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瑟瑟

中国新诗走过了一百年历程，当代诗歌四十年来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中国诗人受邀参加国际诗歌节，进行广泛的国际诗歌交流。拉丁美洲有着深厚的诗歌传统，但目前对中国当代诗歌还缺乏了解，认知不足。

近年来中国诗人在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麦德林国际诗歌节、罗莎里奥国际诗歌节、格拉纳达国际诗歌节、哥斯达黎加国际诗歌节等受到关注，哥伦比亚《普罗米修斯》、墨西哥《诗歌报》、阿根廷《当代》等拉美诗歌杂志连续刊登中国诗人的作品，古巴、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阿根廷等国的出版社开始对中国当代诗歌产生兴趣。

《中国当代诗选》将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出版社合作出版，对于中国当代诗歌在拉丁美洲的阅读、接受和传播具有开拓性意义。

本书收入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诗人作品，同时收入近年参加拉丁美洲国际诗歌活动的43位诗人的诗作，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口语写作，以及“80后”“90后”“00后”等年轻诗人的写作。中国当代诗歌的走向，异彩纷呈，蔚为壮观，生命意识与日常经验，语言实验与先锋精神，中国当代诗歌的现代性成就有目共睹。

我们处在不断挖掘诗歌语言深度的当代写作中，对于诗歌来说先锋永远是一种常态，但在当代诗歌里确实又是稀有的。什么是先锋呢？是从中国当代诗歌的整体格局里跳出来，写出带有个人语感与节奏的不一样的诗歌，而不是停留在写作内容与姿态上的先锋，写作内容随着生活的流动而常写常新，姿态更多时候是外在的。这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中国当代诗人在中国写作看到的是世界各个角落，我们四处走动，获得更多的思考。我在2017年到了拉美，在两个不同的文学世界里思考，一是中国的，一是拉美的。中国的本土经验我已经烂熟于心，尤其是我个人的文学经验达到了我要的状态，拉美的文学经验我早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进入，但毕竟是通过翻译来获得。当我在他们中间时，那些日夜，不同语言的朗诵与丰富多彩的拉美，先锋文学的传统无所不在。

一个中国当代诗人在拉美写作会是怎样的呢？我边走边写，留下了六七十首诗，结集为《从马尔克斯到聂鲁达》。我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马尔克斯文化中心感受到的是拉美文学大爆炸的气息，各种版本的《百年孤独》与马尔克斯的大幅招贴画，我都想拥有。随后到另一个诗歌之城麦德林。麦德林国际诗歌节开幕式持续到天黑的人山人海，让我意识到这是地球上一个诗歌的狂欢之地。世界60多个国家的诗人聚集在一起还不是什么奇迹，奇迹是这个城市的老人、小孩与青年涌向诗歌朗诵现场。我惊愕了。

当我们飞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在孔子学院拉美中心、聂鲁达基金会，以及奇廉市圣托马斯大学组织的朗诵时，我感受到了拉美的诗歌文化。中国的诗歌文化主要还是唐诗宋词，拉美的诗歌文化并不只是聂鲁达、米斯特拉尔、帕斯、巴列霍、卡彭铁尔、富恩特斯、科塔萨、穆尼蒂斯这些诗人，还有胡安·赫尔曼、马加里托·奎亚尔这些优秀的当代诗人，以及整个拉美民众对于诗歌的热爱，这或许与他们血液里与生俱来的性格有关，我想更多的是他们对于诗歌与生活与世界的紧密关系的认同。回来后我陆续读到了翻译家孙新堂翻译成中文的马加里托·奎亚尔的作品，写的是中国云南之行，我很高兴我与他之间无意间形成了一个诗歌写作的互动。

拉美另一个诗歌文化高峰则是对传统先锋的反叛。今年初刚刚离世的智利诗人帕拉的“反诗歌”写作主张，在我们的当代诗歌写作中并不陌生，当然我们还可以思考与实践。他活了103岁，他创作手法简洁，反对隐喻象征，语言上更趋口语化、散文化，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口语化写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广受赞誉的智利小说家、诗人罗贝托·波拉尼奥更是视其为偶像。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当年在拉美引起的轰动不亚于《百年孤独》，而其身后出版的《2666》引发欧美压倒性好评。波拉尼奥说：“我读自己写的诗时比较不会脸红。”对于魔幻现实主义，“现实以下主义”的波拉尼奥的评价是：“很糟糕”。这就是帕拉、波拉尼奥这些大师级诗人作家的另一种不断否定与更新的拉美先锋诗歌文化。

在编选《中国当代诗选》时，我脑子里不时蹦出一同在圣地亚哥聂鲁达基金会朗诵时的三位曾获得聂鲁达诗歌奖的诗人的形象，胡须雪白如安第斯山脉的雪。他们特意朗诵了口语化的诗歌。通过翻译家孙新堂的现场翻译，我对他们诗歌的节奏与短促的语气充满了兴趣，中国当代诗歌进入拉美时遇到的首先是他们的阅读与评判。我认为，中国当代诗歌与拉美诗人、读者之间的沟通没有问题，他们迫切想听到中国诗歌的声音。我们在帕拉的故乡奇廉市朗诵时，92岁的智利著名诗人、智利语言文学院院士雷内·伊巴卡切先生一直在现场听我们朗诵，他说通过中国年轻诗人的语气与朗诵感受到了中国诗歌。

我在读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的《火的记忆》时，想到我们的现代性之路与拉美的道路有相似的地方，只是历史的出发点与出发的时间不同。我们面对的精神危机与出路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也就是说我们要处理的是同样孤独的文学题材。我在圣地亚哥的一个夜晚与当地一位曾经在亚马逊丛林中生活，现在像一头困兽一样的作家交谈。他面对我这个中国诗人时发出感慨：“我们已经失败。”我随后以一首诗写到他复杂的情感：“我站在胡安先生家的高窗边/看到圣地亚哥在夜色里灯火辉煌/这一夜胡安先生伤感地承认/他们是失败者/而我呢/我的失败才刚刚开始”。北岛好像也承认过失败一说。我觉得我们不必掩盖失败，只有意识到失败，才能从被异化的现实中获得真实的自我，重塑历史，重塑身份，从而进行自我启蒙。加莱亚诺直接告诉读者，“写作是我击打和拥抱的方式”，立场之外，不发表中立或假装中立的言论，历史之内，为一直排在历史队尾的人写作。当我踏上拉美的土地，当我置身于《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样的作品的背景中时，我深感我们的反思还远远不够。

当103岁的帕拉先生逝世时，时任智利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在第一时间表达哀悼时说：“西方文化失去了一个独特的声音。”我们“独特的声音”在哪里呢？必须在我们的诗里。

本诗选以中文出版后即翻译成西班牙文在拉美出版。当我在拉美几个场合问当地诗人与读者知道哪些中国诗人时，他们说出的是李白、杜甫、北岛，以后我想他们还能说出这本《中国当代诗选》中的诗人了。

本书以诗人出生年月的时间顺序从大到小排列，老中青几代诗人，不同的写作，呈现出当代诗歌的整体实力。感谢近年来致力于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诗歌，向拉美介绍与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著名翻译家孙新堂先生，感谢他对入选作品西班牙语的翻译与审定，感谢他无私地为中国当代诗人与拉美诗人之间的交流所做的大量细致与卓有成效的工作，没有他的热情联络与组织，收入本书中的多位诗人不可能来到拉美，也就不可能有本书的编选出版。我相信，因为他为人的低调、务实、沉稳与西班牙语文学的专业精神，在他与众多朋友的努力下，中国与拉美诗歌交流的国际影响会越来越大。

在此，我还要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著名作家姚雪雪女士，她对中国当代诗歌在拉美的出版所做出的努力，感谢总编室刘云女士的编辑工作。

2018年3月2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