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前言

此书英文稿的写作，始于2012年，我当时刚刚完成另一部英文书稿《重构近代中国》的写作，该书梳理了20世纪以来中国史家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认知过程，探讨了其在历史叙事的建构上存在的根本问题。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上本书的续编，主要想探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对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重新认识问题。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成，离不开四个基本要素，即领土、人口、政府和主权。所以，我们要认识现代中国，至少须回答：中国作为一个以汉人为主体的内地各省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各边疆所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在19世纪之前是如何成形并得以维系的？它在19世纪被卷入世界范围的主权国家体系之后，是如何维持自身的生存尤其是既有疆域，并在国际上获得对其主权的确认的？20世纪以来不同形态的国家体制，又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和通过何种路径而形成的？归根到底，我们需要回答，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其疆域构成、族群组合和政权形态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她到底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现代民族国家，抑或一个在疆域整合和政治认同方面依然面临重重危机的非常态国家？这些问题不解释清楚，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正当性，及其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所建构的国际政治话语中的合法性，便会受到质疑。

其次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书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20世纪以来，海内外史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解读，通常是在革命或现代化叙事的主导下展开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大都是跟这些叙事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关注的，也是全国或地区范围内的长期结构性发展趋势。而历史书写背后的终极关怀，都跟革命/社会主义抑或现代化/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必然性、合法性相关。不过近二三十年来，上述宏大叙事和相关的问题意识已经从中外历史学家的视域中逐渐消退。在革命和现代化宏大叙事失去了往日魅力之后，人们纷纷埋头从事过去一直被边缘化的课题的研究，诸如妇女、性别、宗族、民间宗教、地方社会及各种边缘群体和边缘现象。这些枝节性的具体课题研究，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相关具体历史事实的了解，体现了其独到的学术价值；但是在宏大历史叙事缺位的情况下，新一代的历史书写也存在“碎片化”问题，人们无法——甚至也不愿意——把这些碎片加以拼凑，以了解它们在更为宽广的视域下所体现的历史意义。

因此，欲重新认识现代中国，有必要从过去宏大历史叙事的窠臼及“碎片化”的泥潭里解放出来，站在新千年的全球地缘政治的高度，重新探究对今日中国的历史认识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对当代中国不是仅仅从政权性质的角度加以界定，而是从更宽广的角度，把它定义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那么，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宏大叙事和概念架构，均有待重构。在前述组成现代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中，除政权外，还必须考虑到疆域、族群构成和主权形成问题；最为重要的是，政权本身也必须放在国家形成的宏观历史视野里加以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换句话说，是中国朝向一个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这一历史的时间跨度和涵盖范围，远远超出了过去以革命或现代化为主叙事的历史书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就目前学术界业已提出的跟现代中国国家的历史起源和可持续性相关的各种议题和认识，做出较为全面的、客观的解读。

基于这样一个意图，我在七年前就开始了本书的构思和断断续续的写作。在方法上，此书采用“宏观历史”(macrohistory)的研究路径。所谓宏观历史或大历史，这里有三层基本的含义。其一，它既不同于专门史，也不同于通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军事史、外交史等等专门史，各有自己的一套问题意识和概念体系，彼此之间界限分明，治专门史者也很少“跨界”做研究；而通史又面面俱到，无所不包，其分期又受既有的学科体系的约束。本书所采用的大历史路径，则有其独特的综合视角，即有选择地聚焦于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个关键变项，强调从这三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之中，探寻各个时期国家建构的轨迹。其二，中国的国家转型，是近世以来全球范围的国家形成过程的一部分；中国之走向现代国家的轨迹和动力，也必须置于世界史的视角下加以认识。因此，本书始终以西方及其他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为参照，观察外部各种力量的冲击与内部各种因素的交相作用，如何决定中国的国家转型在各阶段的走向和进展，从而识别国家形成的中国道路。其三，在时间跨度上，本书打破了国内外中国史学界所习惯的古代与近代、近代与现代之间的分期樊篱，把近三个多世纪的中国国家转型历史作为一个既有不同环节又前后贯通的完整过程。

这个写作计划所涉及的范围和时间跨度如此之广，要对每一时期、每个具体议题做第一手的原始档案资料的挖掘和研究，已不可能。所幸过去几十年来，有关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军政制度和财政经济的大批档案资料，以及各个时期重要历史人物的著述，均已印行；与此同时，中西学术界同行也已经出版了大量跟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财政、军事制度和人物思想相关的研究成果。本书各章的写作，大量引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均已一一注明。英文初稿写成后，由下列几位学者译成中文：

宋平明(第一、十、十一章)

林盼(第二、三章)

翟洪峰(第四、五章)

马德坤(第六章)

董丽琼(第七章)

李铁强(第八、九章)

在此谨向各位译者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译文经过我的仔细校对，部分内容也有所调整，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原版(Huaiyin Li,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1660—1950, Routledge, 2020)。书中观点和史实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竭诚欢迎同行和读者予以指正。

李怀印

2020年8月25日于奥斯汀