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古代文学的立场而视，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的延续，但更是古代文学的衰落和死亡；在现代文学的立场而视，近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新生，是现代文学的先声和开端。近代文学的分期，依据文学演进的历程，分为道光、咸丰、同治半个世纪为前期，光绪、宣统、民初半个世纪为后期。近代前期经世派、宋诗派和以梅曾亮、曾国藩为代表的桐城派得到完整展现；近代后期，一方面是传统文学的结穴，另一方面则是新文学的萌生，二者的消长预示了文学的走向。中国近代文学没有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那样的内在统一性，不具备充分的类型化，同时表现出典型的变革时代色彩。 关键词：中国近代文学；中国文学史；发展与演变；晚清文学 在整个中国文学中，中国迄今为止的文学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即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中国近代文学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学，它既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又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在性质上不同、相反或完全对抗。近年来，近代文学受到古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的双面夹击，或将古代文学下延，或将现代文学上溯，瓜分掉近代文学，使之没有存身之地。但是，中国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的存在是永远无法磨灭的，地位是永远无法抹杀的。不容否认的是，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形成、发展、演变，特别是其起止时限的划分，无数专家学者一直在研讨讨论，可谓是各抒己见、百家争鸣。 一、中国近代文学的地位作用 中国近代文学既与中国古代文学亲和，同时又与中国现代文学亲和；它既与中国古代文学有着直接的联系，又与中国现代文学有着直接的联系；既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延伸，又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古代源头。站在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立场上来看，中国近代文学是一种过渡形态的文学。“过渡”深刻地表明了中国近代文学的重要性，没有中国近代文学便没有中国现代文学，“过渡”其实就是“变革”，就是“挣扎”和“阵痛”，就是创新，所以，中国近代文学是充满了内在矛盾、紧张和张力的文学，是最富于生机和活力的文学，有很多经验和启示值得深入研究。 从过渡性视角看，近代文学上承古代文学，下启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转型的关键时期，“是新的进步的文学萌芽、生发、不断探索前进的过程，也是旧的封建正统文学延续、挣扎逐渐萎缩收束的过程”，“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的脱胎和先声，尽管它并没有产生足以震惊世界文坛的第一流的作家和作品，但其成就和承前启后的意义却是不可低估的”。“中国近代文学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它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二、中国近代文学的“近代”含义 在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以晚清七十年间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一般均以“晚清”命名。这一时期，虽然也早已有了“近代”或“近代文学”的说法，但这“近代”或“近代文学”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并不是专指晚清七十年间文学而言。如1914年，江阴人吴芹编辑出版《近代名人文选》，所谓“近代”，是指清末民初；1918年沃丘仲子所撰《近代名人小传》之“近代”，指晚清光绪、宣统两朝；1917年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说“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所说的“近代文学”是指整个元明清文学；1932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认为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而终止于“五四”运动之前；1929年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的“近代”则开始于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与陈子展的著作几乎同时问世的卢冀野《近代中国文学讲话》,在序言中称其“近代”是“从同光说起”，但具体到各种文体，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讲戏曲更是从明末清初的李渔开始；1935年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始于王闿运终于胡适，实际上也是指清末民初的文学，但用“现代”来代替“近代”。 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所谓“近代文学”的概念一直是很模糊的，并不是专指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这八十年间的文学。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这是第一部以“近代文学”命名的文学研究著作，所研究的时段自1940年鸦片战争始至1919年“五四”运动止，比我们通常所说的晚清七十年往后延续了八九年。王德威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是非常有道理的。五四新文学本质上是一个文学的大收获，而五四新文学的建构过程则起始于五四之前的近代，这种建构包括文学观念的建构、文体建构、现代思想体系的建构、语言建构以及更为深层的整个文化类型的建构。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五四不过是一个结果，而近代更表现为一种过程。结果是重要的，但过程同样是重要的。 此后“近代文学”的研究处于长期的停顿状态，至“文革”时期更是一片空白。直至1981年开始有“近代文学”命名的著作出现，该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近代文学研究组编写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集（概论卷）》。 三、中国近代文学的上下限 不论是将古代文学下延还是将现代文学上溯，都不能不承认在古今文学之间存在着一个既与之有联系、又与之有区别的地带，而这个联系、区别正构成了近代文学的特性，或称之为“过渡”期文学，或称之为“转型”期文学。关键是“过渡”“转型”始于何时，终于何时？新出的文学史有的把古代文学下延到辛亥民国建立，有的把现代文学上探到20世纪初，显然这两种思路都是不认可1840年把清代文学断开。 1840年成为近代文学的上限是解放后五六十年代的事情。早在20世纪20年代，学人们就开始关注近代文学，但是并没有形成上下限的统一意见。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提出重视近代史的研究，新中国建立后，又多次强调加强对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学术界有组织地展开研究，中国社科院成立近代史所，地方大学出现了近代史研究所或中心，而近代史的上下限也基本出自毛泽东的论述。在这种背景下，近代文学作为文学史中独立的段落也成了题中之义，近代文学的上下限基本承袭了近代史的上下限，即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近代文学史的上下限是否一定要与历史学科对应？“近代”是一个相对的历史概念，根据当代历史学科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变迁的方向与社会生活的差异而定名。历史学科一般为了方便起见，或者以改朝换代为界，或者以历史大事件为界划分历史段落。文学的段落是要与历史学科保持一致，还是应该区别对待？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决定一定的上层建筑。因此，中外文学史往往是按照历史阶段划分文学段落的。但是这些都不能说明，中国近代文学史就一定要与近代史的上限亦步亦趋。首先，鸦片战争作为当时中国的局部战争，并没有对中国社会发生全面的影响，它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有根本的不同。鸦片战争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一方面暴露了清王朝面对新的挑战的无能颟顸，使独立自主的国家陷入了被盘剥、胁迫、控制的危局之中；另一方面则惊醒了朝野上下的天朝大梦，促进了已然流行了数十年改革思潮的发展。其次，古代文学经历了清初、清中期的兴盛，伴随清王朝由盛转衰，文学的变迁也悄然开始，但是这种变迁不是始于鸦片战争，而是早在之前二三十年就已经出现。 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第一性的同时，也充分重视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尊重意识形态自身的发展逻辑。文学是一种艺术，它既是一种思想情感的表达，还是一种审美形式的创造，有很强的形式感，对传统有很深的依赖，发展步履蕴藏着丰富的学理性。乾嘉时期，古代文学基本完成了自身的运动形态，一方面继续在传统文学系统中寻觅新的动力，另一方面文学与世运相通，它比历史的转折更敏感，其精神气质表现出相对的超前性。古代诗歌、小说、戏剧在清中期兴盛之后，东南沿海的一场贸易之战，文学充其量是在少数作家笔下出现了反映外来经济、军事势力入侵的题材，除了这种势力来自中华民族以外，应该说对文学进程的影响是有限的。 1. 近代文学的上限 近代前期最重要的文学现象是宋诗派的崛起和桐城派的承续，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是龚自珍，最突出的文学思潮是贯注着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激于内忧外患而产生的文学干预、批判精神。 诗歌宗宋是近代诗风中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作家较多的诗歌流派。文学史称道咸年间的为宋诗派或宋诗运动。宋诗派形成于道光前期，开创者是程恩泽、祁寯藻。陈衍《石遗室诗话》：前清诗学，道光以来，一大关捩。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有清一代诗学，至道咸始极其变，至同光乃极其盛。 前辈学人反复提到的道咸，不是指道光、咸丰之间，而是指完整的道光、咸丰时期。陈衍的话比较强调“道咸以来”，王揖唐特别评论程恩泽，程卒于道光十七年（1837），自然指道光前期。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开篇就界定“道咸”所指：“晚清道咸以后，为世局转变一大关捩，史家有断为近代者。本文论诗，标题曰近代诗者，非惟沿史家通例，亦以有清一代诗学，至道咸始极其变，至同光乃极其盛，故本题范畴，断自道光初元。”明确指出“道咸”段自道光初元。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如果我们完整地叙述这一诗歌流派，就必须打破1840年的界限，上溯到程恩泽、祁寯藻活跃诗坛的道光初。程恩泽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祁寯藻嘉庆十九年进士，他们的文学唱和活动发生在道光初年。 桐城派在近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梅曾亮为代表的道光时期；二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派时期；三是曾门弟子活跃的光、宣、民初时期。文学史如果对桐城派由姚鼐到其弟子们的承续作完整而连续性的介绍，以1840年为上限显然是不够的。 龚自珍是近代文学具有标志性的人物。作为近代文学的开山者，他最大的特点是“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但是，鸦片战争发生的第二年龚自珍就去世了，他的创作活动基本上发生于嘉庆末和道光前期。龚自珍所有的重要作品，包括著名的《己亥杂诗》三百一十五首、《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全部作于1840年以前。由此可见，近代文学史关于龚自珍的论述基本是近代前的创作。 2. 近代文学的下限 近代文学的下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基础，形成了“五四”运动说。八九十年代，近代史研究将近代史的下限延伸到1949年，主要依据是社会形态——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受其影响，1985年中山大学召开了“中国近代文学特点、性质和分期”的专题研讨会，会议围绕着近代文学的上下限展开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呈现出多种意见，其中有人提出了近代文学的下限应延至1949年。这次会议正如邓绍基所期待的那样：“要通过分期讨论的实践，进一步从理论上把文学史研究与一般历史学研究的关系阐述清楚，至少是作出带理论色彩的说明。”邓先生针对当时的研究现状特别强调要警惕把文学史研究变成史学研究的“附庸”。 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制度、教育体制、文化结构、学术观念、文学体系均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国文学确立了新的方向，文学由之前的以传统文学为主流而变为新旧文学双水并流的局面，而且新文学势头壮旺，有取而代之的趋向。尽管还有一大批作家延续古典文学的体制，但已经是明日黄花，他们的文学由主流文学变为边缘文学，因此，“五四”作为一个分界线未尝不可。 四、中国近代文学的分期 从嘉道之际开始到“五四”百年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极其动荡的时期，外侮内乱，接踵而至。近代文学发展既与社会思潮、历史事件有关系，又有自己运行的轨迹。当前学术界关于近代文学的分期主要有两种分法：一种是以启蒙、改良、革命的社会思潮或历史大事件为依据的三段、四段分法；一种以甲午战争或者戊戌变法为界的两段分法。这些分期法，基本上都能在五六十年代近代史的分期讨论中寻找到出处，其理论依据也大致相同，即阶级斗争、社会矛盾的线索。例如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近代部分的三段分法：1840—1894为资产阶级启蒙时期文学；1894—1905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1905—1919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其依据主要来自范文澜、孙守任关于近代史的分期，只是他们将近代史分为四期，前两期为1840—1864，即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时期；1864—1894，即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段。北大本文学史把这两期合并为一期，后边的两期与范、孙完全相同。再比如郭延礼先生《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三段分法：1840—1873（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文学），1873—1905（资产阶级改良时期的文学），1905—1919（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文学），则来源于章开沅对近代史的分期。这种借助社会思潮区分文学史阶段的分法，在八九十年代后出版的近代文学史有所改变，出现了以历史大事件为中心的模糊分期法，如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1988）分为鸦片战争与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文学的萌生与古典文学的衰落期；维新变法时期——近代文学的形成与飞跃期；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时期——近代文学的拓展与蜕变期。管林、钟贤培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2009)“鸦片战争到19世纪70年代初为近代文学的发轫期；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甲午战争为近代文学的发展期；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为近代文学的繁荣期；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为近代文学的低潮期与新文学的萌芽期。”这种分期法也与八九十年代近代史分期讨论同步，如李时岳以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趋势为线索把近代史分为太平天国时期、洋务运动时期、戊戌变法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可见，直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近代文学的分期很大程度上受近代史分期的影响。 近代文学研究对近代史研究的过度依赖还表现在研究思路与理论范式的使用。近代史研究由于受毛泽东关于新旧民主主义理论的影响，长时间内讨论近代史的性质，因此有五四前为旧民主主义、五四后为新民主主义的结论，旧民主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不彻底性等局限，许多问题要依靠新民主主义来解决。受此影响，近代文学领域曾用很长时间讨论近代文学的性质，把近代文学归结为过渡期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以及爱国主义的文学；新时期以来，历史学科冲出了贴标签的研究思路，切合现实，古今转换以及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成了历史学科最为热闹的论题，标志性成果是1996年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主编出版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一书，近代文学受其影响，也对近代文学的性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提出近代文学是转型期文学。文史研究互相借鉴是必须的，也是难免的，但是亦步亦趋地依赖，说明近代文学研究独立性的缺失。 20世纪50年代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学术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近代史研究呈现出新面貌。如近代史的下限，基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态的认识，为了“体现历史的连贯性和不同内容叙述的完整性”，形成比较通行的观点是1949年说。关于近代史阶段的划分，更注重历史变迁的连续性和逻辑关系，过程超过了事件。和过去相较，历史的认知方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此外，近代专门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针对相关研究对象提出了各自的分期法。例如近代军事史的分期，就不同于近代外交史的分期。这些情况都说明，近代文学的分期在今天有重新探讨的必要。近代文学史如同近代其他专门史一样，应该根据文学的特殊性确定自己的分期。 文学史分期最能表现叙述者的立场。甲午战争或戊戌变法为界的两段论者，主要依据是西学东渐的程度，而支撑这种观点来自于一种不自觉的优越性，即文学史叙述者就是文学史价值判断者，遵循传统较多的文学流派是保守落后的，而趋新西化的是进步的，因而文学史分期考虑的主要是进步的趋新的节点，而“保守落后”的文学流派、现象以及作家都不作为划分段落的考虑因素。这种分法可以说是典型的立场决定观念、观念决定历史的表现。再如三段论者把同盟会成立作为文学分期的标志，认为戊戌变法前后与辛亥革命前后的经济基础、阶级斗争、思想领域、文艺思潮都有很大不同。1905年以前是改良主义的文学，1905年后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如此断然区分文学史的阶段，只能适应一小部分革命派作家，而没有考虑整个文学领域的各种文体与文学流派的相对完整性。文学史分期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提前、延后一定的时间都是可以理解的。而1905年到1919年只有十几年时间划分出一个段落，无非是要强调辛亥革命的重要性，加重辛亥革命时期作家的份量。这样的思路早已说明：“那些提倡从外在因素研究文学的人士，在研究时都以不同程度的僵硬态度应用了决定论式的起因解释法……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 20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在政治干预学术的背景下确立了“近代文学”的地位。于是，按照当时盛行的“阶级斗争”观点，按照作家的政治态度、阶级立场等将作家和作品进行归类、排队，便是当时文学研究中流行的做法，八十年间的文学被简单地划分为“进步文学”与“反动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与“反现实主义文学”，并且认为“近代文学”的发展贯穿着进步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与反动文学、反现实主义文学的斗争。于是，龚自珍、魏源等鸦片战争时期的作家，黄遵宪等“诗界革命”的作家，柳亚子等“南社”作家，秋瑾等辛亥革命时期的作家，是进步的、现实主义的，而宋诗派、同光体作家、近代桐城派等坚持传统诗文理念的作家或流派以及鸳鸯蝴蝶派等作家，便是反动的、反现实主义的。五十年代后期“大跃进”时期大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如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的“近代文学”部分、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学生编著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等均是如此。就是游国恩等五位先生在六十年代主编并作为高等院校中文系教材的《中国文学史》的“近代文学”部分，也有着明显的这种痕迹。 于是，“近代文学”也就被划分成了三个时段或四个时段，比较通行的是划分为三个时段，即“资产阶级启蒙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时期”或“维新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五、中国近代文学的前后期 近代文学的分期，第一，应该充分考虑近代文学发展阶段的相对完整性，不至于使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被割裂；第二，尽量全面考量近代文学各种文体、风格、作家群体，而减少由于某种价值判断用局部、个别替代其他；第三，文学史尽可能协调好叙述者与判断者的角色。基于此，认为百年近代文学史分为两期：道光、咸丰、同治50余年为前期；光绪、宣统及民初近50年为后期。 1. 近代文学的前期 近代文学前期，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内乱。这一时期，中国人思想文化观念最大的变化就是由经世致用到主动认识外国文化、接受外国文化，洋务运动在多层面展开。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一是以龚魏为代表的经世派文学家兴起；一是宋诗派成为诗坛主流；一是桐城文派再度称盛，并产生了湘乡文派；一是小说类型的畸变。这些文学现象在这50年余间得到了完整的呈现。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作家，大多生于乾隆末，文坛上产生影响在嘉道之际和道咸时期。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姚莹、张维屏、张际亮、陆嵩、鲁一同、贝青乔等诗人都是如此。到同治初年，他们陆续谢世，也就是说这一批诗人活跃于近代前40年的文坛。这一派诗人把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融注到文学之中，心系天下，臧否政治，呼吁改革，抒发小雅变徵之音，高扬文学的批判大旗，扭转了乾隆以来博雅流利、涂泽风华的盛世之音。 宋诗派崛起略晚于龚魏一派，程恩泽、祁寯藻都是嘉庆末进入朝廷，道光初年活跃于京师文坛，后随着他们奉使或主考乡试、或执掌一方教育，形成了弟子门生网络，宋诗派得以形成。而这一派诗人大多卒于咸丰、同治时期，如祁寯藻卒于同治五年（1866），郑珍卒于同治三年（1864），何绍基卒于同治十二年（1873），莫友芝卒于同治十年（1871），金和卒于光绪五年（1885），江湜卒于同治五年（1866）。这批诗人中，程恩泽早卒（道光十七年），邓显鹤年迈而卒（咸丰元年，1851），金和虽卒年稍晚，而文学丰产期是在太平天国占领南京期间。这个诗人群体多数学术渊雅，汉宋兼融，经历战乱，痛及身心。其诗植体杜、韩、苏、黄，“典赡排奡，理厚思沈”。 桐城派之祖姚鼐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使其古文事业发扬光大的是梅曾亮，梅曾亮之后是曾国藩，曾国藩之后是曾门弟子。曾门弟子主要活跃于光绪之后，而梅、曾的文学活动主要在道咸同时期。 2. 近代文学的后期 近代文学的后期比较复杂，表现出近代文学典型的特点：传统诗文的结穴和新文学的萌生。结穴不是标志消亡的结束，也不是承载新旧的过渡，而是一种收拢、归束、集结。我们称晚清文学是传统文学的结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界定的。同、光之际，诗人们借助所谓的“中兴”得以痛定思痛，切磋声诗；甲午之后，外侮方殷，诗人们悯时念乱，质有其文。除了占据诗坛主流的同光体外，各种诗学齐头并进，犹如回光返照在进入结穴的霎那间不无灿烂的美丽。诸如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派，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唐诗派等，都有不俗的表现，他们在诗歌美学上各有师承，发扬蹈厉，以其丰硕的创作成绩为古典诗歌曲终奏雅。古文“湘乡”弟子活跃于光、宣、民国初年，与时俱进，在古老的文体中注入时代内容。张裕钊、吴汝纶门下弟子极多，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贺涛、林纾等人承续桐城文脉，直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甚至狭邪小说都出现了《海上花列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新文学的滋生。 新文学的生长是一个伴随着清王朝开放步伐渐进的过程。继咸丰十一年（1861）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后，又设立了同文馆，西学以官方的渠道确立了东渐的通道，成为中国学问的一部分。在19世纪60年代，西方列强陆续在中国设立公使馆，并迫使中国遣使西方，设立常驻使节。光绪元年，郭嵩焘前往英国处理“马嘉理事件”，随即留任驻英公使，成为我国出使常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光绪二年后，驻外使馆与驻外使节陆续派出，使之成为一种外交的基本常态机制，而黄遵宪、黎庶昌等文学家就是最早的一批驻外公使。在新旧文学的转换中，黄遵宪无疑是标志性人物，其“吟到中华以外天”（《留别日本诸君子》）“新派诗”的创作历程始于其外交生涯。这一点早就有人指出，原稿本卷五至卷八的跋语可见一斑。何藻翔跋《人境庐诗》云：“四五卷以下，境界日进，雄襟伟抱，横绝五洲，奇才奇才!”丘逢甲跋云：“四卷以前为旧世界诗，四卷以后乃为新世界诗。茫茫诗海，手辟新洲，此诗世界之哥伦布也。变旧诗国为新诗国，惨淡经营，不酬其志不已。”温仲和跋云：“六七两卷，境皆为古人所未历之境，诗遂为古人所未有之诗。”钱笺《人境庐诗草》卷三为光绪三年至七年（1877—1881）出使日本期间的诗作；卷四是光绪八年至十一年（1878—1885）出使美国的诗作；卷六是光绪十六年十七年（1890—1891）出使英国的诗作，著名的《今别离》《登巴黎铁塔》《苏彝士运河》就是这卷中的诗；卷七是光绪十七年至二十年（1891—1894）出使新加坡的诗作。洋务运动逐渐深入、内外政治文化的交流冲突加剧，西学强势介入，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接刺激了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接受，西方文化成为一种引领时代前行的异质学术资源，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的“新学诗”就是企图借助新的学术资源改变诗歌在内容层面上的方向。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意识到了中国变革面临的文化层面、国民层面的阻力，把倡导文学革命作为突破口，“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曲改良”，掀开了新文学的序幕，而新文学借助的文化资源、学术资源主要是西学，企图借助异质学术资源改变文学的功能、素质、风格。与此同时，被禁锢的舆论借助报刊业全面放开，白话文运动乘势悄然兴起，这些文学上的潜移默化都为新文学的出现进行了铺垫。 这50年间是传统诗文的结穴和新文学的萌生时期，新旧文学地位的变化，犹如翘翘板。光绪以前，传统文学高高在上，几乎一家独大，新文学并不是没有征兆，但是低伏于不被注意的下面。而到了清末民初，这种形势在发生变化，形势发生逆转，新文学如朝日出渊，新鲜壮旺，大有成为主角的趋势。而这个逆转也不是像我们一般理解的那样，似乎是戊戌前后异军突起，它有一个渐进的过程。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传统学术彻底失去了在政治结构中核心价值的地位，失去了制度层面的支持；随着新型大学学科建制的完善，现代学术的格局逐渐明确，传统文学又失去了其学术层面的奥援。新文化运动使新旧文学的翘翘板形势发生反转，新文学处于翘翘板之顶端，则有待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 六、中国近代文学的突出特征 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发展，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型，而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就体现了这个转型的整个过程，所以，中国近代文学总体上可以说是过渡形态的文学，是转型期的中国文学。在一种更抽象的层次上，中国近代文学有它独特的艺术方式和艺术品格，具体地，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相比，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文学有这样一些突出的特征： 第一，近代文学没有像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那样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当然，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也不具有绝对的单纯性，其内部同样充满了不协调，充满了杂音，充满了紧张，但与近代文学相比，它们具有某种纯粹性，“古代”和“现代”既是时间概念，但更是性质概念，我们可以说，古代文学即古典性文学，其精神主要限于中国古代的儒、道、释等范围，所以，道、气、韵、味以及政治上的忠君、爱国、济世等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在艺术和思想上的鲜明个性；现代文学即现代性文学，其精神总体上表现为向西方学习，所以，科学、民主、自由、理性、民族、国家等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主题。在语言上，中国古代文学是古代汉语的文学，古代汉语是一种语言系统，与古代汉语的语言系统相一致，中国古代文学在思想上也具有体系性。中国现代文学是现代汉语的文学，现代汉语是一种新的语言系统，与现代汉语的语言系统相一致，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上也具有体系性。而近代文学则不同，“近代”在这里主要是一个时间概念，“近代”构不成一种精神品格。在语言上，没有“近代汉语”的命名，近代的汉语主体上是古代汉语，但已经有了异质，另一方面，现代汉语通过白话这一条途径以另起炉灶的方式开始兴起，并且咄咄逼人，大有对古代汉语取而代之的气势。所以，近代汉语是过渡性的、混杂性的、交错性的语言，是急剧变化的语言，它构不成独立的语言体系。语言的混杂性、不稳定性充分说明了近代文学在艺术特别是思想上的混杂性和不稳定性。所以，中国近代文学是缺乏主流的文学，是矛盾、冲突、充满内在张力的文学。 第二，近代文学不是充分类型化的文学。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是任何民族国家和任何时代的共同规律，近代社会发展速度和变革程度的幅度是巨大的。西方文化以汉语的方式大量输入，中西文化从交流到冲突到融合，这些都对中国近代社会和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发展、变革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文学也是这样，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式，从文学精神到文学体裁，中国近代都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处于变革之中的中国近代文学在类型上表现出缺乏稳定性以及相应的不成熟，即处于流动的状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是充分类型化”的含义。提到古代文学，我们马上就能联想到一系列的经典文类和经典作品，比如《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比如《离骚》、“三吏”、“三别”、《窦娥冤》、《红楼梦》等；提到现代文学，我们同样也能联想起一系列的经典文类和经典作品，比如话剧、新诗、小说、报告文学等，比如《雷雨》、《凤凰涅》、《阿Q正传》、《包身工》等。并且，不论是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它们的文类都具有整体性，即在精神上具有内在的联系。所以，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都是很成熟的文学，在文学类型上非常稳定。而近代文学则不同，既没有经典文类，又没有经典作家和作品。近代文学在文体上不稳定，在文学品格上不稳定，在文学类型上不稳定，在语言上不稳定，在文化精神上不稳定，一切都变动不居。 第三，近代文学是典型的变革时代的文学。其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对传统文学的否定都是空前的。但与五四新文学不同的是，它更多地是破坏旧文学而不是建设新文学，所以在创作实绩上它一直遭人批评。应该说，对于文学的发展，破旧立新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破坏对于文学的发展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但在一切都以作品为衡量标准的文学史观念之下，近代文学遭到否定就极在情理之中。与破坏相一致，近代文学一方面表现出巨大的探索和创造性，包括文学观念的探索与创造、文体的探索和创造、思想的探索和创造等，另一方面，近代文学又表现出空前的混乱与无序。对于有的人来说，老祖宗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而对于另外的人来说，传统的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对于有的人来说，西方就是洪水猛兽，是祸乱的根源，但对于另外的人来说，西方是良师益友，是救世的良药。还有各种各样的折中观念和选择。所以，中国近代文学总体上表现出多元的格局，包括文学价值多元、文学趣味多元、文学评价标准多元等。 参考文献 [1]孙之梅.对中国近代文学上下限分期的反思.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1卷第1期，75-85. [2]高 玉，梅新林.过渡_衔接与转型_重新定位中国近代文学. 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2期，167-173. [3]李 楠，徐金柱.近代有多现代_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_综述.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9年第6期，189-190. [4]付建舟.论中国近代文学的前现代性.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第3期，16-20. [5]郭延礼.试论中国近代文学精神.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第5 期，24-31. [6]周明初.晚清文学_抑或是近代文学_从晚清七十年间文学的命名说起.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3期，18-25. [7]袁进.中国近代文学叙述源头新探.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116-124. [8]王德威，陈平原，夏晓虹 等.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访谈.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2年第4期，4-10. [9]黄霖.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前瞻.中国文学研究. 2012年第4期，5 -6 [10]杨昌江.中国近代文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的近代新变.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08年第1期，1-4. [11]王运涛.中国近代文学之特征.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1期，60 -63. [12]陈子展. 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21. [13]郭延礼.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1 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37. [14]高玉，梅新林. 过渡、衔接与转型——重新定位中国近代文学[ J] .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2期：171.

© 本文版权归 大马哈鱼3号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 了解版权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