录音等等。

此后，天一公司便把摄制有声电影作为主要生产任务，独揽了中国有声电影的霸权。邵醉翁更是在媒体上宣称“我们以后主张不拍无声片，一心一意，在声片上用功夫。” [23]

《雨过天青》首次采用了同期录音工艺，是中国第一部采用胶片录音方式的有声影片；《歌场春色》则是第一部在中国本土完成的胶片录音方式的有声影片，它的公映标志着中国有声电影开始进入了普及阶段。

阅读历史，不仅仅是让我们了解过去，更重要的是要观照现在，指向未来。 80年后的今天，我们同前辈们一样面对着电影新的技术革命。面对新的革命，我们又将何去何从？以往的历史早已告诉我们，技术的确是电影的基础，但绝对不是电影的目的。

技术仍旧会飞速的发展，仍旧会革电影的命。我们应该以更为平和、更为成熟、更为开放的心态面对每一次技术革命以及隐藏在背后的观念革命。技术的进步将会不断的解放更新电影的视听语言，将会不断拓宽电影的艺术表现力，我们也更加期待新的变化。

[1] 《歌女红牡丹》：明星公司制作，1931年3月公映。导演：张石川；编剧：庄正平（洪深）；助理导演：程步高；摄影师：董克毅；收音师：叚谷槐（法）；主要演员：胡蝶/王献斋/夏佩珍/龚稼农；片长13000尺，分为18本，另附带18张蜡盘。——作者注

[2] 原有五位创始人，另外两位分别是任矜萍，因自办新人影片公司，中途退出；郑鹧鸪，1925年积劳成疾鞠躬尽瘁。——作者注

[3] 陶著：《留美摄影名家黄宗霑与明星影片公司》，《电影月报》，1929年第5期。

[4] 周剑云：《歌女红牡丹对于中国电影界的贡献及其影响》，《歌女红牡丹特刊》，上海华威公司，1931年。

[5] 张石川：《歌女红牡丹的成功不是一椿偶然的事》，《歌女红牡丹特刊》，上海华威公司，1931年。

[6] 胡蝶口述，刘惠琴整理：《胡蝶回忆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

[7] 周剑云：《歌女红牡丹对于中国电影界的贡献及其影响》，《歌女红牡丹特刊》，上海华威公司，1931年。

[8] 上海华威公司广告：《歌女红牡丹特刊》，上海华威公司，1931年。

[9] 何秀君：《张石川和明星影片公司》，《文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67期。

[10] 王汉伦等：《感慨话当年》，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第34页。

[11] 笔花：《洪深昨晨返京》，《影戏生活》，1931年第31期 号外。

[12] 何秀君：《张石川和明星影片公司》，《文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67期。

[13] 《虞美人》：友联公司制作，1931年5月公映。编剧：徐碧波；导演：陈铿然；摄影：刘亮禅；编曲：程瞻庐；作词：冯子和；主演：徐琴芳/朱飞。——作者注

[14]   高亚魂：《中国有声电影之霸王》，《影戏生活》，1931年第9期。

[15]   笔花：《〈虞美人〉美在何处》，《影戏生活》，1931年第12期。

[16] 《雨过天青》：大中国公司、暨南公司联合制作，1931年7月公映。编剧：谢世煌；导演：夏赤凤；摄影：大谷（日）；录音：K.Henry（美）；主演：陈秋风/林如心；全片12本，片长14134尺。——作者注

[17] 1931年范天朋在《雨过天青特刊》中这样说过“两块钱一张的唱片，各唱机公司均有出售，观众在十五年前已经玩得厌了，何必到民国廿年再来郑重其事地居为奇货” 。

[18] 摘自《雨过天青》登在《影戏生活》上的广告。

[19] 《歌场春色》：天一公司制作，1931年10月公映 。导演：李萍倩；编剧：姚苏凤；对白：陈大悲；作曲：黎锦晖；摄影：Bert  Cann（美）；收音主任：Leon Britton（美）/Chas Hugo（美）；收音：Bybam C Guerin（美）；主演：杨耐梅/徐琴芳/宣景琳；全片8本。——作者注

[20] 开末拉：《天一公司摄制声片之经过——邵醉翁口述详细情形》，《影戏生活》，1931年第20 期。

[21] 圣涵：《中国有声电影的新纪录》，《影戏生活》，1931年第28期。

[22] 邵醉翁：《〈歌场春色〉摄制经过》，《银弹》，1932年2月5日。

[23] 开末拉：《天一公司摄制声片之经过——邵醉翁口述详细情形》，《影戏生活》，1931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